第一節 鄭玉的朱陸會同思想

第四章 鄭玉與「朱陸會同」

本章將分三節討論鄭玉與「朱陸會同」的問題。第一節將說明鄭玉的「朱陸 會同」思想，第二節將概說鄭玉以前「朱陸會同」的發展，第三節將說明與鄭玉 同時期的朱陸會同狀況。第一節將從鄭玉的家學與師承來看他吸收朱、陸思想的 狀況，作為論定鄭玉學術走向的參考。第二節將概述朱、陸學術在元代的發展脈 絡，探究鄭玉基於什麼樣的背景與契機提出「朱陸會同」的主張。第三節將論證 鄭玉在「會同」思想上的地位，並從與他同期的儒者思想裡，窺得「朱陸會同」

對往後的儒者可能產生的影響。

第一節 鄭玉的朱陸會同思想

本節將分兩個部分討論鄭玉在朱陸會同上的思想發展。第一部分偏向歷史性 的論證。將透過《師山集》 、 《宋元學案》及其它重要的地方志討論鄭玉的家學與 師承，再從家學與師承來看鄭玉對朱陸會同的初始態度。第二部分偏向哲學性的 論證。將透過《師山集》中鄭玉的自述以及相關文章討論鄭玉偏朱、偏陸的學術 傾向，其中若有變化，則以相應時間所作之文本為參證的資料。

一、 家學與師承對鄭玉思想形成的影響

透過鄭玉自述的師承與家法，不僅能掌握他的學術淵源，還能看出他對於 朱、陸學術異同的最初看法。在鄭玉為父親作的表誌中提到：

先君幼從先生鮑公雲龍游，學本知原，於孝弟尤篤。長遊京師，用薦者歷 絃歌、延陵、美化、江寧四鎮巡檢，陞淳安、祁門兩縣尉，改從仕郎泉州 錄事未上，以承事郎休寧縣尹致仕……至順二年四月癸亥(1331)卒於杭州 傳舍，年六十七，玉奉丧歸。

父親鄭千齡的師承是入元不仕的鮑雲龍，因為與鮑雲龍相關的資料很少，至多只 能說他是一位理學家。

要從鄭玉說的話來看鄭千齡的所學本原，十分困難。雖

1

〈先府君休寧縣尹方村阡表〉 ， 《師山集》，卷 8，頁 2-3。

2

有關鮑雲龍最詳盡的資料，見於明．何東序、汪尚寧所纂修嘉靖年間的徽州府志。 「鮑雲龍，

字景翔，歙楓口人，幼嗜書至忘食，博通經史， 《易》學尤精。…..嘗借同里鄭芑待試國庠，將 入棘闈，鄭疾卒，雲龍不就試。傾貲護居芑丧歸，次舉乃領鄉薦，已而省試不利，因絕意科場，

居鄉教授，潜心理學，有《天原發微》若干卷行世，又嘗有《大月令》 、 《筮萃研幾》 ，未傳」 ， 《北

然鄭千齡接受理學的薰陶，但是他並沒有成為著名的思想家。「家學」對於鄭玉 的影響，不單純地來自於學問相授，還有來自於鄭千齡治理地方的實際作為。鄭 千齡總是秉持毋枉勿縱、以民為重的原則來行事，對於地方教育的興治不遺餘 力，

其「不以發姦摘伏為能」 ， 「善政迭出，凡尉無能出其右者」

的施政，使得 隨侍在旁的鄭玉對父親的景仰日益深重。

鄭玉隨著鄭千齡從江寧、祁門到淳安，

除了親眼見到父親的治蹟，亦見到 父親做人做事的操守。鄭玉曾說：「先君子繼武入仕（繼祖父入仕之途），官至 休寧縣令，以操行著聞」。

另外，據《祁門縣志》記，鄭千齡任縣尉時，「察 奸息訟、除惡弭害，操守甚廉」，縣志裡又有「士民私諡曰正白先生，有司易其 所居『善福里』為『正白里』」

的記載。以上敘述都能與鄭玉在《師山集》中 所述的相關文字相合，特別是「改『善福里』為『貞白里』」一事，足以證明鄭 千齡在地方任官時所樹立的地位。

鄭千齡在淳安始創朱子祠堂是一項要事。這件事對於鄭玉未來的學術取向或 許產生了一些影響。延祐六年（1319） ，鄭千齡自祁門調至淳安，

同年十二月訪 廟學，他發現淳安未有朱子祠堂，於是在淳安縣蓋了一座朱文公祠堂。年僅二十 一歲的鄭玉曾因為此事，寫了一封信請王儀

作記，據王儀所記：

俾其子玉以書來曰： 「湻安，古歙之東鄉，今雖屬旁郡，然距新安不二百

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冊 19，[嘉靖]徽州府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隱逸卷之十 九，頁 387。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鮑雲龍治《易》採邵雍與朱子思想，《天原發微》舊入儒家類。

3

「先君為巡檢江寧時，有合陽寺僧失財而疑其儕。…先君因指玉語之曰： 『吾惟此一息，所欲 故入人於罪者如皦日。』因縱之。人以為縱盜。後得盜當途境上。尉祁門有盜牛者，時法盜牛 馬皆死，先君謂以畜故殺人非法意，故出之，盜得不死。在弦歌建弦歌書堂，日與諸生講誦其 中，盜賊自息。延陵有吳季子祠，時造祠下，示以敬慕，里俗為化。及攝祁門縣乃大修學校，

作興士類，至有薦名禮部者」， 〈先府君休寧縣尹方村阡表〉， 《師山集》，卷 8，頁 2-3。

4

清．李詩等編纂， 《湻安縣志》 （據清光緒十年刊本，台灣：成文出版社印行，1975），冊 2，

卷 6，治行，總頁 607-608。

5

由註 4 與以下敘述可知，鄭玉在十八歲以前已隨侍在父親身旁。 「泰定間（元年）先大夫為祁 門縣尉，閉戶不與人接，遇有疑獄，讀召縣史周榮之與語至夜分不散，余嘗疑而問之，先大夫 曰： 『是人存心恕且熟於律，不肯妄入人於罪，吾故咨焉。』」 〈周榮之墓表〉 ， 《師山集》 ，卷 8，

頁 7。

6

〈鄭氏族譜序〉 ， 《師山遺文》，卷 1，頁 13-14。

7

清．王讓等編纂， 《祁門縣志》 （據清道光七年刊本，台灣：成文出版社印行，1985），冊 2，

卷 21，總頁 718。

8

清．李詩等編纂， 《湻安縣志》 ，冊 2，卷 6，治行，總頁 607。

9

鄭玉與王儀的關係可參以下資料： 「先生姓王氏諱儀，字仲履，新安婺源縣人…….玉於先生為 諸生弟子，先生常以伯仲視予，且謂予詩似邵康節，又似陳希夷。」參〈王仲履先生詩集序〉，

《師山集》，卷 3，頁 12-13。

里。朱子之沒僅百餘年，所謂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若此其 甚者。此家君建祠之意，幸得文以記之。」

不管是出於己意或由父親授意，由王儀引用的文句裡，不難讀出鄭玉對於鄭千齡 新建朱文公祠堂的認同。鄭氏出身於徽州，來到江西治縣，心中未存壁壘分明的 朱、陸學術門戶之見，除了「構晦安之祠」一事，尚有「表融堂之墓」之事。

鄭 千齡對於他自己的治事有以下說法：

予既為朱子立祠學宮，復表融堂先生之墓。所以息黨同伐異之論，而為至 當精一之歸。夫陸氏之所以異於朱子者，非若異端之別為一端緒也。特所 見出於高明，而或謂智者過之耳。今之學者，發言盈庭，宗朱之說慨行，

毀陸之議肆起，豈善學前輩者哉！且朱子之言無極，天下之公言也；象山 之議無極，亦天下之公言也。偶其所見有不同，故終身有不茍合者。後之 黨朱而伐陸者，又豈天下之公言哉！

鄭千齡對於朱陸學術的同異以及當時的學風亦有看法，這段文字反映了開科 後三年，元仁宗朝「宗朱黜陸」的學術風氣。鄭千齡以為，朱陸之異的產生，不 是為了反對某一方為開始，而是緣於兩人性格或見解之差異而造成不同。即使兩 方終究各有堅持、不能「合同」 ， 「黨同伐異」的學風不是朱熹與陸九淵立學的初 衷。鄭千齡傾向站在兩家學術之「同」來看朱陸學術，敘述性地略說出朱陸在「太 極」的論點各自成「天下之公言」 。

