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廣陵詞人群體評點資料中所見交遊述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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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廣陵詞人群體評點資料中所見交遊述略

第一節研究進路與材料範圍

廣陵詞壇以王士禛、鄒祇謨為主要人物，納入兩人在揚州展開密切詞學活動的參與者，就形成一個龐大組織的群體，學界對此大體沒有歧見，然而群體內部成員具體的往來情況，以及彼此錯綜複雜的關係卻還有待爬梳。王士禛在揚州五年，雖「總持斯道」，但「二三同學功亦難泯」（顧貞觀語），江南詞壇風起雲湧，

本非一人之功，與廣陵詞壇有交往者參與詞學活動的情況如何，「二三同學」又應包含哪些人，學界尚無明確定論。就現有研究文獻，學者雖大致框限出廣陵詞人群體成員的範圍，卻未具體說明列為群體的標準，成員間彼此的往來情況、親疏關係也有待考證。如劉揚忠將群體組成分成四重結構，其中即包括部分設籍揚州，或長期流寓斯地者，如鄭俠如、鄭熙積祖孫，徐石麒、徐元端父女等¹，然而筆者翻閱《國朝名家詩餘》、《倚聲初集》、《廣陵唱和詞》等被視為廣陵詞壇成就的詞集，卻未發現鄭、徐等人參與詞作唱和或評點活動的痕跡，即便王士禛個人對這些揚州當地名士曾多所拜訪、結交，仍不宜將他們列入廣陵詞人群體²，應稱之為廣陵籍詞人。因此，劉氏的研究固然對我們掌握群體結構有所幫助，卻還留有不少開展空間。此外，劉文所舉的四位核心人物：王士禛、鄒祇謨、彭孫遹、陳維崧，俱非揚州當地詞人，反而居於核心位置，則廣陵詞人與廣陵詞人群體的界線何在？本章希望解決的問題為：廣陵群體應當包括哪些人？曾參與廣陵詞壇相關詞學活動者不勝煩數，若這是聚合四面八方文人所組成，結構鬆散的組織，清楚梳理當中的來龍去脈，必有助於我們確定廣陵詞人群體的範圍及其核心人物的組成。筆者以為考察具體的交遊狀況，這些問題當能獲得解決。

林玫儀師曾撰文指出，以王士禛為首的廣陵詞人群體所留下大量的詞籍評點資料，對提供詞人相關資料與彼此交遊情況，乃至於詞人生平、詞作的瞭解，均有莫大助益。由於評點資料數量龐大，以筆者學歷無法全數掌握，本論文所使用之評語，以林師目前所整理之資料為材料。³從文獻求全的角度，雖未能盡數搜

1 見劉揚忠：〈廣陵詞人群體考論〉，原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於 2004 年 5 月 27 日舉辦之「王士禛及其文學群體學術研討會」，後修定為〈清初廣陵詞人群體考論〉，刊登於《江西社會科學》，第 7 期，2004 年 7 月，頁 85-93。

2 徐石麒自有唱和往來的社群，與以王士禛為首的廣陵詞壇關係頗為疏遠，他與范荃、羅煜組「特社」，主要活動於揚州北湖一帶。詳細論述可參周煥卿：《清初遺民詞人群體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年），頁 137-150。

3 林師研究之基本材料共有《倚聲初集》二十卷、《國朝名家詩餘》十七種四十卷、《廣陵倡和詞》

七種七卷、《廣川詞錄》三種十七卷、《直木齋全集詞選》三卷、《玉山詞》三卷、《珂雪詞》二卷、

《月團詞》三卷及二集一卷、《峽流詞》三卷等。版本與材料之詳細論述，請參林玫儀師：〈評點資料中所見之王士禛詞人群體〉，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於 2004 年 5 月 27 日舉辦之

「王士禛及其文學群體學術研討會」，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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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但從中已能發現許多訊息。其中評者與作者之間，乃至於同評諸人間的往來關係，引發筆者興趣，本章即企圖在此基礎上，以評點資料為線索、王、鄒兩人為核心，藉由交遊關係的爬梳，將參廣陵詞人群體往來情況，勾勒出較為清晰的輪廓。由於前述資料幅帙繁複，筆者將按具體交遊情況及需要，援引前文所述之詞籍評點內容。

王士禛前往揚州之前，主要活動於山東與京師，鄒祇謨則以江南一帶為主，

由於順治十五年（1658）的科考關係，兩人始得結識，彼此的人際網絡也開始相互融攝，交遊圈也透過親族與鄉里同好等關係得以拓展。此網絡內所包含的人數之多、牽涉之廣，在在增加研究的困難。筆者以王、鄒於京師的交遊為起點切入，

發現王士禛尚未赴揚，鄒祇謨啟程歸返毗陵前結識者，如吳偉業、梁清標、龔鼎孳等前輩名流，以及順治十五年、十六年參加科舉的文人儕輩，有不少人都是日後參與詞籍評點的要員，正可作為研究王、鄒交遊與廣陵詞壇組成的基礎。若從王、鄒兩人在科舉前的人際關係切入，如王士禛進士及第前，已有兩次隨其兄王士祿赴京的經驗，順治十二年兄弟兩人結伴入京考試，與王士祿有同科關係的文人中，也不乏參與《國朝名家詩餘》評點者，因科舉衍生的效應，值得注意。鄒祇謨在江南地區多次參加結社活動，是毗陵甲族也是江南名士，以他為中心外延的社交圈，和廣陵詞人群體網絡建構之間潛藏的蛛絲馬跡，值得進一步求索。隨著王士禛擔任揚州推官，在京師結識的友朋也各自述職，前往南方任官，或因故回到江南一帶家居的友朋，持續與王士禛等人保持互動。此時江南文人的加入，

或源於鄒祇謨引介，或因王士禛聲名日顯，心生忻慕結交之意，其中錯綜複雜的關係，是本文嘗試爬梳清楚之處。若能總綰王士禛、鄒祇謨自京師以降的交遊，

以及江南文人的加入情形，廣陵詞人群體的人際網絡，應可大致抵定。

本章作為梳理廣陵詞壇概況的嘗試，共分為四節：第一節說明研究進路與材料取捨。第二節以後設的角度剖析王、鄒兩人的交遊狀況，以與兩人同榜之進士為主，在京師時往來的前輩名流為輔，從《衍波詞》、《麗農詞》之評點者一一覆核交遊與所評對象之關係，盡可能將交遊圈向外展延。一方面觀察身為王、鄒兩人之友朋與所評詞集作者間的往來，同時也尋繹這些人物與王、鄒之關係。透過親疏關係的釐清，對我們描繪出核心人物的可能範圍，提供較清楚的方向。第二節所論，乃圍繞兩人京城交遊展開，雖以參與評點的對象為主，但其中仍有不以詞著稱，甚至沒有詞集詞作者。考慮群體絕非兩個領袖人物便能撐起大纛，詞人群體的構成也必將以詞人為主，故第三節將分別從京城前輩、儕輩同學以及廣陵當地的詞人裡，選取與王、鄒密切往來者，每類挑選二人作為研究個案，透過三組共六人間人際網絡的交叉疊合，確定核心成員。取樣原則以同時兼具評者與被評者身分，且至今仍有詞集流傳者為主。京城前輩以龔鼎孳、梁清標為例，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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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選取王士祿與董以寧兩人，汪懋麟、陳世祥則作為廣陵當地詞人的代表。由於《國朝名家詩餘》中，廣陵籍詞人僅得陳世祥一人⁴，故筆者擬補入汪懋麟作為研究對象，原因如下：汪懋麟之詞集雖未列入《國朝名家詩餘》，但他設籍揚州，也曾前往北京，同時受業於王士禛，更兼具詞人與詞評家雙重身份，應可更全面地看出群體的互動。第三節之目的在於透過交遊及具體的評點內容，配合詩文序跋提供之相關資料，進而達到以點連線、聚線成面的效果，觀察群體的內聚力與彼此辨識的方式。第四節則總結、歸納廣陵詞人群體的結構，並確定核心成員。

第二節 龍虎會京華－京師舉業與廣陵詞壇交遊網絡的開展基礎

王士禛獲得功名，就職揚州推官之前，其主要活動地區除山東外，便是於應試期間較長逗留的北京。包括順治十五年進士膺榜在內，王士禛共有三次赴京，

第一次是陪同其兄王士祿赴進士考試，時當順治九年；第二次則是順治十二年兄弟兩人同行進京趕考；第三次為順治十五年，是年王士禛考取進士。其中第三次舉業，是王、鄒兩人結識的契機，若觀察參與同榜登科的名單⁵，可以發現其中許多人參與了廣陵詞人群體的詞學活動。這種現象絕非偶然，對中國古代文人而言，同榜之士密切往來的例子屢見不鮮，重點在於，我們該如何在諸多參與評點的成員中，爬梳出往來程度的親疏。此時，進一步分析評點內容與數量，便有助於我們廓清以王士禛為首的廣陵詞人群交遊網絡的建構。

