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組織臨床研究創造理論
王思峰 劉兆明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
在「研究即實踐、實踐即研究」的理念下，我們希望能探討組 織臨床研究作為研究取向的種種議題。其中，臨床研究應當能對「建 構出更好理論」產生獨特而重要的貢獻。本文以 Edgar Schein 所提 議的臨床取向研究為起點，融入 Schön 的行動反映研究，以理想型 的思維方式，嘗試發展出一種雙重視野三重前進的研究設計與程 序，讓研究者能兼顧助人與學術的雙重意圖。也討論了在個案選擇 與進入歷程中，怎樣做才更有機會去創造理論。最後則討論了視寫 作為對話歷程、臨床研究所產生出不同質地的知識類別、以及臨床 研究的效度。
關鍵詞：組織研究、臨床研究、行動研究、個案研究
假如年輕時的皮亞傑(Piaget)向美國的心理系博士班申請入 學。他提出的研究計畫是要以他的兩個女兒為對象。他相信，經過 幾年仔細的觀察，他可以發現兒童的認知與思考的發展歷程。經由 研究所教授的審查，他所獲得的答覆很可能是：「你沒有理論，也 就無從發展出假設，你的研究沒有假設。你的研究沒有研究設計。
你沒有控制組。你的樣本數只有 2，完全無法合適統計上的操作。
你所謂的研究，對一個博士學位而言，根本無法接受。你的申請被 拒絕了。」（引自：翁開誠（2004）引述 Carl Roger 假想的表意情 境）
問題意識與角度
筆者
(1)念中學時，教科書告訴我，科學的功能、目的或作用在於瞭解、預 測與控制。那時讓我對科學相當嚮往。唸碩士班時很興奮於可以開始接觸科 學的生產工具：研究方法。在我的想像中，研究方法應該是教我們如何更有 效地看穿混亂現象、瞭解到混亂背後的本質、再以此瞭解推測世界的演變，
並如何介入到此演變中讓世界能更好的一套方法與程序。然而，當時所修的 研究方法課程卻令我有所失落：其基本立足點是對抗神權時代的證偽角度，
一種先假設知識為偽、而後檢證其為偽或可能非偽的方法。亦即，是一種「驗 證理論」的方法，而我當年的想像，則偏向是「創造或建構理論」的方法。
本文一方面就是在回應筆者當初的失落，另一方面也在回應兩位作者與 一小群夥伴所共同面臨的處境：所謂的「研究與實務的分離或分裂(schism) 」 (Dunnette, 1990)。這處境帶來種種切身的問題，譬如：
‧應用研究被視為次等的、甚至不是研究；
‧個案敘事也不被視為學術，最常被挑戰的是樣本數為 1；
‧實務實踐中所生產出的知識，不被視為理論性的知識；
‧在職研究生在寫論文時，自己腦袋中的經驗與知識，是難以作其自身 論文的研究資料，雖然調查與訪談的樣本就是這些人；
‧在時間資源有限下，當研究與實務被視為兩件事，若想同時兼顧，則 須付出加倍努力；
‧教學時，是要教研究所生產生的知識、還是教實務所生產的知識？假 如二者是分離的、又怎樣勉力地融合？
‧投稿時，所遭遇的困難度遠較主流為高。
後來我們發覺，這樣的問題不是只有我們遇到，我們還算幸運地處在後 現代中台灣學界尚可接受多元典範宣稱的這幾年中。遠在 1969 年 Edgar Schein 在撰寫《歷程諮詢》(Process consultation)第一卷時，其自述撰寫時比較多是 在「氣憤」(anger)的狀態，要向他的學術同儕們解釋「他自己」(try to explain myself) (Schein, 1987b, p.vii)、他五○～六○年間到組織中到底在作什麼(what I did) (Schein, 1988, vii)、以及他認為一個組織心理學家「能夠或應該怎麼作」
(can and should do)(Schein, 1987b, p.viii)。
類似這樣的處境與經驗，並非 Schein 或我們這些組織心理工作者所獨
有。翁開誠(2004)即描述了諮商與心理治療領域中的分裂與其所伴隨的掙扎與
痛苦。Schön(1983)以專業社會學的觀點，指出其為更大社會脈絡下的議題，
諸如都市規劃、建築、醫學、工程、教育、管理等專業院系(professional shool) 所在的學術領域，都有相似的處境。而這是與學術界的認識論有關，並也造 成了整個時代性的「專業知識的信心危機」。
回應這種分裂處境的回應方式，其本身就是相當複雜的議題，涉及了諸 多面向，也涉及了相當深層的研究者個人價值與生命意義之探索與選擇，更 涉及了研究者與所處學術環境、社會環境與時代脈絡間的交互制約、影響與 建構。在本文，我們只選擇其中一個面向中的缺口來回應：如何由臨床研究 中創造理論。其隱含的回應角度為：(1)專業實踐的方法與臨床探索的方法，
應該是有其共通之處，只是前者常被框定為問題解決、後者被命名為研究方 法。假如回到更前端的認識論、知識論與本體論，此二者在方法學上應該可 以有很大交集，若此，則或可朝向「研究即實踐、實踐即研究」 。(2)一些影響 深遠的重要理論是由長期的臨床或實踐研究中所創造出來，沒道理臨床或實 踐研究是被視為次等的、甚或非學術的，學界的績效評量、獎酬、媒體、資 源分配等系統，反倒應是多鼓勵此類研究。
學術缺口
1969 年近二十年後， Schein 於 1987 年在 SAGE 質性研究方法系列叢書 中，出版了《臨床取向實地研究》(Clinical perspective in fieldwork)的 71 頁小 書，將他的工作方式視為一種組織臨床研究的研究方法與研究取向。1992 年，
Schein 則出版了其代表作《組織文化與領導》一書，總結了其由組織顧問的 臨床研究中，所創造出的組織文化理論體系。
這個經驗也非 Schein 所獨有。助人專業(helping professional)是現代社會 的重要一環，諸如社會工作、臨床心理、精神醫學、諮商心理、諮詢心理、
組織諮詢等都是典型的助人專業。助人專業在協助人們時，接觸到深刻而微 妙的人類行為，這些行為資料或可做為孕育與創造理論的重要土壤。學術歷 史上，容格、佛洛依德也是根基於其助人工作，而創造出經典的理論體系。
可惜的是，Schein 並沒有將「組織臨床研究」或「臨床取向研究」發展 完全。在其極少數論及臨床取向研究的著作中
(2)，Schein(1987a)踩在助人專 業上，藉由探討實地研究時民族誌(ethnographic)取向與臨床取向的異同，以 闡明：(1)組織臨床研究的根本特性，如：誰啟動此研究、研究者與組織的關
係模式與心理契約、誰的需要驅動了探索與資料收集、研究資料的特性等。(2) 組織臨床研究所特具的優勢與重要性，如：可真正接觸到高階領導群的內在 意圖、動機、思維、情感與台面下互動等資料，而這是其他研究方法難以獲 得的；以及，很多組織動態歷程其本身就無法脫離於文化與語言，甚至本身 就是一種文化與語言的現象，使用另一套語言（如量尺與統計）難以真正測 度與深入體察到其本身就是文化與語言的產物，而需要將研究者這個主體與 介入行動這個探針放進「資料收集」之中(Schein, 1993)。因此，臨床取向研 究應當在建構更好理論時，有其在學界的一席之地。(3)在專業倫理與專業訓 練的高難度設定下，臨床取向研究者與民族誌取向研究者，或可彼此傾聽、
互補與合作，朝向於建構出更好的理論。
