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城市的跨界想像：從當代臺北城市書寫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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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全球化城市的跨界想像：從當代台北城市書寫談起 Cross-Border Imagination of Global City:

Contemporary Narratives of Taipei

黃正嘉

Cheng-Chia Huang

指導教授：黃宗儀博士

Advisor: Tsung-yi Michelle Huang, Ph.D.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Jun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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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年了，這是一段忙碌焦慮，卻又充實愉悅的旅程。最要感謝的就是黃宗儀老師，謝謝妳用溫柔的言詞和犀利嚴謹的態度，帶領愚鈍的我走完這段路。謝謝妳給我擔任助理與助教的機會，讓我學習在埋頭唸書之外，行政與教學的經驗！

也謝謝梅家玲老師與林秀姿老師在口試時每一個寶貴的意見。還要謝謝開朗的姿瑾，與總是充滿衝勁的敏真，給我很多研究上的意見與資訊。另外，也感謝懿仁學姐的資料與研究室和一起修課的大家：志偉、俊佳、柔漪、偉傑、琪君、

乃甄、又華、依陵...。以及支持我的朋友：芝維、爵安，與我的家人。

這些日子以來，發現做研究真是一件既令人焦躁又讓人雀躍的事，它就像一幅沒有範型、也沒有既定拼圖塊的拼圖，有的只是一個模糊必須不斷修正的問題意識，以及努力尋找來的每一塊破碎的資訊。而這拼拼圖的過程我們將不斷檢視自己的所思所學，痛苦又歡喜地最終長出「做學問」的能力。

在完成這本論文之際，我的拼圖開始找到了下一個第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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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城市的跨界想像：從當代臺北城市書寫談起

黃正嘉 中文摘要

Appadurai (1990) 指出今天全球化文化過程的核心問題在於，一方面我們存在天涯若比鄰的幻覺，而另一方面個人之間和群體之間卻同時存在著異化的狀態與心理上的距離；也就是說，我們要理解作為全球化城市的台北其文化的核心衝突，

最重要的是去探查全球化台北可能一面伴隨著各種空間跨界想像，卻一面在這些想像中存在各種畫界的衝突。

因此本研究將透過對台北城市書寫現象的觀察，以及文本作品的分析，指出全球化的情境下，正在產生台北地理空間的跨界想像；而這種跨界想像主要隱含著寰宇主義的地理空間觀，包括：台北與世界一體的鄰近感、台北在現實地緣經濟重組中，感知層面上新的都會區域想像，以及台北新的社會文化想像。文中我以三種台北城市書寫現象：「台北時尚書寫」、「台北上海愛情故事」和「移工書寫」，來分析寰宇主義跨界想像的各種型態。並指出其中如何存在各種意識形態，與階級、種族、性別的限制，進而衍生了台北新的邊界，回應 Balibar「邊界搖擺」 (the vacillation of borders) 與「新邊界繁生」 (the multiplication of new borders) 的概念。

另外，在研究取徑上，也希望本研究能提供未來以文學作為地理學研究一個初步的示範。

關鍵詞：跨界想像、邊界、精英式寰宇主義、分層式寰宇主義、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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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adurai (1990) indicates the core issue of nowadays globalized culture roots in a conflict. The fantasies of electronic propinqui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alienation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Accordingly, to realize the core conflicts of globalizing Taipei, the essential move i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cross-border imaginaries of globalizing Taipei and recognize the conflicts of different boundaries as well.

This study reveals the cross-border imagination emerging with globalizing Taipei by observation of the Taipei city writing phenomenon and following the literature approach. The recognized cross-border imagination implies the spatial concepts of Cosmopolitanism: the proximity between Taipei and the world, the imagination of new metropolitan Taipei in the economic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imagination of new Taipei social culture. Three categories of Taipei city writing phenomenon are reviewed by this study to analyze different types of cross-border imagination among cosmopolitanism: Taipei fashion writing, migrant worker writing, and Taipei-Shanghai romance. Responding to the vacillation of borders and the multiplication of new borders by Balibar, this study indicates how different ideologies along with constraints on class, gender, and ethnic lies in the cross-borders imagination among cosmopolitanism while forming the new borders of Taipei. Furthermore, the approach proposed by this study could be a preliminary demonstration for future literary geographic researches.

Keywords: Cross-border imaginary, borders, Elite Cosmopolitanism, Layered Cosmopolitanism, Multicultu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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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 1

第一節、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文獻回顧 ... 3

一、寰孙主義 ... 4

（一）、「精英式寰孙主義」 ... 4

（二）、「城市區域連結」與「分層式寰孙主義」 ... 6

（三）「差異的寰孙主義」、「悅納異己」與「多元文化」 ... 9

二、邊界搖擺與新邊界繁生 ... 13

三、台匇城市書寫研究 ... 15

第三節、文本取材與問題意識 ... 20

第四節、研究方法：再現理論與文本分析 ... 22

第五節、章節安排 ... 23

第二章台匇時尚書寫 ... 25

第一節、「台匇時尚書寫」與精英式寰孙主義 ... 25

第二節、暢銷上海的《蛋白質女孩》與分層式寰孙主義 ... 27

第三節、改邪歸正的台匇？ ... 30

一、正陎新興的台匇圖像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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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製階級符號的對立 ... 31

三、被定義的台匇 ... 33

第四節、小結 ... 41

第三章、台匇上海愛情故事 ... 43

第一節、兩岸書寫：從「反共懷鄉」到「台匇上海愛情故事」 .... 43

一、台匇與上海的「分層式寰孙主義」 ... 43

第二節、兩種「台匇上海愛情故事」 ... 46

一、《雙城故事》 ... 48

二、《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 ... 53

第三節、小結 ... 64

第四章移工書寫 ... 66

第ㄧ節、「勞工文學」到「移工書寫 ... 66

一、勞工文學的興衰 ... 66

二、移工書寫在台匇，新的「多元文化」跨界想像？ ... 68

第二節、《外勞詩文獎》作品 ... 72

一、強調移工卑微的社會位置 ... 73

二、凸顯台灣／台匇的文明進步 ... 75

三、以「勞動」再現移工 ...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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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 ... 81

一、批判邊界 ... 82

二、無法超越「公民權」的多元文化 ... 85

第四節、小結 ... 89

第五章結論 ... 90

第一節、研究成果分析 ... 90

第二節、研究限制與後續議題 ... 93

References ...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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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Sassen (2006) 提醒我們，研究城市能幫助我們瞭解當代全球化社會過程，全球城市是探看全球化合理性與重要性的主要空間場域。也就是說，如果要探究台灣全球化的現象與問題的話，首善之都台北就是我們必須特別關注的地理空間。

徐進鈺與郭彥弘 (2005) 在《Globalizing Taipei》的序中也強調，台灣將近半個世紀的全球化過程，首都台北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其為主要跨國生產、國外投資與跨國貿易的空間聚集地。因此要瞭解今日或未來台灣全球化的發展與衝擊，我們必須先關注當代台北的全球化。

觀察今天全球化城市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在於，各種流動與科技的革新，造成 Harvey (1990) 所說的「時空壓縮」 (time-space compression) ，加上全球經濟網絡連結和區域合作下，跨越行政界線或國界，這種都會區域新空間形式出現，城市看起來似乎能跨越原有地理空間的限制：「再也沒有所謂的『自然邊界』 (natural borders) 」 (Bauman, 2001: 96) 。但另一方面，界線 (boundaries) 和邊界 (borders) 在城市裡卻再度成為問題。

這些相關的討論放在台北，有的從階級差異的社會界線 (social boundaries) 談起，承繼 Sassen (1991, 2007) 觀察全球化使城市空間秩序「雙元化」，「階級與空間極化」的概念。如：夏鑄九指出台北都會區域面臨社會片斷化 (fragmentation) ，高所得家庭與低所得家庭差距拉大，且陷入不可逆的惡性循環 (夏鑄九，2003；夏鑄九、劉昭吟，2003) 。有些從全球城市空間界線的面相切入，包括對「族裔空間」

的研究，如：陳虹穎 (2008) 對台北車站旁小印尼跨國移工聚集地的觀察；以及王志弘等人 (2009) 研究台北縣東南亞移工「族裔化地方」，空間畫界政治的運作。

或是像王茜穎 (2006) 從全球城市都市計畫的角度，討論全球—地方的競逐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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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與黃孫權 (2006) 在其〈如何測量台北的邊界？－border, boundary, frontier and in between〉一文中，提到全球化時代，台北的行政界線只在「身份」領域起作用，