以評點資料作為研究對象，本節論題焦點有三：一為探討王士禛、鄒祇謨赴京前各自的交遊。其次，則集中討論順治十五年和兩人同時及第者。最後分析王、

鄒進士及第後、前往揚州前，和當時擔任京官者、等待派官者，以及等待舉業者之間的往來情況。透過上述論證，冀能觀察交遊網絡的建立，逐一求索這些人物和廣陵詞人群體間的關係，作為第三節討論交遊圈開展的基礎。下文按時間順序析為三小節，首先爬梳兩人各自於鄉邦時的交遊，接著對順治十五年與王、鄒同榜者進行考察，最後探討滯留京師階段，王、鄒兩人建立的人際關係。必須說明的是，王士禛之作品繁多，行跡已有學者編著年譜資料，其中較翔實者當為蔣寅

《王漁洋事蹟徵略》⁶（以下簡稱《徵略》），故筆者據此書為基本材料，考察王

4 經筆者查詢，《國朝名家詩餘》所收詞集之作者，惟陳世祥設籍廣陵，所收錄詞籍作者名單，

可見《國朝名家詩餘》目錄。

5 可參見江慶柏編著：《清朝進士題名錄》（北京：中華書局，2007 年），與潘榮勝主編：《明清進士錄》（北京：中華書局，2006 年）。因下文有詳細論述，此不贅言。

6 蔣寅：《王漁洋事蹟徵略》（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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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禛的交遊情況。而鄒祇謨所著《遠志齋集》業已亡失，且無年譜可資參考，故藉由張慧劍所編《明清江蘇文人年表》⁷中他與友朋的往來訊息，勾勒出他的動向梗概。本文也將探討這些交遊作為評點者，與被評者之間的往來概況，故將視實際分析狀況，參照兩人別集透露的資料以為旁證。

（一）王、鄒於鄉邦的交遊

王士禛（1634-1711，山東新城）順治十五年赴會試前，有兩次進京經驗，

順治九年時陪同王士祿（1626-1673）應試，順治十二年未與殿試而歸，於京師皆有過短暫停留，但這段時間他主要活動的地區仍是故鄉山東，與親族相往還。

除王士祿兄弟外，王士禛順治十年居家讀書時，與徐夜（1611-1683，山東新城）

定交。⁸王、徐兩人為從兄弟，筆者翻查《衍波詞》的評點者祇得四人⁹，徐夜為其中之一。《衍波詞》亦為徐夜唯一評點過的詞集，他一生未任官職，據《清史列傳‧文苑傳》，徐夜「年二十九棄諸生，居東皐鄭潢河上，掘門土室、絕跡城市，久之乃出，遊錢塘、過孤山……」¹⁰，可知他日後移居江南，但卻不與人交，

自然無法評點王士禛其他友朋之作。

這段時間內，王士禛往來的文人尚有施閏章（1618-1683，安徽宣城），順治十三年，施氏任山東提學史，兩人有詩互贈。當時兩人同在山東，即使沒有晤面，

兩人會見的時間必不遲於順治十七年初，是年因王士禛自山東返京、將往揚州，

曾順道拜訪施閏章。¹¹就筆者目前經眼者，施閏章評點詞集有三部共七則，其中評王晫《峽流詞》一則，曹爾堪《南溪詞》與梁清標《棠村詞》各三則。為確定彼此訂交年份，筆者考辨後敘述如下：

施閏章撰有〈翰林院侍講學士曹公顧庵墓誌銘〉，內述兩人交遊，文曰：「初君客都下，余以事適至，與沈、宋、王、陳諸公為文字交，甚歡。」¹²據此，則施閏章與曹爾堪定交之年，當為順治十六年。¹³附帶一提，施氏提到的「沈」即

7 張慧劍：《明清江蘇文人年表》（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年）。

8 徐夜為王士禛叔祖王象春之外孫，見《徵略》，頁 20。

9 筆者以為王士禛聲名雖顯，主要卻非以詞名家，故所著詞集評點者少，和王士禛評點他人詞作的數量相較，真可謂不成比例。身為廣陵詞壇的號召人物，所和《漱玉詞》中〈蝶戀花〉一闋又為他贏得「王桐花」的雅號，理應引起友朋爭相評點，但事實並非如此。儘管刊印時間較早，但

《國朝名家詩餘》首批刊印的詞集有三部，除王士禛外，尚有鄒祇謨《麗農詞》、彭孫遹《延露詞》，後兩者的評點者皆多於前者，單就詞學成就與稱譽高下觀察，王士禛無疑是個特異的現象。

稱為廣陵詞人群體的精神領袖雖大致無誤，筆者以為他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號召力與詩名上，尤以串聯南北文人的樞紐地位最是關鍵，詞學成就仍以鑑賞能力與評論為主，創作質量顯然較為不足。

10 《清史列傳‧文苑傳》（臺北：中華書局，1964 年），卷 70，頁 32

11 見《徵略》，頁 50。

12 引見《施愚山集》（合肥：黃山書社，1992），第 1 冊，頁 382。

13 此後，施閏章輾轉任職他方，曹爾堪順治十八年又因故南還，故不可能有機會和文中所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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沈荃¹⁴（江蘇華亭，1624-1684），他評點過陸求可、尤侗、龔鼎孳、曹爾堪、梁清標等人的詞作，從兩人所評名單，可知彼此交友網絡的疊合以及京師文人往來的密切。¹⁵至於施閏章與王晫的交往，源於順治十八年施閏章遊歷江南時，王晫為浙江錢塘人士，無心宦途後長期家居，並廣交賓客，兩人會於西湖，在場者尚有鄒祇謨，施氏為王晫詩集寫序時曾回憶起這段因緣。¹⁶至於施閏章和梁清標是否有具體來往紀錄，筆者翻閱《施愚山集》，並未發現有兩人直接往來的證據，

故筆者無法判斷兩人是否為友朋關係。按交遊網絡與常理推測，兩人在北京應有往來，在資料不足徵的情況下，暫時無法論斷。梁清標《國朝名家詩餘》所收《棠村詞》，刊於康熙十六年，如兩人相識，此年當為下限。以往研究者幾乎不曾將施閏章與「詞」締連，他雖然評點數量少，但詞當時流行於吳越之地，翻查施閏章的詩文作品，筆者發現他屢次前往廣陵，和江南文人往來頻繁，如孫枝蔚、鄧漢儀、杜濬、董俞等人均有接觸。從人際網絡與詞學活動的角度，施閏章與廣陵詞人群體關係密切，應可列入群體討論，此關係卻未曾有人進行討論。或因《施愚山集》中未見任何詞作，難以稱之為詞人，故列於群體裡較邊緣的位置，導致學者忽略此現象，若就詞壇內部活動的立場，施閏章實應得到注意。

返里讀書年餘後，王士禛於順治十二年赴京師會試，但未與殿試而歸，不過這次科考經歷對他未來在揚州聲名的傳播，佔有頗為重要的地位。根據《吳梅村年譜》¹⁷，王士禛初識吳偉業（1609-1672，江蘇太倉）便在此年，年譜中對兩人結交更詳細的時間、場合資料沒有更進一步展開，以吳偉業當時在詩壇上的地位推測，王士禛應是以詩壇晚輩的身分拜謁。順治十三年後吳偉業歸里，活動場域便限定於南方，須至王士禛任揚州推官後，兩人始有進一步往來。從身分觀察，

吳偉業列名江左三大家，且著有《梅村詞》，既是詩人亦為詞客，在詞集評點上也未曾缺席。他共計評點六人詞集，皆為江蘇人士，除《直木齋全集詞選》外，

《玉鳧詞》、《蓉渡詞》、《溪南詞》、《月湄詞》、《二鄉亭詞》五部詞集收入《國朝名家詩餘》，據此，可略窺吳偉業參與廣陵詞壇活動之情況。王士禛南下揚州後，

人文字酬酢。田茂遇評曹爾堪〈浣溪紗‧惜別〉時提到，「學士辛丑南還，方擬五湖之遊，忽以無望罹患，托興湘芷澧蘅，宜其言之纏綿而多感」，可知此番離京之因在於政治失意。田評見《國朝名家詩餘‧南溪詞》，卷上頁 13。施閏章更撰寫墓誌銘時，更直接點出原委，指曹爾堪是被族中後輩罹奏銷案所牽累。

14 翻查施閏章年譜，順治九年至十一年間，他主要活動地域為南方，順治十二年始返京補員外郎，沈荃為順治九年進士，後授編修，兩人應認識於此年。

15 儘管兩人評點對象並不完全疊合，但如龔鼎孳、尤侗等亦為施閏章所熟識，彼此友朋的相關程度頗高。

16 〈王丹麓松溪詩集序〉，《施愚山集》，第 1 冊，頁 138。

17 馮其庸、葉君遠以《梅村家藏稿》卷二十九〈程崑崙文集序〉中有「吾友新城王貽上為揚州法曹」，又有「蓋識貽上在十年之前」一語論斷，兩人相識時間應在順治八年至順治十三年間。

而順治十二年王士禛來京會試，吳偉業在京任官，是兩人在這段期間內唯一有可能晤面的機會。

見氏著：《吳梅村年譜》（北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 年），頁 26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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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吳偉業互動密切，吳偉業讚許王士禛在推官任內「晝了公事，夜接詞人」，此形象也成為文人津津樂道的佳話。