本文作者相當同意臨床取向研究應當能對「建構理論」產生獨特而重要 的貢獻。然而，Schein 並沒有對「如何建構與創造理論」提出完整論述，其 指出了臨床研究特性與專業倫理對建構理論的影響與困難所在，並期望臨床 與民族誌取向研究者的合作，能有助於突破此困難。鄭伯壎(2005a)即在此思 路下，提議由研究者身兼助人者與觀察者兩種角色，同時進行臨床活動與民 族誌活動，故稱之為臨床民族誌研究。嚴格來說，鄭氏所提議的臨床民族誌 研究，並沒有跳脫 Schein (1987a)專論的範圍，其所採取的乃是另一種思路(鄭 伯壎，2005b, 頁 38)：將臨床民族誌研究放在科學研究循環的一個環節，透 過概念、命題、組合命題與鋪陳基本假設的邏輯，往理論推進，而後進入假 說與理論驗證的實徵研究階段。
本文的思路，並不是將臨床研究放在「歸納-演繹；邏輯-實徵」研究循環 中，而是踩在 Schein 原本的思路上：臨床研究本身，即足以對創造理論作出 重要貢獻。本文則嘗試擴充與補述「臨床研究的設計與歷程」 ，使其更能具有 創造或建構理論的潛力與可及性。打比方來說，假如 Schein 就是由臨床研究 本身創造出組織文化理論，那麼這個知識創造歷程，就是本文的研究焦點！
條條大路通羅馬，創造或建構理論的方法不會只有一種(Eisenhardt, 1989;
Poole & van de Ven, 1989 ; Lewis & Grimes, 1999)，本文並不是要去爭辯哪一種 方法比較好，也不是要去爭辯「臨床研究是否一定要擺放在某種科學研究循 環中」，而是在補述與發展「更能創造知識與建構理論的臨床研究歷程與設 計」 。另外，由於這條路對讀者是比較陌生的，因此在寫作上，無法只聚焦於
「如何創造知識與建構理論」的部分，故將會從頭敘說出整條路，以利閱讀。
臨床研究的定義
在劍橋字典中，Clinical 在醫藥場景中乃關連於對病人的診察與處方的形 容詞。 「臨床」這個中譯語彙來自日本的漢語借詞，第一個字「臨」指涉：臨 在、臨場、面臨的意思；第二個字「床」則意指：病床、躺椅或諮商室(宋文 里，2006)。而這樣的漢語借詞，或已經逾越了原意，將 clinical situation 以空 間化地框限在醫院中的醫病關係。而 Schein(1993)所謂的「臨床情境」(clinical situation)，不是一種空間化的想像指涉，而乃意指「我們被邀請以某種方式來 協助組織」(where we are ask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to help organization)的一種 幫助者與被幫助者關係的處境。
因此，Schein 在 1987 專論，並沒有直接界定「臨床研究」(clinical research)，
而是將其放在助人專業(helping professional)領域上，來表達這樣研究所站的觀 點或取向，乃是一種「臨床的取向」(clinical perspective)(Schein, 1987a)。而在 1992 與 1993 時，Schein 才正式地使用「臨床研究」(clinical research)(Schein, 1992, p.28-30; 1993)、 「臨床研究模式」(clinical research model)(Schein, 1992, p.28)、 「臨床研究典範」(clinical research paradigm) (Schein, 1993)等語彙。
夏林清(1994)曾比較過臨床研究與 Schön 反映研究的異同，但所引用的為 David N. Berg 與 Kenwyn K. Smith 等從事個別與團體臨床工作的臨床心理學 者於 1988 年正式提出的看法。Schein 使用臨床此語彙，或應也是借用自臨床 心理學，但其處理的場域大多是企業組織、少部分是政府機構，其思想也應 與 Berg 與 Smith 的有所差異。
Schein 所界定「臨床研究」意指：當研究者積極涉入於協助組織時，對 所接觸資料的觀察、提取與報告 (“clinical research＂ is the observation, elicitation, and reporting of data that are available when we are actively engaged in helping organization)。亦即，臨床研究的「研究」乃是一種動詞，而「臨床」
則是意指「位處助人關係」的某種模式或範型之形容詞。對幫助者與被幫助 者關係，在 Schein(1987a, 1993)所稱臨床研究，並非「專家或資訊購買模式」
(purchase of infor- mation or expertise model) 或 醫 病 模 式 (doctor-patient model) ， 而 強 烈 指 稱 或 建 議 採 用 歷 程 諮 詢 模 式 (process consultation model)(Schein, 1987b, 1988, 1999)。
透過改變來瞭解人類系統
在定義上，組織臨床研究的最根本的特徵，乃是研究者在組織現象場中 進行探究歷程時，必然具備了某種改進、前進或改變的意圖、並採取了某些 介入(intervention)行動。否則，若無介入行動，那麼或可稱之為人類學研究、
民族誌研究、或個案研究，但並不能稱之為臨床研究(Schein, 1987a; 1993)。
這樣的特徵乃追隨著 Kurt Lewin 的信念(Schein, 1987a)：「除非嘗試去改 變它，否則人們無法真正瞭解那個人的系統(One cannot understand a human system without trying to change it)」 。而這樣的信念，或與研究者所持的組織本 體論(ontology)有關。大抵上，當研究者視組織為一種多面向、多層次的彼此 交錯與拉扯的動態系統時，就比較容易相信這樣的信念(Schein, 1980)。
助人優先、學術居次
既然是臨床研究，那麼就必須遵守助人專業的專業倫理：助人優先、學 術居次(Schein, 1987a)。臨床研究是由案主的需要所啟動的，而非以學術研究 者的需要而啟動的。研究者有其研究興趣，案主有其臨床需要，二者不見得 是相違背的。然而，當二者在競爭相同資源時（如時間與心力） ，則優先序上 應以助人優先、學術居次。這樣的專業倫理守則，區辨出臨床研究與「實踐 者參與於學術目的之行動研究」之不同，後者是以學術研究者的需要而啟動 的，案主的需要是居次的(Schein, 1995)。
或有批評者會抨擊此一重要特性：當研究者無法以研究需要為優先時，
一方面研究者會浪費時間於「非研究議題」上，另一方面則讓研究者難以完 全控制其研究設定的決定（如個案選擇） 。這些的確是臨床研究的困擾，但卻 不一定是問題，甚至可視為激發創造力的助力。亦即，需視研究歷程中的選 擇、以及整個研究設計背後的邏輯而論。
以理想型作為本文思路
當研究者進入組織現象場開啟臨床研究時，其所面臨的狀況與條件，具
有相當大的變異性，畢竟，各個組織、各個研究者都是有所不同的，組織與
研究者的諮詢關係與心理契約也會有相當的差異，研究者所面臨的議題亦不
會是一樣的。因此，以下將借用韋伯的理想型(ideal type)的思維方法，提出一
個理想型的臨床研究歷程與研究設計，其如表 1 之彙總。我們將其分為：個 案選擇與進入、行動中認識、寫作與發表三個大的歷程，並探討什麼樣的研 究設計、程序與歷程將更能有助於創造知識與建構理論、以及所生產出的將 是什麼樣類型的知識。
表 1 更能朝向創造理論之理想型組織臨床研究
這個理想型，不是每個個案都能完全適用，研究者需視其條件與意圖調
大歷程
有助於創造之研究設計與歷程要點 程序與歷程