都市內部充斥違建、「門禁社區」與全球景觀截然不同的空間區隔。

但這些台北全球化面臨的跨界和邊界、界線的討論，主要關注於實質界線運作與社會階級、都市空間的區隔，較欠缺在感知和想像層面的觀察。Appadurai (1990) 提醒我們要檢視全球化問題，我們不能忽略「想像」的重要性。因為「圖像、想像的和想像力，這些詞彙能夠帶領我們更批判性的看待全球化過程中新的文化過程」(5)，他指出想像不是虛無的幻境、不是現實的逃逸、不是與一般人無關的精英消遣，也不是與一般主體和慾望無關的盤算，相反地它是社會事實，並組織我們的社會實踐，全球化最大的特徵，便是我們活在一個充滿想像並被想像中介、

支配的世界。Appadurai (1990) 更進一步指出今天全球化文化過程的核心問題在於，一方面我們存在天涯若比鄰的幻覺，而另一方面個人之間和群體之間卻同時存在著異化的狀態與心理上的距離；也就是說，我們要理解台北全球化文化核心的衝突，最重要的是去探查全球化台北可能一面伴隨著各種空間跨界想像，卻一面在這些想像中存在各種畫界的衝突。

然而我們又該如何去探索伴隨台北全球化產生的想像和問題呢？Norton (2006) 在其《文化地理：環境、地景、認同與不均等》給研究者一個方向，他強調文學對地理學研究的重要，文學能幫助研究者去洞悉我們想像的世界。針對於此，我隨之開始思考從文學地理面相切入研究的可能性。初步觀察，雖然 Crang (2003) 已經指出「過去二十年裡，地理學家越來越關注各種文學形式，以之作為探究地景意義的方法」 (57) 。台灣地理學研究卻少見文本分析，更別提研究文學地理議題。

當 2008 年秋天我驚喜的看見書店架上陳列著一本《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時，仍看到文學研究背景的作者范銘如，是以開拓過去文學領域偏重時間縱軸而被忽略的橫向空間為目的，試圖結合空間理論與文學批評，研究文本中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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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一些犀利的研究地理與文學關係的文章，並非來自地理學科而是文學研究」

(436) 。因此，我開始試想我的研究，是否能從文學現象的觀察與文本分析方法著手，提供一個在政治和經濟地理視野外，批判性理解全球化台北都會空間的新觀點。

有鑑於這個發想的過程，我逐漸聚焦到一個比較大方向的操作與發問。也就是，我將透過對台北城市書寫現象的觀察，以及文本作品的分析，指出全球化的情境下，正在產生台北地理空間的跨界想像；而這種跨界想像主要隱含著寰宇主義的地理空間觀，包括：台北與世界一體的鄰近感、台北在現實地緣經濟重組中，

感知層面上新的都會區域想像，以及台北新的社會文化想像。並進一步指出其中如何存在各種意識形態，與階級、種族、性別的限制，而導致了全球化台北在感知的地理空間上，什麼可能毫無阻礙的被擁抱接受，顯得自由無邊界？什麼又困難重重的被畫界在外，回應 Balibar (2004) 所提出「新邊界的繁生」 (the multiplication of new borders) 的觀察。另外，在研究取徑上，也希望本研究能提供未來以文學作為地理學研究一個初步的示範。

第二節、文獻回顧

因此，本節文獻回顧主要分成三大部份。第一部分我首先指出全球化帶來的跨界想像隱含的是寰宇主義的世界觀，進而整理學者對於寰宇主義的相關研究。

而針對這部份文獻的討論，我初步將寰宇主義歸納為三種型態：精英式寰宇主義、

分層式寰宇主義 (layered cosmopolitanism) ，以及悅納異己 (hospitality) 的概念與

「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藉由學者們的研究，深入歸納寰宇主義作為跨界想像，背後可能存在的問題與矛盾。而第二個部份我除了要初步整理界線、邊界研究的發展，更要說明 Balibar 對於「邊界搖擺」 (the vacillation of borders) 與「新邊界繁生」 (the multiplication of new borders) 的觀察，並指出寰宇主義跨界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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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幫助我們理解全球化邊界問題的矛盾。第三個部份，我則關注在研究取材與方法上，針對目前對台北城市書寫相關研究的發展、成果，與未竟之處作一整理。

一、寰孙主義

過去各學科對於全球化發展過程的討論，通常集中在經濟學的領域。不過近幾年來，學者越來越重視文化對於政治界線的決定、經濟的驅動、公民對於家園理解的建構和社會區隔的創造等，均扮演關鍵的角色。而也就在此脈絡之下，包括政治學、文化研究、人類學、地理學和社會學等學界，開始逐漸熱衷於「寰宇主義」的本質和可能的類型 (Keith, 2005)。Douzinas (2007) 也指出「寰宇主義」

確實已經引領起成千上萬學術書籍和期刊研究；Harvey (2000) 甚至以「Cosmopoli- tan is back」來強調寰宇主義傳統的哲學思維，已經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時代捲土重來。

（一）、「精英式寰孙主義」

從政治學、國際關係和經濟學的角度，全球化最主要的特徵是物質上的「連結性」 (connectivity) ，然而伴隨著實質「連結」增加，與之同要重要的概念，是在心理感知層面上「全球意識」 (global consciousness) 的出現 (Robertson and White, 2007) 。Tomlinson (2007) 用「鄰近感」 (proximity) 深入說明這個現象。他指出

「鄰近感傳達出與遙遠真實世界關係的直接即時性，及因彼此關聯而受影響的因果關係，...使任何人都無法自其中跳脫出來，而有了同舟一命的依賴感和參與感。

(4) 」簡言之，就是跨越空間與地理界線「天涯若比鄰」的感覺。而這種「強制的鄰近感」 (enforced proximity) ，通常隱含寰宇主義 (cosmopolitanism) ¹的概念 (鄭棨元，2007) 。

寰宇主義的概念可以追朔到其希臘字” kosmos“ (「世界」之意) 和” polis“ (「城

1在《文化與全球化的反思》一書中，鄭棨元原是將” cosmopolitanism“翻為「世界主義」。但為了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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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之意) (Held, 1992&1995; Tomlinson, 2007) 。最早可以追溯到希臘斯多葛學派和犬儒主義對於城邦政治的討論，而現代寰宇主義的概念則以 Kant 為首，投射出超越國家的國際聯盟願景，和所謂「地球村」、「世界公民」的意義 (Held, 1992, 1995; Tomlinson, 2007; Douzinas, 2007) 。

現代寰宇主義概念雖然主要是 Kant 國際政治的思想，但地理學者 David Harvey (2009) 認為 Kant 的寰宇主義其實是一種地理空間觀，但同時此空間觀又存在著致命的缺陷。因為 Kant 在其《永遠的和平》中，假定地表為各個主權國家分割的領域，不同國家的居民有各自的公民權，國與國之間會受到商業和貿易的依賴而維持和平。並認為有一種超越人類學和地理學知識，普世皆準的寰宇道德，

也就是在有限的世界上，人們相同地擁有地表，所以每個人在跨越邊界 (尤其為了貿易目的的跨界時) 都有權被「悅納異己」(hospitality) 的對待。這種地理空間觀，

不但把國家本質化，把公民權與國家相互定義，還給予商業貿易行為正當性，並假想世界上存在著沒有地理差異的寰宇道德。

Harvey (2009) 認為這種地理概念的瑕疵，使寰宇主義很容易與自由主

義的傳統結合。因為 Kant、Euclid 幾何學與 Newton 科學的時空觀一樣，架構了錯誤的自由理論和「世界史」幻想，並進而影響到後來自由主義者 John Mill 將世界想像為彼此連結且平滑的表面，統一固定的知識單元的觀念。也就是認為世界上存在與地理和人類學知識無關的自由的德性。包括人性的「liberty」和貿易