王士禛晉身宦途前，最重要且對他影響最大的事，莫過於順治十四年大明湖畔的〈秋柳〉詩唱和，引發各地文人評點與追和。汪琬品評〈秋柳〉詩時，曾引述嚴沆的看法¹⁸，稱「『東風作絮糝春衣』一首，如朔鴻關笛，易引羈愁」，可知日後三人曾有往來。筆者檢索評點資料，汪、嚴兩人均曾加入評點的行列。他們同為順治十二年進士，相識自不足為奇，王士禛也參與是年考試，但舉業未售，

三人是否當年有交，尚缺乏直接證據，我們也頗難從對〈秋柳〉詩的評點與唱和得知，因評點可以在唱和之後進行。不過汪、嚴在順治十七年王士禛離開京師前，

皆在京任職，合理推斷三人交遊應不遲於順治十六年底。¹⁹事實上，順治十二年赴會試，且日後參與廣陵群體評點詞集者不只汪、嚴二人，不過根據《徵略》，這些人與王士禛的直接接觸，已是順治十五年之後的事，故將其納入王士禛考取後、尚未前往揚州前的交遊狀況一併討論。從上述資料可知，王士禛登科前的交遊，曾參與《國朝名家詩餘》評點者不過寥寥數人，甚至有一部分與鄒祇謨的故舊重疊，若憑此作為推斷依據，〈秋柳〉唱和雖成功使王士禛引起南北文壇的關注，實際讓他在京華之地站穩腳跟者，卻是進士及第後，四方文人延譽之功。²⁰ 接著分析廣陵群體另一指標人物鄒祇謨（1630-1670，江蘇武進），可以發現他及第前的友朋，遠較王士禛更值得一書。儘管順治十五年是鄒祇謨首次離開江南地區，然此前他與許多京城仕宦早有交遊，當時許多任職清朝的南方文人，在前往北方之前，多因結社之故，和鄒祇謨早有一面之緣，重逢京師自也免不了酬酢歡會。以下便對鄒祇謨的南方交遊網略作梳理：

鄒祇謨於順治十年曾參與吳偉業在虎丘召開的十郡大會，此次社集活動原是為調和慎交社與同聲社間的對立，卻也同時讓江南文人有了交流機會。慎交社的成員如宋實穎（1621-1705，江蘇長洲）、汪琬（1624-1691，江蘇長洲）、尤侗

（1618-1704，江蘇長洲）、計東（1625-1676，江蘇吳江）、趙澐（生卒年不詳，

江蘇吳江）、嚴繩孫（江蘇無錫，1623-1702）等²¹，日後與王士禛皆有往來。前文提過的吳偉業、汪琬，與鄒祇謨相識的時間便早於王士禛，但是彼此人際網絡的串聯，則須待王、鄒及第之後。

若檢視鄒祇謨《麗農詞》的評點者，略去王士禛後共得十人，筆者發現其中

18 《徵略》，頁 29。

19 《阮亭詩選》卷五有〈張友鴻招同汪苕文、許天玉、王翰臣、朱天襄、朱雨公諸子讌集，即席賦贈友鴻并懷吳子六益〉引見《徵略》，頁 33。張友鴻即張一鵠，順治十七年起任雲南推官，

扣除啟程時間，推測應於順治十六年底左右。

20 同年探花吳國對，曾在眾進士集會禮部時，高呼「此中何者為濟南王郎乎？」引來眾人關注，

知時人對王士禛已略有印象。詳見《徵略》，頁 33。

21 見《明清江蘇文人年表》，頁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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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邑文人的數量頗多，計有孫自式（1628-？，江蘇武進）、陳維崧（1625-1682，

江蘇宜興）、黃永（生卒年不詳，江蘇武進）、黃京（生卒年不詳，江蘇武進）、董以寧（1629-1669，江蘇武進）五人，佔《麗農詞》評點人數約二分之一強。

其中孫自式評點過鄒祇謨與董以寧的詞作，而黃京為黃永之弟，黃永又與陳維崧、董以寧、鄒祇謨同列為毗陵四子，評點鄒作實不足為奇。若比較王、鄒兩人在題榜前的交遊狀況，顯然兩人進京赴試前的人際網絡，以鄒祇謨於故里的友朋和未來廣陵詞壇關係較密切。我們可說南方文人間的相互往來，本就較清順治初年以來的北方緊密，以詞風盛衰而論，則毗陵一帶詞風最盛，不但詞人麇集唱和，

更彼此評點交流，唱和與評點等詞學活動，正是廣陵詞壇最為活躍之處。由此可知，陳維崧、董以寧、黃永等人不但參與評點，同時也有多次與王士禛、鄒祇謨唱和的經驗，他們在廣陵詞壇的重要性也可見一斑。如以結果反溯過程，王士禛在江南地區得以快速拓展聲名、擴大社交網絡，同時縮短融入江南文人圈的時間，實得益於與鄒祇謨的交往。

必須說明的是，以上討論僅限於評點兩人詞集者，王、鄒兩人的評點則暫不處理。原因在於兩人編輯《倚聲初集》時，曾大量評點時人與明末詞人，評點《國朝名家詩餘》時又近乎無人不評，焦點容易趨於分散，未若將王、鄒作為雙核心向外輻射，以友朋所評詞集展開討論，透過互動與串聯，描摹出較清晰的交遊脈絡。

（二）順治十五年同榜及第者

接著討論與王士禛、鄒祇謨同榜者參與評點的情況，根據江慶柏編著之《清朝進士題名錄》²²，順治十五年三甲進士共有 343 人，惟此書僅列出名次與籍貫，

人物資料附之闕如。故筆者將榜單中曾參與評點者選出，僅得七人。因明清多數進士資料散逸方志、別集中，搜尋不易，為進一步尋求七人之相關資料，筆者參照潘榮勝主編之《明清進士錄》²³，就所見評點資料中出現的人物篩選，茲將名單及其籍貫生卒年羅列於下，後文討論關於官職與生平等資料，多援引此書，如另有依據，則另行加註說明：

王曰高（？-1678，山東茌平）：評董以寧《蓉渡詞》，共一則。

張一鵠（生卒年不詳，江蘇華亭）：評曹爾堪《南溪詞》，共一則。

李天馥（1635-1699，安徽合肥）：評陸次雲《玉山詞》、董元愷《蒼梧詞》各三

22 江慶柏編著：《清朝進士題名錄》（北京：中華書局，2007 年）。

23 潘榮勝主編：《明清進士錄》（北京：中華書局，2006 年），頁 786-791。

(8)

則、王晫《峽流詞》、龔鼎孳《香嚴詞》各一則，共八則。

鄭重（生卒年不詳，福建建安）：評陸次雲《玉山詞》，共一則。

陳廷敬（1638-1712，山西澤州）：評龔鼎孳《香嚴詞》共兩則。

徐喈鳳（1622-？，江蘇宜興）：評王晫《峽流詞》三則、任繩隗《直木齋全集詞選》一則、董元愷《蒼梧詞》兩則，共六則。

錢中諧（生卒年不詳，江蘇吳縣）：錢中諧評任繩隗《直木齋全集詞選》兩則、

黃永《溪南詞》一則，共三則。

以上評者與作者，多數別集業已亡失，彼此關係或缺具體線索，筆者處理的方式為如有別集，則翻查是否具備相關資料，若無，則以時地事件為橋樑，重構他們的交遊網絡。假使無法找到彼此相契的結合關係，則存而不論，以下即分述七人與所評者之往來情況：

王曰高，字登孺、號北山，董以寧撰有〈王北山集序〉，點出他與王曰高相識的經過，其文曰：「茌平王北山先生，由翰林入諫垣，聲名重於朝野，而詩文尤著公卿間，頃來江南訪余京口，即以一編相示，索序于余。………及過毗陵，

復偕鄒子訏士、陳子賡明與先生觴咏累日。²⁴」從以詩集相託為序的情況判斷，

兩人應為舊識。筆者以為兩人結交的原因或與鄒祇謨有關，鄒祇謨與王曰高同榜，又與董以寧同郡，有居中引介之可能。，

張一鵠，字友鴻、號忍齋，曾評點曹爾堪詞作，根據《明清進士錄》所載，

張氏著有《野廬集》，但筆者搜尋後並未發現清人別集相關目錄中有登錄此書²⁵，故無第一手資料證明他與曹爾堪有往來。按推斷兩人互通的機會有二：張一鵠登科後被派任司李雲南，旋因奏銷案罷歸，在京時間甚短，順治十五年曹爾堪任侍講學士，是兩人較有可能往來的時間點之一；張一鵠於康熙元年自雲南返鄉，曾從京口寄畫作給王士禛，知張、王仍保持聯繫。康熙五年王士祿、曹爾堪等在紅橋集會唱酬，張一鵠也可能於康熙初年和曹爾堪接觸。囿於文獻，其交遊時間，

則留待他日覈查。

李天馥，字湘北、號容齋，由庶吉士累擢至戶部、後調吏部，歷任官職皆在京師，與龔鼎孳往來的機會也較多。加上他與龔鼎孳同為安徽合肥人，有往來而

24 引見董以寧：〈王北山集序〉，《董文友全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柒輯貳拾肆冊（北京：

