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之後-台灣工具機產業區域經濟回復力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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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危機之後

-台灣工具機產業區域經濟回復力探究

After the crisis：The Study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 Taiwan’s Machine Tool Industry

田孟凌 Meng-Ling Tien

指導教授：陳良治博士 Advisor: Liang-Chih Chen, Ph.D.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Januar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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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關於區域經濟的研究大多專注於產業如何成長、發展，然而在全球化下，世界經濟連動性越來越高，某國的經濟危機可能會影響世界另一端的產業榮枯，可見外部衝擊將變得頻繁且難以預測。因此本研究將換個角度，以回復力(Resilience)概念切入，討論區域經濟體面對衝擊的韌性。一般討論回復力以防災角度為多，然而自 2008 年金融海嘯後，越來越多學者開始以回復力的角度探討區域經濟，但目前仍然需要更多經驗研究來作為理論基礎。本研究以台灣工具機產業群聚為田野，期望提供一個以後進國家、中小型企業為本體的傳統產業群聚案例，採用長期追蹤的歷史與演化觀點，來討論區域經濟回復力的變化與群聚內不同能動者應對外部衝擊的方式。

本研究根據工具機產值成長率進行歸納，自 1980 年代至今台灣工具機產業群聚共遭遇到五次導致負成長的外部衝擊，分別為 1987 年-1993 年的美國 VRA、1997 年東南亞金融風暴、

1999 年九二一大地震、2000 年初的網路泡沫化與九一一恐怖攻擊、2008 年金融海嘯。根據其性質可分成主要市場受挫、國際金融危機與無法預測之天災。根據文獻回顧與實地田野訪談，本研究提供了兩個研究架構來探討台灣工具機產業群聚的回復力。

研究結果發現，根據外部衝擊性質不同，工具機產業群聚藉由不同能動者介入進行回應。

面對主要市場受挫，群聚以企業家為主導，根據情況有效運用另一個能動者的協助，成功開拓並分散、轉移主要市場。在國際金融危機中，透過學習與跨廠商聯盟，進行產業的再結構，

提升整體產業競爭力。面對無法預測之天災，則透過產業網絡的共同行動與高度彈性的生產方式，彌補部分協力廠受損的危機。其中企業家精神、產業結構、公部門協助與社會資本，

分別按不同類型的外部衝擊進行互動產生區域經濟回復力。

關鍵字：回復力、區域經濟、台灣工具機產業、產業群聚、外部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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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es in regional economies have been mostly focused on how industries can grow and develop. However, globalization has bound world economies together as never seen before and, as a result, economic shocks brought about by external factors has become ever more frequent and unpredictable.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is aimed to tak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by using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to get down to the discussion of tenacity of regional economies in the face of such interconnected shocks. In the case studies of Taiwan's machine tool cluster,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vari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es' resilience and how different agents in the cluster cope with external shocks.

In an induction of the grow rates of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it is found that since 1980s, Taiwan's machine tool industrial cluster has encountered five negative growths due to external shocks, which are respectively related to the 1987-1993 Voluntary Restraint Agreement (VRA),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1999 Taiwan's 921 Earthquake, 2000 Internet Bubble and American 911 Terrorist Attack, and 2008 Global Financial Tsunami. During the shocks, the entrepreneurship, industrial structure, public sectors' assistance, and social capital interacted with one another in adaptation to various external shocks and successfully produced resilience to the regional economy.

The research has also found that in coping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external shocks, different agents within the machine tool cluster react accordingly. When facing the setbacks of major markets due to events such as the VRA, Internet Bubble, and 911 Terrorist Attack, the industrial cluster wa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entrepreneurs to switch its agents for appropriate assistance based on the changing situation, and successfully developed new businesses to diversify and transfer from the original markets. When facing global financial crises (e.g.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nd Global Financial Tsunami), the agents in the cluster went through learning of coping with new situations and adaptation by business alliance to restructure their industrial framework and uplift their overall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When facing unpredictable natural disasters (e.g.

Taiwan 921 Earthquake), the agents went through joint action and highly flexible production to make up part of the losses incurred to their fellow agents.

Key words： Resilience、Regional economies、Taiwan’s machine tool industry、Industrial clusters、External sh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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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錄

圖一：台灣工具機產業歷年產值 ... 1

圖二：區域經濟面臨重大衝擊(shocks)的回應模式 ... 8

圖三：生態學背景下的適應循環理論圖 ... 9

圖四：巢狀適應循環與跨尺度交流理論圖 ... 9

圖五：適應循環週期模型(Adaptive cycle model) ... 10

圖六：區域經濟回復力應對經濟衰退衝擊的四個面向 ... 11

圖七：研究架構一適應循環週期模型(Adaptive cycle model) ... 15

圖八：研究架構二分析產生區域經濟回復力之能動者 ... 16

圖九：輸美工具機前四大出口國出口額變化 ... 28

圖十：VRA 期間，各設限國在美市占率變化 ... 29

圖十一：非 VRA 設限國在美市占率變化 ... 30

圖十二：1986-1990 台灣工具機出口區域比例 ... 30

圖十三：台灣工具機數控(NC)化比例 ... 33

圖十四：1986-1995 年 VRA 設限期間台灣工具機出口值 ... 33

圖十五：1986-1995 年 VRA 設限期間台灣工具機出口值成長率 ... 33

圖十六：1996-2000 東南亞金融風暴期間工具機出口值 ... 36

圖十七：1996-2000 東南亞金融風暴期間工具機出口值成長率 ... 36

圖十八：1996-2000 東南亞金融風暴期間，台灣工具機產值 ... 37

圖十九：1996-2000 東南亞金融風暴期間，台灣工具機產值成長率 ... 37

圖二十：1995-1998 台灣工具機出口區域比例 ... 40

圖二十一：1996-2000 台灣工具機出口值 ... 42

圖二十二：1996-2000 台灣工具機出口值成長率 ... 43

圖二十三：1996-2000 台灣工具機產值 ... 43

圖二十四：1996-2000 台灣工具機產值成長率 ... 43

圖二十五：1998-2003 台灣工具機出口值 ... 49

圖二十六：1998-2003 台灣工具機出口值成長率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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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1998-2003 台灣工具機產業產值 ... 50