個案 選擇 與進 入
研究設計：善用領域與場域之不對稱性 歷程要點：
‧選擇序：混局>問題>需求
‧諮詢模式序：歷程諮詢>醫病>專家
y 社會位置與角色移動、以接近混局 y 釐清擁有混局的案主結構，提出初步 提問
y 決定接案與否、怎麼收費＆為誰服務
行動 中認 識
研究設計：雙重視野的三重前進設計
行動歷程 認識歷程 與文獻 對話歷程
場域 研究
領域 研究
歷程要點：
‧ 視理論為視框
‧ 肯定邏輯 vs 印證邏輯
‧ 辯證中突現、非比較中歸納
‧ 差異的來源：自身內隱認識、
‧ 理論預設與脈絡、跨個案
y 三重前進的平行歷程：
‧ 行動歷程
‧ 認識歷程
‧ 與文獻對話歷程 y 場域研究：
‧ 以多元視框，由簡單到複雜
‧ 以場域提問聚焦
‧ 以內在一致之場域理論，掌握複 雜、回應提問
y 領域研究：
‧ 由異常(非肯定/非印證)進入領域 提問
‧ 由辨認差異到差異辯證
‧ 由辯證中浮現理論論述
寫作
知識類型：
‧ 敘說
‧ 模式
‧ 理論視框：論述與樣版
‧ 理論體系 要點：
‧ 視寫作為對話歷程
‧ 不是愈抽象愈好
‧ 不要將結構性解釋錯置成因果性 表徵
‧ 理論視框或為突現前後的質變差 異所在
y 設定對話對象(讀者)與對話歷程及作 用
y 選擇對話媒體
y 區辨與界定知識質地與貢獻 y 書寫
整之。然而，理想型思維方法，適足以能彰顯出臨床研究在「創造知識」與
「建構理論」的特性與優點。值得注意的，這個理想型臨床研究歷程與設計，
特別優先著重於：(1)助人優先之實踐意圖，(2)創造知識與建構理論之探索意 圖；而嚴謹性(rigor)的意圖則較居次些。畢竟，本文的焦點並不是在「滿足科 學邏輯的研究循環是什麼、臨床研究是否足以構成此循環」 ，而是在「助人優 先下，更能創造知識與建構理論的臨床研究歷程與設計」。
本文將援引 Schön(1983)在行動反映研究的種種洞見，如：認識歷程、視 框實驗、雙重視野、行動中反映、對行動反映、命名與認識框架的微妙互動 等。這些洞見是以遭遇關係進入的：遭遇是期待產生火花，而非論述其異同，
也非全盤移植 Schön 的思想
(3)。而是以理想型意圖為依歸，將 Schön 部分思想 組合在 Schein 的臨床研究中。另外，我們亦援引了創造力理論來協助。
個案選擇與進入
在定義上，臨床研究者必然要進入組織現象場中協助案主。然而，協助 什麼呢？亦即，研究者所要面對的議題是什麼呢？雖然臨床研究是以現象場 為核心、由組織需求所啟動(Schein, 1987a)，但是研究者仍然有著相當程度的 選擇權。透過選擇權，研究者可以主動經營其研究範疇。亦即，在進入每一 個臨床研究之前，研究者仍然可以「經營」其所進入的場域、進入的方式。
譬如，來找 Schein 的組織，可能是讀過其著作、聽過其演講、由同儕介紹等 (Schein, 1999)，這自然會有聚焦與累積的效應。這或可一部份回應批評者所 抨擊的：個案選擇不是在一種研究設計下的決定。以長期學術生涯的時幅而 言，研究者仍然可在理論興趣下主動選擇進入的組織、所面臨的現象場與議 題。
系統學家 Russell Ackoff(1994)創造了「混局」(mess)的語彙，藉以區辨其 與「問題」(problem)： 「問題」並非「現象經驗」(experience)的實體，「問題」
背後的哲學思維來自一種將「現象經驗」抽象化分析後的「抽取」，這樣抽取
出的東西，並不等同於原本的東西。「問題」之於「現象經驗」，就如同「原
子」之於「桌子」。管理者所面對的「現象經驗」，並不等同於分離切割後「問
題」的組合，而是一種「問題」相互糾結的複雜系統或複雜情境，而 Ackoff
稱其為「混局」 。Schön(1983)亦有類似的看法，專業工作者所面臨的情境，愈
來愈是一種「不確定的、不穩定的、獨特的、價值衝突的」性質狀態。技術 理性的認識論，並不足以處理這樣的情境或狀態。
藉由區辨出混局與問題，我們得以討論：(1)當臨床研究者所選擇面對的
（混局或問題） ，其對日後創造與建構理論的潛在影響為何？以及(2)可以在什 麼地方選擇？如何選擇？
善用領域與場域之不對稱對映
Csiksentmihalyi(1988)的創造力理論指出，當一個人生產出一項創新（如 知識、理論）時，此創新可視為一種變異，但此變異是否會留存下來（是否 被視為有效） ，必須經過選擇的歷程。亦即，此個體需同時面對「領域」(domain) 與「場域」(field)兩個系統。「領域」代表著創新所在的知識系統、象徵符號 系統等，以知識社會學的觀點，有一群學者專家所形成的網絡或社群，承載 著這些「領域知識與符號」 ，並也同時捍衛著這些領域知識，創新知識是否被
「領域系統」所承認，則視社群同儕之同行審查等守門機制而定。創新者同 樣需面對「場域系統」，場域(field)是田野、是現象場，是知識真正被使用的 處所，以組織行為而言，場域即真正的組織運作，以諮商心理學而言，場域 即諮商者與案主所形構的空間與關係。
在實務與學術的分離或分裂下，實務場域與學術領域也漸行漸遠(Schön, 1983; Dunnette, 1990; 夏林清，1993)，似乎形成了知識社會的兩種社群，各自 有各自的邏輯，對知識有效性或重要性的判準也日漸不同(夏林清，2000)。譬 如，學術學門有其領域的分類邏輯，此邏輯有時與現象場的分類一致，但有 時卻不同，學門中組織發展歸組織發展，策略管理歸策略管理，但是在組織 現象場中，策略管理與組織發展卻可能是混在一起的（王思峰、翁望回、鄭 繼聖，2007，該文本文同期刊登，見 127-173 頁） ， 「問題」並不會因學界的分 類而改變其性質。
本文意圖發展能有效朝向建構理論之臨床研究，對本文而言，或許關鍵 並不在於誰對誰錯，而是在於：如何善用不同類型系統間的不對稱對映關係，
以期在助人的同時，亦能更有效地創造知識與建構理論。
在領域系統中，研究者可能關切「領導」這個領域。而在涵蓋法則(covering law)的思路下，研究者會思考有關領導的整個母體是什麼，而藉由抽樣與統 計，來讓自己所建構的理論，能夠是適用於整個母體的一般性法則(general law) (夏林清，2000)。
然而，臨床研究者不是從領域系統開始的，而是從場域系統開始其探究 的。對身處場域系統混局中的人們，人們也有其一套「對場域的理論」來理 解與看待混局。舉例來說，王思峰等(2007)在 MK 實業中，一開始所面臨的是 個模糊與相互糾結的混局(mess)、而非問題(problem)(Ackoff, 1994)。以總經理 來看，該混局是「企業發展階段下、策略管理功能需改變、而高階管理人力 資源有待更上一層樓」，需要以三種領域的框架來看待；以 W 副總來看，應 當是以「最高領導者與其他高階管理者間的領導與授權」角度來理解之；以 L 副總來看，則或為以「策略性的資源分配與選擇、以及組織文化對此分配與 選擇的影響」角度來理解；以 C 副總來看，則是「當基本的作業、流程與系 統沒放足夠心力時，沒有執行力，一切都是空談」。
以上場域理論中，包含了至少四種學門：策略管理、組織、人力資源、
作業管理。而每個學門下面又有多個領域，譬如，上述提到的組織發展、生 命週期、領導、組織文化，大致都可歸在「組織」這個學門。而在「領導」
領域之下，又至少有著：領導行為的理論、領導特徵的理論、領導與被領導 的互動與關係的理論（如：LMX）。假設 LMX 是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大理論 (grand theory)，其超越了行為理論與特徵理論。因此，LMX 再一次地於 MK 實業中仍然被驗證其成立，支持了 LMX 是個可涵蓋台灣企業的一般性法則。