北京出版社，2000 年），頁 432。

25 筆者檢索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北京：北京古籍出版社，2001 年），竟未發現張一鵠之《野廬集》，楊忠、李靈年所編《清人別集總目》（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年）也沒有此書的存目，但潘榮勝所書小傳明確提及張氏有此作，未知憑藉為何，或許此書業已亡佚，因詳細情況待查，此處，筆者僅能以推測的方式考察他與曹爾堪的往來。而據林玫儀師、吳熊和、

嚴迪昌合編：《清詞別集知見目錄彙編》（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 年），張一鵠有《春詞》、《秋詞》各二卷，為順治刻本，見《清詞別集知見目錄彙編》，頁 2030。二書筆者俱未親見，故無法進一步判斷張氏在詞作中是否提及兩人往來情形。

(9)

進行評點當無庸置疑。至於評點董元愷《蒼梧詞》與王士禛當有密切關係：董氏在順治十七年在南京應鄉試，當時的考官便是王士禛，同年應考者還有董俞、崔華、盛符升等，以座主與考生之關係，董元愷應視王士禛為師。康熙十五年《蒼梧詞》編訂完成後，王士禛曾有題詞，而康熙十四年八月李天馥與王士禛讌集，

並分韻賦詩，固知兩人在京師頗有往返²⁶，則王士禛實為李天馥評點《蒼梧詞》

的關鍵轉介者。評點王晫詞作的部份，因王晫未曾赴博學鴻儒考試，兩人接觸的契機可能有二：一是透過王士禛轉介，因康熙三年王晫曾客居揚州²⁷，據《今世說》的記載，鄒祇謨曾向惲壽平稱許王晫²⁸，可知兩人相識，王、鄒兩人與李天馥同榜，因鄒祇謨辭世較早，奏銷案後又不復前往北京，他們之間的網絡應由王晫與鄒、王締結，後又由王士禛將王晫（或其作品）傳遞給李天馥。另一可能或因李天馥偶然聽聞王晫名聲，故向友朋索取其作品。²⁹筆者據所見文獻計算，評點《峽流詞》者共有一百二十人，每人所評則數雖只有一至三條，籍貫卻從南到北無所不包，身分更涵蓋官吏、遺民、未仕文人各層面，與他廣交賓客的形象相符。據此，不難知道王晫的聲名確實流衍甚廣。

至於評點《玉山詞》的契機，當與康熙十八年陸次雲薦舉赴博學鴻儒考試有關，據林玫儀師賜閱之評點資料，《玉山詞》所用版本為上海圖書館藏康熙二十二年宛羽齋刻陸雲士雜著本，從評點到刊佈之時間正相符契，兩人相交或在此時。

評點《玉山詞》者尚有鄭重，仕宦生涯多集中於京師，但仕宦之初曾掌靖江縣務，靖江為常州所轄，與陸次雲所居浙江錢塘較為接近，不過當時兩人並無相識契機，筆者推測結識時機當在陸次雲舉薦博學鴻儒的北京之行。³⁰

而陳廷敬的宦途皆在北京，雖屢次與龔鼎孳、王士禛等人唱和酬酢，但因與李天馥一樣未曾前往江南，除了零星參與評點的紀錄外，沒有詞作唱和等活動，

與廣陵詞人群體的關係無疑較遠。³¹

徐喈鳳所評三人中，任、董皆為毗陵同郡，三人同為陽羨詞派的重要人物，彼此有往來當不成問題。然而徐氏與鄒祇謨既為同鄉，又是同榜進士，從王士禛的年譜資料中提到當時於京師展開的聚會，只見鄒祇謨的名字，未知徐喈鳳是否加入

26 見《徵略》，頁 213。

27 《明清江蘇文人年表》，頁 721。

28 事見王晫：《今世說》，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學林類》第 22 冊，（臺北：明文書局，

1985 年），頁 50。案：惲壽平即惲格，為武進著名畫家，也曾參與評點。

29 如王晫的同鄉丁澎，以及曾有往來的尤侗，先後都在北京任官或停留，故也皆有向李天馥談起王晫的可能。

30 筆者翻閱陸次雲《澄江集》，前有尤侗康熙 25 年序（即丙寅年，1686），言此集主要為陸次雲

「官江陰時作」，其中有李天馥、鄭重、鄧漢儀、董俞、王士禛等人評語，其中董、王皆評〈雜感〉詩，為首數不同，而鄧漢儀、董俞和陸次雲均是康熙十八年博學鴻儒的應試者，故判斷這是陸次雲和當時活動於北京之文人往來的最佳時機。《澄江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1995-1997 年），集部，別集類，237 冊。

31 陳廷敬主要以詩名家，他的詩作也被編入康熙十年，吳之振所編《八家詩選》中。

(10)

當時北京的交際圈。根據嚴迪昌先生的研究，徐喈鳳是順治十八年奏銷案返鄉後，透過鄒祇謨才開始讀詞填詞³²，可見徐喈鳳雖與鄒祇謨有舊，他的學詞歷程卻與廣陵群體無涉。另一被評者王晫順治四年中秀才後，便無意仕宦，市隱讀書而廣交賓客，與徐喈鳳的具體往來情況不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徐喈鳳曾為王晫所編著之《今世說》作序³³，作於幾年等訊息則付之闕如。筆者查閱《明清江蘇文人年表》³⁴，得知王晫在康熙十三年偕徐士俊同至宜興，和徐喈鳳、任繩隗、潘眉等人會面，遂知徐喈鳳所評點的詞集，作者與評者都彼此相識。

據潘榮勝的說法，錢中諧詩文多已散佚³⁵，生平資料也難窺全豹，不過他再康熙十八年薦舉博學鴻儒，料進士資格喪失應與奏銷案有關。任繩隗與黃永兩人皆為毗陵人氏，和錢氏同樣遭遇奏銷案，但從地緣關係觀察，錢中諧居處江蘇吳縣，距離毗陵略有距離，如無中介，應無相識可能。然黃永為順治十二年進士，

奏銷案前任職刑部員外郎，錢中諧名列三甲未授官銜，卻有可能流滯京師與黃永接觸，進而在奏銷案後透過黃永結識任繩隗。考量詞集評點的過程必定有傳播的行為，就目前筆者所見文獻，三人之間缺乏直接的往來橋樑，詳細的交遊狀況或留俟他日。

（三）考取進士後至前往揚州前的交遊

王士禛考取後，至八、九月間返里前，與當時居住在京城的才子名士酬酢頻繁，除了前文所述之同榜諸子外，業已考取而任職京師者，更是初為新貴的王士禛極力結交的對象。而鄒祇謨名列三甲，又未選入庶吉士，以致失去派任官職的機會，返回毗陵前，他與王士禛一樣大量參與當時京師文人的聚會。這段時間與兩人往來者，除卻順治十五年之前已榮膺黃榜者之外，還有一部分是順治十六年的新晉進士，以及當年滯留京師，多年後才擔任官職者。下文依舊撮舉往來較密切，且參與評點者加以申論，至於非由清廷科考出身者，如龔鼎孳、梁清標等，

第三節另有專門討論。此不贅述。

1、順治十五年已任職京師者

32 參見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年），頁 219-220。

33 此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小說家類存目一，收入王雲五主編：《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

（臺北：商務出版社，年）總頁 2991。

34 張慧劍先生編著此條目所引用書目為王晫《霞舉堂集》，但筆者檢索臺灣圖書館藏後發現，臺灣並無此書，姑以張先生引用資料為準，見《明清江蘇文人年表》，頁 780。

35 見《明清進士錄》，頁 790。

(11)

前文談及王士禛及第前已有赴京經驗，順治十五年為他第三次在北京活動，

加上〈秋柳〉唱和逐漸累積的社交成本，王士禛於文壇無疑薄有名氣。在王士禛尚未前往揚州前，逐漸顯著的詩名，為他獲得更多機會與時流交往。若參照《徵略》明確提及互動者³⁶，以進士登科的年份來統計，可得順治六年進士一名：董文驥（1623-1685，江蘇武進），順治九年進士一名：曹爾堪（1617-1679，浙江嘉善），順治十二年的人數最多，共有六名：汪琬、王士祿、嚴沆、黃永、秦松齡

（1637-1714，江蘇無錫）、劉體仁（1612-1677，穎川衛，今安徽阜陽）。其中王士祿、黃永的詞集更列入孫默所編《國朝名家詩餘》，單純就此現象而論，此年及第者無疑是順、康之際進士參與廣陵群體評點最踴躍的一群。以外，廣陵詞人吳綺雖未有科名，卻於順治十一年薦授為中書舍人，他和王、鄒俱有往來，故亦納入討論。為論述方便，以下便以年代順序分別陳述進士及第者與王士禛、鄒祇謨間的交遊，吳綺的部份則置於上述諸人之後討論。