如果鄭千齡在此時期的思想對鄭玉產生了影響，那麼，淳安侍親期間便是鄭 玉「朱陸會同」思想的種子落下的時候。鄭玉在淳安的時間至少三年，約在十八 到二十一歲之間。在這三年間，鄭玉接觸了不少淳安學者，於諸位先生身上吸收 了陸學的養分。鄭玉五十五歲左右對於自己在淳安的學習經驗有如下的自述：

10

元．王儀， 〈新建朱文公祠堂記〉 ，收於《湻安縣志》 ，冊 4，卷 13，藝文，總頁 1291。

11

《湻安縣志》讚美鄭千齡在湻安的政績： 「構晦安之祠，表融堂之墓，闢梅隱之軒，新南部之 廟。善政迭出，凡尉無出其右者」 ，冊 2，卷 6，治行，總頁 607-608。

程黟南， 〈貞白先生鄭公千齡行狀〉亦記： 「立朱子之祠，表錢公之墓，修淳安志書，舉邑士吳 君暾、洪君震老、夏君溥充試有司，後皆知名」 ，收於程敏政， 《新安文獻志》，冊 3，卷 86，

行實 吏治，頁 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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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千齡， 〈貞白鄭氏表融堂錢先生墓略〉 ，收於明．程敏政等撰，吳長庚主編《朱陸學術考辨

五種》中的《道一編》（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卷 5，頁 75。

余往年嘗留淳安，見其間深山長谷，多先生長者，因就學焉而有所得。則 余之學也，亦淳安之學耳。今因執事而詳陳之。僕於朝陽（吳暾）則師之

矣，大之（夏溥）、君實（洪頥）則友之者也。盖學問本朝陽，而文字與 大之相表裏，君實又往來討論賛襄之力惟多。如是者兩三年，而後僕於學

問之淵源、文字之闗鍵，始畧識其一二。

鄭玉記載了當年在淳安的師承與交遊狀況。他師事吳暾，與夏溥、洪賾交遊。

有 關這三人的生平，依序略述如下。 《宋元學案》中吳暾小傳： 「先生弟子最盛。鄭 師山之侍其父于淳安也，受業三年，其後師山雖為朱子之學，然追溯生平得力，

必曰自朝陽先生云。」

吳暾是象山的四傳弟子，自象山三傳弟子錢時在淳安講 學以後，淳安地區的陸學發展得很興盛，錢時傳夏希賢，夏希賢傳吳暾，吳暾以

《春秋》教授，成泰定間進士。《宋元學案》記夏溥直承家學。夏溥是夏希賢的 次子，

夏希賢師事錢時。吳暾也曾師事於夏希賢。

這代表夏溥的學術取向偏向 陸學。洪賾，字君實，後字本一，他的族祖洪夢炎曾登慈湖之門，他與夏溥一般，

受家學影響至深。洪賾又與淳安諸老交遊，所聞所學也是陸學。

無怪乎《宋元學案》會說鄭玉是陸象山的五傳第子。《師山集》有兩處說到 了這段十八到二十一歲的淳安之學，其一是〈答童清一書〉，其二是〈洪本一先 生墓誌銘〉 。鄭玉在〈洪本一先生墓誌銘〉說到洪震老（復翁）是他事而資之的 學者，而洪震老擅長於詩，個性耿介，在鄉里間隱居授徒，也是陸學學者。

13

〈答童一清書〉 ， 《師山遺文》，卷 3，頁 10。

這一段文字與〈洪本一先生墓誌銘〉中， 「昔先君子作尉淳安，余在侍傍得游淳安諸先生間。

吳暾（朝陽）先生則所師也，洪震老（復翁）先生、夏溥(大之)先生則所事而資之也，洪頥（君 實）先生則所友也」大致相同，亦可交相參照。 《師山集》，卷 7，頁 9。

14

筆者按： 《宋元學案》將鄭玉視為夏大之的門人，我認為不妥當。夏溥雖然對鄭玉多有啟發，

但是仍缺乏足以說明兩人師生關係的證據。

15

《宋元學案》 〈慈湖學案〉 ，卷 74，頁 28。

16

「夏希賢，字自然，淳安（建德路，在歙縣僅一鄰之隔）人也。融堂弟子。 （雲濠案：一本作 慈湖弟子。攷《嚴陵志》，言先生之學，嘗會其極于象山、慈湖之要，未言受學于慈湖。）究明 性理，洞見本原，杜門不出者三十餘年。家無隔宿之儲，而泰然自如，學者皆稱為自然先生。

三子皆承其學，而仲子溥最著。（補。）」 《宋元學案》 ，〈慈湖學案〉 ，卷 74，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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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暾，字朝陽，淳安人也。八歲能詩文，留心性理之學。嚴陵自融堂（錢時）講學後，弟子 極盛。入元，則夏自然為大師，而先生接之而出，以《春秋》教授，成泰定進士。其官番陽也，

土貢皆以金，然非滇中葉金則不中格，民苦之，先生力言于朝，始得以常金入貢。陞鎮平尹，

兼知軍事，轉峽州路經歷，所至皆有聲。未幾，解印綬去，授徒講學，以終其身。追贈翰林修 撰。先生弟子最盛。鄭師山之侍其父于淳安也，受業三年，其後師山雖為朱子之學，然追溯生 平得力，必曰自朝陽先生云。所著有《吳修撰集》 。」 《宋元學案》 ， 〈慈湖學案〉 ，卷 74，頁 28。

18

參〈洪本一墓誌銘〉 ， 「淳安自融堂錢氏從慈湖楊氏遊，而本一之族祖衢州府君夢炎，亦登其 門」，收於《師山集》卷 7，頁 10。

19

「洪震老，字復翁，淳安人也。私淑慈湖之學。延祐中，以薦入上都。與時相書，陳時事，鯁

以上的資料使得後世學者及《宋元學案》斷定鄭玉師出夏溥、吳暾、洪震老 之門，斷定其學術發展歷程是「由陸入朱」。其實《師山集》中另有兩段鄭玉的 自述，將會動搖這個定見。第一段文字是他在四十九歲說的：「余年十八九時，

從胡先生綠槐氏學」

礙於文獻的闕無，難以直接考證出胡綠槐的生平與學問，

僅能透過文獻的交叉比對，作出胡綠槐可能是徽州地方人士的判斷。

第二段文字記錄在五十二歲時所作的〈餘力稾〉中：

余年十數歲時，蒙昧未有知識，於前言往行無所擇，獨聞人誦朱子之言，

則疑其出於吾口也，聞人言朱子之道，則疑其發於吾心也。好之既深，為 之益力，不惟道理宗焉，而文章亦於是乎取正。

鄭玉在此說明自己十數歲時即對朱子之學產生興趣。從時間點上來討論，鄭玉在 徽州與淳安受學的時間至少有一年的重合。鄭玉自述受學於胡綠槐，也說自己師 於吳暾，我們若將十八歲定為鄭玉學術活動的開始，現在學者所言「十八歲以前 接受陸學，十八歲到三十五歲轉向朱學」

的狀況勢必要重新作考慮。由於鄭千 齡作官的地方都在歙縣的周圍，所以鄭玉在這段時間往來於家鄉與父親居官之

直不諱。已而棄去，隱居不仕。講道授徒，尤長于詩，有曰： 『白波九道自流雪，青玉一峰長拄 天。』世盛傳之。所著有《觀光集》一卷。鄭師山之學于淳安也，嘗曰：『朝陽先生，吾師之；

復翁、大之二先生，吾所資而事之；本一，吾友之。』 」 ，〈慈湖學案〉 ，卷 74，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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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十八九時，從胡先生綠槐氏學。明年先生與鄉舉，余以年不及格，不得行。先生之友 張子經氏實與偕行。未幾，子經自杭先歸，攜先生書過予，始得相識」， 〈燕耕讀堂詩序〉 ，《師 山集》 ，卷 3，頁 16。

21

將前註與《宋元學案》 〈師山學案〉的材料配合，胡綠槐可能是歙縣人。

「梓材謹案： 《萬姓統譜》載尚褧云： 『從學鄉先生張子經、胡孟成、鄭彥昭諸先生輩。』是其從 遊者不獨師山、石丘也。」

按：張文在，字子經，東溪人。見《婺源縣志》冊 7，人物 11，質行，總頁 2779。

「鮑熲，字絅，歙人，元山長深之子，從學鄉先正張子經、胡孟成、鄭彥昭諸先輩」，見明．

凌迪知著：《萬姓統譜》（據汲古閣藏板，台北：正光書局，1971），卷 84，總頁 1226。

「公姓鮑氏，諱熲，字尚褧……及長，從游於張子經、胡孟成、鄭彥昭諸先輩山長。公築『耕 讀堂』以延賢士大夫，而風林朱允升、白雲唐仲實、石泉周彥明，日夕過從，相與講求誦習」