「freedom」都是沒有地理差異的寰宇道德。這進而演變成一種種族中心主義，認為將自由帶入「落後」和「未發展」的地方是白人的使命；或促成家族長主義和干涉主義者的行動計畫。就像 Simmel 所言，寰宇主義因此常被拿來成為都市中心或大都會區域類殖民擴張的語言，合理化其地緣政治上的擴散和對遙遠地域的影響；而 Gramsci 則以「帝國寰宇主義」 (imperial cosmopolitanism) 加以批判，認為寰宇主義是受中世紀教會人類普救說，和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影響 (Brennen,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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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Harvey (2009) 認為全球化的當代，寰宇主義延續 Kant 的地理觀而招致的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其結合了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因為自由民主的理想被等同於自由貿易，並視為超然的寰宇道德。所以雖然許多證據都顯示新自由主義造成市場寡佔、小額借貸卻被高倍利息剝削等，地理不均等發展問題。但許多人，例如：John Friedman 等人，卻誤把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視為寰宇主義理想的實踐。「把寰宇主義的未來寄託在全球自由貿易系統商品往來所恩賜的福祉」

(Robertson and White, 2007: 79) ，這種樂觀的看待自由貿易帶來的美麗願景，其實把貿易無疆界的世界等同於世界邊界解除的烏托邦想像。

因此越來越多反寰宇主義的論述，開始討論以寰宇主義來想像全球化地理空間的跨界，只是拋出一個新自由主義經理人／資本階級的「地球村」意識形態，

其中可能存在明確的精英階級意含。像是 Craig Calhoum 就指出，寰宇主義發展的歷史不只是帝國、遠距貿易和城市的計畫，更是一種由旅行者階級意識反映出的精英計畫。Saskia Sassen 也指出一般人很容易認為跨國專業管理階級的全球主義就是寰宇主義 (Harvey, 2008) 。而 Bauman (2001) 也同樣提及寰宇主義是能自由移動「高上」階級的專屬經驗，他認為全球化世界形成兩個極端：對第一世界的居民而言，這個世界是四海為家，充滿全球貿易、全球文化經紀人、或全球學術超地域性的；距離瞬間可及、國家疆界不再重要。但對第二世界的居民而言，這個世界充滿藩籬，各種移民控制、居民法規、「清潔街道」 (clean street) 、「零容忍」

(zero tolerance) ，到處都是越築越高的城牆和難以跨越的界線。Douzinas (2007) 也主張今天我們並未真正看到一個存在於寰宇世界（cosmos）中的人（demos），因為我們沒有寰宇法律，有的只是面臨瓦解的國際法；我們沒有普世的正義，有的只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我們也沒有寰宇主義的世俗經驗，有的只是坐著噴射機的億萬富豪。

（二）、「城市區域連結」與「分層式寰孙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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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寰宇主義只屬於精英階級經驗的批評，David Held 則提出八點原則

2，認為若能遵循這些原則，便能透過治理的形式實現寰宇主義的理想。並且為了避免寰宇主義落入「普世性」(universalis) 的陷阱，而忽略了各地的差異與道德和政治事務闡釋的複雜性。他從地方的 (local) 、國家的 (national) 和區域的 (regional) 事務思考出「分層式寰宇主義」(layered cosmopolitanism) 概念來回應 (Harvey, 2008) 。

Harvey (2008) 認為 Held 等人之所以會提出像「分層式寰宇主義」這種「新的」寰宇主義地理觀，是觀察到資本主義活動和組織空間尺度轉移的各種現象所影響。也就是說，像是歐盟組織出現，或是全球化城市間的連結網絡，與都市區域的形成，這類實際空間的「再尺度化」 (re-scaling) ，讓許多學者以為正好能夠修正過去寰宇主義存在西方殖民主義、白人種族中心觀，或只以精英階級經驗出發的缺陷，藉由因應各地理程度的差異，發展出兼顧地方特殊性 (particularity) 的寰宇主義理念與跨界想像。

關於全球化城市間的連結網絡，與都市區域的形成，早期如 Klaus Kunzmann 就曾觀察到。他發現城市之間有策略性網絡的出現，其是以城市為行政單位作網絡連結，也就是兩個城市之間或兩個城市以上的聯盟 (alliance) ；如：姊妹市和歐洲城市協會 (Friedmann, 1997) 。Scott (2001) 則以「全球城市區域」 (global city-regions) 的概念，強調城市區域成為全球尺度，經濟、政治和領域的新結構。

並指出城市區域的三種型態：最典型的模式是一個中心的都會區，與其腹地和幾個發展較慢的從屬地域的結合；另一個常見的模式是空間重疊或聚合的都市區域。他們是為了相互合作產生的利益，形成既獨立又緊密結合的聯盟。第三個則是跨越國界彼此連結的城市區域模式。而 Sassen (2002) 也修改其原先認為「全球城市」是以紐約、倫敦、東京為權力控制中心的觀點，改以「鍊鍵城市」 (linked-city)

2Held 提出的八點原則為：一、平等價值與尊嚴；二、主動機構；三、個人責任；四、尊重認同；

五、選舉決定公共決策；六、包容而分權制；七、免除重大傷害（avoidance of serious harm）；八、

永續性 (Harvey,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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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形容全球城市網絡連結，所形成的跨界地理形式。亦即，都會區域、城市群、

城市連綿區已成為二十一世紀的新空間形式 (夏鑄九、劉昭吟，2003) 。 80 年代亞洲、太平洋地區，也開始可見城市間的連結網絡與都市區域的形成，並將台北整合於其中。例如：亞太經合會 (APEC) 跨太平洋的城際網絡出現 (Friedmann, 1997) ；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後，台灣、香港和南中國沿海，以台北、

香港和上海兩岸三地城市為核心所鍊結的「南中國成長三角」 (South China Growth Triangle) (郭彥弘&徐進鈺，2005) ；擴大這種台北與南中國沿海開放城市的連結網絡，王愛華 (2004) 更指出一種「大中華」文化的「區域劃分的技術」 (zoning technology) ；亦即，在中國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和特別行政區政策下，中國東南沿海、香港、澳門、台灣和新加坡，跨越海峽的華人城市區域鍊結的形成。

除此之外，還有藉台灣與美國矽谷、台灣與日本兩種合作經驗，城市連結形成的

「雙黃金三角」：「矽谷－台北－上海」和「東京－台北－上海」 (周逸衡、徐明宜，

2001；黃鎮台，2001) 。尤其在兩岸三通政策實施、ECFA 簽訂後，更將出現以台北、北京、上海三邊城市連結，新的大中華市場「黃金三角」 (萬瑞君，2010) ；與將台北、上海、東京、首爾納入一日生活範圍³的「東北亞黃金航圈」 (林祖嘉，

2010) 。孫瑞穗 (2008, 2010) ⁴還認為在兩岸三通，台北到對岸上海的跨國距離，

比台北到國內城市距離更短。這種城際的連結，將建構出一種「新的東亞區域想像」。

這種城市區域連結的趨勢，看似已經透過多層次的空間組織，創造了跨越國界的空間關係與空間感知，符合 Held 所提出的「分層式寰宇主義」。然而 Harvey (2008) 則提醒我們，必須去瞭解這些分層 ( layering ) 是如何？以及在什麼尺度下被生產出來？像 Jayasuriya (1994) 就指出，區域是政治作用的產物，藉由概念、隱

3目前已完成台北松山機場－上海虹橋機場，與台北松山機場－東京羽田機場對飛，有人用「台北

－上海一日生活圈」和「台北－東京一日生活圈」的說法。未來還將計畫台北松山機場與首爾仁川或金浦機場的航線。

4詳見：觀念平台：打開新東亞想像 (2008) 中國時報，12 月 9 日 A19 版。以及名家－台海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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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和類比，想像有一個特定時空認同區域的存在。Wilson (1997) 也指出，例如：

亞太經濟合作架構，以「亞太」作為一種範疇概念，將太平洋地區描述成崇高與無限的海洋，以象徵自由化「無可限量」的亞洲市場，用以創造統合性的框構，

來指認跨越疆界而凝聚的區域，而催生了亞洲與太平洋地區成為一個「亞太區域」

的想像。

Wilson (1997) 進一步批評，區域這個被修辭假定出來的社會想像，事實上是背負著資本主義追求自由貿易的動機。Harvey (2008) 更是直指區域這種被創造出來的單位，背後其實是為了新自由主義的目的，而非寰宇主義的理想。因此 Harvey (2008) 認為如 Held 等學者提出的「分層式寰宇主義」，錯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的現況，作為修正過去寰宇主義缺陷的範本，反而秘密地仍在支持新自由主義邏輯和增強階級控制。