王士禛與董文驥的會面，是透過龔鼎孳安排³⁷，而鄒祇謨與董文驥皆為江蘇武進人，董文驥是董以寧的族叔，鄒祇謨和董以寧年輕時便一起填詞，與其家中長輩應彼此相識。而與曹爾堪結交經過，蔣寅引王士禛、彭孫遹兩人與曹爾堪登高後所作詩為證³⁸，詩題不及王士祿，筆者在評點資料中，卻發現另一證據可相參照。曹爾堪在評點王士祿〈念奴嬌‧送宋荔裳前輩北行，兼寄舍弟貽上，用顧菴即席見示韻〉時，提到「僕居京華者數年，惟與瑯琊兄弟兩度登高賦詩，為生平快事，讀此數過，覺黃公壚頭宛如昨日也。³⁹」因曹爾堪順治十八年後南歸，

王士禛在順治十七年述職揚州，兩人相聚，必在這段時間之內。雖然這段資料沒有點出王士禛和曹爾堪如何結識，不過王士祿於順治九年曾赴會試，因故被停一科而返⁴⁰，此事喧騰一時，料想曹爾堪對王士祿之名已不陌生，加上北京名流時有詩酒歡會，筆者推測王士祿應為王士禛與曹爾堪往來的橋樑。

前文討論王士禛的鄉邦交遊時，曾提到汪琬引嚴沆的話評論〈秋柳〉詩，嚴沆是否也透過汪琬牽線和王士禛有往來，《徵略》未曾提供相關線索。若汪、王兩人初會在王士禛登科後應張一鵠之邀讌集的場合，觥籌交錯當是詩人交流的最佳時機，汪琬品評〈秋柳〉詩或在此時。前文對此已略有說明，此處要指陳的是，

36 列名順治十二年進士，日後參與評點的還有陸求可與丁澎，但陸求可因任河南裕州知府，丁澎因科場案流放域外，故皆不可能在當時與王士禛酬酢。

37 《徵略》引陳廷敬〈故翰林編修汪鈍翁墓誌銘〉：「大宗伯端毅龔公已能詩接後進。先生與今宰相合肥李公天馥、今戶部侍郎新城王公士禛、吏部郎中劉公體仁、監察御史長洲董公文驥及海內名能詩之士，後先來會。」雖是以汪琬為主，但也點出王士禛與董文驥相識的經過，見頁 41。

38 參《徵略》，頁 45。

39 見《廣陵唱和詞‧炊聞詞》，頁 2。

40 據《王考功年譜》記載，王士祿被牽連的原因是涉入禮部官員與當屆會元程可則之間的齟齬。

筆者所用版本為《天津圖書館藏孤本秘籍叢書》（北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 年），史部第 3 冊，總頁 168。

(12)

當時嚴沆官居給事，乃京師諫官，以人際網絡觀察，王士禛得以嚴沆，或由汪琬轉介。

黃永與鄒祇謨同為武進人，而王士禛有〈雨甚，訏士過宿慈仁夜話，懷黃雲孫初子兄弟〉⁴¹，因懷人之作的前提是兩人有舊，故推測順治十五年前王士禛與黃永相晤。加上順治十八年奏銷案起，黃永歸里後，曾參與王士禛〈沁園春‧偶興〉唱和，故應列入廣陵詞人群體成員。王士禛寄宿慈仁寺期間，秦松齡曾經過訪⁴²，兩人互通聲氣，當與鄒祇謨有關。秦松齡是無錫重要文人，曾與嚴繩孫結

「雲門社」，彼此堪稱摯友，而嚴繩孫與鄒祇謨在順治十年同會虎丘十郡大社⁴³，日後鄒、秦在京師聚首，人際網絡環環相扣，可見一班。奏銷案發生後，秦松齡罷歸，康熙十八年在李天馥推薦下應試博學鴻儒，而李天馥與王士禛屢有詩酒之會，京師對群體交遊的重要性不言可喻。最後一位是劉體仁，《倚聲初集》收有他的《七頌堂詞繹》⁴⁴，同時劉體仁也參與評點，頗見對詞之深刻體會，然就資料所及，他未加入詞作唱和的活動，嚴格而論，與施閏章一樣關係較為外圍。

吳綺為王、鄒認識的第一位廣陵藉詞人⁴⁵，主要活動地點為京師和廣陵，著有《林蕙堂全集》。吳綺未有科名，為清廷特擢的江南人氏，順治年間活躍於京師，順治十五年七夕曾和王士禛、鄒祇謨、張一鵠等人共賦七夕詩。⁴⁶概略介紹眾人與王、鄒的交遊後，以下將進一步分析他們評點過哪些詞集，觀察評者與被評者的關係。

董文驥評《蒼梧詞》三則，《蓉渡詞》、《溪南詞》、《南溪詞》各一。其中除曹爾堪設籍浙江嘉善，其餘三部作者皆為武進人，地域性格濃厚。曹爾堪所評詞集甚多，幾乎遍評《國朝名家詩餘》以及《廣陵唱和詞》⁴⁷，蓋與其經歷有關。

順治十八年前，他在京師與龔鼎孳、梁清標等人往來，之後南歸，屢屢和江南文人唱酬，康熙四年與王士祿、宋琬有江村唱和，康熙五年復與廣陵當地詞人聚會，

交遊廣闊，故也留下較多的評點資料，加上曹爾堪本身為知名詞人，無論評點與被評，他在廣陵詞壇都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汪琬評《香嚴詞》三則，《南溪詞》與《蓉渡詞》各一。其中與龔鼎孳、曹

41 見《徵略》引王士禛詩，頁 37。

42 《徵略》，頁 34。

43 二事分見《明清江蘇文人年表》，頁 660、654。

44 《詞話叢編》有收入此詞話，頁 615-623。

45 王士禛前往京城前的活動地點主要在山東一帶，而吳綺於順治十一年拔貢後，便長期留在京師任官，以評點資料出現人物觀察，吳綺實為王士禛首位結識之廣陵籍詞人。吳綺昔日與吳偉業等江南文人有舊，鄒祇謨順治十三年在虎丘參加社集時，吳偉業雖為領頭人物，但吳綺早已赴京任職，故鄒祇謨與吳綺當結識於京師。

46 事見《徵略》，頁 37。

47 據筆者統計，曹爾堪所評共有《峽流詞》、《玉鳧詞》、《香嚴詞》、《二鄉亭詞》、《月湄詞》、《百末詞》、《含影詞》、《炊聞詞》、《梅村詞》、《棠村詞》、《蒼梧詞》、《烏絲詞》、《小香詞》、《青簾詞》、

《幽篁詞》等。

(13)

爾堪的往來均在京師，跟董以寧似未直接碰面，而是透過董以寧的好友計東⁴⁸，轉而讀過汪琬的作品，故交情較淺。⁴⁹黃永的情況頗類於曹爾堪，友朋遍佈京師與江南，京師部份有龔鼎孳《香嚴詞》、梁清標《棠村詞》、曹爾堪《南溪詞》⁵⁰，以及同榜進士陸求可之《月湄詞》，江南部分則分為同郡與他地詞人，如《倚聲初集》中的鄒祇謨、毛重倬、任繩隗《直木齋全集詞選》、董以寧《蓉渡詞》、董元愷《蒼梧詞》為武進詞人，陳世祥《含影詞》、尤侗《百末詞》則屬於他地詞人。評點同郡詞人並不令人納悶，與尤侗的關係應是透過鄒祇謨引介，鄒祇謨與黃永「常為文酒之會」，又與尤侗為昔日社友，從評點資料中可以發現，黃、尤兩人曾經互相評點詞作，推測應有往來。而與陳世祥之關係，筆者翻閱兩人詞集，

皆未發現有贈酬之作，就所見文獻，暫時無法判斷他們訂交年份與原因。

秦松齡評點的對象凡七人，分別為陸次雲、董俞、鄒祇謨、宋琬、龔鼎孳、

黃永、董以寧。可大致分成兩類，一為京師時期所交，一為奏銷案南還後相識，

如龔鼎孳、宋琬、陸求可等在秦松齡因奏銷案罷官前都在京師任官，彼此當為舊識，其他江南詞人大多為返鄉後至舉博學鴻儒考試這段時間的友朋。筆者以為秦松齡與南方詞人的接觸，與京師交遊圈的擴大有關。其中黃永為同榜進士，鄒祇謨在京師時便曾參與王士禛、秦松齡的詩文聚會，彼此絕非泛泛之交。秦松齡所著《蒼峴山人集》中有〈歸次蘭陵〉、〈歸州和黃雲孫〉二詩⁵¹，蘭陵即常州，在返鄉過程路經常州，雖然詩題只點出黃永一人，但當時鄒祇謨等三人皆家居，在黃、鄒穿針引線下，推測他與董以寧有所互動應非穿鑿。董俞受知於王士禛，則當由王士禛牽線。劉體仁評點詞集為《香嚴詞》，他與王士禛曾同赴龔鼎孳詩酒之召，故與被評者間亦有往來。

吳綺所評對象共有王晫、宋琬、陸求可、龔鼎孳、吳偉業、董以寧等六人詞集。筆者翻查《林蕙堂全集》，發現除王晫、陸求可外，其餘諸子和吳綺都有較具體的往來⁵²，而陸求可與吳綺有同在北京共事的經驗，唯一需要追索交往紀錄者為王晫。筆者推測吳綺與王晫相識當在任湖州（今浙江）知府任內，時為康熙