參唐梧岡：〈前翰林修撰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同知耀州事鮑公熲行狀〉 ，《新安文獻 志》卷 95 下，冊 3，行實 文苑，頁 2427-2428。

按：耕讀堂為其父鮑深所築，見《師山集》 ，卷 4， 〈耕讀堂記〉 ， 「鮑生深築室於所居之前，為 委積之所，暇則絃歌其中，名以『耕讀』 ，請記於予」 ，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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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力槀序〉 ，《師山集》，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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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志遠以為，鄭玉在少年時期（十八歲以前） ，主要是接受陸學。青年時期（十八歲—三十五 歲）轉向朱學。中年時期（三十五歲—五十歲） ，其學術思想是「和會朱陸」 。晚年（五十歲——

六十歲），其學術思想從和會朱陸又轉向專心朱學。

地，也不無可能。

就地緣關係來看，胡綠槐的學術取向偏於朱學的可能性較大。胡綠槐若真是 朱學學者，鄭玉的學術思想究竟是「由陸入朱」或「由朱入陸」 ，即不容易切割 清楚。胡綠槐若非朱學學者，照鄭玉所言： 「余年十數歲時，蒙昧未有知識，於 前言往行無所擇，獨聞人誦朱子之言，則疑其出於吾口也，聞人言朱子之道，則 疑其發於吾心也。」他對朱學的興趣便是自行體會、自己體貼得來的。

汪克寬為鄭玉所作的行狀也記： 「才十歲，聞人誦朱子之言則喜其契於吾心 也，聞人論朱子之道則喜其切於吾身也，於是日誦《四書》 ，玩味朱子之說而紬 繹之，沉潜反覆，久而融會貫通得其旨趣。」

與前段鄭玉自述合起來看，兩段 文字都說明了鄭玉年少時對朱子學的偏好多了一點。以上鄭玉的自述雖成於五十 二歲，不過因為是他自己說的，可信度自然就比他人的敘述要高。因此，鄭玉接 觸朱學的年紀早於二十歲，這也是幾乎可以確信的事。

根據以上論證，我認為鄭玉二十一歲以前的學術思想是兼取朱、陸之學。鄭 千齡在各方面對鄭玉所能產生的影響不容忽視，而鄭玉在家鄉時與朱學師友交 遊，在淳安時與陸學師友交遊的可能性也很高。年輕的鄭玉未明顯的針對朱陸兩 派後學在門戶上的偏見發表意見，也未有藉貶抑一方以增美另一方的心態。據地 方志與《宋元學案》記載，吳暾長於《春秋》 ，洪震老長於《詩》 ，是故鄭玉在淳 安的期間的博觀不限於思想上的博觀。因此，鄭玉為學最初始的狀態是在文學、

思想上博覽進取，對於朱學或陸學以及元代學風仍未有具體的比較、評議。

二、鄭玉會同朱陸「右朱」或「右陸」辨疑

鄭玉的學術活動時間大概有四十三年左右，鄭玉十八到二十一歲是兼取朱、

陸學問，三十歲以後在方法論上偏向朱學，三十五歲以前對於學問與學風的反省 意見多。三十六歲到四十五歲間，幾乎不涉朱、陸異同的討論。四十六歲再提朱、

陸二人的學術成就，並對元代中期宗朱毀陸的學風表示極度不滿，以上是為鄭玉 一生對於「右朱」或是「右陸」的時間線索。以下即以時間為序，從《師山集》

裡可考的篇章作為辨析鄭玉「右朱」或「右陸」的材料，以決定鄭玉在不同時間 對「會同朱陸」此一問題的思想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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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克寬， 〈師山先生鄭公行狀〉， 《師山遺文》附錄，頁 2-3。

結束淳安之學，鄭玉侍親回鄉。

回鄉以後他專心在朱學上學習，其自述如 下：

余既侍親歸新安，益讀朱子之書，求朱子之道，若有所得者，本一亦盡棄 其舊所為，而從事於古人為己之學。淳安自融堂錢氏從慈湖楊氏遊，而本 一之族祖衢州府君夢炎，亦登其門，淳安之士皆明陸氏之學，及再會於錢 塘，則議論多不合，然交情益篤。

這段文字截取自鄭玉在五十五歲為洪賾作的墓誌銘。文中的「本一」 ，即是 在淳安與之交遊的洪賾。洪賾，初字君實，後更名為本一。鄭玉在墓誌銘中回憶 了兩人的交遊過程與自己學術取向的轉變。文中所述洪賾「盡棄其舊所為」，舊 所為是指詞章詩文之學，而所從事的「古人為己之學」則是鄭玉說的「行不由知，

理以心覺」

的陸學。鄭玉離開淳安的時間是二十一歲，與洪賾分別之後的學術 進路雖各自不同，卻無礙兩人情誼。鄭玉歸新安以後，接觸朱學是多了一些，與 洪賾的學術取向也就漸行漸遠了。

目前我們能夠確定的是，鄭玉對於朱學、陸學的接觸都很早，三十歲以前，

鄭玉沒有具體的針對朱學、陸學中的歧義作比較。然而，三十歲以後，他開始對 朱學、陸學之異發表見解。在《師山集》中，確實講到朱、陸異同的篇章有三篇，

依時間先後順序：最早的一篇是青年時所作的〈與汪真卿書〉 ，

再者是〈送葛子 熙之武昌學錄序〉 ，

第三篇是〈洪本一墓誌銘〉 。

鄭玉三十歲左右的學術傾向是偏向朱學。由於〈與汪真卿書〉沒有標明寫作 時間，從有限的資料裡也無法查考汪真卿的生平，因此僅能藉由文中提到「曩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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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程黟南， 〈貞白先生鄭公千齡行狀〉記載，鄭千齡至順元年陞從仕郎、泉州錄事，至順二年 四月病逝於杭州傳舍，五月鄭玉（33 歲）奉柩歸於家，且卜葬嚴陵，隔年改淳安的善福里為貞 白里。 《新安文獻志》，冊 3，頁 2101。

按：依鄭千齡逝世的時間來推算，鄭玉從淳安回到新安的時間應該在三十歲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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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洪本一墓誌銘〉 ，收於《師山集》 ，卷 7，頁 10。按：此篇文章作成晚於至正 13 年 5 月（1353） ， 文中提到「玉於本一託交三十餘年」 、 「十有三年（至正）五月二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四」 ，故 推斷鄭玉時年 55 歲。

27

「本一日所為詩文古雅雋永，余甚愛而慕之，……余既侍親歸新安，益讀朱子之書，求朱子 之道，若有所得者，本一亦盡棄其舊所為，而從事於古人為己之學」 、「長江之西，大闡陸學，

行不由知，理以心覺」〈洪本一墓誌銘〉 ，收於《師山集》，卷 7，頁 13。

28

〈與汪真卿書〉 ， 《師山遺文》，卷 3，頁 5-8。

29

〈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錄序〉 ， 《師山集》 ，卷 3，頁 19-20。

同學時，某懵然未有知識，日用心句讀文詞之間而無有得焉。每聞吾兄之言，輒 斂容起敬，自以為非己可及。別去七八年，竟不得一見」

來作保守估計，鄭玉 作此文作於三十歲以後。

三十歲以後的鄭玉反省自己的學問，他說： 「某優游厭飫，為日既久，若有 所得，及以前所聞者讎之，往往不合，乃知道理在天地間，非真積力久、心融意 會，不可恍惚想像，以人而遽為去取也。」除了自我反省，他也針對當時的學風 作了以下的批評：

近時學者未知本領所在，先立異同，宗朱子則肆毁象山，黨陸氏則非議朱 子。此等皆是學術風俗之壞，殊非好氣象也。某嘗謂陸子静髙明不及明道，

縝宻不及晦菴，然其簡易光明之説，亦未始為無見之言也。故其徒傳之久 逺，施於政事卓然可觀，而無頽墮不振之習。但其教盡是畧下功夫，而無 先後之序，而其所見又不免有知者過之之失，故以之自修雖有餘，而學之 者恐有畫虎不成之弊。是學者自當學朱子之學，然亦不必謗象山也，此皆 以其知而言爾。至若行之之方，以敬為主，則不放肆而自心廣體胖，以謹 獨為要，則工夫無間斷而自强不息，雖聖人之純亦不已，皆由此進。

