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教授
* 本文乃應中央研究院王所長汎森之邀請，為該所內閣大庫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 法帖》宋石本殘葉，擬與中國在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及上海圖書館殘葉集結出版而 作。由於薛氏雖處南宋，但立石刊刻該書是在北宋靖康之難後不久。薛氏石本，基本 上反映了北宋金學、石學與法帖之學的的發展與交會。感謝王所長惠允本文口頭發表 在祝賀故宮八十歲生日的「開創典範―北宋的藝術與文化」研討會上。
金學、石刻與法帖傳統的交會―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宋拓石本殘葉的文化史意義
陳芳妹*
【摘要】北宋士大夫，不只為漢以後到宋以前散佈在荒煙蔓塚的三代銅器，建立新價值觀，視 為至寶，同時試圖以秦漢至唐流行的石碑方式紀錄，以傳刻三代銅器上的鐘鼎款識，這種紀 錄新材料的方法，在十一世紀中葉的北宋已出現，隨著皇室的推波助瀾，並建立有關三代銅器 多種收藏、傳播、著書立說的典範，彰顯北宋金學與石學的交會。十二世紀中葉，在經歷靖康 之難後，北宋士大夫及皇室所收藏的至少千件的三代青銅器遭浩劫之後，銅器本身雖然多已流 失，但款識資料則在北宋的收藏、著書立說的傳播下，終於在南宋，在南方江西任定江僉幕薛 尚功的全力收集下，將大規模且體系性地臨摹511件的 器款識，以碑刻方式，分成二十四片，
作歷史性的編排與論述，並以其書名及刊刻質材，凸顯款識此珍貴材料，是可以放入北宋以來 皇家所提倡的「法帖」傳統的企圖心，反映了「金學」、「石刻」與「法帖之學」的交會。當 時為薛尚功立石於定江者，為地方官定江郡守林師說。此行為，不只反映南宋地方官以地方財 源公庫石支付，對此小吏所做的文化贊助，與文化產業投資個案，也彰顯薛尚功其將北宋所收 集的有關三代銅器的款識新材料，以集大成的碑刻方式，透過其臨摹及楷書考釋，一併立於公 領域公諸於世，並傳播刊刻的企圖心。
關鍵詞：金學、石刻、法帖之學、宋石本殘葉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宋拓石本殘存三頁，1929年於中央研究院史語 所內閣大庫檔案中出現；爾後又有十六頁為史語所所購置。徐中舒早已分別以
1 徐中舒，〈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2本2分（北京，1930）；〈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再跋〉，《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集刊》2本4分（北京，1931）。
2 容庚，〈宋代吉金評述〉，收入《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該文修訂版收入
《頌齋述林》（香港：翰墨軒，1994）。
3 王世民，〈記薛氏鐘鼎彝器款識原石宋拓殘本〉，《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北 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416-424。
《跋》及《再跋》等二文，從明、清流傳木刻版本、相關明清文獻及宋人著錄，
考證此十八頁即為南宋曾宏父所記的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宋拓石本。
11933年容庚〈宋代吉金述評〉進而比較史語所新發現的宋石本及明清木本，
2就文字內容異同，論述明清各種版本的優劣。1989年，王世民進而為中國上海 圖書館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館的殘葉，而作版本考證。3分別認定 為宋石本，即是高氏清吟堂舊藏，以及《石盧金石志》的十八卷。
本文以上述三位學者研究成果為基礎，擬從他們多所聚焦的明清木刻版本 及明清著錄轉移，試圖將殘葉放入「宋石刻」的當代歷史傳統脈絡中討論。本 文以為縱使宋人記錄薛書為宋石本，此實物殘葉是否即是著錄所稱的宋石本，
似乎需要從僅存的殘頁的視覺形象中，建立視覺證據，以確立宋石本的風格特 點。這些特點不只是書寫形式，更進一步反映出適應碑刻的行款編排格式。根 據後者，本文並試著以推測該書在宋代以石刊刻的可能碑刻原貌。這種以24 片，每片至少120公分的大型石碑的刊刻方式，不只是單純的木質與石質的刊刻 質材的選擇問題，更是在內容傳播上，刊刻質材的由私領域到公領域的問題。
這種刊刻方式的選擇，更反映作者在南宋為鐘鼎 器款識著書立說的原始意 圖、時代風尚，並透露出其文化史意涵，遠非後世僅從明清木刻版本所能理 解的。
內閣大庫《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石本殘葉的發現，不只為廣為流傳至 今的明清木刻本，提供只見文獻紀錄，不見實物的南宋初的石刻樣本，成為流 傳至今有關三代銅器視覺形象著錄的罕見宋代實例，其它如《重修宣和博古圖》
及《考古圖》的宋代樣本至今皆已失傳了。殘葉也同時為北宋到南宋金學、石 刻與法帖之學的發展與交會提供珍貴的具體物證。
北宋士大夫，不只為漢以後到宋以前散佈在荒煙蔓塚的三代銅器，建立新
4 薛尚功，《歷代鐘鼎款識法帖殘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9）。
5 乃出自工篆隸的書法家松石「姜君」的摹寫木刻本，現藏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
價值觀，視為至寶，同時試圖以秦漢至唐流行的石碑方式紀錄，以傳刻三代銅 器上的鐘鼎款識。這種紀錄新材料的方法，在十一世紀中葉的北宋已出現，隨 著皇室的推波助瀾，並建立有關三代銅器多種收藏、傳播、著書立說的典範，
彰顯北宋金學與石刻的交會。十二世紀中葉，在經歷靖康之難後，北宋士大夫 及皇室所收藏的至少千件的三代銅器遭浩劫之後，銅器本身雖然多已流失，但 款識資料則在北宋的收藏、著書立說的傳播下，終於在南宋，在江西任江州僉 幕薛尚功的全力收集下，大規模且體系性地臨摹511件的 器款識，以碑刻方 式，分成24片，作歷史性的編排與論述，並以其書名及刊刻質材，凸顯款識此 珍貴材料，是可以放入北宋以來皇家所提倡的「法帖」傳統的企圖心，反映了
「金學」、「石刻」與「法帖」傳統的交會。當時為薛尚功立石於江州者，為 郡守林師說。此行為，不只反映南宋地方官以地方財源公庫石支付，以對此小 吏所做的文化贊助與文化產業投資個案，也彰顯薛尚功將北宋所收集的有關三 代銅器的款識新材料，以集大成的碑刻方式，透過其臨摹及楷書考釋，一併立 於公領域公諸於世，並傳播刊刻的企圖心。
一、殘葉為「宋石本」的視覺證據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石本殘葉，對應明清木刻本，知殘葉存有十三 卷的最後二器【仲駒敦蓋】與【肇父敦】，及十四卷的【散季敦】、【龍敦】、
【郱敦一、二、三】的部分。4雖是殘本，其避諱字的使用習慣、內容的增減、
書寫的字體風格以及款識、釋音、釋文相互關係的編排格式等方面，仍呈現出 明清木刻本所不見的「宋拓石本」的特徵。為瞭解殘葉的歷史定位，殘葉與現 存明清版本的比較中所顯示的時代風格及石本特質，必要先討論。本文以現存 通行的明清木刻及摹寫本計四種，據書序提及的出版年代依序如下：
一a為萬曆戊子（1588）萬岳山人本。5
一b為道光丁未（1847）禹川「東圃居士」針對萬岳山人本的重抄手寫本。6 二為明崇禎癸酉（1633）的朱謀垔木刻本。7
三為嘉慶二年（1779）阮元刊本：
阮元序自稱根據袁廷檮影鈔朱謀垔舊本，元所藏舊鈔宋石刻本互校勘，