48 計東，字甫草，與汪琬為慎交社社友，順治十年虎丘大會又結識鄒祇謨，估計和董以寧的往來之始，應由鄒祇謨介紹。

49 董以寧〈計甫草文集序〉中有一段話，「今天下以文章自任者，無如汪子苕文，而推服苕文，

則無如計子甫草。蓋苕文者，甫草之畏友也。………予交苕文淺，未得細與之言，去年春始盡閱其近所為文。」引見《董文友全集》，頁 430。

50 黃永與曹爾堪兩人訂交應在北京，兩人南還後持續有聯絡，而非在江南結識。因黃永評《南溪詞》之作品為〈虞美人‧酬澹心見贈〉，余懷乃曹爾堪南返後才結識者，而黃永罹奏銷案後，

多半家居未出，未如曹爾堪活躍於廣陵一地。

51 分見《蒼峴山人集》，《四庫未收書輯刊》（北京：北京出版社，2000 年），5 輯，28 冊，頁 82、

83。

52 集中有〈迎家梅村先生書〉、〈答宋荔裳臬憲書〉、〈秋夕，芝麓先生偕綺季、苕文、友沂、周量、貽上、紫來諸子集筑影齋，得殘秋二韻〉、〈愁春未醒‧春夜聞鄰家度曲，次文友贈青兒韻〉，

分見卷 1 頁 49、51、卷 15 頁 19、卷 24 頁 18。見《林蕙堂全集》，《四庫全書珍本三集》（臺北：

商務印書館，出版年不詳），集部 7，別集類第 6 冊。

(14)

五年至七年，王晫為浙江錢塘人，彼此有地緣關係，加上王晫有廣交賓客的雅嗜，

促成兩人會見。此外，兩人有共同的朋友：施閏章，前文曾引施閏章文章說明順治十八年，他與王晫便已晤面，而《林蕙堂全集》中有〈愛山臺同愚山作〉⁵³，愛山臺位於湖州府治的西北方，屬吳綺轄內，故推想施閏章為兩人相識的關鍵。

2、仕途未售與順治十六年始中第者

由各地群聚至京師的文人，多半以考取功名為目標，除上述揭榜者外，王士禛、鄒祇謨也與不少當時未任官職者時有互動。透過《徵略》所列資料篩選，共有三人參與詞集評點，分別為陳玉璂（1636-？，江蘇武進）、程可則（1624-1673，

廣東南海）、彭孫遹（1631-1700，浙江海鹽）。以下依序說明他們的往來情況：

根據陳玉璂跋王士禛揚州紅橋冶春詩〈甲辰集〉時，回想兩人交遊，是戊戌春（即順治十五年，1658）陳玉璂客居長安時兩人定交⁵⁴。雖然沒有點出如何結識，以籍貫觀察，家住武進的陳玉璂出現在首都，應是赴京考試，不過名落孫山。

他的同鄉鄒祇謨榜列三甲，就地緣關係，推想王士禛當在某次詩酒之會上，經鄒祇謨介紹始與陳玉璂成為文友。程可則與王士祿同為順治九年時，被黜落不得參加殿試者，王士禛得識程可則，或以此故，王士禛居慈仁寺時，更過從切磋古文辭，情分可見一斑。彭孫遹乃順治十六年進士，與王士禛交遊最引人樂道者，為無題詩唱和。⁵⁵是年九月劉氏曾同王士禛、曹爾堪登高賦詩，十月，更與汪琬、

程可則、劉體仁等相唱和，兩人往來頻繁。順治十六年後，未見鄒祇謨與眾人唱和的事蹟，筆者以為此時他已返回毗陵，故鄒、彭定交與唱和，應推遲至王士禛揚州推官任內。

如以評點對象出發，陳玉璂所評主要分為兩部份，一為郡里同學，一為康熙六年後進士及第後的交遊。任繩隗、黃永、董以寧、董元愷屬前者；陸求可、龔鼎孳、梁清標屬後者⁵⁶。尚有數人無法以此標準歸納，如王晫、陳世祥、吳偉業等，試略述如下：

陳玉璂所著《學文堂集》⁵⁷，其前載吳偉業序，有「椒峰向過余梅村，流連

53 見《林蕙堂全集》，卷 17 頁 44。

54 陳玉璂《學文堂集》未收此序，茲據《徵略》所引原文：「戊戌春余客長安，得交阮亭先生，

飲酒賦詩，匪朝伊夕。」戊戌即順治十五年。見頁 32。

55 尤侗序《延露詞》時，便提到此事，其辭曰：「向讀彭子羨門與王子阮亭無題唱和，歎其淫思古意，兩玉一時。」

56 筆者檢索文獻，發現陳玉璂康熙六年後的交遊狀況，與王士禛及梁清標關係最大，前者是順治十五年的故交，後者則為陳玉璂之師。梁清標所著《蕉林詩集》有〈寄門人陳賡明〉一詩。見

《蕉林詩集》，此據南開大學圖書館藏康熙十七年梁允植刻本，收入《四庫存目叢書》集部，別集類第 237 冊，頁 94。

57 （清）陳玉璂：《學文堂集》，此據光緒丁酉武進盛氏用康熙初刻本，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北：新文豐出版社，1989 年）。

(15)

尋日，與之談論詩文、稱說古今」語，又據〈吳梅邨先生詩集序〉中陳玉璂自述，

知兩人交於康熙八年（歲次己酉，1669）春⁵⁸。集中有〈王丹麓尺牘偶存序〉⁵⁹，提到周亮工曾選友朋書信編為一集，時王晫此書未入斯集，此外則無可追尋之線索，兩人或因周亮工結識⁶⁰。他與陳世祥的交遊雖缺乏直接證據，但若我們相信評點活動本身即可指向交遊圈的範圍，透過朋友轉介的方式僅管曲折，卻可作為考索兩人關聯的重要憑藉。⁶¹而陳世祥與陳玉璂有共同朋輩，如陳維崧與汪懋麟，或循此管道相識。據陸勇強《陳維崧年譜》，他與陳世祥聚會的時間不遲於順治八年⁶²（1651），而陳玉璂、汪懋麟為同榜進士，前者曾親赴揚州過訪，但時間則約在康熙六年前後。⁶³若陸勇強之說可從，則陳維崧與陳玉璂為同鄉，又與陳世祥唱和，透過陳維崧，當是另外二陳訂交較有可能的途徑。

程可則共評三人，曹爾堪與龔鼎孳皆為程氏滯留京師時的友朋，評點詞作在意想之內。此外，他對陳世祥《含影詞》亦有評語，兩人並無直接往來的證據，

囿於資料，難以明確判斷程、陳彼此是否真曾訂交，亦或止於聞名。筆者翻閱兩人共同的朋友吳綺所撰《林蕙堂全集》，不曾發現相關線索，翻查《含影詞》又無涉程可則隻字片語，確切情況留俟來日尋獲更多資料方能確定。

彭孫遹所評諸人，則大多為京師交遊圈的外延，如龔鼎孳、梁清標、陸求可、

曹爾堪、王士祿、王士禛、鄒祇謨為順治十六年進士及第後的結交對象，其餘諸人便是在此基礎下發展出來的社交網絡。如董俞為王士禛主持鄉試所拔擢，黃永、尤侗、董以寧與彭孫遹同為王士禛詞作的唱和者，故能確定彼此曾碰面。其中無法直接辨別往來關係者，為沈爾燝與曹貞吉，以下僅就所知，推測他們的交遊。沈爾燝與鄒祇謨曾通篇扣緊「王」姓，撰寫詩詞贈予王士禛⁶⁴，彭孫遹對鄒祇謨所撰詞作曾有品評⁶⁵，也許他連帶對沈氏作品產生關注，進而評點詞集。另

58 分見《學文堂集》，總頁 279、329。

59見《學文堂集》，總頁 317。

60 王晫《峽流詞》卷下頁 21 下有〈鶯啼序〉詞，中提到康熙十年（歲次辛亥，1671）共同出遊之事，故與周亮工必在此年之前有交。

61 李丹《順康之際廣陵詞壇研究》一書，論及陳世祥詞作之評點者時，曾有以下判斷：「陳世祥曾於康熙四年冬遊宣城，故其詞作中多安徽詞人的評點」，而在討論交遊時，論及安徽一地，則以鄒祇謨、陳世祥、汪懋麟等人遊宣城之事證明陳世祥曾由安徽，據此觀之，顯然陳世祥與安徽詞人的往來，來自於汪懋麟等友朋的轉介。見氏著，頁 141、237。然而，李丹並未針對此一「網絡」形成之過程進行討論，他所採取的策略是以廣陵詞人群體與不同地域之詞人的整體交遊為主軸，筆者則摭取其中幾位關鍵人物，聚點成線，勾勒出他們的交遊狀況，焦點較為集中。但因筆者無法遍覽群籍，加上部分文獻在臺灣無法尋獲，而別集作品中亦不必呈現出所有交遊狀況，故不免有較多推測之語。