鄭玉這段文字所談的重心是當時學界之弊，為此，他提示了「知」 、 「行」的 方法，同時兼述了朱陸之異。同一篇文章裡更以大段文字來表示他對朱熹的崇 敬。

鄭玉以為「學者自當學朱子之學」的原因是陸九淵之學「其教盡是畧下功 夫，而無先後之序」 ，故鄭玉提供給偏離聖學的儒者們一項求學步驟上的建議，

此建議屬於「知」的建議。 「行」則是以「敬」 、 「謹獨」為方針， 「敬」 、 「謹獨」

其義即是第三章第一節裡論述的德行之學之重點，亦是儒學思想中的實踐方向。

雖然上段引文指出陸九淵學問具有「簡易光明」 、 「無頽墮不振之習」的優點，

但是鄭玉在全篇文章中，卻用了更多的筆墨拉抬朱熹的成就。鄭玉以為朱熹功同 孔孟。孟子以前，先民「所言者無非『理』 ，所行者無非『道』」 ；但是孟子以後，

30

〈與汪真卿書〉 ， 《師山遺文》，卷 3，頁 5。

31

〈與汪真卿書〉 ， 《師山遺文》，卷 3，頁 5。

32

「至吾新安朱子，盡取羣賢之書，析其異同，歸之至當。言無不契、道無不合，號集大成，功 與孔孟同科矣。使吾道在宇宙，如青天白日，萬象燦然，莫不畢見；如康衢砥道，東西南北，

無不可往；如通都大邑，千門萬户，列肆洞開。富商巨賈，輪輳輻集，所求無不可見，而天地

之秘、聖賢之妙，發揮無餘藴矣！」〈與汪真卿書〉， 《師山遺文》，卷 3，頁 6。

儒學呈現出倒退性的發展，人們才「以道寄聖賢」 ， 「以其知而言」 。歷代儒者不 復古人為己之學，反而往口舌辯給的途徑上走去，顯然儒學在元代的狀況亦是趨 於倒退。宋代周敦頤之前，雖然有董仲舒、韓愈等人欲復興儒學，卻陷溺於知「理」

不知「道」的窠臼。朱熹之功不止於集宋儒之大成，還修正了漢唐儒者僅知「理」 ， 而不知「道」的弊病。

儒學的復興要到知「理」知「道」的朱熹才算完成。

鄭玉以朱熹學術之功 來警示當時溺於「空言」 、的儒者，也以「先立一説，横於胸中」之語來警示朱 學與陸學的對立。

從鄭玉強調朱熹的學術成就，以及肯定他在為學方法上較陸 九淵為具體來看，我認為鄭玉三十歲以後的學術取向是偏於朱學。

在第二篇涉及朱陸討論的文字出現以前， 《師山集》中某些可考出時間的篇 章，提供了鄭玉「朱陸會同」思想的發展線索。鄭玉於二十三歲時所作的〈淳安 縣學修杏壇記〉即藉《春秋》中的歷史來為淳安縣修杏壇之事作記，他說： 「玉 謂《春秋》之法，聖人示人之意微矣。凡工役之興，巨細畢書，所以重民力也……」 。

36

二十五歲以後，他自述求功名的過程： 「予往來錢塘十年，時切切有功名志」 。

二十六歲時作一序，為因連坐去官的徐敏夫送行，內容談的則是唐宋文人儒者的 出處。

三十三歲逢父喪不久，鄭玉心境上的感傷流瀉成文字，對於一個理想士 人有如下的看法： 「古之學者憂道而不憂貧，正誼而不謀利，茍其心俯仰無所愧 怍，達則推以及人，窮則獨善於己。所謂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以之參贊化育可也，

以之垂世立教可也，豈但不辱其親乎？」

同年，為汪仲罕赴麗水任官之行作序。

而〈王仲履先生詩集序〉裡說自己三十四歲左右所作的詩，被王儀視為具有邵雍

33

「自孟子沒，詩書出秦火中，殘壞斷缺無一完備，重以漢儒章句之習，破碎支離；唐人文章 之弊，浮誇委靡，雖有董仲舒、韓愈之徒，或知『理』之當然，而終莫知『道』之所以然」 〈與 汪真卿書〉， 《師山遺文》，卷 3，頁 5。

34

「河南兩程夫子接蹟而起，相與倡明之而益大，以輝斯道，斷而復續、晦而復明，至吾新安 朱子，盡取羣賢之書，析其異同，歸之至當，言無不契、道無不合，號集大成」 ， 〈與汪真卿書〉，

《師山遺文》 ，卷 3，頁 5。

35

「今人之學是逰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元不離家，所見雖逺，而皆空言矣！此豈朱子畢盡精微 以教世之意哉？學者之得罪於聖門而負朱子也深矣……黨今日但當潜心聖賢之書，視之如軍 中之羽旄，如喪家之功布，進退俯仰，一隨其節，久而吾心與之為一，自有得焉。不可先立 一説，横於胸中，主為己見，而使私意得以横起，庶幾防邪存誠，雖有小失，隨時救正，不 致大謬。如此死而後已，以冀於道可入」 ，〈與汪真卿書〉， 《師山遺文》，卷 3，頁 6-7。

36

〈淳安縣學修杏壇記〉 ， 《師山集》，卷 4，頁 1。

37

〈日者堯民傳〉 ， 《師山遺文》，卷 4，頁 1。

38

〈送徐推官序〉 ， 《師山集》，卷 3，頁 8-9。

39

〈肯肯堂記〉 ，《師山集》，卷 4，頁 9。

以心觀物的特質和陳摶的風格。

三十五歲時，鄭玉贈序期勉唐白雲赴鄉試，序 中舉說元代考科的用意，同時以孝悌勉勵唐白雲。

整理鄭玉二十二歲到三十五歲的學術線索，可以得知鄭玉在學術上的琢磨有 以下數種傾向：第一是尊經崇古。第二是自己雖不再以科考為人生目標，但亦不 廢對元代開科制度的肯定。第三是他習慣以儒學義理來為自己或他人作勉。第四 是鄭玉的詩風蘊有道家逸氣。

嚴格來說，這些線索均不能作為鄭玉偏朱或偏陸的直接判斷，特別是第四 項，若遽以之論斷他的學術傾向略為偏陸，並不妥當。整體而言，我們最多只能 說鄭玉是個讀儒家經典，奉儒家思想為修身齊家圭臬的儒者。這一段時間，雖然 鄭玉景仰朱子的學問，卻未因此而取得功名。功名上的一無所獲，無妨於鄭玉對 於朱學和科考制度的認同。鄭玉的文學表現或許近道家、近禪學，但是他的言行 具有儒者風範，在這一段時間他感到有興趣的依舊是「為己之學」等基本問題。

至於鄭玉三十六歲所作〈靜虛齋記〉 、 〈弟璉名字說〉 ，則涉及了「存養省察 之功，脩己治人之學」 、

「責之以學」

的觀察討論。前者明確地援引周敦頤的

〈通書〉為「虛靜」 、 「明通公溥」作解釋；後者以聞一知二、多學、識之等意涵 為鄭璉勉學。

這些討論亦為鄭玉此時期的學術傾向並無偏向道家、陸學的證據。

四十一歲以後，鄭玉作〈王仲履先生詩集序〉 ，言及「延祐元年科舉初行，

當時未有陳腐之習，所得多山林實學之士」 。

四十二歲作〈晴旭樓記〉 ，文中所 言的「人之一身平旦之際，事物未接，氣體清明」 、 「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人 欲净盡、天理流行矣」 ，純是睹物懷人的心情抒發。

過著遺世獨立的人生，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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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於先生為諸生弟子，先生常以伯仲視予，謂予詩似邵康節又似陳希夷，嗚呼！先生沒今 七年矣，予詩進否？安得起先生而一論之？」收於〈王仲履先生詩集序〉， 《師山集》，卷 3，頁 13。按：此篇文章作於鄭玉四十一歲。

41

〈送唐仲實赴鄉試序〉 ， 《師山集》，卷 3，頁 10-11。

42

〈虛靜齋記〉 ，《師山集》，卷 4，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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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之名汝也，盖責之以學子貢之事也。子貢之多言不可學也，子貢之貨殖不可學也，晚而 得聞性與天道，豈復貨殖多言之子貢乎？盖其聞一知二之資，積以歳月之乆，多學識之之惑，