並就文瀾閣寫本補上所得，臺灣高長印書局於民國五十六年（1967）出 版鳳吟閣藏本。
四為嘉慶丁卯（1807）年由孫星衍臨刻其所認為的宋寫本。 8
（一）殘葉的避諱字所反映的時代訊息及內容性質的認定
1.避「敬」諱
史語所殘葉的「敬」對比木刻本的「敬」，正是宋避諱習慣在明清已不見 的結果。殘葉「敬」，寫成「 」，散見於【龍敦】釋文（圖1）。相對的，此 字在明清刻本已是筆畫完整的「敬」（圖1-1）。此不同，正因為宋太祖翼祖 名「敬」（圖1-2），9直至紹興三十二年（1162）翼祖皇帝諱始依禮不諱（圖 1-3）。10可見，至少就文獻紀錄看，紹興三十三年前的宋代是避宋太祖翼祖
「敬」諱的。殘葉正提供了以「 」缺筆避諱的視覺例證，11成為殘葉為宋本的
6 現藏臺灣中央研究院。
7 卷1至8為臨川帥志摹；卷9至20為統 摹；小楷為統□書，現藏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
8 嚴可均臨篆，蔣嗣曾寫釋文，平津館開雕。現藏臺灣國家圖書館。1972年臺北的廣文 書局曾據之影印。
9 托克托，《宋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太祖本 紀〉，頁1。本文引用《四庫全書》之處，卷數、頁碼皆為古籍魚尾下方之數，特此說 明。
10 托克托，《宋史》，卷180，頁23。
11 這種避諱缺筆例，早已見於唐高宗時。「顯慶五年（660）正月壬寅，詔曰：『孔宣設教，
正名為首，戴聖貽範，嫌名不諱，比見鈔寫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點劃，或隨便改 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王欽若、楊億撰，《冊府元龜．帝王部》（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813冊，卷3，頁13。這種缺筆避諱手法，
為宋人所繼承，「廟諱皆只缺畫」。洪邁，《容齋隨筆》（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 華書局，2005），三筆，卷11，頁3。事實上，宋人避諱翼祖敬，不只如殘葉以缺筆表 之，文彥博更因避諱「敬」，而將其本姓「敬」改為「文」：「文彥博本姓敬，其曾大父
主要證據之一。12
「敬」以缺筆表避諱手法，亦散見於上海圖書館殘葉。13
2.避「桓」諱
上海圖書館殘葉另一以缺筆表避諱的「桓」字，見於「□敦三」的釋文第 七行，「如桓僖宮」之「桓」，缺右邊的最下面一筆。14欽宗名「桓」，「欽 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避桓」，15可見上海圖書館殘葉以缺筆避欽宗諱。16特別 是對亡國的欽宗名諱，可能是高宗於紹興二年（1132）始頒佈的避諱。17其頒訂 的時間，當在紹興二年之後。上海圖書館的殘葉以「□」避「桓」諱，即為
〈淳熙重修文書式〉欽宗條下所刻的第一字。18
「敬」「桓」二字以缺筆避諱證據，使得殘葉的另一種宋人避諱手法饒富 意義，而使史語所殘葉所反映的宋人習慣的證據更為堅實，縱使明清刻本並沒 有覺察而照抄，因此顯不出分別。此另一手法即避太祖聖祖玄朗的諱，改「玄」
避石晉高組諱，更姓文，至漢復姓敬。入本朝，其大父避亦祖諱，又更姓文。」邵博，
《邵氏聞見後錄》（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21，頁167。許恭 崇文館詞林詩，實即許敬崇也。「恭翔集」實「恭敬集」也。托克托，《宋史》，〈藝文志〉， 卷280，頁19；卷290，頁2；陳垣，《史諱舉例》（北京：中華書局，1956），頁13、38、
70。
12 此點徐中舒業已提出。
13 如「師□敦」釋文第九行中間的「敬明」的「敬」字，「師□敦」的釋音第八行中間的
「金敬」的「敬」字，「牧敦」釋音第十三行「孚敬」的「敬」字。
14 王世民，〈記薛氏鐘鼎款識原石宋拓殘本〉，頁422。
15 托克托，《宋史》，卷23，〈本紀第二十三〉，頁1。
16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朱子四書注，避欽宗諱條〉載：「論語孟子注，皆避欽宗諱，
桓改為威，今世俗本皆改桓字矣」。《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第七冊。陳垣，《史諱舉例》，卷6，頁103-104。
17 「廟諱，紹興二年十一月，禮部太常寺言淵聖皇帝御名見於經傳義訓者，……若姓氏 之類，欲去木為亘，……其本字，見於經傳者未嘗改，……淵聖皇帝御名，欲定讀如 前外，其經傳本字，即不當改易。庶幾萬事之下，有所考證。」托克托，《宋史》，卷 180，頁22-23。
18 丁度等，《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貢舉條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3），第237冊，頁28。
為「元」。
3.避「玄」諱
避「玄」諱，改「玄」為元，見於史語所殘葉卷十三【仲駒敦蓋】釋文第 一行，改「鄭玄」為「鄭元」（圖2），乃避聖祖皇帝玄朗諱而來。19朱熹以為 避玄朗諱，創始於真宗，「玄朗諱，起於真廟朝，王欽若之徒推得出，這也無 考鏡處」。20殘葉避「玄」為「元」。在〈淳熙重修文書式〉中，聖祖名下條 例的代替字（圖2-1），雖未包括以「元」代「玄」，但「玄」必須避諱是可確 定的。而以「元」代「玄」的方法，亦見於其它宋板書及書法。21臺灣故宮藏 黃庭堅〈自書松風閣詩〉的「弦」即寫成「 」（圖2-2），22四部叢刊初編集 部的縮印宋刊本，洪适（1117—1184）《盤洲文集》，被接受為可靠的宋雕版楷 書的代表個案。23「房玄齡」則刊印成「房元齡」（圖2-3），「玄孫」刊印成
「元孫」。24
這種以近音字表避諱方法，因比缺筆的方法不易察覺，而被保留在明清木 刻摹本中。因此，在前人研究殘葉時，亦未察覺。此避「玄」諱現象，特別與 前二種避諱字體共現在殘葉中，更強力地共同顯出宋代避諱手法。需要提出的 是，這種避諱手法，在殘葉中，僅出現在「釋文」中，而當以「釋音」直指款 識本身時，「玄」字並沒有因避諱而改動。如【龍敦】的釋音楷書作「玄袞
19 「聖祖」乃創造出來的趙之祖先，宋真宗朝戊午（1018）夢見趙之祖先;在仁宗己巳年
（1029）上天尊號曰聖祖；在壬申年（1032）詔聖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79，頁8、11-12。
20 朱熹，《朱子語類》（理學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128，頁3066；王建，《中國 古代避諱史》（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2002），頁176-177。
21 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下，以及王堯臣等《崇文總目》卷9，將道書的《玄綱論》因避 聖祖名，改為《元綱論》，足見宋人使用此手法。賀蘭棲真賜之號「宗元大師」，實
「宗玄大師」也。托克托，《宋史》，卷462。《宋史》中華書局標點本即已改正，見頁 13516。陳垣，《史諱舉例》，卷4，頁68。
22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纂，《故宮歷代法書全集》（臺北：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頁99。
23 王立軍，《宋代雕版楷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頁8。
24 洪适，《盤洲文集》（四部叢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63，頁406；卷76，