除此之外，Harvey (2008) 指出由於 Kant 的寰宇主義地理觀，一開始就沒有跳脫民族國家主權的思維，「所以在 Kant 之後，寰宇主義大部分潛藏了不是帶有階級意含競爭性的自由主義，就是保存了國族主義和階級力量為基礎的民族國家政治」(78)。也就是說，像這類「分層式寰宇主義」除了是新自由主義商業目的創造的城市區域連結外，其實往往還蘊藏著「國族主義」的力量，因為其無法排除那些以極度效忠國家、種族或信仰為基礎的「行政區域制度」（parochialism）的觀念，所以反倒仍產生新的國家政治社群劃界。Robbins (1998) 甚至認為：「寰宇主義有時候是與國族主義相互合作，而非相互違背」( 2 ) 。

總而言之，上述學者們的討論，提醒我們架構在當代城市區域連結現況，而發展的寰宇主義的跨界想像，必須小心地檢視其中新自由主義邏輯，與國族主義之間運作的複雜性。

（三）「差異的寰孙主義」、「悅納異己」與「多元文化」

另一方面，當代全球化，人口流動頻繁、認同複雜現象所帶來的衝擊，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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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者們重新反思寰宇主義的意義，應該在於對多重複雜身份的包容。也依循此脈絡，發展出「差異的寰宇主義」(discrepant cosmopolitanism)、「悅納異己」與「多元文化主義」的討論。

首先，是人類學者 James Clifford (1997) 觀察到現代生活每個人都是移動和遷移，但又與地方連結的矛盾現象，因而提出「差異的寰宇主義」概念。他挑戰 1920 以來的人類學傳統，將田野研究者定義為遠離家園的「旅行者」 (traveler) ，而被研究的田野則代表「單一文化」的預設。認為將「旅行者」 (traveler) 和「當地人」

(native) 切割，把中產階級白人男性視為四海為家的旅行者和寰宇主義者，而其他有色人種即使同樣有旅行經驗，卻被歸類為文化本質化的在地人，嚴重地忽略了文化本身混血 (hybrid) 特質。造成寰宇主義 (特權階級、「free-floating」知識份子特徵) 與地方主義 (異文化當地人) 錯誤的二元論。

他認為「旅行者」應該包括奴役、助手、隨從、嚮導和腳夫，並各自有不同的寰宇觀點 (cosmopolitan viewpoint) ，因此除了那些自願性流動的精英階級外，

其他像是：非自願流動的難民或移工等，也應該有其「差異的寰宇主義」。所以繼 Clifford 的觀點之後，各學者 (Paul Rabinow, Arjun Appadurai, Benita Parry, Arnold Krupat, David Hollinger, Mitchell Cohen, Homi Bhabha, Aihwa Ong, Louisa Schein) 也都開始認為寰宇主義應該延伸到各式各樣的跨國經驗，而非過去那侷限在精英階級與普同單一的概念 (Robbins, 1998) 。

接續，由於 Kant 寰宇主義核心，特別提出「悅納異己」的概念。亦即，Kant 寰宇倫理要求每個人在跨越邊界（尤其為了貿易目的的跨界）都有權被「悅納異己」的對待。他認為每個人都同樣擁有地球，所以每個人也都強制「悅納異己」

的容納彼此；也就是說，當陌生人到達別人的土地時，如果只是短期的停留，且沒有被當地人拒絕的話，有權力不被當成敵人來對待 (Harvey, 2008) 。因此寰宇主義這種強制容納彼此的概念，進而使其在全球化頻繁的流動情境下，常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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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 Robertson and White (2007) 所認為的，多元文化概念與全球化帶來的人口遷移範圍廣泛和頻繁情況密切相關。Keith (2005) 也指出，移民人口的流動，產生了多元種族 ( multiracial ) 的大都市，以及連結地方居民到跨國感知的全球化網絡，使得二十一世紀城市興起了寰宇主義以及多元文化的議題與挑戰。我們可以看到，過去被用來處理移民國家內部族群問題的多元文化論⁵，開始轉而用來為全球化跨界移動勞動者創造新的身份認同位置。如美國，中間階層的專業新移民：

矽谷專業的印度工程師、華人、韓國人或日本人這類群體，開始被關注。並以這些新移民帶來的異國食物、民族聚落、民族節慶等去勾勒一種新的社會文化想像 (趙剛，2006) 。台灣也是如此，面對全球化的浪潮，一方面受到來自世界各處無論是經濟或文化「開放」的壓力，另方面又面臨更多大陸人士、外籍人士入籍或工作的現實情況，而要求對原本只以「四大族群」為藍圖的多元文化必須有更開放的想像 (張茂桂，2002) 。

然而，多元文化的社會想像，在策略上強調移民與少數族裔的特殊性，卻可能不斷重製差異象徵性的分類，像是「標籤化」、「本質化」、「對象化」、「自然化」

的問題，構成一種「軟性隔離」，反而限制或僵化社會關係 (張茂桂，2002) 。換句話說，多元文化很容易隱含文化本質論的意識形態，強調包容差異、尊重差異的多元文化，反而可能會去創造新的種族、民族社會界線。

或者，多元文化概念也往往錯誤地把階級差異，視為文化差異。這可以經由

5趙剛 (2006) 於〈”多元文化“的修辭、政治和理論〉一文中指出：90 年代，多元文化論大量出現在北美學術語境和日常生活中，原先是要用以解決美國長期以來黑白對立的問題。強調在一個民族國家的憲政體制下，談公民群體的相互承認與相互包容，並歌頌這樣的文化多樣性。它與原先民族熔爐最大的差異，是對差異性的承認而非差異的同化，挑戰以盎格魯-薩克遜種族為主體的民族熔爐霸權。

而台灣會出現多元文化的社會想像，主要又是參照美國的論述，有其族群政治的考量。因為如果說美國多元文化挑戰了盎格魯-薩克遜種族的霸權，民進黨在 90 年代提出的多元文化便是要顛覆過去

「大中華」的民族主義，他們創造了「四大族群」 (閩、客、原、外省) 的說法，把台灣閩南、客家、原住民及「大陸來台人士」當成個別「族群」，以凸顯台灣的主體性不附屬於中國性 (張茂桂，

2002) 。張茂桂 (2002) 指出「四大族群」是 1990 初期，一個新創造用來建立國家認同的論述，和美國的論述相仿，主張族群相互承認、包容與尊重，但卻互不相屬；亦即民進黨民族事務部主任所謂的「以多元主義重建台灣主體性」 (趙剛，2006) 。

(20)

觀察美國與台灣的情況發現。其多元文化往往不談階級問題，將社會想像為一個平面空間，而沒有縱深的維度。亦即只看到社會裡水平位置上的文化差異，而不去關注不同文化間其實存在著階級不平等。這產生的問題是，當通俗文化或消費上，差異被美學化，而添加浪漫的想像時，可能忽視文化差異部份是由族群階級面臨的社會弱勢、社會不平等處境所造成。所以在歌頌差異的同時，很可能也是在歌頌不平等 (趙剛，2006) ；讚揚文化的多樣性，卻再度凸顯階級的分類。如 Ghassan Hage 批評「寰宇—多元文化」 (Cosmo-multiculturalism) ，只是透過中產階級異國食物、貿易和旅遊等消費，而產生世界多元文化想像。是將文化視為平面去欣賞他者，卻缺乏政治和歷史垂直的視野 (Martin, 2000) 。

另外，多元文化概念也總是沒有被適用到非專業且沒有公民權的跨國移工上。近似於 Sassen (2002, 2007) 對全球化批評，指出移民不論在大尺度全球人力市場或小尺度家務生存迴路，已成為全球化新政治經濟的重要組成，但只有上層專業人士受到重視，大量的底層移工、移民女性則被忽略。在美國，對於「外國人」

的想像都只停留在專業技術移民上，而那些遠方來美國打工的勞工群體，則完完全全沒有進入到他們多元文化的思辨裡。而台灣的多元文化，從〈民進黨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中可以發現，其寫著「各族群都是台灣的主人」，但這族群清單卻只到「外籍新移民」就結束。也就是以公民權為防火牆，納入那些東南亞或大陸外籍配偶，將他們稱為「外籍新移民」，而將無公民權的外籍移工排拒在想像之外。因此事實上，主流的多元文化論都是民族國家的多元文化，是以民族國家為架構的一種排他性的多元文化 (趙剛，2006) 。