卒歸一貫之功。故自顔子以下，一人而已，其豈無可學者乎？汝之資質遲鈍，必千百昔人之功，

而使庶幾或冀其可進也。不然負先君子之教者，非特予也，汝且不免矣」〈弟璉名字說〉 ，《師 山遺文》，卷 2，頁 7。

44

這在第三章第一節已作過討論，因此不再贅述。

45

〈王仲履先生詩集序〉 ， 《師山集》，卷 3，頁 12-13。

46

「吾兄已隔幽顯，記尚未作，姪禮復以為請，予為之感今思昔，泫然流涕，抱禮以哭曰：吾尚

是潛伏在鄭玉思想中的一個願望；但即便有這樣的想法，他〈晴旭樓記〉中所說

「讀先世之遺書，考往哲之成法，斂之於吾身、驗之於行事」 ，仍突出了「為己」

的儒學本質。

本文認為自年少到中年，鄭玉皆未特意去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此論斷來自 於幾個角度的觀察，首先是與朱陸會同問題相關的討論在《師山集》裡中斷了十 年左右，據目前可考的文章來看，鄭玉三十六歲到四十五歲間作的詩文裡，均不 涉及朱陸會同問題的討論。其次是從他對學問的反省及當世學風的檢討視之，三 十歲以後的鄭玉不僅一次地突出宋儒在學術上的成就，但未以宋儒的成就作為發 揮的基點，再進一步作深廣的開拓。最後是鄭玉雖然明確地指出朱、陸後學的流 弊，同時就兩家流弊提出補救的建議，卻沒有試圖完成一套以為能完整嚴密地「會 同」朱陸哲學的架構。

一直到鄭玉四十六歲，第二篇涉及朱陸會同討論的文章〈送葛子熙之武昌學 錄序〉

才出現。這篇序提到了葛子熙拿著危素的書信，來拜訪他。對照危素

（1303-1372）的生平，至正二年（1342）他與修宋遼金三史，五年改國子助教，

七年除翰林參奉，二十年累遷中書參政；再者，危素的文集中收有〈送葛子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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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題記「丙戊年」 （至正六年，1346）。基於以上的證據，我將此文的寫作 時間定於鄭玉四十六歲。

四十六歲的鄭玉對於朱學與陸學的觀點如下：

以予觀之，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宻。盖各因 其質之所近而為學，故所入之塗有不同爾。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 豈有不同者哉？

忍記斯樓耶？晴旭，曉日也，日之初升，天地開明，萬象昭然，猶人之一身平旦之際，事物未 接，氣體清明，苟能因是以充之？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人欲净盡、天理流行矣。此王公名 樓之本意也。予聞泰山之巔有日觀焉，予嘗欲買扁舟、具杖屨至齊魯之故墟，登泰岱之絶頂，

收浩氣於清夜，覩旭日於扶桑，以廣夫平日之所是，然後歸卧樓中，讀先世之遺書，考往哲之 成法，斂之於吾

身、驗之於行事，以養乎平旦之氣，庶幾乎晴旭之功，而吾足九原不可作矣。能從我者，非汝 而誰？」〈晴旭樓記〉， 《師山遺文》，卷 1，頁 17。

47

〈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錄序〉 ， 《師山集》 ，卷 3，頁 19-20。

48

元．危素， 〈送葛子熙序

〉 ， 《說學齋稿》 （四庫全書珍本三集，v.293，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卷 3，頁 22-23。文中說到「廷議以為郡學錄縣教諭，仍檄行中書省用之」 ，另有一篇〈別友賦送 葛子熙序

〉 ，卷 1，頁 2-3。

49

〈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錄序〉 ， 《師山集》 ，卷 3，頁 19。

鄭玉站在兩家學術「同」的角度，來「整會其同」 ，對兩家之「異」 ，批評也客觀 公允。他指出，既然身在此世，所受之「教」不論是朱、陸，皆「同以天理為公、

同以人欲為私」 。朱、陸的立學點都在成聖合天德，最後的理想亦為成德成善。

朱學支離的原因在於學問的繁瑣，以及人事上的經驗與知識的繁瑣，陸學的簡 易、近禪是因為太過強調求其放心、以心為準，兩人「所入之途有不同爾」 。

雖說「朱子之說，教人為學之常也；陸子之說，髙才獨得之妙也，二家之學 亦各不能無弊焉？」

但是，鄭玉以為兩家後學不求其同而求其異，是造成兩方 學術水火不容的最大原因，所以他說：

况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為公、同以人欲 為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乎？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

江東之指江西則曰： 「此怪誕之行也」 ，江西之指江東則曰： 「此支離之說 也。」而其異益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

朱陸兩家學術各因其性而發展出不同的為學路徑，已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後人不 在朱陸主張的儒學內容上，也就是「同」的部分做深刻的發揮，反而拘泥於方法 之不同，以對方與已之「異」作細枝末節的攻擊點。

與他三十歲左右所寫的〈與汪真卿書〉相較，鄭玉對陸九淵學問「高明簡易」

的觀點沒有改變，也更明確地選擇站在朱陸「同」的立場去看兩家學術。雖然陸 九淵跟朱熹兩人的天分個性一是「高明」一是「篤實」 ，求學方法一是「簡易」

一是「邃密」 ，但是鄭玉以為，陸九淵跟朱熹的學問均將儒家基本問題置於學術 的中心。兩人對儒學的基本精神與目標相同的時候多，而方法上的不同，不代表 兩人學術存在優劣高下之分。

另一處小細節，即文中「同尊周孔」一語，我以為鄭玉的論述方式異於宋儒。

宋代以前多言「周孔」 ，宋代以後多言「孔孟」 ，鄭玉回歸到宋代以前言「周孔」，

但是論及聖賢也不遺漏孟子，因此鄭玉在會同朱陸以外，學術思考的方向也趨向 於復古，在當時來說，這不僅是一種向先秦儒學的回歸，也是一種對朱陸之爭的

50

〈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錄序〉 ， 《師山集》 ，卷 3，頁 19。

51

〈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錄序〉 ， 《師山集》 ，卷 3，頁 19-20。

調和。

在鄭玉眼中，朱子與陸九淵學說之異，也在〈太極圖〉上。鄭玉說「周程之 同以〈太極圖〉也，朱陸之異亦以〈太極圖〉也，一圖異同之間，二先生之學從 可知矣。」

兩人學術異雖異也，卻未有流弊。陸九淵兄弟認為「無極而太極」

的無極應該被剔除，因為太極之上再無其理；但是朱子認為「無極」雖無形，但 仍有理，故曰「無極而太極」 。鄭玉對於朱陸分歧的觀察點之一，在〈太極圖〉

上，卻未就差異處作深入的剖析。換言之，即使鄭玉注意到了朱熹與陸九淵在形 而上道德本體論的歧見，也未能帶領我們一窺此差異形成的根本性原因。

嚴格來說，鄭玉對朱、陸各自的學術沒有重大批評，而是對於後學流弊深有 感嘆。他說：

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妙，至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 之功；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於頽惰委靡而無以收 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哉？盖後之學者之流弊云爾。

由鄭玉嚴厲的批評可知，南宋時候朱、陸兩人互批的「近禪」 、 「支離」之病，

在元代已紛紛暴露。南宋朱熹、陸九淵原有立言垂教之功，然而兩家後學卻逐漸 偏離了「善學聖賢」的道路。元代陸學缺乏「致知之功」 ，朱學缺乏「力行之效」，

元代中期朱、陸後學之弊對於學術本身的進步並無幫助。我以為陸九淵與朱熹之 為「教」 ，此教已落人事，故「無極而太極」之異對鄭玉而言，本來就不是他最 刻重的關注點。

四十六歲到五十五歲間，與朱陸會同相關的線索更少，鄭玉將論述焦點置於 當時的學風上。鄭玉在五十歲作〈送王伯恂序〉 ，文中針對士人應試心態說「近 世科舉之士用心得失之間，得之則沾沾以喜，失之則戚戚以悲。至於皓首窮經，

終不聞道，甚者喪心失志，亦有之矣。」

十足不滿當時士人因科舉而荒廢求道 知本的狀況。即使科考的情形在不同時期的文章中都會出現，但是，以儒者自許 的鄭玉最關心的仍是士人「終不聞道」的狀況。

52

〈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錄序〉 ， 《師山集》 ，卷 3，頁 19-20。

53

〈送王伯恂序〉 ， 《師山遺文》，卷 1。

五十四歲作〈鮑仲安墓表〉，其言鮑仲安在向他請學之前是「諸子諸史以及 山經地志、岐黄醫書、孫呉兵法與夫佛氏經典、神仙家延年長生之說，無不研究」 ， 但以故人子弟來從師問學後，即以「前所學者皆誤也，吾今而後得聞聖賢之正學 矣。」之言反省學問，而後「日從事於五經四書，而尤盡心於《易》 」 。由此可見 鄭玉以四書五經授人、誨人。從鄭玉所言，鮑生就學於鄭玉後， 「講貫益精，踐 履益篤」 ，又能得出鄭玉不廢講學，同時強調踐履的學術風格。

第三篇涉及朱陸學術討論的文章是鄭玉五十五歲時作的〈洪本一墓誌銘〉 。 文中論及的是當年的鵝湖之會：

玉惟鵞湖之會，卒不能合朱陸之異同。而陸子猶曰「江東也無朱元晦，江 西也無陸子静」 ，盖不以其學之不同而廢天下之公言也。玉於本一託交三 十餘年，其所學雖若有不苟同者，銘墓之責又安得以此而廢彼哉？