頁488。
衣」即是。顯然殘葉此避諱手法，正合於紹興三十二年頒佈避欽宗桓諱時，曾 提及的避諱原則：經傳義訓可以不避，而避姓氏。25這種特點，正指出殘葉所 反映的時代習慣可能是在紹興三十二年之前。同時，殘葉只避姓氏，不避「款 識」及「釋音」，此手法也透露了書寫者正將「款識」本身與「釋音」等同
「經傳」的地位般，而與「釋文」區隔。
4.不避「敦」諱
進一步值得注意的是，比較殘葉上未曾有缺筆的「敦」（圖3）字，與同為 南宋刊本的《嘯堂集古錄》的「敦」寫成「 」以避諱，26形成對比，也與宋刊 本《盤洲文集》言及晉代「王敦」，稱「王御名」有別，27後者以「御名」代 替「敦」。《嘯堂集古錄》與《盤洲文集》皆避光宗諱（圖3-1），28殘葉不避
「敦」而避「敬」與「桓」，是成書於光宗朝之前的習慣。
（二）何以殘葉是「石本」？
殘葉若是「石本」，不只說明薛氏在宋代將鐘鼎款識資料摹刻，並廣為流 傳，其方法是把鑄刻在立體的銅質上的款識，摹刻在平面的石質上，並詮釋了 書名稱為「法帖」的的原始意義，也同時說明作者對「鐘鼎款識」此新興考古 資料的看待方式。而這些層次的意義須立足於殘葉作為「石本」的視覺證據何 在？
1.款識用筆作風在石、木本上的不同
由於殘葉以楷書寫成釋音、釋文及編次所需的器名及卷名，乃作者編次釋 音之作，字體往往較款識本身小，平均控制在約長稍多於1公分，寬1公分左 右。相對的，款識的字體，往往大小不等，大者可長達4公分，寬1.5公分，約為
25 托克托，《宋史》，卷180，頁23。
26 王俅，《嘯堂集古錄》（許東方主編，《金石叢刊》景宋刊本，臺北：信誼出版社，1976）。
27 洪适，〈先君述〉，《盤洲文集》，卷74 ，頁475。
28 丁度，〈淳熙重修文書式〉，《附釋文互註禮部韻 貢舉條式》，頁29。
楷書的2倍左右。由於款識字體往往較大，筆劃結體多曲筆，在版本比較中，雖 經傳抄，在極力模仿原版中，使得差異變小，但曲筆部分，經仔細比對仍顯示 出木刻、石刻、鈔寫本的不同。尤其是殘葉卷14的【散季敦】（圖4），近似的 散國器銘，近世已有科學考古出土，其為直接來自立體銅器拓本（圖4-1）。29 石（圖4）、木（圖4-2）、銅（圖4-1）及鈔寫本比較，顯示款識在不同質材上 各具特點。
就殘葉【散季敦】款識的用筆論，木刻本及模寫本皆書寫在硬度較石頭軟 的質材上，因此縱或其有模寫臨刻的範本，用筆仍自然流露軟體質材所易於彰 顯的粗細變化。相對的，殘葉的用筆則粗細較一致，顯示在較硬的質材上，運 筆較慢，筆筆粗細較均一，不易形成粗細變化，尤其在轉折處，結體呈僵硬的 現象。木刻本及摹本則在運筆方面，特別是直筆的部分，雖可能因臨模仿本，
而儘可能地控制粗細變化。但圓轉部分則往往無意間流露出收筆細、中間較粗 的現象，形成因在較軟質材上運筆的流暢感。
此對比，亦見於蓋銘。如第一排第一字的「佳（唯的古字）」字，第四排 第一字的「姜」字，第四排第二字的「寶」字等等。殘葉款識在器名圓轉線條 轉折處，則形成僵硬現象，尤其見於器銘上的第三行第二字的「作」字，第五 行第二字的「年」字，第三及第四字的「子」字。
2.字體所書寫的質材表面的特點
殘葉質材表面的斑駁特點，非明清摹本及寫本所有。最明顯的是【散季 敦】（圖4），器上第二行第二字與第三行第二字間，因風化呈現石材特有斑駁 感。類似的現象，亦見於第五行第三字；釋音部分的第四行與第五行的第一、
二字之間；第一行第三字的右邊非文字本身的，右上到左下的斜直線痕，【散 季敦蓋】的第四、五行文字最下面，有明顯的橫弧線的蝕刻痕，以及蓋的銘文 全文底散見的石質斑駁的白點紋，【散季敦】釋文第一行第一、二字「博古」
右上角有明顯的斑駁紋，第一、二行間由上直下，有近似隔行的直線紋，這些 隔行直線紋在【龍敦】的釋文後半頁，尤其明顯。殘葉顯示書寫在石質上的斑
29 陝西考古研究所等編，《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 116-127，圖113。
駁特點，殘葉處處可見，與明清木刻本及模寫本的光素乾淨，形成明顯的對比
（圖4-2）。
3.編次與書寫質材考量
殘葉的石刻特質，更進一步由殘葉的「編次」鮮明地呈現，以別於明清木 刻本。殘葉卷十四，在卷首及書名的次行，有「錢唐薛尚功編次並釋音」（圖5）
八字，為殘葉所僅存，而為明清木刻本所無（圖5-1a.b.c），重要地傳達了作者 與書名的關係及作者對「鐘鼎款識」材料「法帖化」中，作者所做的主要工作 是「編次」並「釋音」。作者對「鐘鼎款識」此原始材料的「編次」及在石刻 上的格式，正由殘葉如實地呈現。明清木刻或模寫本卻在木刻本中無所知其原 樣地傳抄中卻轉失了。這種石本上包括對「款識」、「識音」、「釋文」三類 材料的順序安排，字的大小及數量，字的間距與行距等等因素，皆涉及其刻於 石上的樣貌及石碑的大小、數量、經濟的負擔等規模。
以第十四卷第一件【散季敦】（圖6）為例，主要包括三種內容，一為殘葉 自稱的「款識」，即銘文本身；二為殘葉自稱的「釋音」，即依銘文逐字寫成 楷書；三為釋文，即薛尚功對該銘文的考釋。這三類材料，在殘葉上顯現出一 定的格式。其中，款識由於是主角，且大小行距比例基本受制於臨摹對象的一 定格局，因此，殘葉及明清木刻及手寫本基本上亦步亦趨，不同版本間的差別 不大。但「釋音」「釋文」則反映出不同版本間「作者」可自由安排的部份
（圖6-1）。
殘葉釋文石版面設計，顯示字數、行數一定，與木刻本不同。殘葉釋文，
殘存【仲駒敦蓋】及【肇父敦】二器款識，屬【仲駒敦蓋】的部分，釋文計14 行（圖6-2），核對明清木刻本，知殘存全器釋文的後半部，計269字。值得注意 的是，269字，14行，正顯示背後版面設計的原則：每行基本的書寫長度為18.5 公分，每行字數，除一行17字，一行18字外，普遍以19字或20字為主。每字約 控制在寬1.5，高1公分的寬約為長的1倍至1.5倍當中，字體大小相當，行距也約 在1公分間。殘葉【仲駒敦蓋】釋文版面等字數字體大小、行距的特性，也見於
【散季敦】的釋文，151字，八行，每行為18字至20字之間，字體的大小、行距 等，皆與【仲駒敦蓋】的釋文部份相近，上海圖書館的殘葉也有近似的特點。
相對的，萬岳山人本則一行滿字為27字，朱某垔本為31字（圖6-3），孫星
衍本為28至30字，這三種版本，在釋文部份每行字數的激增，使得釋文所佔的 版面相對縮小，款識與識文字體大小對比加大，釋文行距也隨之緊縮，顯出在 版面設計上，因為款識本身的格式雖無法更動，而在釋文版面上，為求節省版 面，而使得全書在款識與釋文字體大小比例及間距上，主副體間的對比更趨明 顯。30
從以上字的造型，器表石質的斑駁特點，以及版面設計三方面，皆說明殘 葉的文字是書寫在石質的可能性。雖斷簡殘篇，其版面安排，卻是從石碑上直 接傳拓而來，保留了在石碑上可貴的原始的尺寸及面貌。這些特徵，得到約在 十三世紀中葉的南宋曾宏父《石刻鋪敘》的肯定（圖7）。此書與薛氏法帖的時 代相距甚近，內容則對殘葉有至關緊要的相關的紀錄。31它把薛氏一書放在以 南宋為主，並溯源的石刻史的傳統中加以理解，提出了只從明清木刻板本及模 寫板本去瞭解薛氏一書所可能疏忽的視角。它的寶貴性在於內容包括：
（1）作者的基本資料：包括籍貫、官銜及任官地點等。如薛尚功的籍貫：錢 塘；官銜：僉幕；及任官地點：江州。
（2）立石年代：紹興十四年甲子（1144）六月
（3）贊助者：郡守林師說
（4）贊助財源及質材：公庫石
（5）石材的數量：以片計者二十有四32
石本殘葉的上述視覺特徵，不僅證實了此文獻紀錄的主要論點的可信度，
且使得殘葉所反映的碑碣格式因具體的數字證據，得以進一步蠡測，並說明當
30 明清版本中只有阮元本保留了殘葉的釋文版面設計的特色，一行約在19到20字之間，
但由於仍有1、2字的差距，殘葉釋文從殘留後半的釋文的第一行以「字五十」作為一 行的開頭，在阮元本，已是一行的第七個字。顯然，明清刻本與手寫本皆與殘葉的版 面有所不同，阮元本雖保留了較多的相似性，但顯然這些刻本的編排皆已經過更動。