這些問題的根本，若從 Derrida (2001) 的觀點來看，是因為從 Kant 以來，寰宇主義的核心概念：「悅納異己」的設計，只是「拜訪權」(the right of visitation)，

而非「居住權」(a right of residence)；而且還被嚴格限制在依附國家主權之下，認為「悅納異己」必須受法律和國家警察的控制才能實踐。也就是只認同短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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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異己」的理想。所以，最終造成這類寰宇主義發展的方向，還是沒有離開新自由主義邏輯、文化本質論，也沒能跳脫國家公民權的架構。

二、邊界搖擺與新邊界繁生

前述文獻整理，發現作為地理空間跨界想像的寰宇主義，同時存在著新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國家公民權或文化本質意識形態。而我認為這正好回應了邊界研究中，Balibar「邊界搖擺」 (the vacillation of borders) 與「新邊界繁生」 (the multiplication of new borders) 的概念。

近年來，界線 (boundaries) 與邊界 (borders) 研究，已經在許多學術研究上，

成為很重要的主題。Lamont 和 Molnár (2002) 指出，界線包括了心理、意識層次上社會分類的核心，以區別物品、人群、實踐、甚至時間與空間；以及在物質或名稱上，社會差異具體化的形式。而與界線孿生的概念－「邊界」，過去社會學者則特別把它視為一道固定在實體地域空間上的界線。認為國家在空間或地方上，

肉眼可見或地圖上字面劃定的邊界，會與認同與文化的象徵界線，共同確立民族國家的意義 (Lamont and Molnár, 2002)。

然而當代全球化趨勢，資本、技術、貨物和人員的跨國流動，為邊界研究帶來新的挑戰。研究者開始將邊界視為各種不同背景、混血化 (hybridization)、混雜化 (creolization) 的人所互動的「空隙區」 (interstitial zones)，而非實際二分不同國家人民、認同的地方( Gupta & Ferguson 1992, Alvarez 1995, Kearney 1995;

Bauböck, 1998; cited from Lamont and Molnár, 2002 )。或是討論國家本身和新來訪者之間，邊界的跨越、模糊和位移 (Lamont and Molnár, 2002) 。

在這類研究中，Balibar (1998) 進一步指出，我們已經無法避免地生活在一個邊界搖擺的世界。因為國際交通往來型態的改變，過去受國家控制與挪用的自然- 文化因素：國際大事、媒體、病毒等，越來越脫離國家的掌控；人們或文化群體的組成也超越了國家和空間的幅度；甚至還可以看到歐盟這類超國家尺度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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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這些地理空間限制、國家與民族分界削弱的現象，都是邊界正在搖擺的證據。而文獻回顧第一個部份，全球化寰宇主義的世界觀，就是相應此邊界搖擺現象所產生的跨界想像。

Balibar (1998) 解釋邊界搖擺的意思，是指邊界的意義和功能發生改變。也就是傳統上，邊界是實質司法上的定義和地圖上的畫記，它在國家領土的邊緣，標記著國家的盡頭；然而，現在新的政治社會學者認為，用來維繫國家主權運作的邊界，已不再是指領土的外圍的分界線，而可能是區域 (zone) 、國家 (countries) 或城市 (cities)。另外邊界不再能於其中擔保給予一個主權、行政、文化控制和稅賦等等運作；不再能保證最後的領土和人口；也不再以同樣的方式為「事物」和

「人們」運作，不再以「同等的」方式，來對待來自世界上不同地方、不同社會地位的人 (Balibar, 1998&2004) 。

不過，他認為隨著資訊、人員或事物流動的發生或控制，我們看到的反而是邊界的無所不在 (Balibar, 2004) 。亦即，「邊界的搖擺並非意指邊界正在消失，成為『無邊界的世界』。相反地，是新邊界不斷繁生 (multiplied)」 (Balibar, 1998:

220) 。Balibar 的觀點說明了邊界搖擺本身是一個矛盾，因為邊界既模糊不清，卻又無處不在，不斷繁生。

他更說明無所不在的邊界除了在真實 (real) 上，還存在象徵 (symbolic) 、想像 (imaginary) 層面上。因為「邊界」的概念，通常隱含著，努力去把我們心中所想、可能情況或分配或劃界的潛規則，概念為界 (Balibar, 1998) 。更清楚來說，

邊界是在主觀被內化的概念上，個人透過想像來區分自己歸屬於何種群體，或是主觀性的挪用各種邊界將我群歸類於更高或更不同的類別，來表示自己在世界的位置 (place) 的方式 (Balibar, 2004) 。他在檢視歐盟問題時，也認為今天誰是「歐洲人」與什麼是「歐洲」的討論，都必須回到「邊界」的議題上；亦即，哪種身份才屬於這個地方，與這個地方是什麼，這種現實與心裡上對地理所做的排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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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心理層面上，仍然會去想像保護自身，產生一個集體認同的傾向，並造成不斷區分「純粹身份」的狂熱。

Balibar 的見地帶領我們觀察到全球化主要的問題是反映在邊界的兩面矛盾上，提醒我們當代全球化台北可能正一面陷入邊界的搖擺，卻又招致新邊界的繁生。並且指出今天邊界衝突的現象，來自於全球化跨國 (transnational) 或跨界 (cross borders) 的活動仍建立在國家的體制上；亦即，大規模的私人實踐和社會關係在文化、經濟領域和公共機構架構被組織，但基礎上卻仍然保留國家 (Balibar, 2004) 。

然而 Balibar 的歸因，卻無法解釋為何即使同一個國家體制中，還是會不斷出現各種邊界；也無法解釋就算是為國家帶來生產利益的人，如：跨國移工，為何還是受到邊界重重管制。因此，我主張要闡明邊界的矛盾困境，我們必須從寰宇主義跨界想像來討論，因為我認為今天造成「新邊界繁生」的問題，是因為我們去想像地方不再也不應該有邊界的概念，往往本身就正在為地方製造更多的邊界。也就是說，本研究將指出在心理感知層面上，我們認為地理空間、國家與民族已經不再重要的寰宇主義跨界想像，本身就存著在第一部分文獻回顧中所提到的，新自由主義、文化本質論與國族主義意識形態難題，所以會進而造成台北地理空間，無所不在地去區分我群、排除他者的新邊界。

不過，為了說明全球化台北跨界想像如何存在更多畫界的衝突，本研究將藉由分析當代台北城市書寫為取徑；因此，下面也必須先對目前台北城市書寫研究進行瞭解。

三、台匇城市書寫研究

「城市書寫」的範圍極其廣泛，除了一般小說、散文類型，也包含照片、紀錄片，甚至官方宣傳文宣 (王志弘，2006) 。一般來說，普遍認為台北城市書寫的發展，是 80 年代後林耀德提出的「都市文學」文類，其與鄉土文學形成典範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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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作品多將城市描寫為墮落、罪惡、混亂的淵藪 (楊佳嫻，2004) 。王志弘 (2006) 認為現在使用的「城市書寫」和「都市書寫」並無差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生產、媒體角色與市民參與的因素越顯重要，可是同時官方與非官方的界線也趨於模糊。因為各種市政文宣其實是民間機構的設計和撰文，而宣稱是由市民寫作的公車捷運詩文或台北文學獎作品，也多少介入了官方或評審觀點的篩選機制 (王志弘，2005) 。因此，我認為「台北城市書寫」包含所有以台北為主題的書寫作品，

其不能全然區分為政府、市民、或特定族群的視角，正因為這些作品涵納了各方衡量與動機，作品的出版與敘事的成立才能顯示社會主流的論述，與本研究欲揭發的背後的意識形態。

(一) 文學研究脈絡

台北書寫的相關研究，大多主要被放在中文或台灣文學的脈絡下，作為對都市文學主題的討論。這類專書的文獻最早為林耀德 (1980) 揭示 80 年代都會情境如何引起作家新的書寫觀，並形成新的「都市文學」文類。顏忠賢 (1998) 繼而在

〈不在場台北－八 0 年代以後台灣都市小說的書寫空間策略〉一文中，提出台北都市小說顯示出台北「不在場」的書寫策略，其「不在場」同時包含「他處」與

「差異地點」兩種型態。前者如朱天心《古都》寫台北總連結到「他處」的京都，

後者則呈現虛構或拼貼的差異地點感。另外，雖然是研究都市詩，陳大為在《亞洲閱讀：都市文學與文化》書中，也指出 80 年後描寫都市的詩作與人類科技未來的想像結合，而 90 年代以後，作家觀察到資訊網路時代對地理空間的消弭，台北實際地景開始模糊，開始被描寫為無邊之城。