然而，如此有效的理論，卻不一定有助於場域中的人們去理解「到底這個混 局是怎麼回事」、或去思索「我們接下來應當怎樣作、作什麼」。
或許您會說：不能這樣比，假如他們的問題是在領導，那麼 LMX 就會很 有用。沒錯！這就是關鍵所在。場域系統中所需要的「理論」 ，並不是直接就 能一對一的對映到領域系統中的「理論」。他們可能是兩種類型的理論！在 MK 實業的混局中，所需要的是一種「到底混局是什麼、真正發生了什麼」
這樣能夠理解場域系統的某些動態與交錯歷程之「場域理論」 ，這個場域理論 可能包含了多種學門與多種領域的框架與知識，而且需要重新在領域知識與 現象場資料中不斷地假設、比對、行動測試、再認識等研究行動，來「建構」
一個場域理論。而不是「一對一」的就將領域理論「應用」於場域中，即使 那個領域理論是放諸四海皆準的一般性法則！反過來說，諸如 LMX 這樣的領 域理論，也是可以一對多的現身於不同組織、不同層級的多種混局或問題中，
協助局中人理解領導與被領導的互動，進而有所啟發。
以創造力或創意思考的觀點而言，這種不對稱對映乃是孕育靈感、創意
與創造的肥沃土壤。知識創造常由於兩種以上原來並不彼此關連的知識連結
或組合而產生(Koestler, 1964; Leonard and Sensiper, 1998)。人類大腦是一種非 線性的自我組織系統，思維並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思維常常傾向於自 組織的突現(emerge)，而後自我設限思維的範疇與邊界，一路地循著既定思維 路線而行。水平思考 (lateral thinking)的本質，就是透過以一些刻意的程序或 方法，設定新刺激，以引導個人或群體思維能進行水平的跨越(cut across patterns)，以產生新知識、新概念或新點子(de Bono, 1992；王思峰、黃家齊與 鄭俐敏，2002）。
當臨床研究者置身於現象場從事助人專業工作時，其即暴露在一個「領 域與場域不對稱對映」的環境中，當這種不對稱對映關係的質地愈是模糊含 混、愈是異質與複雜時（即：較偏混局、而非問題） ，意味著場域的某些東西，
對既有領域就愈具有某種水平刺激的性質，也就愈是具有思維水平跨越的潛 力，愈有助於框架打破與知識突現。亦即，假若理論是一種協助人類認識這 個世界的覺知工具(heuristic device)，當世界的本質是既有理論尚未處理到 的，那麼人們在以理論來認識世界的認識歷程中，就會產生一些認識上的間 隙、不足、困頓或斷裂。「意識到」這些間隙、不足、困頓或斷裂，開啟出一 個探索的認識歷程，一種在現象與認識視框間的來回摸索與揣摩歷程，而當 研究者能夠命名(naming)出所不認識的、所困頓的，就比較有可能突現出一些 新的視角、視框或視域，一個新理論的種子就可能於焉誕生。
總之，以單一專案而言，當臨床研究者所選擇面對的是較偏「混局」 ，比 起面對「問題」的案子，除有較高的失敗風險外，也將有較高機率將自己沈 浸在孕育出創造理論的土壤中。以長期研究生涯而言，研究者可以有意識地 經營所感興趣的場域與領域間的同質對映與異質對映，進行一種學術生涯發 展的主動性個人錨定(career anchoring)與市場錨定(marketing)歷程。異質與複 雜對映將有助於框架打破與知識突現，同質與簡單對映則有助於聚焦與累 積。如何選擇端視個人研究旨趣與條件而定。另外，個案研究的理論抽樣概 念(Yin, 1984; Eisenhardt, 1989)，或亦可部分地協助此選擇。
諮詢模式的隱含影響
幫助意圖與介入行動乃組織臨床研究的最基本特徵。然而，學者到組織 當顧問之顧問案、或者一般顧問的顧問案，並不一定就自動等同於臨床研究，
也不自動等同於「朝向創造與建構理論」 。其中一個重要的區辨關鍵在於當顧
問時是怎樣的一種模式與關係。Schein(1987a, 1993)建議，相對於專家模式與 醫病模式，幫助者與被幫助者之間若採類似於歷程諮詢模式(Schein, 1987b, 1988, 1999)，或最契合於臨床研究。
人事心理學家(personnel psychologist)、工商心理學家(I/O psychologist)常 進行企業研究，亦即在組織內的實地研究(filed study)(李慕華、林宗鴻，1996；
Cascio, 2005)。這些研究有相當多即屬 Schein 分類中的專家或資訊購買、醫病 模式之諮詢模式。在此模式下，顧問被視為專家，組織聘請專家，於組織所 定義的需求或癥狀範圍中，提供服務，譬如：發展測量工具與方法、導入評 量系統、提供訓練者之訓練、組織行為與態度之調查與診斷、消費者行為調 查等。而這些或即典型的狹義應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
(4)。
大抵而言，在企業研究中，研究者是在一個被框定的問題或需求、以及 大抵被框定的方案範圍下，從事研究工作的。研究者所能接觸到的資料範圍，
大致難以超出問題與方案的範圍，而研究者所能接觸的資料性質，則被框限 在「界定問題之後」，而難以觸及「界定問題之前」。而這樣的資料框限，則 會進一步影響所能探討的研究議題與研究結果的定位。
以「受框限的資料範圍」而言，一般研究中，理論指導（或框限）了研 究者要測量什麼，而在企業研究中，更多了組織需求與方案的框限。因此，
研究者相當可能是在「已知理論與已知方案」的情況下，先驅地引入該方法、
工具與機制的應用研究，而收集到資料所足以支撐出的研究成果，大抵處於 驗證或修正理論的位置，其貢獻常在於：該測量工具或方法在本土情境的信 效度；與國外情境比較下，對於調節因素、中介與後效因素的文化或情境差 異的探討。很少有機會能進入挑戰與駁斥理論、或創造理論的位置，畢竟，
在資料受限於「已知理論與已知方案」的框限下，這些資料較難以出現可超 越原本理論範圍的結果。
以「受框限的資料性質」而言，專家模式假設「世界是可以被完全客觀 地解析為物理性的真實」(Schein, 1999)，而醫病模式則大抵是在案主辨認的 癥狀範圍與解決方案的領域知識範圍中（如：找誰當顧問、就反應了案主對 此的辨認） ，進行問題解決歷程。然而，很多組織議題都涉及了對組織現象場 的詮釋與解讀，並非客觀的物理事實。當案主已經自我診斷與界定了問題與 方案，那麼研究者就失去了接觸到「需要詮釋與解讀的各種組織現象」 ，如此 性質的資料，也就難以研究到那些隱晦而微妙的組織議題。更進一步來說，
案主「如何詮釋與解讀組織現象」的「詮釋、解讀與認識歷程」本身就是重
要的研究資料與研究議題(Schein, 1999; Schön, 1983)！譬如，領導者擺放部屬 之差序格局認知結構（鄭伯壎，1995）；高階群體在組織內外環境脈絡下之策 略形成歷程（王思峰等，2006)；做為知覺與行動基礎的潛藏結構（文化）與 人際網絡群聚動力間的認識性辯證關係（李志鴻，2005） ，這些研究都是要能 建基在能接觸到「界定問題之前的個體與集體之認識、情感及意圖等歷程」
之資料，方有可能前進到得以開始孕育創造新理論概念、理論視框與新理論 的可能。
大抵而言，專家模式所面對的較偏「需求」 ，醫病模式所面對的較偏「問 題」，而歷程諮詢模式所面對較偏「混局」。在專家模式下，組織狀態與議題 是由案主(client)自我診斷的，而解決方案的選擇也是案主自行診斷與決定 的，由於案主缺乏專業或人力來執行方案，故尋求專家在某個專業的協助，