31 由於該書作者曾宏父自謂於嘉熙、淳祐間（1237-1252）勒石的《鳳墅帖》，有「淳祐戊 申仲春（1248），曾宏父因鋪敘諸帖，筆于冊尾」之句。曾宏父，《石刻鋪敘》（景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下，頁7、12。另，《四庫提要》引 之作為曾宏父的可能年代，是目前對曾宏父可能有的年代線索。
32 曾宏父，《石刻鋪敘》，卷上，頁5。
時所可能有的立碑尺寸、規模及此具體格式所透露的作者企圖及時代意涵。而 其以歷代彝器款識，以地方財源，刻石立碑，相當規模及一定石數。其正發生 在北宋到南宋之際，正是皇家、士大夫及更多的階層熱中成為收藏家之際，而 對三代青銅器、玉器、秦漢至唐的古碑，以及歷代法帖的認識、研究，賦以收 藏價值，其提供了此十二世紀中葉，南方地方官以金石學及法帖之學的交會方 式，以重建金學的具體個案。
二、殘葉碑碣格式蠡測
（一）碑碣規模蠡測
殘葉一如前所論述的，一些視覺證據都指向為「宋石本」的可能性。它的 尺寸大小，當保留了在石頭上的原貌。曾宏父稱全書是用公庫石二十四片刻成 的，我們是否可依此紀錄，對照殘葉保留在石面上的原蹟尺寸及編次，對殘葉 所存在的碑碣格式作進一步的復原蠡測呢？
a.文獻所暗示的一碑一卷為主的可能性，正與殘葉顯示的「卷首」可能是
「碑首」相吻合：假若曾宏父的紀錄薛氏法帖刻為二十四塊石無誤，根據明清 木刻本及所摹完整本，511件，分成二十卷，一卷平均一塊碑，較長的卷或佔有 二塊碑的可能性是不小的。薛氏法帖中經刻成二十四塊石，所費必然不少，33 石碑上的字體大小、行距及排比很可能皆須經過事先設計。特別值得注意的 是，殘葉殘存的第十四卷的行款安排，卷首「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第十四」為 一行外，另起一行則為「錢唐薛尚功編次並釋音」。此二行字的大小、行款等 大，顯得相當重要，但在明清木刻本中皆已不見。如像明清木刻本，裝訂二十 卷成書，若每卷開端皆須再度提及作者及作者的編次等，必然重複。因此，殘 葉所呈現的是石本的原始格式。正因為十四卷可能是一塊石碑的開始，也由於 每塊石碑是分開獨立的，因此，需要在每塊碑開始時再提一次全書書名，作者
33 曾宏父稱「續閣帖」中卷，入石，歷十一年，費緡錢一十五萬，時間從元祐五年至建 中靖國元年（1096-1101）。曾宏父，《石刻鋪敘》，卷下，頁3-4。
全名及作者任務，好使分開的每塊石頭，皆標目，以明示其編次並用以統合獨 立的碑石之間的關聯性。曾宏父提及大觀三年《汝帖》的刊石，分成十二段；
每段皆刻汝之郡印，暨王敷陽所題標目。說明薛尚功法帖上，在標目上的習慣 是有所本的（圖7-1）。 34
b.根據殘葉所呈現的碑面編次、每行字數，以推測碑碣規模：根據薛氏法 帖殘葉推測，薛尚功511件款識的編次上，亦有一定的規則。正如同曾宏父談 及孟蜀刊刻的「益郡石經」所刻孝經、論語等，對其序、正經、經的字數皆 算計得很清楚，冊數、板、石、字數等皆有明顯錙珠不差的數目的紀錄（圖 7-2）。35 據卷十四書名卷名一行，作者名一行外，以時代為經，而有「周器 款識」為一行，作為器類按年代秩序的標題。又以器類名為目，而有「敦」
一行，其次在此類名下，又有時代類名為一行，如「周敦」，在時代、類名 下，再有個別器名如【散季敦】為一行（圖5），這種時代、類名、個別名稱
，綱目清楚，各佔一行，此版面的編次，成為薛氏石本的重要特色，以引領 個別器為主的主體銘文的依序出現。其順序為：蓋名、釋音、器名、36 釋文
。每器器名、釋音、釋文皆各佔獨立的一行，互不相混。款識本身則極力臨 摹原器樣本，釋音與釋文部份，作者則以當代楷書書體寫成，有一定的行距 及大小，釋音由於是以楷書對應款識，行數及每行字數皆有定數。相對的，
釋文則為作者文字，作者將每行字數限定在17至20字之間，字數大小相當，
約寬1公分、長1.5公分，行距及字距也相當。類似的現象，見於殘葉的【龍敦
】釋文以及上海圖書館殘葉釋文，顯示石本的版面安排，有一定的規則。每 一器雖因款識本身字體大小不一，所佔版面不易找出規律，但不同的器類、
器名的釋文，每行字數，每字大小則是統一的。然因每器「釋文」的最後一 行不至滿行，因而估算略有出入。但釋文字數的多寡，或可以明清木刻本算 出每卷釋文字數，再依殘葉釋文的每行字數及佔有版面的長度及寬度，以略 估二十卷在碑上所占碑面大小與碑數的可能關係。所幸根據朱謀垔本的文淵
34 曾宏父，《石刻鋪敘》，卷下，頁4。
35 曾宏父在談及《續帖》時謂「接續前帖，入石編類，滿卷方能施工」。《石刻鋪敘》
，卷下，頁8。
36 蓋器同名則不再重複釋音，而以「釋音同前」代之。
閣四庫本有電子版，得以幫助釋文估算如下表：37
釋文字數 釋文（可能）行數 器數
第一卷 1421 70 46
第二卷 2259 113 43
第三卷 3169 160 34
第四卷 2053 103 47
第五卷 2025 101 44
第六卷鐘 907 45 18
第七卷鐘 989 49 6
第八卷鐘磬 355 17 14
第九卷鼎 2841 142 41
第十卷鼎 2440 1202 16
第十一卷 2020 101 22
第十二卷 1901 95 33
第十三卷敦 1751 88 22
第十四卷敦 3701 185 17
第十五卷 1883 94 22
第十六卷 2159 108 29
第十七卷石鼓 911 46 13
第十八卷漢 2037 102 18
第十九卷漢 1633 82 14
第二十卷 1309 65 15
總字數 37764
表中所示，六、 七、八卷字數偏少，正集中在以「鐘」為主的卷數。鐘在 薛氏一書中，字體往往偏大，如卷六的第一件鐘【宋公□鐘】、【楚公鐘】、
37 感謝臺大藝術史研究所吳瑞真同學幫忙，經其根據各種可能線索排比圖版，對本文
《歷代鐘鼎 器款示法帖》第13、14卷的碑碣尺寸及格式，作三種可能的推測，請詳 件附錄一、二，及附圖。
【曾侯鐘】等，卷七的【齊侯鏄鐘】、【齊侯鐘】、【遲父鐘】、【盄和鐘】
等。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得自方城范氏的【曾侯鐘】的銘文，內容正與近日考 古出土的曾侯乙編鐘的一件【楚王鏄鐘】相同，該件尺寸92.5公分，極大，款識 字體也大，正充分說明薛氏以款識為主，集結上石時，字體大小，盡可能與原 器作相對應的比例調整。因此，所集錄的511件款識字體大小不一，同時鐘銘部 位，或在鉦部，或在舞部，也往往因部位關係作如實的傳模，往往一行只二個 字，或三個字，不惜佔有較大版面。38
此外，釋文字數最多的為第十四卷，3710字，殘葉大部分正出自此卷。此 卷可能是在一卷一碑的例證之外，而須二個碑嗎？殘葉除第十四卷起始的部份 外，還保留第十三卷的最後面。由於十四卷有書名、作者名，相當有可能是作 為一碑的開始。本文試著依殘葉對款識、釋音及釋文佔有的版面去推測其他，
並會觀十三、十四二卷以作為對照，結果以為至少碑面的文字必須分成四排才 能把第十三卷排成一碑。至於碑高，若依殘葉釋文，每排至少18.5公分，加 上每層間隔，推測全碑高度至少在100公分以上。第十四卷碑的寬度，若與第 十三卷相當，則需分成八排；若高度也要與十三卷相當，則必須分成二個碑。
（圖8、圖8-1）此結果使得下述的推論成為可能：包括一卷一碑，但其中少數 一卷佔有二碑；碑的高度在100公分以上；內容的編排可能每碑分成四層等等。
（二）碑碣格式與高宗石經認同的可能性
參證時代與之相當而稍早的現存碑碣的紀錄，上述的推論似乎可得到更廣 的基礎，而共同反映了紹興年間同類碑碣編排方式的時代潮流。北京圖書館 收藏的臨安石經《春秋》（圖9）、《論語》（圖9-1）、《尚書》（圖9-2）、
《孟子》（圖9-3）等四塊碑拓本，稱石立於浙江杭州，被認為是高宗趙構正
38 同樣的情形也見於以石鼓文為主的第十七卷，其款識，個別字體高約4公分（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一卷石鼓文拓本殘卷），寬約2.5公分，此卷釋文僅911字。這些 釋文字數較少的卷，皆因款識字大，或因忠實於與原銘部位相對應而不惜佔有較大的 版面。它們皆可能與其他釋文字數較多的卷同樣地佔有一塊碑碣。