鄭玉再次提到了朱陸之同異。即使鵝湖之會不能合兩家同異，但是鄭玉以為 兩人學術之正，均為「天下之公言」 。鄭玉並未分辨兩家之「異」 ，就這篇文章的 寫作時間來看，一直到五十五歲，鄭玉仍未有分別朱陸間孰優孰劣的分別心，在 文內亦未見絲毫貶抑陸學以增美朱學的語意。另外，淳安之學以後，偏向朱學的 鄭玉言自己與洪賾「所學雖若有不茍同者」 ，彷彿兩人的學問也並非完全的涇渭 分明。

透過本節的論證可知，鄭玉的思想一開始就不是單一地右朱或是右陸，二十 幾歲的博觀時期結束後，三十歲以後學術傾向偏向朱學的他僅是站在「偏重」的 立場來擇取所好，而非站在認同兩方學術為「互斥」的立場，以攻擊的方式來擇 取學術所好。四十六歲以後，他「會同」朱陸學術之同，以為兩家學術重心均在

「三綱五常仁義道德」 ，益發強調儒家學術的倫理、實踐問題，至此，朱陸同異 的分辨已非鄭玉思想的重心。我認為當時宗朱毀陸的學風是刺激鄭玉回到儒家基 本問題裡去作思索的重要契機，五十歲以後的鄭玉以五經四書為書院講學內容，

即有以先秦儒家為依歸的傾向。

針對本節「朱陸會同」的討論，我認為可歸納出以下幾個重要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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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本一先生墓誌銘〉 ， 《師山集》，卷 7，頁 12-13。

其一，與其說鄭玉是元代「會同朱陸」的思想家之一，不如說鄭玉是元代對 朱陸學術「思同不辨異」的思想家。他指出朱熹、陸九淵的學術各有優點，兩人 的缺點也並非無法規避。可惜鄭玉僅僅說到這裡，至於朱、陸學術應該如何各自 發展或調和，鄭玉沒有討論。他對學風的關注大於朱、陸二人學術義理的關注，

鄭玉僅述兩家學術「同」為「天下之公言」，卻未深刻分辨兩家學術「異」的原 因、發展。所以，從積極面來看，鄭玉在元代宗朱毀陸風氣下展現了未存門戶之 見的態度，實為難能可貴；從消極面來看，鄭玉未就南宋以後的朱陸歧異狀況作 出嚴而有法的討論，對「朱陸會同」的哲學性發展缺乏建樹。

其二，鄭玉的學術傾向大多來自於自省體會。淳安時期的家學與師承對青年 時期的鄭玉產生了影響，三十歲以後他為文則常言「吾新安朱子」 、 「吾師朱子」，

鄭玉進學的偏好已有取捨。但是一直到五十多歲，鄭玉對於十八到二十一歲之間 所接觸的陸學，始終沒有懊悔、貶損之意，甚至肯定陸學給了他正面的啟發。

其三，鄭玉對於元代中期兩家後學發展的關注，大於對朱、陸學術義理的關 注。對於儒家基本問題的重視又大於對元代朱陸之爭的重視。正由於鄭玉認識到 越是求朱陸學術之分，越是偏離兩位先生「垂世立教」的聖學之道，因此他重「合」

不重「分」 。但是流弊已成，鄭玉卻未根據兩家流弊提出補救的建議，他選擇的 方向是漸漸回歸到古典的儒學經典中去尋找「不支離」 、 「不近禪」的進學之方，

因此他重新強調為學之正，關心日用行常的倫理實踐；篤行德行之學，卻也不廢 見聞之學。

學界長期以來的刻板看法，認為鄭玉是元代中後期「朱陸會同」重要的人物 之一。上至《宋元學案》、下至近代的宋明理學史、元代思想史都將他的看法視 為「朱陸會同」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吳澄、虞集，他們的學術活動時間也都跨 足至元代中期，而與鄭玉同期並入明的趙汸，其「朱陸會同」的思想更具體。

本 文討論了鄭玉的思想發展，提供了元代中後期「朱陸會同」發展的一個側面，這 個側面將有助於我們了解元代儒者對「朱陸會同」問題的觀察。

第二節 鄭玉以前會同朱陸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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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附表二。

第二節的論述偏向歷史性的描述。本節將分三階段概述鄭玉以前會同朱陸的 狀 況 。 第 一 階 段 是 南 宋 時 期 ， 第 二 階 段 是 元 代 初 年 到 元 代 行 科 考 以 前

（1260-1313），第三階段是科考以後到鄭玉提出朱陸會同的主張（1314-）這段 時間。此種層次上的分段主要是基於兩個重要事件的考量，一是南宋鵝湖之會，

二是朱子學於元代延祐年間被定為官學。鄭玉的學術活動大部分已在本章的第一 節論述過，本節在作細部論述時，將會再次註明時間，以資了解鄭玉思想之繼承 與轉變的脈絡。

一、南宋

南宋時期有幾位會同朱陸的人物。其中鄱陽三湯氏、湯漢、龔霆松會同朱陸 的內容已無法得見，黃榦、明州四先生則是在主張上反對朱學與陸學的壁壘分 明。下面將以上述為朱陸會同歷史的發展綱要，再徵引相關文獻，以概述南宋時 期朱陸會同的狀況。

自南宋以來，學者對於朱學與陸學的差異多有所討論。淳熙二年（1175）經 呂祖謙居中牽線，朱熹與陸九淵兩人在鵝湖各自為自己的學問展開了辨說。這場 辯說，在陸、朱兩人死後，仍餘波不斷。這些不斷的餘波來自於朱、陸二人在學 問上的歧見，經由門人弟子的傳衍，日漸演變成兩家門人在學術上互相攻訐的焦 點。當朱熹與陸九淵在世時，兩家門人弟子尚會往來兩家之門請學、問學，惟各 取所需的人多，確實有意彌平朱、陸二家歧見的人少。由目前能見到的文獻來看，

南宋末年的三湯、程紹開是最早有意調和朱、陸兩家之說的學者。元初袁桷〈龔 氏四書朱陸會同序〉記：

淳祐（1241-1252）中，番陽（鄱陽）湯中氏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 文清公漢，益闡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

清代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也記：

鄱陽湯氏三先生，導源于南溪（柴中行） ，傳宗于西山（真德秀） 。而晦靜

（湯巾）由朱而入陸，傳之東澗（湯漢） ；晦靜又傳之徑畈（徐霖） 。楊(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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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袁桷， 〈龔氏四書朱陸會同序〉，收於《青容居士集》（臺北：中華書局，1966），卷 21，

頁 4。

簡)袁（袁燮）之後，陸學之一盛也。

除此之外， 《鮚埼亭集》裡的其它篇章亦數次提及湯氏三先生會同朱陸之事。

元 末趙汸亦言： 「盖嘗聞之湯氏家學祖朱宗陸，而且有取於莊氏之書，其以斯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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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桷與全祖望除了指出鄱陽三湯有「合朱陸之說」 ，卻沒有說明三湯氏究竟由什 麼角度來合朱陸之說。趙汸則是藉湯漢編《絕妙古今》一書，再探問「祖朱宗陸」

的內容。如今礙於文獻的闕無，後人無法窺得三湯氏究竟為朱學、陸學各補了些 什麼。再者，依袁桷作文的標題視之，我們無法得知龔霆松從哪個角度去「會同」

朱、陸兩家學說。

直至今日，湯氏、龔氏會同朱、陸學術的內涵仍舊無法得知。南宋學者如何「合 朱陸之說」實在是一個難以釐清的問題。但是在三湯氏之前尚有一人物，即是朱 熹之婿黃榦（1152-1221） 。黃榦雖未有具體會同朱陸之實，卻有效阻止了兩家後 學可能彼此攻訐的發展。據袁桷記載，黃榦宗朱學，卻力遏門人將朱、陸學術置 於冰炭不容的對立局面，袁桷說：

當寶慶、紹定間（1227-1228） ，黃公榦在，朱子門人不敢以先人所傳為別 錄。黃既死，夸多務廣，有《語錄》焉、有《語類》焉，望塵承風，相與 刻梓，而二家矛盾大行於南北矣。廣信龔君霆松，始發憤為朱陸會同，舉 要於《四書》，集陸子及其學者所講授，俾來者有攷，刪繁薈精。余於龔 君復有望焉。夫事定於千百年則罔有異論，故歷舉興廢之說若是。噫！龔 君之書有俟矣。夫後若余言，亦殆將得以同傳也。至治二年（1322）八月 辛未袁桷序。