同樣是從文學研究出發，范銘如在她《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的專書，其中一篇〈本土都市－重讀八 0 年代的台北書寫〉中，透過地理和空間理論來分析 80 年代的都市文學。藉由蕭颯和黃凡的小說，更進一步指出，全球化跨界異質的流動，如何使台北的空間表徵發生質變，帶來對都市正面新興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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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台北過去「邪惡他者」的象徵，轉變為可以安居、嬉戲與挪用的城市，被畫入本土生活的一部分。范銘如的論點確實將過去對都市文學的觀察又推進了一步，

可是卻沒有解釋這種轉變的原因，以及它與台北的全球化發展有何關聯。經由這些討論，可以發現不論是跨國資本流動或資訊網路科技帶來的影響，台北「跨界」

特質的成型，相對反映在台北書寫的策略與城市圖景的呈現。

相異於前述都市發展如何改變台北書寫的語態，研究者也開始嘗試從都市文學的文本再現，去探究屬於感知的台北都會現實。林以青 (1995) 在收錄於《當代臺灣都市文學論》中，《文學經驗中的都會情境－以七 0 年代的台北為例》一文中，

便嘗試從 70 年代文學經驗去體察都市情境。透過文本她指出其中快速的資本化、

都市化帶來心理層面的都市焦慮，而蓬勃的都市發展卻也萌發對文明進步的希望。美軍駐紮的景象還另類的帶來自許為國際城市的想望。而如新公園等都會幽暗異質地點在小說中的描繪，也顯示都會匿名性與包容的可能。

許多碩博論也繼而在這個脈絡下，徵引人文地理學或各種空間論述為理論背景，藉著文本再現來分析 80 年代後，都市意象和台北圖景。如：李建民的《八０年代臺灣小說中的都市意象—以台北為例》一文，就借用了林區 (Kevin Lynch) 「都市意象」的概念，先分析 80 年代臺灣社會的政經文化、文學創作環境，與都市小說的關係。然後分別從「都市地圖」、「地域」、「通路」、「地標」、「建築」等方面來探討都市小說中所呈現的空間意象。並且透過小說文本的敘述方式、寫作手法，

分析都市生活時序所呈現的時間意象。除此之外李還從小說中歸納出「資本社會裡的社群關係」、「都市生活的多樣面貌」、「資訊氾濫的現實失真」三個向度，來說明台北的生活文化意象 (李建民，2000) 。而高鈺昌的《台北的三副面孔：八 0 年代以降文本中的三種台北圖景》則以文化地理學觀點將文學視為地景的一部分，企圖透過台北書寫的小說作品來照見台北圖景。然而他卻將台北分為「都市文明」、「鄉村」與「自然」三種圖景，未能說明這三種分類的意義和關係，落入了台北面貌的分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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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些討論最大的侷限在於，研究者把台北書寫和都市發展視為相互映照的鏡像。不論是像陳大為或方婉禎那樣把都市發展變遷全然當作台北書寫的驅力；或是像李建民、高鈺昌將台北書寫當作看清台北現實情境的透鏡，他們都忽略了再現並不是與事實分離的鏡子，它不僅反映意義同時也建構意義，它能帶領我們看穿社會對地理想像的意識形態。不過這些研究也啟示了台北都會發展，將帶來新的書寫類型，與城市書寫的策略和語境。並給予藉文本分析從事都市研究初步的示範。

(二) 社會科學研究脈絡

除了那些被置於文學脈絡下討論的台北書寫之外，也有其他學科開始嘗試從台北書寫的文本再現，反過來討論背後誰在書寫城市？誰能成為被召喚的市民主體？以及台北各種不均等問題？

這方面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為王志弘〈記憶再現體制的構作：台北市官方城市書寫之分析〉，他首先把城市書寫區分出官方角色，取材 90 年代後文化局出版的文宣刊物與 1995 到 2001 年官方舉辦的公車捷運詩文作品，引介記憶裝置與記憶再現體制的概念，提出城市書寫被紀錄的記憶是誰的記憶、哪些記憶才算數？記憶的召喚和宣揚結合了誰的實質和象徵性利益？裡面隱含怎樣吸納和排除的機制等問題。透過文本分析，王志弘指出 90 年代後的城市書寫透露出官方以記憶再現實行文化治理的目的，其中庶民的記憶被凸顯，並圍繞多元族群的經驗開展，試圖吸納各類市民；而記憶被視覺化符號化，使記憶被轉化為消費商品；還將多元意象連接上全球化、國際化想像。然而他認為官方城市書寫的書寫權和風格品味卻是屬於中產精英人士，相對排除了中下階級、勞工、身障者等經驗。最後提出文化治理已成為文化鬥爭的場域。此外，圖片影像也被作為台北書寫文本分析的材料，王志弘 (2003) 曾作過相關示範。

莊雅涵等 (2004) 甚至透過朱天心《古都》的台北書寫與陳水扁和馬英九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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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的選舉與市政論述對話，他們指出陳水扁以「市民」為號召，其實是服膺中產價值的群體，並透露本省族群將台北視為威權統治、壓抑本土的淵藪的城市圖像，而馬英九則以台北為故鄉將台北視為中華文化中心的想像。而《古都》中對台北的描述，則代表在政權更替而不斷填充的不同台北想像裡，尋常市民記憶的錯亂無依。由於此研究是從政治學的視野出發，所以相異於王志弘以階級觀討論書寫權的不均，此處則以本省與外省族群的鬥爭來討論台北想像差異的建構。

林秀姿《重讀 1970 以後的台北：文學再現與台北東區》的博論，則以台北書寫的文本分析，嘗試批判全球化台北的都市現象。她選用陳映真、黃凡、林耀德和朱天心的小說，一方面探看 70 年代以後，台北東區城市空間與身體節奏的轉變；

一方面分析文學中的表徵空間，與人們如何利用表徵空間去挪用、佔據甚至反轉現實空間。林秀姿的研究指出 80 年代後的台北，出現了新興管理階層、新興中收入戶和無技術勞工階級的分化；與以歐美城市為藍圖的美好台北想像和現實中城市排除他者的矛盾。她具批判性的文字將過去台北書寫研究，帶入新的領域，揭露了許多台北全球化過程的問題。然而林秀姿卻只將小說當作較具敏銳觀察力的作家對台北的田野筆記，單純用片面的小說敘事來印證全球化理論，而未能分析小說所代表的文化現象，小說敘事策略背後的動機和影射。

綜觀台北書寫研究，可以歸納初步的結論。首先是政治與經濟等都市發展的脈絡，總是與台北書寫描述的都市景象與書寫策略交織。其次為不論是原來文學研究的體系，或是其他學科的研究脈絡，越來越多學者利用台北書寫從事再現研究，以補足那些在都市計畫報告書與統計資料外，台北的「感知空間」 (the representational space) 與背後城市不均等、權力分配問題。然而其中也包含共同的侷限，一是沒有把台北書寫趨勢視為文化現象，並針對此現象與全球化城市發展作解釋；二是這些研究目前僅發展到 2000 年初，對於二十一世紀以來，台北跨界特質的空間形式，與相應而來畫界的衝突，無法提出通盤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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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文本取材與問題意識

一方面，承繼本研究最初始的動機，是為了去理解當代全球化趨勢下，在想像與感知上，台北的跨界與畫界問題。亦即全球化台北存在著哪些形式的寰宇主義跨界想像，而其中存在的意識形態又如何衍生感知上台北地理空間的新邊界？

另一方面，則是由於英國文化研究先驅 Raymond Williams，認為群體社會所共享的價值，集體文化的潛意識和意識型態，可以藉由書寫作品、建築和流行風尚來觀察 (Storey, 2003; Philip Smith, 2008) 。提示了書寫作品對於探查群體價值觀的重要性。

因此本研究試圖觀察近十年台北書寫現象與台北書寫文本，並且同時希望能補足目前對台北城市書寫研究在 2000 年以後斷代上的闕漏。不過由於研究篇幅與時間限制，論文中觀察的台北城市書寫主要以小說作品和少數詩作為主，散文、