以滿足此「需求」 。在醫病模式與歷程諮詢模式中，顧問則有著涉入診斷問題 與開出處方的權力。但顧問所面對的議題本質，則可能是「問題」或「混局」。
當面對的是「問題」時，那麼案主或大抵能辨認出癥狀範圍與解決方案的領 域知識範圍，此時需要顧問協助的是一種「問題解決歷程」(problem solving process) ， 而 諮 詢 關 係 與 模 式 就 比 較 偏 醫 病 模 式 ， 這 也 是 諮 詢 心 理 學 (consultation psychology)所建議的典型諮詢歷程：先診斷、再處方，二者是分 離的。然而，當面對的是「混局」時，那麼由於混局的不確定、不穩定、含 混、互依、價值衝突等性質，使得「如何認識；以什麼視角、視框、視域來 認識」才是最關鍵處的介入（此時介入與診斷是難以分離、甚至同一件事），
此時需要顧問協助的則偏重於比問題解決歷程更前端的「認識歷程」(knowing process)，一種涉及案主與顧問認識論(epistemology)的認識歷程，故需要案主 與顧問協同進行探索的歷程諮詢模式(Schein, 1999)，甚至需要有所試探行動 方能認識之「行動中認識」的認識論(knowing in action)(Schön, 1983)。
反過來說，諮詢模式雖應依所面對議題而選擇，但是顧問所面對議題又 何嘗不受其諮詢模式影響。諮詢模式並非只是程序與工具的選擇，更是一種 隱含於顧問與案主本身的認識論以及二者互動關係的心理契約之概念性分 類，其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性建構（夏林清，1994）。研究者與案主所形成的諮 詢關係，是雙方互為主體下的動態社會建構：當研究者先踩在歷程諮詢模式 上時，他就比較有可能發展出與案主共同協同探索的信任關係，而這樣的信 任關係，使得案主比較有可能開放出具有含混複雜與價值衝突的混局、以及 開放出自身對此混局的認識歷程。而這樣的開放，也會回頭引發顧問的社會
位置移動，以及引發顧問降低做為專家的防衛系統，更開放地傾聽與理解案 主背後的視框與脈絡、以及承認專業的偏見與無知，而不是維護專家尊嚴與 權威地以規範性架構或理論「指導」案主，使雙方更能移動到協同探究混局 的開放與信任關係以及歷程諮詢模式上。
進行程序
在實際行動上，每個研究者所面臨的條件與狀況有很大差異，以下將以 Schein(1999)常用的程序舉例說明，但讀者應視自身條件與實際狀況，修改、
甚至設計自己的程序。
Schein(1999, chapter 11)常用的行動程序為：(1)由案主主動找到他，他會 問是怎麼找到他的，是讀過其著作、聽過其演講、還是由同儕介紹？為何是 找他？而其回答就會隱含著一些案主對現象場分類的知覺：是問題、混局或 需求；將現象歸類於什麼領域等，亦隱含著對所謂顧問與案主間關係模式與 諮詢模式的知覺、想像與期待。(2)進一步探索會議。除了進一步了解上述隱 含知覺外，也會開始接觸到中介型案主(intermediate clients)(Schein, 1999, chapter 4)，大抵的需求、問題或混局，以及可能的主要型案主(primary clients)，
藉以評估是否要接案。
上述兩個程序中，最好先踩在歷程諮詢模式上，可以大量使用不同層次 的探詢(inquiry)(Schein, 1999, chapter 3)或反映(reflection)
(5)(Schön, 1983)，協助 案主進行問題界定、或開始踏出釐清混局的認識歷程，而不要就此跳進專家 模式或醫病模式，急於要推銷什麼、或表現專家專業的什麼。有時，這樣的 反映與探詢，就足以解決案主的困惑。因此，對 Schein 而言，從一開始接到 電話，就是介入的開始。所以，他會用「這些時段都要付費的」來彰顯出他 所使用諮詢模式的特點與價值。而且，透過「案主主動找到他」 ，Schein 就很 有條件來使用「探詢與反映的對話策略」 ，使自己能處在「協助案主探究」的 社會位置與角色，而「介入需收費」的行為，則彰顯出「問題是案主所擁有」、
「顧問是協助案主探索混局或問題、協助自行發現前進方向或解決方案」的 立場，而這樣的立場使得 Schein 得以取得接近混局（或界定問題之前的認識 歷程）的位置。
其後，(3)設定出釐清「擁有混局的案主結構」與初步提問「這混局大抵
是什麼」的工作程序。「問題是什麼」與「誰擁有問題」是難以分離的存在：
邏輯上，要知道問題是什麼，才知道誰是案主；但要知道問題是什麼，卻又 得先知道誰擁有問題～即案主，故需雙重前進。案主結構也是相當複雜的，
不是想當然的「出錢的就是老闆」。Schein(1999, p.65)指出，至少可區辨出：
接觸型案主(contact client)、中介型案主(intermediate client)、主要案主(primary client)、未知覺案主(unwitting client)、最終案主(ultimate client)、非案主但涉 入的案主(involved “non-clients＂)。
最後，(4)再一次決定是否要接案、為誰服務、怎麼收費。每個人決定「接 案與否、怎麼收費、為誰服務」的方式與標準都有不同，然而，這三個選擇 卻是息息相關的，都一同關連到「諮詢模式」與「諮詢關係」的潛在建構(latent construct)。重點是：這三個選擇是要放在「諮詢模式」與「諮詢關係」的整 體脈絡來思考，並同時注意這三個選擇是一種強烈的行為訊號，會彰顯或表 達出研究者所期望的「諮詢模式」與「諮詢關係」
(6)。譬如，即使是已答應 接案，Schein 會堅持不使用書面契約來約束雙方的權利與義務，而是使用心 理契約的概念來運作，堅持「雙方皆可隨時終止這樣的諮詢關係」的心理契 約，因為歷程諮詢模式是否有效，是建立在足夠厚實的心理契約上，而難以 建立在法律契約上的。而在收費上，Schein 則堅持任何行動都是切入、都需 付費，以彰顯其歷程諮詢特性。而在為誰服務上，不是誰開支票誰就是案主，
那些沒有出錢的仍會納入 Schein 的案主範圍：受介入影響、但卻為知覺於此 的「未知覺案主」；各種攸關群體或整個組織福祉的「最終案主」；會影響顧 問案的種種權力與力量擁有者的「非案主但涉入的案主」。
行動中認識
「行動中認識」是表 1 所示臨床研究大歷程的第二階段，在此階段，研 究者大抵以場域與領域雙重提問指引前進，更積極地、也更有設計地，透過 對話中的探詢與反映，同時進行資料收集、分析與介入。比較有規模抽樣性 觀察與訪談開始出場；量化工具，亦可於此出現；設計與實施試探性行動，
也是常見的。研究者更細膩地角色與功能也陸續登場，包括：穿梭溝通、社 會群體型態促進、群體互動促進、認識與思維歷程促進、問題解決與決策歷 程促進等(Schein, 1987b, 1988, 1999)。
以方法學而言，臨床研究大抵是歸類於實踐典範，企業研究雖強調應用，
但其大抵仍偏向是實徵典範的應用。不論實徵典範或實踐典範，其下還都有
不同的學派
(7)，跨典範的學派間，總是有交集的，組織研究中亦有多位學者提 議了跨典範的研究歷程(Lewis & Grimes, 1999)，因此要清楚而周延地區辨開 來，有時並不容易。所幸，這不是本文的範圍。本文是以「理想型」做為思 索方法，因此，以下將以善於面對混局之行動中認識的認識論(Schön, 1983)，
據以闡明：(1)當臨床研究者採行動認識的認識論，以雙重視野（領域、場域）