我認為南宋末年幾次讓朱學起起落落的黨禍，直接對黃榦產生了影響。黃榦 對不同學術派別的後學門人執異於學術觀點可能會產生的相爭，應該有深刻的憂

57

《宋元學案》 ，〈存齋晦靜息庵學案〉，卷 84，頁 1。

58

參全祖望著，詹海雲校注， 《鮚埼亭集》 ，「是二湯之書，殆在趙東山之前，而先儒皆未之及，

不可謂非一大罣漏也」， （台灣國立編譯館，2003），冊二，內編，卷 34，頁 806。

「愚攷會同朱、陸之說，今也皆為發源於東山趙氏，然不自東山始也」， 《鮚埼亭集》，冊三，

外編，卷 44，頁 1059。

59

元．趙汸， 〈題絕妙古今篇目後〉 ， 《東山存稿》 （四庫全書珍本二集） ，冊 2，卷 5，頁 20。按：

《妙絕古今》為湯漢所編，今《四庫全書》收於總集類，集部八。湯漢擇〈養生主〉 、 〈田子方〉、

〈天下〉三篇錄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裡說： 「漢（湯漢）有《東澗遺集》 ，已別著錄」 ，但是

《東澗遺集》不見於提要之中。

60

元．袁桷， 〈龔氏四書朱陸會同序〉， 《青容居士集》（臺北：中華書局，1966），卷 21，頁 4。

患意識。

雖然黃榦未就「會同」做努立，但是他嚴守門戶，不願加深陸學與朱 學間的差異，也禁止門人不加考證便立語錄、語類。

黃榦的態度使得門人弟子 未敢輕易針對陸學展開一較長短的學術性論戰。

同時期與黃榦持有同樣態度的學者，尚有明州四先生：楊簡、袁燮、舒璘、

沈煥。雖然處於南方的這四位先生是陸學學者，卻有向朱熹致書問學之事，對朱 熹亦十分敬重。四先生中的舒璘與黃榦一般，有識於兩家之爭無補於學術發展，

因此嚴禁門人弟子對朱學作批評。

朱學與陸學存在著無法會同的根本性差異，

朱、陸門人中的厚學深思者一定也注意到這些差異。要強說兩家之同十分為難，

一定要涇渭分明、相互攻訐又是壞事一件。

二、元代

元代初期，趙復將朱學帶到北方，很快地，朱學已由南宋末的「偽學」翻身 成蒙古皇帝認可的官方學術。另外，陸學自南宋末年以來，藉楊簡、袁燮、舒璘、

沈煥等人繼續在南方的江西、四明等地流傳。此時期的朱學與陸學都產生了朱熹 與陸九淵當初彼此指責的弊病。在鄭玉就此情形具體評論之前，元代初期已有吳 澄等人不拘門戶，針對兩家學術上的漏洞作出評斷，同時也想解決兩派後學交相 攻訐的惡習。

以下將分別以胡長孺（1249-1323）、吳澄（1249-1333）、虞集（1272-1384）

61

據全祖望所言， 「朱子之門人，孰如勉齋？顧門戶異同，從不出勉齋之口。抑且當勉齋之存，

使人不敢競門戶，則必欲排陸以申朱者，非真有得于朱可知」 ， 《宋元學案》 〈勉齋學案〉 ，卷 63，

頁 12。

62

據黃榦自述，他嚴禁門人立語錄、語類，是因為記錄之語未必得朱子思想的旨歸。但是嘉定 年間，他替未曾見過朱子的李道傳（1170-1217）編的朱子語錄作序。參〈書晦庵先生語錄〉 ， 《黃 勉齋文集》（臺北：青田書屋，1975），卷 6，頁 124。

或可參〈祭李貫之文〉 ， 「貫之目不識先生之面，耳不聞先生之言，……聞晦庵之門人，則虛心 屈己而與之友，得晦庵之遺書，則手鈔口誦而講其疑。昔之門人，雖同堂合席，然往來不常，

或得其一而失其二，貫之雖殊方異世，旁搜博採，乃反總其凡而會其歸」，卷 7，頁 156-157。

黃榦對此語錄的意見可參〈與李貫之兵部書〉 ， 「語錄事承見諭曲折，初亦恐削之大甚耳，若只 如此，亦無害。又得味道兄整過，可以無憾矣。大抵鄙意以為此等文字，寧過於詳，則刊之為 易，若先求其精，則一削之後不可復求，此為可慮耳。序文全不成言語，留此人旬日，亦欲依 命修改附去，竟做言語不成，一是熟，二是多事，終日昏憒，旦夕專人拜納，其他亦併俟後便 也」，卷 3，頁 69。

除了以上三篇文字，尚有〈復李貫之兵部〉詳述語錄增補事宜，卷 4，頁 71-75。

63

全祖望著，詹海雲校注， 「舒公廣平之在陸氏，猶朱子之有勉齋也，聞人有詆朱子者，廣平輒 戒以不可輕議，則必欲排朱以申陸也，非真有得於陸可知」， 《鮚埼亭集》（台灣國立編譯館，

2003） ，冊 3，外編，卷 44，頁 1060。

為重點人物，敘述他們對於元代「朱陸會同」此一思想的貢獻。如此可以釐清鄭 玉的朱陸會同思想是否前有所承，朱陸會同在鄭玉以前是否具有某些一致性，若 有歧出，此種歧出是否影響了鄭玉等人的朱陸會同思想發展。釐清這些問題以 後，才能梳理出鄭玉在「朱陸會同」問題上該有的歷史地位。

首論胡長孺。胡長孺（1249-1323），字汲中，江浙氏，號石塘先生，又號石 齋先生、適齋先生、純節先生，為元代初期的儒者。記胡長孺最為詳盡的是宋濂 為之作的傳記。元代唐筠軒在文集中亦記有胡長孺為文風範，

在其它人的文集 裡提到胡長孺，則多以史學、吏治來稱美他。胡長孺未能身居朝廷要職，一生專 力於教育，他的交遊對象不限於朱學學者，如陸學學者劉壎也與之多有交流。

由 於胡長孺沒有文集傳世，僅能靠著他人所作的篇章作為考查他思想的依據。

宋濂曾究其師承與其受到的學術影響：

長孺之學出於國子正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順齊楚士同邑王夢松，夢松事龍 泉葉文脩公味道，味道則徽國公朱熹之弟子也。考其淵源亦有所自哉。初，

長孺既於學古，獲聞伊洛正學，及行四方，益訪求其旨，始信涵養用敬為 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晚年深慕陸九淵為人、 「宇宙即吾心」之言，

諄諄為學者誦之。

以宋濂所記視之，胡長孺是一服膺程朱理學的學者。胡長孺一生的學術活動多奉 行涵養用敬的程、朱思想，在晚年則對陸九淵深表敬重。他對於元代初期儒學的 影響在於孟子「明本心之學」的發揚。晚年可能有對陸九淵「宇宙即吾心」的詮 釋，此詮釋似乎也對當時的學者產生正面的影響。元代吳萊曾記胡長孺之言：

自近年科舉行，朱學盛矣，而陸學殆絕。世之學者玩常襲故，尋行擿墨，

益見其為學術之弊，意者其幸發金谿之故櫝，而少濯其心耶？

64

元．唐元， 〈跋胡石塘先生贈章潤翁憶昔說〉 ， 「往時同舍，畢生為僕言，石塘胡先生議論風致 高出人表，其為文倣先秦漢史，雄深雅健，莫齡益自真閟，不輕予人蒙莊」 ，收於《筠軒集》，

冊 2，《四庫全書珍本三集》，卷 11，頁 20。

65

元．劉壎， 《水雲村稿》（台北：商務印書館） ，《四庫全書珍本四集》，v.290，卷 11，〈荅胡教 授書

〉 ，頁 18-19。 〈再與胡教授書〉 ，卷 11，頁 23-24。 〈與胡教授書〉 ，卷 11，頁 25。 〈與 胡石塘書〉，卷 11，頁 28-29。〈又與胡石塘書〉，卷 11，頁 29。

66

明．宋濂， 〈胡長孺傳〉， 《宋文憲公全集》（台北：中華書局，1970），冊 3，卷 48，頁 14。

67

吳萊， 〈石塘先生胡氏文鈔後序〉 ， 「及予自燕南還，予又與鄱陽董仲可、會稽方九思、福唐高

驥生、建安虞光祖及金谿傅新正五六人者再見先生。先生則且指語予曰：世之觀人者，自夫出

這一段記載可補宋濂之所記。可見胡長孺以為科舉對於朱、陸學術的興衰有 決定性的影響，也對此狀況深有感慨。吳萊的記載同時反映出胡長孺會同朱陸的 想法。胡長孺說「幸發金谿之故櫝，而少濯其心」，即是希望陸九淵的心學能糾 正朱門學者「玩常襲故，尋行擿墨」之弊。元初儒學的發展應以朱學為主，延祐 之後科舉實行，朱學成為儒者晉身廟堂的工具，因此當時的士人無意尋求儒學思 想層次意義上的發揮，僅反覆於文辭上作推敲。朱學之弊不僅是排擠陸學，朱門 後學不知思辨，徒騁文墨也是弊害之一。