紀錄片、舞台劇、電視劇或電影等，暫且無法全部涵蓋之。

初步觀察 2000 年後台北書寫，我認為有三個主要的書寫主題現象：第一類，

是「台北時尚書寫」現象；它延續自 90 年代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和施叔青

《微醺彩妝》等多有批判都會物質糜爛的書寫主題，以及 90 年末開始轉變為如《在台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等藉消費指南來誇耀台北寰宇主義的書寫類型，到 2000 年後以王文華《蛋白質女孩》系列為代表。第二類，是「台北上海愛情故事」的書寫現象，它是戰後「兩岸書寫」的變形，從懷想祖國與血親的主題，轉變為描寫台北與上海兩岸男女的戀愛故事，其主要以《雙城故事》和《七世姻緣：台北上海愛情故事》為代表；第三類則是「移工書寫」現象，我認為它是 70 與 80 年代「勞工文學」的轉型，原本是與農工文學和鄉土文學傳統相關，以南部「台灣勞工」為主題，而在 2000 年後開始由台北市政府與知識份子另外促成以「外籍移工」為主題的書寫，其以《外勞詩文獎》作品和《我們：移動與勞動記事》小說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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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除了觀察這三種台北書寫現象，還將針對其中代表性的小說進行文本分析，包括：《蛋白質女孩》系列、《雙城故事》、《七世姻緣：台北上海愛情故事》、

《外勞詩文獎》作品與《我們：移動與勞動記事》小說。

具體來說，本論文主要將透過 2000 年後台北書寫現象與文本再現，觀察全球化台北產生的跨界想像，如何呼應於文獻回顧中提到的三種類型的寰宇主義？而學者指出寰宇主義存在的新自由主義、文化本質論與國族主義等意識型態，又如何在全球化的台北下運作？進而導致各種在心理上，不斷去區分台北與台北人的邊界，甚至矛盾？以及理解邊界對怎樣的城市身份想像開放？什麼樣的身份想像又難以跨界？回應 Balibar「邊界搖擺」 (the vacillation of borders) 與「新邊界繁生」

(the multiplication of new borders) 的概念。而在這個主要的問題意識下，延伸的本論文各章要處理的問題，如下：

1. 首先，我藉由以《蛋白質女孩》系列為代表的「台北時尚書寫」出現與流行，討論其如何讓我們觀察到精英式寰宇主義，與分層式寰宇主義跨界想像的出現？其中又如何隱藏著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並且與近年來學者認為書寫中台北正面形象出現，是由於全球化台北跨界流動特質，可以化解過去台灣島內南北

／正邪／本土與外來對立邊界的說法對話，探問小說「寰宇主義」式的台北跨界空間想像，如何反而是衍生台北都市內部，台北人與台北空間新的邊界？

2. 接著，我要說明「兩岸書寫」形式如何改變？而當代出現的「台北上海愛情故事」主題，又如何對應了第一章所觀察到的台北與上海分層寰宇主義的跨界想像？並進一步對《雙城故事》和《七世姻緣：台灣／中國情人》兩種「台北上海愛情故事」從事文本分析，討論其跨界想像中如何同時蘊含著新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的衝突與合作？讓台北與上海陷入邊界的矛盾？

3. 最後，相對於寰宇主義過去對他者跨國經驗的忽略，我整理以底層跨國移工為主題的「移工書寫」，討論另一種往往與寰宇主義的核心概念「悅納異己」

相結合，主張對多元身份包容的「多元文化」想像。我首先要說明從「勞工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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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移工書寫」的轉變？探問其於 2000 年台灣外勞政策緊縮之際，反而在台北出現，其中可能隱含何種意義？官方以「多元文化」論述推行「移工書寫」，是否代表台北出現了超越公民權更開放的跨界想像？並從《外勞詩文獎》作品和《我們：

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小說，分析其如何仍無法擺脫文化本質論、新自由主義邏輯與國家公民權架構？進而衍生台北與跨國移工間重重的邊界？

第四節、研究方法：再現理論與文本分析

1980 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後結構、後現代與後殖民等觀點豐富了文化地理研究的視野，促使「文化轉向」 (Cultural Turn) 而興起「新文化地理學」 (New Cultural Geography) ，並且使得文化地理躍居人文地理研究的核心 (Norton, 2006) 。地景的意義被重構，過去地景被認為是地表上的實體景觀，但新文化地理學認為既然我們身處於圖景式再現與象徵環境中，地景就必須透過各種中介和介面來研究，除了以往地面上石頭、水文、農作之外，畫作、書寫、文件、

影片圖像也同樣構築了文化地景 (Daniels and Cosgrove, 1987) 。亦即，新文化地理學特別重視「再現」 (representation) 的研究，也就是那些製造圍繞在我們生活周遭意義的語言和圖像 (Sturken, Marita and Cartwrigh, 2001) ，它涉及意義的再製，所以它並非事實的鏡像，其不僅反映意義同時也建構意義。再現理論要我們注意的是，圖像和語言並不是一個讓我們看到「真實」世界的透鏡，而是一種訊息，它揭露正常事物欺騙性的外衣，幫助我們看清那些由意識形態的迷思所隱藏的、歪曲的、片面的機制 (Mitchell,1986) 。

鑑於對地景意義新的理解與再現研究的發展，文本分析 (analysis of text) 成為人文地理學時興的方法。過去強調田野實察、訪談或是計量分析的地理學，開始承認唯有透過文本分析才能幫助地理學家去探查想像 (imagination) 層次上的地理，也就是列非伏爾所說的「感知空間」 (the representational space) 。以文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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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取徑去研究文學書寫地景，更是近二十年來地理學家爭相探究的領域。其中文學作品的主觀性並不會造成研究的限制，相對的，它的主觀性正好傳達了地方與空間的社會意義，誰是書寫者？寫了些什麼？為什麼這樣寫？都能幫助研究者去思考、挖掘一地的「地方感」或「場所精神」 (genius loci) (Crang 1998) 。換句話說「小說的真相超越了單純真實。小說的真實相較於日常生活的真實，可能超越之，或者包含更多真相」 (Pocock, 1981:11) 。

本研究除了部份詩文作品外，其餘全為小說作品，因此，本研究的文本分析法，主要為小說分析。我將選用的小說《蛋白質女孩》系列、《我們：移動與勞動記事》、《雙城故事》和《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拆解出時序結構、人物、

情節、場景、對話、敘事觀點與象徵／表現手法等。然後進行詮釋工作，挖掘作者的有意識的動機、和無意識下的意識型態。

第五節、章節安排

第一章我說明本論文研究的動機，來自於想要去理解全球化過程下，一方面我們存在天涯若比鄰的幻覺，而另一方面個人之間和群體之間卻同時存在著異化的狀態與心理上的距離 (Appadurai, 1990) ；而我進一步，想透過台北城市書寫現象與文本，指出全球化的情境下，正在產生台北地理空間的跨界想像－寰宇主義的空間觀，而其中卻存在各種意識形態，反而導致「新邊界繁生」。因此我的文獻回顧分成三部份，首先我整理學者們對於三種形式寰宇主義的討論，及其中隱藏的意識形態。接著，我主要說明 Balibar 對於全球化邊界衝突的觀察，並指出寰宇主義跨界想像如何幫助理解當代邊界問題的矛盾。最後，我整理目前台北城市書寫的相關研究。也具體的說明我的研究方法，以及下面幾章要處理的問題。

第二章我首先觀察 2000 年後以出現王文華《蛋白質女孩》系列為代表的「台北時尚書寫」現象，是一種精英寰宇主義想像，再由學者們對《蛋白質女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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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事如何暢銷於對岸上海的討論，觀察到台北上海城際區域連結下，分層式寰宇主義想像的出現；並且說明台北精英式寰宇主義，是台北上海分層寰宇想像的基礎。另一方面，我也將與學者認為書寫中台北正面形象出現，代表了全球化台北正在消弭各種畫界的說法對話，指出當代台北精英式的寰宇主義想像，隱藏著新自由主義邏輯，而衍生了台北空間與台北人身分新的邊界。

第三章我整理「兩岸書寫」的脈絡，發現故事類型從原先「反共懷鄉」的主題，轉變為「台北上海愛情故事」，代表伴隨現實台北與上海城市區域連結的新空間尺度，出現了在第二章提到的分層式寰宇主義想像。而我進一步對《雙城故事》