三重前進歷程（行動、認識、與文獻對話）為研究設計，其對創造與建構理 論的潛在影響為何？(2)如何將這樣的設計內嵌在歷程中？
視理論為視框
在社會科學中，有關「理論與現象場的擺放關係」是方法學的一重要議 題，譬如：理論在前(theory before)、理論在後(theory after)、無理論(no theory) 的不同設計。若企業研究屬偏向於理論在前的設計，那麼，採行動中認識混 局為理想型之臨床研究，則跳脫出「在前、在後或無理論」的向度，傾向採 動態的雙重前進(dual movement)角度來看待。亦即，假如臨床研究者所選擇 面對的，是一種含混複雜、不穩定與不確定、動態關連難以切割、具價值衝 突等的混局時，那麼，採行動中認識的認識論，或為較佳的策略(Schön, 1983)。
而在行動中認識的認識論中，行動與認識（或思維）並不是線性前後關係，
而是雙重前進的關係：認識引發行動、行動引發認識，二者交互地前進。是 以，在此先固定住「理想型的臨床研究，由於其選擇面對混局，故其較佳的 認識論為一種動態的行動與認識交互雙重前進方式」。
接著，我們再思考「理論」在此「行動與認識雙重前進的理想型臨床研 究」中嵌入的方法與位置。假若理論是協助人們瞭解、預測與控制的覺知工 具，那麼當臨床研究者意欲以行動中認識來面對混局時，這個認識歷程，常 常會涉及視角、視框、視域的辨認，也常需進行認識視框之視框實驗(frame experiment) ， 以 及 後 設 地 覺 察 命 名 (naming) 與 認 識 間 的 微 妙 影 響 (Schön, 1983)。如鄭伯壎(2005b)所言，理論必然有其一定的適用範圍與界限。因此，
理論大抵都有其隱含的獨特視角或視域，理論本身不見得能適用於混局，但
「理論背後的預設視角與視域」卻可能很有啟發性。當臨床研究者遇到困頓
或疑惑時，研究者常需回頭後設地檢查「案主與自己看待混局的認識角度與
認識方式」，這時，研究者不一定需要「自己發明輪胎」，可先翻閱不同理論
體系背後的不同視角與視域，而獲致某種類似水平跨越的重新認識靈感。因
此，在行動中認識的雙重前進中， 「理論」擺放的位置與方式，是為了突破案 主與研究者的隱含認識邊界與認識方式、是為了創造更有效詮釋與解讀混局 的角度與框架，是以，將理論視為各種視角(perspective)、視框(frame)或視域 (horizon)的豐富來源，以其協助「認識」 、但非以其指導「行動」。
行動、認識、與文獻對話之三重前進設計
圖 1 示意了「視理論為視框/視角/視域」如何內嵌入「行動與認識的雙重 前進」歷程，而成為「行動、認識、與文獻對話之三重前進設計」 。該圖左半 的雙重前進樣版(template)來自 Schön(1983)的表徵方式，示例內容則來自王思 峰等(2006，與本文同期刊登)。一開始即為前文所舉例的，作者面臨了 MK 實 業的混局，總經理與三位副總經理的解讀各自不同，涉及了至少四個學門與 六個領域，研究者乃以不同領域理論為視框，嘗試進行模擬的視框實驗(frame experiment)，暫定以「生命週期之機構化轉型」為第一場域理論（為了解釋與 處理場域混局的理論），來統整需求、提出能滿足最多需求的情境規劃方案。
其後，整個圖 1 呈現了三種歷程：行動歷程、認識歷程、與文獻對話歷 程，而這三種歷程是平行地前進：行動歷程與認識歷程是交互前進的，而與 文獻對話歷程則伴隨著認識歷程而出場。若臨床研究者具有雙重意圖：助人、
創造理論，那麼我們可用兩種方式解讀圖 1。
第一種方式，乃以「助人」為唯一中心，而這三種歷程的主從關係位置 是：行動歷程回應了場域提問，達成助人的意圖；認識歷程是為了協助行動；
而與文獻對話歷程，則是為了協助認識歷程。整個歷程前進到那裡，則以肯 定邏輯(affirmation)為判準，視案主對行動結果是否滿意而定(Schön, 1983)。
2001 上半年情境規劃專案的結果令人不滿意，顯示了第一場域理論所推 演的需求方案邏輯失效，該專案因而緊急煞車，研究者以至少四種視框來反 映為何失敗。2001 下半年則大致轉向為以「MK 策略形成歷程為琢磨浮現 (crafting)類別，現在乃是要從琢磨浮現類轉變為理性規劃類」為場域理論（此 時 Mintzberg 的理論觀點，對研究者是個重要的認識與靈感的突破），重新理 解混局與設計新行動。該案段落結果是：案主對此結果是滿意的，並邀請研 究者下一年繼續以類似模式協助之（如：指導專員進行各種分析） 。然而，對 研究者而言，此結果只能印證(confirm)了第二場域理論的前半段命題：MK 實 業的策略形成歷程為琢磨浮現類。但對後半段命題「MK 實業要我們協助由
琢磨浮現類轉變為理性規劃類之組織變革」而言，則相關行為與結果並未能 顯示得到印證：「怎麼算成功呢？他們沒有聽我的，一笑」（研究小組內部交 換意見時，半開玩笑的說法）。
假如，整個研究設計是以「助人」為唯一意圖，那麼 2001 年行動歷程結 束時案主是滿意的，若以肯定邏輯為判準，那麼即使結果與行為無法完全印
這是混局、且對映到多重 學門與領域。以第一場域 理論「生命週期之機構化 轉型」統整
現象場之產業與策略內 容、領導與群體動力、文 化假定、諮詢動力等現象 四類解釋中，選擇提出第 二場域理論「 MK策略形 成歷程為crafting」
四類解釋的各資料&持續 第二重視野觀察與紀錄
開始質疑與挑戰第二場域 理論所隱含的典範變革視 角與其健康理論 回到原點，重新認識「策 略形成歷程是什麼」的理 論性視域區辨，提出第三 理論「 策略形成歷程是一 組多向度與多層面的內在 複雜結構」
未來將提出「Crafting歷程 之健康理論」
2001探索會議
以情境規劃方案，嘗試同 時滿足三種需求
專案緊急煞車
2001下半以「主客體知道 與不知道2*2架構」來選擇 與組合策略方法與程序 第二場域理論預期內，案 主滿意、但研究者對結果 不滿意
放棄原健康理論，發展試 探行動與方案(2002, 2003)
＆盡可能收集所有資料(含數位 錄影)
心理性地完全結案＆自然 產生的撤回設計，大抵印 證所建構之場域理論
認識歷程 行動歷程
視域：策略形成歷程 視框：歷程類別(典範) 視角：健康理論＆典範變革
(由演化到理性學派）
策略之理性學派 組織行為學、諮詢心理學 Schein的組織文化解讀
策略管理、組織發展、人 力資源、生命週期、領 導、組織文化 、作業管理
對Mintzberg形構學派預 設的理論架構擺放方式 的探索與質疑
策略＆策略形成歷程十種學派 方法學中的理論類型學 組織文化與歷程諮詢的
理論構型樣版 與文獻對話歷程(領域理論、方法學)
f理論作為 檢查認識預 設之起點 d理論作為 多元視框收 集資料之支 持
e理論作為 突破認識之 靈感來源 c理論作為 解讀之視框 實驗
g理論作為 跨脈絡辯證 之文本
圖 1 行動、認識、與文獻對話之三重前進設計示例
證場域理論，但認識歷程、與文獻對話歷程應可就此打住，顧問則可用案主 滿意的那一套繼續服務行動。因此，以「助人」為中心來安排三種歷程主從 關係的設計，對「創造理論」的意圖而言，並不是最好的設計。
雙重視野之三重前進設計
第二種安排主從關係的方式，則是以「助人＆創造理論」為雙中心的（但 助人仍是第一優先） ：行動歷程與認識歷程是交互前進的，而認識歷程與文獻 對話歷程則位處於一種交錯辯證(dialectics)的擺放關係。
如前文所言，臨床研究者需同時面對場域系統與領域系統的兩個世界（實 務與學術） ，而且場域與領域間是一種不對稱的對映關係。當研究者意欲兼顧