62 陸勇強：《陳維崧年譜》（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年），頁 83。

63 陳玉璂與汪懋麟為同榜進士，早先已從王士禛處聽聞汪氏姓名，屢次拜訪未見，直到赴京科考才透過王士禛認識汪懋麟，後又過宿齋頭，交情非淺。兩人往來過程可見〈汪蛟門詩序〉，《學文堂集》，總頁 325。

64 見《分甘餘話》，《王士禛全集》（濟南：齊魯書社，2007 年），第 6 冊，卷 3，頁 5008。

65 彭評見《國朝名家詩餘‧麗農詞》，卷下頁 34。

(16)

一可能則是透過吳綺介紹，因沈爾燝為浙江吳興人，清代屬湖州所轄，和吳綺宦途經歷脗合。彭孫遹《松桂堂全集》中未見有關沈氏的隻字片語，頗難爬梳清楚他們是否訂交。

（四）小結

從交遊衍生出的評點關係觀察，我們可以發現王士禛返京任官後，雖有不復填詞的說法，但從李天馥等人評點詞集的行為看來，王晫、董元愷等江南文人詞集得以引起北京文人的注意，王士禛等曾經前往江南的仕宦實有引介之功。同時也可以推斷，京師一帶詞學風氣的湧動，與南北文人交流有極大的關係。就現象而論，王士禛、鄒祇謨及第前後，北方創作、關注詞的文人尚少，此後北京文壇有越來越多人加入詞學行列，追溯本源，實與會試制度與宦遊地點，有著相互呼應的關係。

本節以評者與被評者之關係出發，在個人別集中追索往來的證據，儘管評點者未必盡數評點所有友朋的詞集，不過可以確定一旦進行評點，基本上多非泛泛之交。由於人與人的往來未必會留存文字資料，筆者在尋繹評者與被評者關係的過程中，對確切考察出交遊狀況與訂交時間之艱難深有所感。畢竟考察交遊難免有掛一漏百之失，加上交情深淺難以量化分析，部分沒有辦法從詩文得出結論者，筆者只能旁敲側擊，重構友朋牽線下，可能的文人社交圈。

為求更直接、全面廓清廣陵詞人群體往來的具體證據，以及避免陷入無法確認交遊關係的窘境，第三節將從評語內中提到的往來情況為基礎，配合前文論述中篤定有舊的人際網絡，從彼此反覆提及的成員逐一縮小範圍，觀察當中是否有屢屢被提及的名字，進而聚焦出群體內的核心人物。若第二節是以王、鄒兩人的友朋進行的評點為線索，儘可能將評點行為納入交遊圈下討論，則第三節則是以評語內容為經緯，篩選出群體網絡的核心。

第三節核心人物與群體內部往來的三組個案分析

前一節透過王士禛、鄒祇謨赴揚州前的交遊為討論起點，主要觀察他們在京城發展出的人際網絡。為求對廣陵詞壇的交遊有更明晰的暸解，本節擬暫時繞開王、鄒兩人，透過與兩人往來密切的友朋為中心，考察彼此交遊的互動情形。在研究對象部份，筆者分為京城前輩、儕輩同學以及廣陵藉詞人三個區塊，選取龔鼎孳（安徽合肥，1615-1673）、梁清標（河北真定，1620-1691）；王士祿（山東

(17)

新城，1626-1673）、董以寧（江蘇武進，1629-1669）；陳世祥（江蘇通州，生卒年不詳）、汪懋麟（江蘇江都，1640-1688）共三組六人，作為群體交遊圈互涉與疊合的基礎。上述六人除汪懋麟外，詞集均收入《國朝名家詩餘》中⁶⁶，他們多半兼具評點者與被評者兩種身份，且評點他們詞集的人數都在 25 人以上⁶⁷，因六人的友朋各有偏重，又彼此重疊，若能仔細汰選，對我們瞭解廣陵詞壇的主要人物，定有顯著的助益。

本節在文獻的搜尋及使用上，主要以實際評語內容提供之線索為主，依所需參酌六人詩文別集資料。目前筆者收集到的外緣資料有龔鼎孳、王士祿兩人之年譜⁶⁸，以及龔鼎孳、梁清標、董以寧與汪懋麟四人的詩、文別集，當能資以佐證

69。至於王士祿、陳世祥之詩文集則未能獲見⁷⁰，只能透過《炊聞詞》、《含影詞》

詞題提供的訊息，逐一向外拓展其交遊網絡。

此處必須先行說明，本節的處理方式與前一節略有不同，筆者於此並不打算一一參詳評者與被評者的往來情況，而是希望能透過六人生平資料中，往來較密切的友朋向外延伸，配合活動場域、籍貫、詩文贈答等情況，拈出彼此人際網絡中出現次數最為頻繁者，同時覆核這些人與廣陵詞壇的互動情況，進而確定群體的核心份子。

（一）京城名公──以龔鼎孳與梁清標為例

龔鼎孳與梁清標在《清史列傳》皆列貳臣，後人也多以無行薄之，進而忽略他們在詞壇上的成就。嚴迪昌先生《清詞史》將兩人置於「大臣詞」討論，龔鼎孳的篇幅雖略勝梁清標，但多就詞作風格入手，討論他們作為輦轂前輩照顧後進的部份甚少。雖已點出龔鼎孳對陳維崧兄弟的譽揚以及梁清標門人汪懋麟、徐釚

66 汪懋麟亦著有《錦瑟詞》，但未收入《國朝名家詩餘》。此集內容雖無評點，但前有曹爾堪等 29 人的總評，題為〈錦瑟詞話〉，亦可資參考。

67 此為筆者根據評點資料自行統計的數據。

68 《龔芝麓年譜》，收入《年譜叢書》（臺北：廣文書局，1971 年），頁 1-51。《王考功年譜》，收入《天津圖書館孤本秘籍叢書》（北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 年），史部，

第 3 冊，頁 166-185。

69 龔鼎孳：《龔芝麓先生集》，收入《北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北京：北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社，

1988 年），集部，清別集類，113 冊。梁清標：《蕉林詩集》，此據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七年梁允植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 年），集部，別集類，204 冊。董以寧：《董文友全集》，此據康熙庚辰年書林蘭孫堂梓行本，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北京：北京出版社，2000 年），柒輯，貳拾肆冊。汪懋麟：《百尺梧桐閣集》，此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刻本複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

1995 年），集部，別集類，241 冊。

70 筆者經檢索得知陳世祥有《敝帚》、《蟲餘》諸集，王士禛編輯王士祿作品為《王考功集》，然二書皆未獲見。

(18)

對師長的推崇⁷¹，然而這些後生晚輩僅佔兩人交遊的一部分，若如鄧漢儀〈十六家詞序〉所言，龔鼎孳、梁清標為京城詞壇「首建旌旄」⁷²者，其重要性自然無庸置疑。筆者卻對旌旄後的追隨者甚感興趣，王士禛、鄒祇謨在京師期間，偕同週遭友朋與兩位前輩頗多往來，此交遊網絡與廣陵詞壇的關係，遂變得耐人尋味。以考察交遊為目的，本不該將同屬輦轂前輩的兩人分拆論述，此處為論述方便，故只能將兩人的相關交遊分開論述。

1、以龔鼎孳之交遊圈及其輻射

龔鼎孳與廣陵詞壇的關係，歷來注意者不多。嚴迪昌先生曾指出，當時朝野之士經常麇集龔鼎孳寓宅，並未因其政治立場的轉換而拒絕與之往來⁷³，這雖然提示我們清初詞壇的變化，與龔鼎孳有密切關係，卻無法直接締結到廣陵詞壇。

董以寧曾有「今常熟、太倉與合肥，將分南北而總為揚州之地⁷⁴」之語，從當時人的眼光提供我們一個新的觀察角度。龔鼎孳北上任官前，多停留於江南，他的交遊也分為南北兩部份。其中評價較兩極者如袁于令（江蘇吳縣，1592-1672），

他曾以所著傳奇《西樓記》媚官，順治四年任荊州府知府，順治十年被控侵盜錢糧罷官東歸，龔鼎孳曾有〈袁鳧公水部將之清源，同曹秋岳、吳雪航集小齋賦別四首〉⁷⁵贈之。康熙元年，袁于令至揚州，有〈浣溪紗‧紅橋即事，奉同阮亭作〉

76一詞，袁氏曾任荊州府知府，順治十一年解職返回故鄉吳縣⁷⁷，主要活動地點為江南地區，與王士禛前此並無往來，或因龔鼎孳使兩人產生交集。

龔鼎孳交遊廣闊，若論其中情誼最為人津津樂道者，則非陳維崧莫屬。陳維崧也屢屢表達內心的感激，如品評《香嚴詞》時，提到「崧兄弟二人以布衣落魄，

先後俱客都門，承夫子傾倒纏綿，屢行歌嘯，古云：『一人知我，死不恨矣！』⁷⁸」龔鼎孳竭心盡力的程度，躍然紙上。就筆者所知，龔、陳最早會晤的紀錄是順治七年（1650），兩人共看玉蘭⁷⁹，然而陳維崧投奔京師是康熙七年後事，此前他