書， 39四碑皆以楷書書寫，分別有避宋諱例。40
它們所反映的碑碣長寬，書寫的格式及與書寫內容的關係，對本章推測復 原薛氏法帖碑有所啟發。四碑的碑面設計即是採用四排，中間有間隔。茲就拓 片所呈現的文字佈滿面的大小，每排字數皆有定數如下：
39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 版社，1990），卷43，頁69-71。該書稱如《孟子》共刻四石，但該書僅收其中一拓；
《尚書》共刻五石，亦收一拓；《春秋》共刻二十石，亦收一拓。在不完整的資料中，
如何確認作者，書中並未論及。檢視該書所取錄的視覺形象，皆只見文本，未見有可 以認定作者的相關證據，但從上述所例舉的，其避宋人諱的證據看來，其為宋代作風，
是可能的。它們縱使是後世仿本，其一碑四排的碑面設計，當有其時代之所本。曾宏 父詳細記錄淳祐年間（1241-1252）的《續帖》等，即有一碑四排的近似的設計。
帖名 字數 石頭數 板數 冊數 石頭數與排數比
前帖 65392 170 644 10 約1：4
續帖 44260 141 576 8 約1：4
畫帖 6197 18 80 1 約1：5
題詠 5280 21 80 1 約1：4
總計 121129 359 1380
除《畫帖》外，大多數的字帖多為1：4，似也是一碑四排，每排為一版，正與《春秋》
碑等相呼應。曾宏父，《石刻鋪敘》，卷下，頁10。
40 陳垣早注意到此現象。如《孟子》告子章句下中的一部份，碑的第一排倒數第四行中 間，「掊克在位則有『責』」，原典應為「掊克在位則有讓」，改「讓」為「責」正是避英 宗父親濮安懿王讓之諱；第二排第一行：「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威』公為 盛」，仍是因避欽宗『恆』之諱而改「桓公」為「威公」；第四排第一行第四字起「迎 之致『斂』」乃因避太祖曾祖「敬」諱，改「迎之致敬」而來；又如《尚書》碑（各 6524）第一排第六行開始乃書洪範篇第十三行中間，「敬用五事」的「敬」則以缺筆 方式避太祖曾祖「敬」諱；《春秋》碑第一排最後一行「君之惠也」的「惠」即以缺筆 避高遵惠諱，高遵惠乃紹聖元年詔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避罷高遵惠諱。《論語》碑的 第三排第一行「不敬子路」的「敬」，亦以缺筆避太祖曾祖「敬」之諱。陳桓，《史諱 舉例》，頁20、29、115、321；托克托，《宋史》，卷18，頁339。
41《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卷43，頁9。
42 如為名山大澤蓋建物而立的，石在四川夾山，楊暈撰，建炎二年（1128）的《碧雲亭 記》，拓片高101公分，寬44公分；碑在紹興顯寧廟，拓片通高156公分，寬89公分 的《敕賜昭祐公牒碑》；又如江蘇吳縣出土，徐僉撰、王傑正書、馬彥刻的紹興六年
（1136）葬，拓片高68公分，寬53公分的《田積中墓誌》；以及鄭仲熊撰，米友仁行書、
翟耆年篆額的《孔子廟大成碑》，拓片高138公分，寬86公分。它們或為民間宗教，或為 佛教寺廟，或為名山大澤建物，或為州縣孔廟立碑記，這些大大小小不等的碑銘，皆由 上而下直書，不分層次。《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卷43，頁1、10、
29、39。
碑名 編號 拓片高（cm） 拓片寬（cm） 板面 每板每行字數 臨安石經《孟子》 各6001 148 93 4 16 臨安石經《尚書》 各6524 144 88 4 17 臨安石經《春秋》 各6528 144 90 4 18 臨安石經《論語》 各6526 150 92 4 16
其中以每排每行18字的《春秋》碑，在數目上較接近殘葉釋文的17至20 字，兩相比較，春秋碑的行距與殘葉接近（圖9），似乎殘葉的碑的格式，反映 師法當代的某一種類型的時代風格。唯春秋經每行字面所佔有的高度比殘葉的 18.5公分高出4公分左右。依此類推，殘葉的碑面設計若以春秋碑等為典範，每 行的字數雖較多，但字與字的間距較近。從一碑四排算來，若碑寬，可能也與 春秋碑寬90公分的高寬比例相當，推測約為76公分左右，整個碑面高度至少比
《春秋》碑低16公分以上，或者全碑高度可能在120公分上下。
唯這種文獻所記載的一碑四排的碑面設計，在現存宋拓片中並不尋常。就 以現存建炎紹興紀年拓片看，除碑在江蘇江陰廣福寺的紹興四年（1134）12月 18日刻的《羅漢尊號碑》，以10排錄列至少四百六十位羅漢尊號外，41 大多是由 上而下，一碑即為一版面的設計的。42
相對的，殘葉的一行，高為18.5公分，推論，若一碑一卷，或一碑二卷，皆 須一碑至少四排以上，因此，殘葉可能以早其一年的高宗書諸經的碑面設計為 典範，而與前述一碑一板面不同，也與比其晚約一百年的《續帖》等的碑面設 計相吻合。
薛尚功這種對歷代鐘鼎款識以石刻方式所做的「編次」，其與「御書」石 經格式及法帖格式的認同，而與其它的石碑格式不類，是否也透露了其對這批 新興材料性質的認定或企圖心呢？他試圖以石刻方式，將其推到「以石刻經」
的經典傳統中，而企圖將此批新材料給予「經典化」及「法帖化」呢？這種石 經傳統，從漢以來，熹平石經已然，而早於薛尚功的前一年，高宗皇帝正將此 傳統用於其御書石經中。
三、薛尚功與北宋復古潮流中的金學、石學與法帖之學
《歷代鐘鼎 器款識法帖》殘葉，呈現現存清代多種版本未曾有的「石 本」特性，證實了曾宏父《石刻鋪敘》，43 有關薛氏法帖紀錄的準確度。該書 成書於十二世紀中葉，稱薛氏成書立石的時間在紹興十四年（1144），立石的 地點為江州。十二世紀中葉，正是北宋甫入南宋之際，薛氏為511件商周銅Ö器款 識，以石刻立石在江南。這種透過薛氏臨摹，將古文字的視覺形象，「大批」
的、且性質特殊的材料，以《歷代鐘鼎 器款識法帖》為名，由銅質移轉到石 質、由立體轉移入平面，以刊刻傳播。不只反映了南宋對北宋金學、石學、與 法帖傳統的接續，更說明南宋面臨政治巨變後，對金學、石學的影響及因應之 道，形成南宋金石學特質。
薛尚功為錢塘人，在江州任僉幕一職，雖然當時的江南，已是南宋雕版印 刷發達之區，44 但他卻尋求江州太守林師說，以公使庫作經濟支持，以二十四
43 四庫提要考證《石刻鋪敘》年代，謂「斷手於淳祐戊申」據此推測，係根據書中續帖 曾宏父跋尾稱「戊申」。見《四庫全書提要》〈石刻鋪敘〉條；《石刻鋪敘》，卷下，頁12。
44 相對於石刻刊印，木刻刊印書籍的「雕版印刷業」，在南宋，事實上已達到了「全面發 展」的時期。根據宿白的研究，中央和地方官府、學官、寺院、私家和書坊往往從事 雕版印刷。而且，一些雕版印刷業發達的地區，包括以臨安為中心的兩浙、福建及四 川成都附近及較遲發展的江淮、湖廣等地，由於長期從事雕印，出現了大批熟練的技 術工人及特有書風。北宋以後，也有汴梁的部份雕印手工業遷到臨安。此外，現存臺北故 宮的歐陽修撰的《詩本義》，即是南宋寧宗時的江西刊本。宿白，〈南宋雕版印刷〉，《唐宋 時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84-104。陳堅撰輯的《宋元版刻圖釋》
（北京：北京學苑，2000），第2冊，即收錄有現存數量可觀的南宋各地刊本。
石碑刊刻，並以「法帖」命名。這種捨木刻，採石刻的抉擇，正充分顯示出其 對北宋將金學材料以石學與「法帖」的刊刻方式等所樹立典範的接續，並試圖 進一步將金學此特有新興材料放入「法帖」傳統的企圖。正反映了其與北宋以 來金學、石學與法帖之學的汲取與接續。
事實上，欲瞭解薛氏法帖所反映的南宋金石學特質及引用器銘來源、考釋 內容及刊刻方式，必須要先說明其與北宋金石學的關係。薛氏法帖集錄511件
「 器款識」，除小部分來自他與當代藏家的關係網，如向巨源、45 蔡仲平等，
46大部分款識所述來源，多指向對北宋金石學成果及收藏的集大成（圖10、
10-1）及改變。其材料及考釋主要所根據諸書籍、收藏家之多，47 依著作時序約 計如下：
劉敞《先秦古器記》：薛氏稱「劉原父《先秦古器記》」
歐陽修《集古錄》：薛氏稱「歐陽文忠公《集古錄》」