「助人＆創造理論」意圖，那麼研究者就需非常有意識地以雙重視野(double vision)來同時面對場域與領域
(8)。在這樣的設計下，整個歷程的前進，除由 案主對助人結果滿意與否之肯定邏輯(affirmation)決定外，亦與場域現象是否 能印證研究者所持理論之印證邏輯(confirmation)而決定。
如 Schön(1983)所言，肯定邏輯與印證邏輯是彼此獨立的兩個判準，將組 成四種情況。專業工作者是以肯定邏輯來決定前進與否的，但若其有為了未 來而學習或為了他人參照的意圖時，則需兼顧印證邏輯(ibid, p.156)。此時，
如圖 2 所示，只有在達到肯定且印證下，研究者才會真正覺得具有心理性地 結案。如此，不論與單採肯定邏輯比較、或者與單採印證邏輯比較，雙重視 野的設計內嵌了更高機率(如：3/4 比 1/2)來促動三重前進的繼續探索，以期能 同時滿足助人與創造理論。
以圖 1 為例，由於研究者意欲同時滿足助人與創造理論，而採取雙重視 野三重前進設計，故在 2001 的結果符合了肯定邏輯，但在印證邏輯未全然滿 足下，研究者仍有繼續前進的心理機制或動力：由於無法印證第二場域理論 的全部論述，那麼很可能這個場域理論是建築在一些預設的視框或視域背景 而不自知，或需要再一次打破框架(frame breakthrough)、或打破主導變項等雙 環學習(double loop learning)的大動作。
怎麼打破呢？這是個漫長而往復的歷程，研究者是從兩端逼近的：一方 面研究者 2002 與 2003 年又分別再協助 MK 兩輪的策略歷程，2002 年行動中 才隱約察覺到，第二場域理論所隱含的典範變革視角與其健康理論(health
肯定、印證
→心理性結案 不肯定、印證
→繼續三重前進
肯定、未印證
→繼續三重前進 不肯定、未印證
→繼續三重前進 行動結果 令人不滿意或無所謂
行動結果 令人滿意
理論預期中 理論預期外 或無理論
肯定邏輯(affirmation)
印證邏輯 (confirmation)
圖 2 肯定邏輯與印證邏輯同時作為三重前進與否的判準
theory)(Schein, 1987a)需要被質疑與挑戰；另一方面，則回頭檢查 Mintzberg 的理論發展脈絡、以及其所提議之形構學派的種種預設，也才發現 Mintzberg 的理論處理方式，很容易讓研究者形成「不同類別是互斥的、在生命週期形 構下由創業組織轉變至機械組織，將伴隨著琢磨浮現類量子跳躍地轉變為理 性規劃類」的推論，而自然易於採「典範變革視角並採理性規劃為健康理論」
的預設，而此預設在實踐中是有問題的（王思峰等，2006)。
但當打破後，接下來呢？既有的非理性規劃類的六七個策略學派，卻無 法回應這缺口：假如是適應浮現類別的，那麼總有比較好的、比較不好的，
但「比較好」的健康理論是什麼？甚至， 「怎樣看待與解析的概念架構」也都
缺乏，更不用提「如何行動、如何改進」。於是乎，2002 與 2003 是在非常默
會的狀態下，重頭建構出幾乎全新的理論。這樣的建構歷程，或許接近於在
非意識層面的內隱學習(implicit learning)，外顯出一種言說知識與績效不對稱
之現象（王思峰，1994a，1994b，2001)。亦即，這兩輪協助案乃位處於「行
動結果更令案主滿意」的肯定(affirm)狀態、但「尚無法清楚而系統地言說出
內隱場域理論」以供印證之無法印證(no confirm)狀態。這樣的狀態同樣地會
再次讓研究者產生繼續前進的心理張力，而此心理張力所引發的，或可形容
為一種辯證歷程(dialectical process)：以往理論雖有其道理、但個案實踐也彰
顯出以往理論有所問題，如何超脫正、反兩面，形成與創造出足以「合」於
既有正反證據與論述之新理論，則是一種根基於場域之新理論與以往領域理
論間的交錯辯證歷程。圖 1 中以虛線連回(3),(4),(5)，即意欲表徵出這樣的交
錯與往復之辯證關係。
總之，當採雙重視野三重前進設計時，研究者為了同時滿足肯定與印證 邏輯，研究者所創造的知識與理論，不但要能通過實踐的效度考驗，也為了 要能通過印證邏輯，從而引發出內隱與外顯知識的知識轉換歷程，以及引發 出在現象（行動） 、既有理論（文獻）與新場域理論（認識）之間的辯證歷程。
知識轉換歷程是一種知識創造歷程(Nonaka & Takeuchi, 1995)，在差異與弔詭 中辯證亦是一種創造理論的機制（Poole & van de Ven, 1989）。以此而論，雙 重視野三重前進的設計可說已內嵌了朝向創造理論的創造張力與創造機制。
最後值得注意的，如 MK 個案所示，雙重視野三重前進之設計，不僅有 利於創造理論，其對助人成效而言，或亦是更佳的：若研究者停留於 2001 下 半年模式來協助案主，其成效將比不上繼續前進的後來模式；真正對 MK 實 業產生重要而顯著貢獻的，並非在 2001 年，而是在 2002 與 2003 的努力。其 理由相當直觀：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的行動，其效果應比知其然、不知其 所以然的行動為佳。
雙重視野之場域＆領域研究
在雙重視野的三重前進設計下，臨床研究者將進行兩類型的研究：場域 研究與領域研究。如圖 3 所示，這兩類研究並不是先後的次關係，而是同時 存在、但比重不同的楔形變化：前期比較多的比重是放在場域研究，而後期 則有較高比重的領域研究。
場域研究中，關切的是實踐、以及可實踐的知識。其在思維歷程上，大 抵像是個「由簡單到複雜、再由複雜到簡單」歷程，也就是接近於專業人士 的專家知識結構的發展歷程，由簡單的知識、漸次到複雜的知識結構、又漸 次地再提升為以簡單掌握複雜。具體而言，這歷程中或有三個程序原則可先 後協助研究的進行：
1.以多元視框，由簡單到複雜
當面對混局時，善用領域與場域的不對稱對映特性，視理論、領域與學 門為不同的視框/角/域，多元框架地看待混局、並收集與分析資料，讓研究者 與案主對現象場的理解與紀錄，能夠盡可能廣泛的觸及種種面向與深度。
2.以場域提問聚焦
協助探索性研究聚焦的，不是假說、命題，而是「提問」 。對場域的恰當 提問，是建築在足夠寬廣與深度的場域觸覺上；而恰當的場域提問，也將有
效地協助探索的聚焦。
3.以內在一致的場域理論，掌握複雜、回應提問
場域理論是為了場域實踐而生產出的一組抽象化知識，場域理論的首要 功能在於詮釋與理解混局系統，而後藉以在區辨與認識間掌握複雜，進而由 中建構與發明以回應提問，再由實踐中反映。另外，由於所面對的是混局，
故研究者或應如 Schein(1980)一般踩在視組織為複雜動態開放系統的本體論 立場。在此立場下，此場域理論是一種脈絡內研究(within context study)的結 果，各種現象間的內在關連與發展動力，是相當重要的。另外，由於場域研 究具有「由簡入繁、以簡御繁」的認識發展歷程、以及複雜動態開放系統的 本體論之特性，是以， 「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或將是建構場域理論時
行動歷程 認識歷程 與文獻 對話歷程
•由辨認差異到差異辯證
•由辯證中浮現理論論述
•以內在一致的場域理論，掌握複雜、回應提問 場域研究
領域研究
•由異常(非肯定/非印證)進入領域提問
•以多元視框，由簡單到複雜
•以場域提問聚焦
Time
圖 3 雙重視野三重前進設計之示意圖
的良好工具：由掌握部分來掌握整體，再由掌握整體來掌握部分，對部分與 整體的理解是與時漸增、相互增益的。