71 參見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年），頁 117-124。

72 鄧漢儀：〈十六家詞序〉，此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刊本《國朝名家詩餘》。

73 引見《清詞史》，頁 117。事實上，龔鼎孳以其朝廷官員的身分，對江南一帶士人多所庇護，

如奏銷案時，他曾上奏康熙：「請將康熙元年以前催徵不得錢糧概行蠲免，有司既併心一事，得以畢力見徵，小民亦不苦紛紜，得以專完正課。」此事可參《東華錄．康熙卷（一）》（台北：文海出版社，1963 年），頁 19。

74 〈趙山子詩序〉，《董文友全集》，頁 426。這是董以寧用來說明江左三大家詩學地位時，提到的話語，從清初人的立場來看，這樣的觀點也許可供我們參考。

75 《龔芝麓先生集》，頁 78。

76 袁作見《倚聲初集》卷 3 頁 14。

77 《明清江蘇文人年表》，頁 656。

78 〈滿江紅‧和緯雲見贈二詞〉詞後評，《國朝名家詩餘‧香嚴詞》，卷下頁 2。

79 參《陳維崧年譜》，頁 76。筆者認為陸勇強以龔鼎孳詩集大致按年編排之說可從，此為古代文人編次詩集常見的體例，據此，則筆者能找到兩人往來的最早紀錄當繫於此，起碼必不晚於是年。

(19)

本依於冒襄水繪園，筆者以為當水繪園經濟無法維繫，指點陳維崧北上者應是龔鼎孳的江南故交冒襄、吳偉業等人。就生平經歷觀察，陳維崧父陳貞慧與吳偉業同為復社成員，順治十八年後，陳維崧和王士禛等人頻繁酬酢，與吳偉業也有較密切的接觸，這段時間內與杜濬等前朝遺老有詩酒之會，上述諸公均與龔鼎孳早有交情。吳、龔關係可追溯至崇禎九年（1636），吳偉業與龔鼎孳分任湖廣鄉試的主考官與分考官，彼此相知為深⁸⁰，崇禎十五年則與杜濬訂交，順治中則與王士禛互通聲息，透過上述關係，可知陳維崧選擇依附龔鼎孳，和兩人交遊圈的關係甚深。

然而除冒襄等父執輩外，兩人交遊網絡尚有交集。陳維崧評鄧漢儀〈青簾詞〉

時，曾有「鍾情在我輩」之語⁸¹，「我輩」二字可窺兩人交情。這並非孤例，在鄧漢儀另一闋詞〈念奴嬌‧聽范汝受譚崇川近事〉中，陳維崧的評語為「作小詞，

直似作一篇傳敘大文字，此吾輩近日新闢蠶叢，秦、黃諸公未之夢見。⁸²」反覆出現的「我輩」、「吾輩」字眼，可見陳維崧有著頗為明顯的群體意識。細考陳、

鄧結識的契機，當與龔鼎孳有關，鄧漢儀於順治十三年（1656），隨龔鼎孳到廣東⁸³，次年，龔鼎孳自嶺南歸，曾拜訪冒襄，並召陳維崧至其青溪宅第觀合樂⁸⁴，筆者推測鄧漢儀應也出席此會。之所以有此判斷，乃因宋琬評鄧漢儀詞〈念奴嬌‧

龔芝麓尚書過寶應竹溪草堂，追和李過廬廷尉壁間原韻，即事〉，說明鄧漢儀對龔鼎孳性格的深切理解，來自「與之同硯有年」⁸⁵，順治十五年後，龔鼎孳北上京城任國子監助教⁸⁶，此後不復回到南方，故宋琬所謂「與之同硯有年」，當指順治十三年前後事，與觀樂之期相符。職此，陳、鄧兩人往來的時間甚早，日後更同在廣陵詞作唱和。

事實上，若將龔鼎孳的生命歷程以北上仕清與江南行跡略作二分的話，鄧漢儀跟陳維崧實與他江南的友朋互動較多⁸⁷，如紀映鍾、余懷、吳綺等人，都參與

80 據《吳梅村年譜》，頁 60-61。

81 引見鄧漢儀〈念奴嬌‧小春紅橋讌集，同限一屋韻，時有魚較書在座〉之評語，《廣陵唱和詞‧

青簾詞》，頁 1。

82 《廣陵唱和詞‧青簾詞》，頁 3。

83 引見《明清江蘇文人年表》，頁 672。

84 參《陳維崧年譜》，頁 122。

85 見《廣陵唱和詞‧青簾詞》，頁 6。宋評全文為：「尚書夙耽吟詠，刻燭吮毫，每至漏盡，茲以王程匆迫，未暇筆墨之緣，然過安平，猶賡不輟，煙波朋好夢寐以之，非孝威，不能如此之淋漓寫照也。」

86 《龔芝麓年譜》，頁 29。

87 此可從結社作為切入點，明末以來結社風氣興盛，文人之間的往來，其集合從本來追求個人官錄的科考，轉而變成政治同志的相濡以沫，但明亡後，復社成員四散，對生死的選擇亦大相逕庭。如顧炎武遍遊九州，著書立說；方以智削髮出家，遁跡山林，復社成員第二代如陳維崧、朱彝尊等前後入新朝為官，群體間各自選擇的分合，使彼此的交遊圈得以日益擴散。而江南一帶士人，如錢謙益、吳偉業，乃至於冒襄等人皆有不同的際遇，他們與遺民之後、清朝新貴之間的互動關係，為廣陵詞壇奠定良好的基礎。

(20)

評點。但鄧、陳又各自擁有人際網絡，以鄧漢儀為例，因為他長時間寄居文選樓編輯《詩觀》，故與孫枝蔚、季公琦等有進一步交往。其中季公琦為季振宜堂弟，

季振宜為順治四年進士，日後與龔鼎孳有來往⁸⁸。而鄧漢儀與季公琦之交情，可藉由幾則評語略窺一二。如程可則評鄧作〈念奴嬌‧贈季希韓〉，讚許他為「驚豔之才，而折服同人如此，固屬懷虛，亦是眼亮。⁸⁹」「同人」二字耐人尋味，

若加以追索，則此篇另一評者曹爾堪所言，應可參考。曹評曰：「希韓，詞中妙手，僕將退避三舍，贈篇正與相敵。」可見所謂「同人」，至少包含鄧漢儀、程可則、季公琦、曹爾堪。而程可則與曹爾堪先後在京師與龔鼎孳有舊，如此層層推衍，遂成一個巨型網絡。

若以陳維崧為核心，筆者以為較值得一書者，為吳偉業與蔣平階二人。吳偉業與龔鼎孳並列江左三大家，陳維崧深受知愛，有江左三鳳凰之稱譽。蔣平階曾師從陳子龍，是雲間詞派的代表人物，陳維崧亦曾師事臥子，兩人堪稱同門。明亡後，蔣平階轉徙吳越之間，順治九年（1652）使與陳維崧訂交⁹⁰。評點資料中，

蔣平階評點過龔鼎孳與董以寧，其中評點董以寧《蓉渡詞》，當由陳維崧居中牽線。筆者翻查《董文友全集》，未見他與蔣平階直接往來，而陳維崧卻在順治七、

八年之際，便與董以寧相偕填詞，這段時間蔣平階均在常州附近活動，時間點上完全相符。⁹¹同時，王士禛等人對蔣平階及其論詞觀點頗為熟悉，甚至持不同意見，蔣氏身分殊為敏感，若無人居中斡旋，要結識王士禛的難度將提高不少，從交遊脈絡探求，則陳維崧實有引薦之功。

鄧、陳的人際輿圖絕不僅止於此，且兩人的交遊還可相互融涉，不斷往外擴大。但作為詞人群體，成員勢必不可能無限膨脹，且彼此間也應有親疏之別，故判斷群體成員對彼此的認同與內聚程度，是畛別核心成員的重點。

從具體的評語出發，筆者發現若創作題材相似，龔鼎孳在評語中也經常被作為評價標準的例子，如王士禛評鄧漢儀〈蘇幕遮‧桃葉渡用舊韻〉時，認為此詞

「與合肥『流水青山送六朝』，同一悲淚」⁹²，然而王士禛同時也將雷同的評語，

移至品題陳維崧〈永遇樂‧京口渡江用辛稼軒韻〉上，但改成「合肥『流水青山送六朝』可與髯交美⁹³」，隱然將三人放在同一天秤之上。我們把上述兩則評語，

88 龔鼎孳有〈送季滄葦侍御假還維揚，次梁玉立司馬韻〉，《龔芝麓先生集》，總頁 389。從詩題可知，季振宜也與梁清標相識。

89 《廣陵唱和詞‧青簾詞》，頁 5。

90 《陳維崧年譜》，頁 90-91。

91 林玫儀師〈支機集完帙之發現及其相關問題〉一文引蔣平階〈蔣平階詞集序〉，知兩人於「壬辰訂交」，明清之際有兩次壬辰，一於明萬曆二十年（1592），一於清順治九年（1652），林師從陳維松生卒年判斷，斷定兩人於順治九年定交。兩人往來之考訂可見〈支機集完帙之發現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0 期，2002 年 3 月，頁 149-150。

92 《倚聲初集》，卷 12 頁 12。

93 《國朝名家詩餘‧烏絲詞》，卷 3 頁 32。

第二章 廣陵詞人群體評點資料中所見交遊述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