李公麟《古器圖錄》：薛氏稱《李氏古器錄》或「盧江李氏」、「李伯 時」
呂大臨《考古圖》：薛氏稱「呂氏《考古》」或《考古圖》、或《考古 錄》
《重修宣和博古圖》：薛氏稱《重修博古圖錄》或《博古錄》
趙明誠《古器物銘》：薛氏稱《古器物銘》
4845 吳芾《湖山集》及清陳宏緒《江城名蹟》載向巨源建臨湖閣，向洪邁求記，可見為南 宋時人。吳芾，《湖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1138冊，卷8，頁5；陳宏緒，《江城名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3），第588冊，卷2，頁8。
46 蔡仲平可能為南北宋之交人物。王之道為宣和六年進士，南渡後累官湖南轉運判官，
即曾為其賦詩，紹興進士周紫芝亦曾為之賦詩。王之道，《相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132冊，卷3，頁7；卷12，頁1；周紫芝，
《太倉稊米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141冊，
卷29，頁3。
47 徐中舒在〈宋拓石本歷代鐘鼎 器款識法帖殘本再跋〉中論及薛書引書來源，本文據之，並 加以補充。徐中舒，〈宋拓石本歷代鐘鼎 器款識法帖殘本再跋〉，頁2。
48 趙明誠《金石錄》中有「古器物銘」，翟耆年《籀史》則稱趙明誠「古器物銘碑」。見翟 氏《籀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681冊，頁28。
維揚石本 蘭亭法帖 集古印格
49向旛傳本 雩縣民家 董武子
50王炎公明家藏墨本 方城范氏
向巨源傳本 蔡仲平傳本
其中以《先秦古器記》、《集古錄》、《考古圖》、《重修宣和博古圖》
《古器物銘》對薛書的收藏來源、體例所包含內容、諸家考釋等影響最深，在 北宋金石學發展上，舉足輕重。發起風潮者，則首推《先秦古器記》的作者劉 敞與《集古錄》作者歐陽修。他們反映北宋以來，將棄置於墟墓間的先秦古器 物一件件地研究、收藏成為至寶的點滴歷程。薛氏書引用趙明誠（1081－1129）
《金石錄》說法，流露出同意趙氏對北宋金石學帶動風氣的二位人物的歷史評 價，以及自己對此傳統的肯定：
蓋收藏古物，實始於原父，而集錄前代遺文，亦自歐陽公發之。後來學 者，稍稍知搜抉奇古，皆二公之力也（圖 10-2）。
5149 此書乃北宋楊克一撰。盛熙明《法書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3，第814冊）云：「楊克一《圖書譜》一卷，又名《集古印格》」，卷8，頁4。張 耒《柯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115冊）有
「楊克一圖書序」，卷40，頁7。此外，楊克一曾向文同學畫竹。晁補之，《濟北晁先生 雞肋集》（四部叢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8，頁51上。
50 阮閱，《詩話總龜》（周本淳校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卷23，頁8；胡仔，
《漁隱叢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481冊），卷 59，頁9。
51 薛尚功，《歷代鐘鼎 器款識法帖》，卷18，頁9。
事實上，薛氏也反映了北宋士大夫圈的共同看法，52 而薛氏一書的材料及 考釋即來自劉原父《先秦古器記》4件（圖10），53 歐陽修《集古錄》（圖 10-3）計2件。54 劉原父以石刻傳刻，正是薛氏對待鐘鼎彝器款識材料所選擇、
堅持的方式。歐陽修則集錄先秦遺文，帶動士大夫圈對古銅器材料的重視與研 究。薛氏正是身為歐陽修類型的彝器款識收藏家，而其511件的龐大收藏，更受 惠於他帶動風氣的結果。
（一） 從墟莽牧豎之物成三代之至寶
―「金學」初現與石刻至寶：《先秦古器圖碑》
誠然，北宋劉敞及歐陽修是開創宋代金石學典範的先驅。在此之前，商周 銅器，當歷經商周秦漢的主要歷史舞臺後，雖偶爾或現，基本上已歸於沈寂。
在北宋初，正有一群科舉進入官僚體系的來自民間的新興士大夫階層，飽讀三 代儒家經典，並深感歷經五代亂世，佛道當道，而思以三代儒家理想，復古以 溯源頭活水，以啟教化淑世之際，驟遇三代銅器，其震驚，其憐惜、愛戀，其 因應之道，其在飽讀文獻文字資料之外，驚覺於古物所可能釋放的文化訊息及 第一次想盡方法去理解「物」的努力，終於開啟了北宋金石學的典範。嘉祐中
（1056－1062），第一個改變歐陽修所敘述的「散棄於山崖墟莽間，未嘗收拾」
的古銅器宿命者，55 正是曾任翰林侍讀學士，自請出為永興軍安撫使的好友劉 敞（1019－1068）（圖11-1）。56
有關劉敞自錄及好友歐陽修的他錄，皆說明劉敞以飽讀先秦經典的士大夫 身分，走出書齋，如何主動收集被棄置之「物」，透過感性的交流與知性認知，
52 王應麟，《玉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943-948冊，
卷69，頁29；蔡絛，《鐵圍山叢談》（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4，
頁79。
53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12，頁114；卷13，頁121；卷14，頁133-134；
卷15，頁148-149。
54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13，頁130-131。
55 歐陽修，〈集古錄目序〉，《歐陽修全集》（李逸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599。
56 歐陽修，〈敦夫銘〉，《集古錄》卷1，《歐陽修全集》，頁2075。
識得其時間的久遠稀有，而觸動並修正其知識性的歷史記憶，而感性地視為
「珍寶」，進而思以特有的紀念碑方式保存、收藏，作為使其傳播流傳的方式。
劉敞的這種人與古物的互動，顯然正反映著人類「收藏古物」等文化性及行為 性的共通現象，57 並樹立了北宋士大夫如何使棄物成為稀世珍寶的收藏家兼詮 釋者的第一類型的新典範。
劉敞為慶曆6年（1046）進士，58 嘉祐中（1056－1063）以翰林侍讀學士出 為永興軍路安撫使。59 雖然《宋史》說他「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山經地 志，皆究之大略」。60 但從其流傳至今的著作如《公是七經小傳》、《公是 集》、《公是弟子記》、《春秋權衡》、《劉氏春秋傳》、《劉氏春秋意林》
等判斷，61其對先秦經典，特別是「春秋」用力尤深。62 他身為自漢以來讀書人 多從先秦經典以瞭解三王之事的士大夫，在感嘆先秦文獻經典之不足之餘，所 謂「嗟乎！三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有長太息者矣」，63 一旦自請到 周秦故鄉任職，在「荒基破塚」（圖11）間，從「耕夫牧兒」手中，驟得古 器，不禁發出「獨器也乎哉」（圖12）的人與「古物」交會的贊嘆。64 值得注 意的是，劉敞不只擁有一件，作為孤例，而是時代定為先秦者，計11件。55
作為北宋第一位從古物出土地點獲得「至寶」的劉敞，顯然不再只是留在 書齋的經學家。其先秦古器收藏來源，是有相當的地理分佈的。以京兆府長安 為中心，向東南及於驪山、藍田、上洛；向東北及於韓城，向西北及於扶風及
57 John Elsner and Roger Cardinal,“Introduction,＂The cultures of collecting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7), pp.1-6.