領域研究中，關切的是領域上的學術議題。其在思維歷程上，大抵像是 個「以異常為起點，由異常與正常間的辯證，突現出洞察」歷程，以個體而 言，此歷程接近於專業人士的解構-再建構的雙環學習歷程，以集體觀點而言，
則接近於在價值性與框架性的社會拉扯與衝突中，突現出第三路線或新框架 的社會辯證歷程。具體而言，這歷程中或有三個程序原則可先後地協助研究 的進行：
1.由異常進入領域提問
臨床研究是由案主需要所啟動，而非學術議題所啟動。但研究者有兩個
重要的敏感點可內嵌入學術興趣與意圖，一是在個案的選擇與進入時，另一
則是在三重前進歷程中遇到「非肯定」或（且） 「非印證」的「異常」狀態時。
亦即，當遇到「無效、否定或失敗」或「意外、疑惑、沮喪或憤怒」的情緒 或感覺時，研究者應當敏感地小心覺察自己的歸因系統，反向地認識到「似 乎遇上了一個重要的開放空間」 （王思峰等，2006)，由此為起點開始探索，而 領域提問則是協助啟動探索、與過程中不斷聚焦的概念工具。
2.由辨認差異到差異辯證
情緒與提問只是起點，接下來是一種「到底異常在什麼」的一種區辨歷 程，一種辨識與指認的歷程，此時「差異」是個好用的概念工具，而後設覺 知到命名(naming)與認識(knowing)間的微妙互動(Schön, 1983)則或是關鍵所 在。「差異」需要有異常對立面的來源，跨脈絡(cross context)的文獻與個案則 或為兩大重要來源。有了能拉出差異的素材或文本，才能開始另一重要的思 維歷程：在差異中辯證、在異常與正常間辯證的歷程(dialectical process)。
3.由辯證中突現理論論述
在差異中辯證，並不是比較異同的歸納邏輯，而是在辯證中突現洞察的 創造邏輯或突現(emerge)邏輯。這個區別是相當重要的，也是初階研究者常混 淆的地方（詳後文）。
最後，值得再次重申，場域研究與領域研究並不是彼此獨立的，也不是 先後次序的。如圖 3 所示意，真正的研究歷程是「行動、認識、與文獻對話」
的三重前進歷程，而在這樣的三重前進中，研究者乃抱持著場域與領域的雙 重視野，同時與楔形地從事著兩種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的思維歷程：為 了案主需要的由簡入繁、以簡籲繁的認識發展歷程、以及為了學術意圖的、
由異常與差異辨認與辯證中突現的辯證歷程。
差異、脈絡與辯證
由內隱的場域理論，要到創造領域理論，很可能並不是個簡單的線性前 進，只在 概念 化與抽象化 的單一向度 移動，而是 需要多重而 複雜的映射 (mapping) 與 轉 換 (converting)、區 辨 (discriminating) 與反 映 (reflecting)、辯 證 (dialect)與突現的思維歷程。漫長的時間或許是最佳寫照，李志鴻(2005)與王 思峰等(2006)大抵經過三五年的潛沈，才能走出一個段落。這樣的歷程或許需 要更多臨床研究的後設探討與研究，但是，或許「差異來源、差異處理方式」
是很關鍵的。以下將由系統學派、個案研究兩處談起。
一般對系統學派的認識大抵就是「一種對比於非系統學派的系統學派」，
然而，當對比的對象是系統學派本身時，那麼系統學派本身也是相當分歧而 多元的，需要系統學派的系統(Checkland & Haynes, 1994; Jackson, 1994;
Ashmos & Huber, 1987)。Richardson(1991)在回顧社會科學中具動態觀之系統 學派的大量文獻（含：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管理學、政治學、都市計 畫等公共政策領域等）後發現，社會科學的系統理論中有兩大學脈，其以理 工 學 科 原 有 名 詞 來 命 名 ： 模 控 學 脈 (Cybernetic thread) 與 伺 服 學 脈 (Servomechanisms thread)。此二學脈之關鍵區分之一，乃在於模控學脈傾向於 認為動態複雜系統無法瞭解其精確的因果關係，然而，人類雖無法了解，但 可用黑箱控制的方法，從外控制該系統；而伺服學派則關注於對動態行為背 後系統結構之了解，並於了解結構後，以調節方式改善系統行為。王思峰
（1994a）亦在人類面對動態複雜系統之實驗室實驗中，發現樣本亦有類似的 兩種認知策略。由個案進行研究（如：行動研究、臨床研究、個案研究）的 研究者，其對差異的處理方式，似乎也有對應的類似區分，圖 4 則為本研究 所繪的示意圖。
在單一個案的情況下，模控學脈的研究者，其研究設計的邏輯仍大抵建 基 於 實 驗 設 計 的 想 法 ， 因 果 關 係 的 推 論 是 建 基 於 處 方 (treatment) 、 結 果 (outcome)、條件或屬性因素、以及被視為干擾因素的排除上，因此在 Richards , Taylor, Ramasamy & Richards 所著的《單一受試者研究：在教育與臨床情境 的應用》一書中（吳勝儒等人譯，2003） ，基準線、處方、撤回處方、再處方、
再撤回這樣的概念，以不同方式包裹成嚴謹有別的不同研究設計。然而，這 樣的邏輯隱含著一個基本預設：由於人類的觀察、覺知與推理是不可信或不 嚴謹的，所以視個案為一個黑箱系統，研究者從「外」來進行黑箱式的刺激 與反應，而由「刺激、反應與條件的差異」，從外控制與理解之。
而在多個案的情況下，大抵就會排出來類似圖 4 下左方的比較表，一軸 為處方、屬性、結果，另一軸則為個案別，將「個案間的差異」以「比較異 同 、 而 後 歸 納 」 的 方 式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團 隊 研 究 中 所 謂 的 系 統 研 究 之 I-P-O(Input- Process-Output)架構，即為相當典型的例子，如：群體大小、群體 組成對團隊成果的影響、並以工作特性為調節因子。而其所謂的 process，乃 是一種行為或屬性，但不會深入到群體動力的內在運作中，也不會細緻到成 員在複雜社會網絡中的動態互動關係。
伺服學脈的研究者卻是以另一種方式來工作的。研究者的本體論立場或
會有不同（如：是否有真理、或仍為文化下的詮釋），但大抵將人類的觀察、
覺知與推理視為一重要的探測工具，並非不可採用或不可信（但需小心地檢 查） ，反應如圖 4 上方所示，將「人類自身的觀察、覺知與推理」納入研究範 圍，視其為影響整個個案行為的重要成分，進行「前認識」的認識、認識框 架的覺知與反映、命名與認識間的微妙影響等後設覺知等。
在單一個案的情況下，關切的焦點是「系統內在到底是怎樣的複雜與動 態運作」 ，使用各種數據、資料、歷史、觀察、文本、脈絡等資料，企圖建立 起一種有關世界是如何運作的概念縮影（或模式），也在動態資料與模式間，
進行不同模式解釋度的心智動態模擬或電腦動態模擬，來檢驗此概念縮影的 效度。社會科學中，系統動力學的研究即是典型的伺服學脈研究(Forrester,
行動 結果
(肯定邏輯)
觀察(單個案、多個案)
組織系統的內在運作 對「組織系統內在運作」
的場域理論
行動 結果
黑箱式的觀察 視組織系統為黑箱 黑箱式的「刺激-反應-控制」理論
組織屬性1, 2, 3 Input output
屬性 control
case3 case2 case1
輸出 輸入 屬性
黑箱式的比較
以此整體，作為研究單位
模控 學脈 伺服 學脈
個案1 個案2
個案1 個案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