《宋元學案》將胡長孺歸於「由朱入陸」的學者。

在我看來，胡長孺亦是 有心要以陸學對朱學作修正的學者。從資料上來看，晚年的胡長孺，其思想走向 會同朱陸，這代表朱、陸學問不該水火不容，兩家學問應該各自具有裨補彼此闕 漏之處。

次論吳澄。與胡長孺有相同想法的尚有同時代的吳澄（1249-1333） 。不同於 胡長孺委身地方教育，吳澄數次身居朝廷要職。吳澄，字幼清，江西人氏，學者 稱為草廬先生。五十九歲（至大元年 1308，武宗）時（1249-1333）被召為國子 監丞，因朱陸學術取向的問題而去職。再進入朝廷中心教授儒學已經是七十五歲 以後的事。

因此，吳澄的學術活動時間從元代初期跨越到元代中期。

吳澄的學問主要來自於兩個人，一位是由朱入陸的饒魯。一位是道一書院山 長程紹開。

吳澄另外與饒魯傳人程若庸有問學的關係。

饒魯雖然師承黃榦，但

處進退用舍得喪之際有定論矣！爾等得無頗有怨尤者乎？傅之曾祖父本學於陸，亦喜談陸者，

自近年科舉行，朱學盛矣，而陸學殆絕。世之學者玩常襲故，尋行擿墨，益見其為學術之弊，

意者其幸發金谿之故櫝，而少濯其心耶？曾不數年，而先生竟以衣冠沐浴端作嗒然而遽化。」

收於宋濂編之《續金華叢書》，冊 4，《淵穎吳先生文集》，卷 11，頁 2。

68

《宋元學案》 ，〈靜明寶峰學案〉 ，卷 93，頁 1。

69

宋濂等編《元史》 ， 「拜住言： 『前集賢侍講學士趙居信、直學士吳澄，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

帝喜曰： 『卿言適副朕心，更當搜訪山林隱逸之士。』遂以居信為翰林學士承旨，澄為學士」，

第 3 冊，本紀第 28，英宗二，至治三年，頁 627。

「泰定元年（1324），元廷開經筵，吳澄、鄧文原為講官，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 義》、 《貞觀政要》等書進講」， 《元史》，第 3 冊，本紀第 29，泰定帝一，泰定元年，頁 644。

70

全祖望用吳澄的話來論證： 「 『澄少讀《中庸》 ，不無一二與朱子異。後觀饒伯輿父所見亦然，

恨生晚，不獲就正之。』則雙峰蓋亦不盡同于朱子者」 ， 《宋元學案》 〈雙峰學案〉 ，卷 83，頁 1。

吳澄的學術淵源，參〈草廬學案〉 ， 「草廬出于雙峰，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 程氏紹開，程氏嘗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述《草廬學案》」，

卷 92，頁 1。

71

吳澄， 〈謝徽菴先生書〉 ， 「十月日，學生吳澄皇懼百拜致書府博秘書郎鄉先生講席前：澄嘗謂

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自我朝程夫子出而後有以接夫千載不傳之緒。澄也，厭科舉之業而欲

其晚年論學已多不同于朱子，這樣的變化透露出南宋黃榦以後，部分朱學學者已 不全然地死守自家學問。至於道一書院山長程紹開想要和會兩家的心態，在文獻 亦有記錄。

南方的學術氛圍似乎不如北方那麼緊張，較有利於朱陸會同的發展。袁桷《清 容居士集》中提過江西「湯氏三先生」中，有湯千、湯巾與程紹開交遊。

以地 域性角度來看，饒魯、程紹開、程若庸、三湯氏、吳澄，都是南方的儒者， 這些 人士彼此交相往來，形成了一股與北方朱學迥異的學風。

元代初期，在朝為官的漢人或蒙古人皆以朱學為正宗，陸學受到刻意的排 擠。吳澄掛冠求去亦是受到這股「朱學勢力」的波及。有文記載：

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愚陋之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 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而議者曰： 「吳幼清，陸氏之 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學，不得為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為 陸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 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數月，移病自免去。

74

這段文字一是記錄了吳澄去職的經過，一是透露出許衡在北方傳播朱學的功效。

學夫子之學乆矣，嘗恨不得生平其時游乎其門，顧徒私淑艾於遺編而想慕於異世」 ，見於嚴一萍，

《叢書集成三編》（台灣：藝文印書館，出版年月不詳）， 《安徽叢書》第二函，明．程曈， 《新 安學繫錄》，卷 9，頁 1-2。

元．虞集，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先生吳公行狀〉 ， 「是歲，宣慰公（祖父，

吳鐸）赴鄉試，先生（吳澄）侍行。時郡守迎新安徽菴程先生若庸，以朱子之學教授郡之臨汝 書院。徽菴蓋從雙峰饒氏遊，先生因鄉人謁之。徽菴未出，而外齋有揭帖片紙滿壁，皆徽菴特 見以語學者之說，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如曰：「先生壁間之書，以大學為 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乃卑小淺陋之學乎？」若如此者數條。徽菴曰：「吾處此久矣，未見 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復，族子槱之，與子年相若，可與學為友。」槱之者，旴江程文憲 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嘗往來徽菴之門」 ，民國．王有立主編： 《元蜀郡虞文靖公道園學古 錄》 （台灣：京華書局，1968） 。本篇見於第 4 冊， 《歸田》 ，卷 14，行狀，總頁 2117-2118。以 下擇自《元蜀郡虞文靖公道園學古錄》的文字，皆從此版本出，不另立編者、出版項。

72

《宋元學案》 ，〈草廬學案〉 ，「草廬出于雙峰，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 紹開，程氏嘗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述《草廬學案》」 ，卷 92，

頁 1。

另， 「程紹開，號月巖，廣信人也。嘗築道一書院以合朱陸兩家之說」，卷 84，頁 6。

73

元．袁桷， 〈龔氏四書會同朱陸序〉 ， 《清容居士集》 （臺北：中華書局，民 55） ，卷 21，頁 4-5。

74

元．虞集， 〈送李擴序〉， 《元蜀郡虞文靖公道園學古錄》，第 3 冊，《在朝》，卷 1，序，總頁

664-665。

在北方，朱陸之爭的角力場已從學術界擴大到政治界，「非朱子之學便不得為國 子師」這件事造成了吳澄的去職，此時期的朱陸對立明顯處於更為尖刻的政治角 力風暴中。而為之抱不平如虞集者，至多只能選擇跟著吳澄去職，也無力與當時 的朱學勢力抗衡，更不用說能扭轉當時朱學獨大的學術風氣。

朱學在元代的儒學發展史上既已取得優勢，但是，朱門後學是否善用了此優 勢將朱子之學發揚光大？以下是吳澄的觀察：

程氏四傳而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 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 乎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它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 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

而未有能救之者也。……澄也鑽研於文義，豪分縷析，每猶以陳（陳淳，

字北溪）為未精，饒（饒魯，字雙峰）為未密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

而始覺其非。

吳澄以為朱門末學之弊在南宋嘉定年間（1208-1224）即已產生，南宋以來 的朱子後學往往滯礙於文字本身，專守一藝而以為達道，在文辭上毫分縷析，滯 於程、朱的「文義」。吳澄雖然是朱門學者，不過他卻表達了「始覺其非」的懊 悔之言。可見當時的學風已經使得吳澄必須重新思考學術本身的歸趨與發展，然 而，比之將朱子之學發揚光大，現階段將如何針對學界弊病撥「亂」反正，才是 吳澄以為迫切的問題。

於反省朱學之弊的同時，吳澄覺察了陸學「求諸我之身，非求諸人之言」的 義理。他說：「能反之於身，則知天之與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 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豈不至簡易而切實哉？」

吳澄開始強調 為學之理是知行並重，因為徒在「知」上毫分縷析，無補於踐履，「學」也就無

75

元．吳澄： 〈尊德性道問學齋記〉 ，收於《全元文》，第 15 冊，卷 504，頁 179。

76

元．吳澄， 〈象山先生語錄序〉 ， 「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旴江 舊有先生《語錄》一袠，所錄不無深淺之異。乃其高第弟子傅季魯、嚴松年之所錄者。澄肅讀 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親聞也……能 反之於身，則知天之與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 以是，豈不至簡易而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憫也。今之口談先 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為先生之學者乎？」參見

《全元文》，14 冊，卷 483，頁 3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