58 歐陽修，〈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居士集》，卷35，收入《歐陽修全集》，頁524。
59 歐陽修稱他於嘉祐中「會永興闕守，因自請」。同見〈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歐陽 修全集》，頁525。
60 托克托，《宋史》，卷319，頁15。
61 歐陽修，〈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歐陽修全集》，頁524。
62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春秋傳總例》。
63 劉敞，〈先秦古器記〉，《公是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第1095冊，卷36，頁15。
64 劉敞，〈先秦古器記〉，《公是集》，卷36，頁15。
65 劉敞，〈先秦古器記〉，《公是集》，卷36，頁15。
盩 。66 年近四十的他，走出衙門，走出書齋，在咸鎬周秦故鄉，及其鄰近地 區，從「荒基破塚，每有所得」的「耕夫牧兒」手中，「購而藏之，歸自長
66
器名 出土地 考古圖 集古錄 重修宣和
博古圖
歷代鐘鼎彝器款 識法帖
【晉姜鼎】 韓城 卷1 頁6
【韓城鼎】
卷1頁4 楊南仲 釋文
劉敞 釋文
【公誠鼎】 上雒 卷1 頁10 【雒鼎】卷1 頁9
【敦】 盩 卷3 頁6
【弁？敦】 扶風 卷3 頁9 【毛伯敦】
卷1 頁2
【弁？敦】
卷14 頁113
《考古圖》
《先秦古器記》
《古器物錄》
【伯庶父敦】 扶風 卷3 頁12 卷1 頁4 卷13 頁120
《集古錄》
【伯百父敦】 驪山 卷3 頁20
【伯同父敦】
卷13 頁120
《集古錄》
【叔高父旅敦】 扶風 卷3 頁34 卷1 頁11-12
【Ö中匪？】 藍田 卷3 頁44 卷1 頁14-15
卷15 頁145
《考古圖》
《古器物銘》
《蘭亭帖》
【Ö伯旅匜】 驪山 白鹿原
考 卷6 頁5
《先秦古器記》
卷11 頁114
【仲酉父敦】 藍田 【仲議旅敦】
卷6 頁5 卷13 頁119
【中言父旅敦】 【叔高父旅簋】
卷3 頁21
【谷口甬銘】
【臨華京行鐙】
【蓮勺宮銅博山爐】
卷1 頁24 卷1 頁23 卷1 頁23
安，所載盈車」的（圖11）。67 劉敞為士大夫樹立其求知過程中，到田野找文字 紀錄之外的視覺材料的新典範。
這些從荒基破塚中成為至寶的古器物，劉敞不只為「贊」，68 展現經學 家發現真正古物可以補足並改正先秦文獻紀錄的喜悅；更為「記」，綜述其 面對這群珍寶的經學家的心理轉折與無法完全理解後的因應之道。他既贊先 秦器物「製作精巧」，且發現「有款識」。但縱使身為「古學者」，卻「莫 能盡通」，而只能概稱為「科斗書」。他以學術經驗，參考其他書籍，雖只 能「十得五六」而已。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來自「於今蓋二千有餘歲矣」，此 時間之古老，所謂「亦云上古而已矣」。它既以「物」的形式真確的存在當 今，確又來自「傳以為寶」的三代。此「物」，使斷簡殘篇的遠古歷史得以 具象化，劉敞面對文獻之外的具體古物及銘記，自思何能獨享？雖不能盡識，
卻必要使其能永恆流傳，「安知天下無能盡辨之者哉？」於是請刻工模其文 字構型，將依立體銅質形制刻鑄的款識，移植到平面的石頭上，以立碑，再 圖其像，以「俟好古博雅君子」能完全識得個中奧秘。因為他深知這些古器 物背後，隱含著使「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謐」的意涵
（圖12）。69
值得注意的是，劉敞以「石刻」紀錄古銅器視覺圖像的方法，是在其古物 收藏中，經特別選擇的結果。事實上，他亦在長安等地得到3件漢器，70 從驪山 北原得10件鐘。71 但「石刻」在當時可能屬相當昂貴的紀錄珍物的流傳方式，
72 因此，劉敞在其春秋經學家的價值觀下，排除了10件沒有款識的鐘，73 及另外
67 歐陽修，〈敦夫銘〉，《集古錄》，卷1，《歐陽修全集》，頁2075。
68 劉敞於《公是集》中，留有劉敞對二件器物的「贊」。劉敞，《公是集》，卷49，頁12-13。
69 劉敞，〈先秦古器記〉，《公是集》，卷36，頁15。
70 分見歐陽修〈前後谷口銅甬銘〉及〈前後二器銘〉，收於《集古錄》卷1，《歐陽修全 集》，頁2086-2087。
71 劉敞且對十鐘寫有「贊」。《公是集》，卷49，頁13；而容庚對劉敞收藏有詳細的考證。
見容氏〈宋代吉金書籍述評〉，《頌齋述林》，頁32-34。
72 曾宏父曾論及《續閣帖》的入石，計十卷，歷時十一年，從元祐五年至建中靖國元年
（1090-1101），費緡錢一十五萬。曾宏父，《石刻鋪敘》，卷下，頁3。
73 劉敞在其贊中，特別標示其無款識。劉敞，《公是集》，卷49，頁13。
3件，雖有款識，但漢代者，只精選11件先秦帶銘器入石，並作〈先秦古器記〉
以記其事。顯然，薛尚功將511件彝器款識刊刻入石，其來有自，只是劉敞的規 模小多了。南宋初，薛尚功同時人翟耆年追溯銅器款識書法史時，稱劉敞為其 藏器所刊刻成書者為《先秦古器圖碑》，正說明其11器可能是款識圖像一齊入 石的。74 相對的，歐陽修則另稱劉敞的3件漢器為「劉原父帖」，75 正充分反映 劉敞當時在圖像及銘文的刊刻方式，是有意選擇的，「入碑」或「入帖」，對 北宋十一世紀中葉的士大夫而言，是有背後不同的價值觀的。
這種選擇昂貴的石刻以傳刻先秦銅器款識，所反映的是作者對被石刻的新 材料的珍貴性。此珍貴性地看待新興的先秦銅器圖像的方法，事實上，在約半 世紀前，咸平三年（1000）時已出現在皇室，顯示士大夫從皇室學得的傳刻方 法，而使珍貴文物的圖刻，得以脫離皇室壟斷，及於士大夫階層，甚而民間的 普及化歷程。薛尚功正受惠於此北宋以來興起的潮流。十一世紀初，曾有州民 及縣令向上呈獻地方所獲得的古銅器銘文，皇上下詔，由昭文館勾中正考識，
隸定刻書，並由僧人叫湛塗立石而成《周秦古器銘碑》，76 顯然，立石刊刻銅 器款識的手法，在更早，已具有相當的皇家色彩，是皇家收藏珍品傳刻的方法。
皇祐三年（1051），皇室不只立石，且由楊南仲為圖刻石，「模其銘文，以賜 公卿」，77 使得古銅款識經皇室透過石刻的質材移植，而成為君臣間的禮物及 表達君臣間特殊親密關係的符碼。雖然，從唯一一件真蹟所作的移植及傳摹，