和《七世姻緣：台灣／中國情人》兩種「台北上海愛情故事」從事文本分析，觀察到在此跨界想像中，一方面，新自由主義邏輯與國族主義如何同時幫助了分層式寰宇想像；另方面，國族主義卻又如何與文化本質論結合，使其與分層寰宇主義產生衝突。最終衍生了「台北／上海」為「落後／進步」與「台北／上海」等於「進步／落後」的邊界矛盾。

第四章我先整理 2000 年後，台北「移工書寫」的形成脈絡；指出原本發源於南部農工文學與鄉土文學典範的「勞工文學」，轉變為以台北為中心的「移工書寫」。說明 2000 年初臺灣外勞政策緊縮的環境之下，台北市政府以多元文化論述推行「移工書寫」，可能顯示台北孕育了超越「公民權」限制，更開放包容的跨界想像。然而，進一步分析《外勞詩文獎》作品與第一部移工小說《我們：移動與勞動記事》，發現其中無法擺脫文化本質論、新自由主義，也沒有脫離國家公民權的認定，仍將移工劃分在台北的邊界之外。

第五章，我總結三種類型的台北書寫，讓我們深入理解全球化情境下，寰宇主義、多元文化和城際區域連結的概念，如何促成台北的跨界想像，卻又衍生更多畫界的問題。並說明本論文的研究限制，與未來可供研究者後續討論的現象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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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台匇時尚書寫

本章我將藉由以王文華《蛋白質女孩》系列為代表的「台北時尚書寫」的成型，觀察到全球化台北出現了精英式的寰宇主義想像；另一方面，也從學者們對

《蛋白質女孩》中台北故事能暢銷於上海的討論，觀察到精英式寰宇主義的跨界想像，可能成為台北與上海分層式寰宇想像的基礎。然而，本章後半段，我與學者認為書寫中台北正面形象出現，代表了全球化台北正在消弭各種畫界的說法對話，指出當代台北精英式的寰宇主義想像，隱藏著新自由主義邏輯，進而衍生了台北空間與台北人身分新的邊界。

第一節、「台匇時尚書寫」與精英式寰孙主義

台北都市書寫的主題，到了 1990 年代，以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和施叔青《微醺彩妝》為代表，形成新的「台北時尚書寫」現象 (蔣興立，2010)。這類書寫以各種國際時尚消費商品來記敘都會的特質：「書中 [指《世紀末的華麗》] 出 現大量的時尚書寫與名牌服飾資訊，對國際知名時尚設計師川久保玲、加利亞諾、

拉克華、亞曼尼、三宅一生等人的服飾美學如數家珍，並以此時尚書寫串連小說敘事的推展」 (張小虹，2006：177) [括號字為筆者所加] 。施叔青的《微醺彩妝》

也同樣可見各種跨國時尚商品充斥其中，並且部份與《世紀末的華麗》中提到的重疊，包括：「香奈兒、維多利亞的秘密、山本耀司、迪奧、三宅一生；香水彩妝包括卡文．卡萊 (Calvin Klein) 的古龍水、鴉片 (Opium) 、毒藥 (Poison) 、頹廢 (Decadence) 、迷情 (Obsession) 、香奈兒五號、蘭寇的『火紅』、迪奧的『蠱』、三宅一生的『生之水』、KENZO『風之戀』香水、雅詩蘭黛的『微醺彩妝』」 (蔣興立，2010：9) 。

不論是《世紀末的華麗》中提到的「台北米蘭巴黎倫敦東京紐約結成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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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聯」 (朱天文，1992：189) ，或是《微醺彩妝》裡的「台北人雖身在台灣，卻想方變法的想把心帶離台灣」 (施淑青，2002：90) ，我們都可以發現1990年代後，

透過國際流行時尚的符號拼貼，出現台北與世界同步連結的跨界想像。張小虹 (2006) 認為這種跨越原有地理空間的台北想像，就是「Cosmopolitan／寰宇主義

6」：「小說文本中米亞所代表的 “Cosmopolitan” 可以一語雙關地同時指向超越民族國家利益與界限、『國籍不明』的『寰宇主義』與全球流通發行的流行時尚雜誌《柯夢波丹》」 (178) 。

然而 1990 年代的「台北時尚書寫」大致是站在批判台北寰宇主義想像的立場。

劉亮雅 (1995) 便指出朱天文在《世紀末的華麗》中撻伐後現代台灣頹廢享樂、欠缺深度感與歷史意識；而施叔青則透過《微醺彩妝》嘲弄主角缺乏在地關聯的寰宇主義 (劉亮雅，2004)。直到 90 年代末，「台北時尚書寫」中的寰宇主義式的台北都會，開始被視為台北值得誇耀的在地特色。其中《在台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

便具有開創性的意義⁷，書中幾個篇章，如：「在地城市的異國美食索引」、「不只買家具，更要買氣氛」、「台北也有 BLUE NOTE」、「台北所在，外國氣氛」等，將台北能享用到異國美食、文化消費與品味作為台北與全球連結的象徵。2000 年後，

各種旅行文學書寫台北的書籍，包括：《製造風景》、《下一站，叫幸福！──ICE 與 Elma 的紐約台北城市幸福加油站》等，都是承襲其再現台北的方式。

除了《在台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等類旅遊指南或旅行文學的文類外，2000 年後小說形式的「台北時尚書寫」便是以王文華的《蛋白質女孩》為代表。其獨特的台北書寫，使這本小說一躍成為 2000 年初最暢銷的書籍之一。《蛋白質女孩》

99 年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連載時，即受到廣大讀者迴響；隔年成冊出版，就榮登金石堂排行榜前五名，而且連三年進入金石堂年度暢銷榜，到現在再版近 20 次，

6張小虹原文中將 Cosmopolitan 譯作「世界主義」，本論文為求用詞統一，寫作「寰宇主義」。兩個名詞的英文相同。

7王志弘 (2005) 在其〈記憶再現體制的構作：台北市官方城市書寫之分析〉一文中，提到關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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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新一代暢銷作家。「許多廠商，也借用『蛋白質女孩』一詞，行銷手機服務到西洋歌手等各類產品。...王文華於書展「時報出版攤位」舉行握手簽名會，近二百名讀者人人手拿著《蛋白質女孩》、《61 ×57》等著簽名，甚至有人早上九點多即開始排隊，或是特別帶來王文華專欄剪報簿、當場給王文華出題寫押韻詞句，由此可見，王文華的文字魅力愈來愈盛、王文華的讀者也有愈來愈多元的趨勢」⁸挾帶小說的魅力，王文華與陶晶瑩搭擋合開談話性節目—《桃色蛋白質》收視也履創佳績。2002 年登陸銷售後，更是在中國刮起一股「王文華現象」。

《蛋白質女孩》一二集，台北人不再只是像《世紀末的華麗》和《微醺彩妝》

中，透過消費與世界為鄰，台北人更實際以世界為家。「第一次約會很規矩，送你回家的車上還有司機。第二次帶你到香港血拼，當天來回絕不佔你便宜。第三次的飯店是五星級，...」(11)、「想她在去紐約的飛機上打電話給你，...，她告訴你此刻正飛過你們去過的斐濟」 (237) ⁹。他們可以當天往返香港只為了一次約會，並且在世界各地工作和渡假：「去吃第凡內早餐，去格林威治村看楚浮的『夏日戀情』」(162) ¹⁰。如同黃宗儀 (2007) 指出小說讓讀者能夠「想像自己以世界為家 (at home in the world) ，將此時此地與小說中不斷出現的紐約接軌」 (24) 。

透過 1990 年代開始成型的「台北時尚書寫」我們觀察到全球化趨勢下，台北寰宇主義跨界想像的出現。但我們同時也注意到這種台北空間跨界想像，結合了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停留在自由貿易下商品消費無國界、都會國際金融大樓地景，以及跨國專業經理階級生活經驗的描述上；如同文獻回顧中 Harvey 等人的批評，只是一種精英式的寰宇主義。

第二節、暢銷上海的《蛋白質女孩》與分層式寰孙主義

8節錄自「王文華流行館」http://www.readingtimes.com.tw/authors/tomwang/promote/cn.htm [2010/1/2] 。

9前兩句引文，節錄自王文華 (2000) 蛋白質女孩，台北：時報文化。

10而此句引文則節錄自王文華 (2002) 蛋白質女孩 2，台北：時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