已是仿品，但相對於真蹟：「器」，在有司考其制度，模刻銘文後，不久，又 深歸「禁中」，顯示皇家對先秦古物的「獨占」式的處理方式中，刻石傳拓以 作為君臣禮物的特殊情誼的信物，已經顯露其珍貴性。78
74 翟耆年，《籀史》，頁24。
75 歐陽修，《集古錄》卷1，收入《歐陽修全集》，頁2086。
76 翟耆年，〈周秦古器銘碑〉，《籀史》，頁27。
77 趙明誠，〈周敦銘〉，《金石錄校證》（金文明校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卷11，頁200；翟耆年，〈皇祐三館古器圖〉，《籀史》，頁1。
78 因此到趙明誠時，曾嘆息「皇祐賜本」「摹本世間絕難得」，透露出當時收藏家訪求皇家 珍貴摹本的渴望心態。所謂「余所藏公私古器款識略盡，獨闕此。求之久而不獲」終 於有好友蓋之明以禮物相送，終得到了他所認為的「皇祐賜本」。趙明誠，〈周敦銘〉
《金石錄校證》，卷11，頁201。
有別於「皇祐賜本」所來自的「器物」，乃深藏於禁中，以及摹本所彰顯 的君臣獨特關係的身份性，和禁中器物來自民間捐獻的「被動性」。劉敞則是 主動親自到周秦故都查訪搜購，且加以釋讀。79 劉敞不只為自己親自到出土地 獲得的材料刊刻立石，且將款識文本的文字構形，一一摹給好友歐陽修。不只 在傳播方法上，使得先秦古器物的款識，得以從形制、紋飾、款識所組合而成 的整體視覺形象中，獨立出來，而使沒有器物的人，也能夠分享，且使得擁有 此視覺原型摹刻本，不再只由君臣關係的狹窄身份所壟斷，而是進入士大夫群 的友誼圈中，作為「禮物」了。並以收藏款識摹本為主，沒有器物的第二類收 藏家及嗜古者得以孕育成形，而擴大其收藏群及研究群。這類收藏家類型，正 以歐陽修為代表，也即是薛尚功之所屬，歐陽修對收藏款識摹本的識見，因此 也成為薛氏《歷代鐘鼎 器款識法帖》引證的重要來源之一。80
（二） 將「金學」放入「石學」中以「集古」：《集古錄》
作為有別於第一類如劉敞擁有真蹟古物的收藏家，歐陽修建立了北宋第二 類青銅款識收藏家及詮釋者的典範，薛尚功正踵繼此類藏家特點。身為官修史 家，主修《新唐書》及《新五代史》，在古銅器資料仍散見於荒烟蔓塚無人收 拾之際，歐陽修已早先發展出對書齋內經典資料以外，視覺材料碑刻的關注。
由於碑刻往往有其定點，或名山，或偏遠之地，歐陽修在其宦海浮沉之中，隨 遊歷之地，集錄各地碑文，這種感性與知性並俱的文化品味，珍視與執著地追 求完整的藏家心態，81 在歐陽修年輕時已建立，且持續，終其一生。82
79 事實上，劉敞在直集賢院任職時，曾有機會看到內府收藏的【秦昭和鐘】，既「美其形 制」又嘆「鑄作之絕工」，但對此「歷君門之九重，庇高閣之虛爽兮」的秦叔和鐘，卻 為賦深嘆其「哀知音其為誰？」。歐陽修，〈秦昭和鍾銘〉，《集古錄》卷1，收入《歐陽修 全集》，頁2081；劉敞，《公是集》，卷1，頁1-2。
80 薛尚功，《歷代鐘鼎 器款識法帖》，卷12，頁227；卷14，頁266；卷19，頁425。
81 這種對收藏內涵完整性的追求，往往成為分析收藏家的重要心態之一。Gohn Elsner and Roger Cardinal ed., The cultures of collecting, p.13.
82 在年輕23歲時，「余自天聖中舉進士，往來襄鄧間」（查歐陽修年譜，天聖七年〔1029〕歐 陽修在京師試國子監為第一。胡柯〈歐陽修年譜〉，收入《歐陽修全集》，附錄卷一，
當劉敞到周秦故鄉收購先秦古銅器的嘉祐年間（1056－1063），每得一器，
即將摹本寄給歐陽修。時歐陽修已年過五十，留意集錄秦漢至唐碑文為時已 久。主修《新唐史》及《新五代史》，文中常透露出遠溯三代治世或以三代儒 家價值觀以評論近現代史的傾向。83 尤其對唐五代以來盛行的外來佛法，深感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也」，只要三代的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 矣」。84 因此，當他接到由好友寄贈的三代摹本，自然流露「發書驚喜失聲，
群兒曹走問」的喜悅。85 如嘉祐六年（1061），劉敞寄給歐陽修【張仲簠】
銘（圖11-1），歐陽修考證張仲為宣王時人，根據《史記》所記共和以來至歐陽 修的年代，已一千有九百餘年，對此器、此銘，及銘中提及的遠古之人張仲，
由於器之復出，幸而得以透過「物」而與好友劉敞與周人張仲共享交流思古的 喜悅。 86 此器銘，以及歐陽修、劉敞二人與器銘共交流的描繪，皆收錄在薛書 中（圖11-1、11-2）。
頁2597），見道旁後漢二石獸，刻有文字。三十餘年後，當他集錄古文時，仍想起此材 料，而「屢求於人，不能致」，終於有一位家住鄧州的尚書職方員外郎謝景初為他摹了 摹本。但歐陽修以其對文字書體的敏感，已發現其「訛缺不若余見時完也」，充分流露 藏家對親見材料的高度敏感性、執著性，友誼為其完成收藏嗜好的感念，以及時光對 古物原跡可能留下的時間傷痕的感傷等。此事見〈漢天祿辟邪字〉，《集古錄》，卷3，
《歐陽修全集》，頁215。另外，歐陽修收集嵩山的〈唐韓覃幽林思〉碑文，更進一步 展現士大夫交友圈中在生活中共同訪碑的友誼記憶。在26歲時（1032），歐陽修正任西 京留守推官，遊嵩山，得此詩，愛其辭翰。十餘年後，歐陽修開始集古金石之文，發 篋得之，「不勝其喜」。在二十一年後（1063），為碑文寫跋尾時，發現二次上嵩山訪碑 共遊的友人如謝希深、楊子聰、梅聖俞等六人，除自己之外，皆已過世，不禁「感物 追往，不勝愴然」。《集古錄》，卷6，《歐陽修全集》，頁2208。至於遠在深山的名碑如
〈秦泰山刻石〉，市面雖已流傳多種摹本，歐陽修則因好友江鄰幾謫官到奉符，親自到 泰山去，模刻送給他，而以為「此本特為真者爾」。〈秦泰山刻石〉，《集古錄》，卷1，
《歐陽修全集》，頁2083-2084。
83 歐陽修，《五代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6，頁 12；卷17，頁14。
84 歐陽修，〈本論中〉，《居士集》，卷17，《歐陽修全集》，頁288-290。
85 歐陽修，〈與劉侍讀原夫書簡〉第二十六通，《歐陽修全集》，卷148，頁2429。
86 歐陽修，〈張仲器銘〉，《集古錄》，卷1，《歐陽修全集》，頁20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