圖二十八：1998-2003 台灣工具機產值成長率 ... 50

圖二十九：1999-2003 台灣工具機出口區域比例 ... 51

圖三十：2006-2011 台灣工具機出口值 ... 54

圖三十一：2006-2011 台灣工具機出口值成長率 ... 54

圖三十二：2006-2011 台灣工具機產值 ... 55

圖三十三：2006-2011 台灣工具機產值成長率 ... 55

圖三十四：適應週期模式架構遭遇 VRA 的四個階段 ... 60

圖三十五：影響區域經濟回復力的四個部門架構 VRA ... 63

圖三十六：適應週期模式架構遭遇東南亞金融風暴的四個階段 ... 65

圖三十七：影響區域經濟回復力的四個部門架構東南亞金融風暴 ... 69

圖三十八：適應週期模式架構遭遇九二一地震的四個階段 ... 70

圖三十九：影響區域經濟回復力的四個部門架構九二一大地震 ... 73

圖四十：適應週期模式架構遭遇網路泡沫化與九一一的四個階段 ... 74

圖四十一：影響區域經濟回復力的四個部門架構網路泡沫化與九一一 ... 77

圖四十二：適應週期模式架構遭遇金融海嘯的四個階段 ... 78

圖四十三：影響區域經濟回復力的四個部門架構金融海嘯 ... 82

表目錄

表一：台灣工具機出口至東南亞國家統計 ... 35

表二：機械產業於九二一地震中受損狀況 ... 45

表三：各時期外部衝擊總整理 ...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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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2008 年全球再度面臨突發性經濟重挫危機，資通訊科技、交通的進歩加上跨國貿易組織、貿易協定紛紛成立，加速全球化的持續深化，導致金融海嘯為世界各經濟體帶來了沉重的打擊，無論是歐美已開發國家或新興工業國皆被捲入其中，即便是原本經濟前景一片看好的愛爾蘭、冰島等國皆嚴重受創瀕臨破產。而這次全球性的衝擊居然起因於美國內部的次級房屋信貸危機，一個國家的內政問題，可以衝擊到全球經濟，可見衝擊具有無法預測且難以迴避的特性。然而，我們可以從台灣工具機產業的年產值(圖一)發現，雖然 2009 年受到金融海嘯影響，

產值重挫了超過 100%，但 2010 年便止跌回升，甚至在 2011 年創下新高。不禁令人好奇，究竟台灣工具機產業是如何在重挫中生存，並且在其後再度回到過去的產值高點?

圖一：台灣工具機產業歷年產值

資料來源: Chen (2007)、TAMI http://www.tami.org.tw/statistics.php

近年來，無論是天災疾病或世界性的經濟下挫、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似乎越來越頻繁，從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1999 年台灣的 921 地震、2000 年初網路泡沫化與九一一恐怖攻擊、2003 年 SARS 危機、2008 年金融海嘯與後續引爆的歐債危機，在在顯示出這些重大經濟衰退衝擊，不僅難以預測與迴避，且形式多樣，橫跨天災與人禍、主動與被動。過去強調經濟不斷成長的發展思維已經無法應對突如其來的外部干擾。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180000

1969 1971 1973 1975 1977 1979 1981 1983 1985 1987 1989 1991 1993 1995 1997 1999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百萬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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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學界逐漸將目光轉移到回復力(Resilience)概念，回復力原為生態學界形容生態系統遭遇環境變遷或干擾時，系統如何保持自身功能與型態不潰散，並且適應外在變動與干擾的能力。在過去經濟衰退案例中可以觀察到，雖然有些產業群聚在危機中應聲倒下，但也可以發現某些產業群聚在危機過後反而復原速度較其他區域為快，甚至發展的比衝擊前來的好，例如前述遭受重創的愛爾蘭，於 2013 年經濟逐步復甦，脫離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紓困計畫，對比之下，希臘等國仍陷在泥淖中，可說愛爾蘭相對具有回復力。因此區域經濟研究者們開始討論如何將此觀點引入區域經濟學，並進一步建立分析架構(Pendall et al. 2010, Simmie & Martin 2010, Pike et al. 2010 ,Martin 2012,)，利用回復力的概念來檢視產業群聚遭遇外部干擾後的變化。近年來也相繼有許多學者投入進行經驗研究，

探討區域經濟體面對衝擊後的調適狀況(Treado et al. 2008, Hervas-Oliver et al.

2011, Bathelt et al. 2011,Elola et al. 2012, Ø stergaard et al. 2013)，如果能夠掌握到具回復力地區的特質，便可以投入到實質政策制定與實務操作上，以有效應對逐漸頻繁、突如其來的經濟衝擊。但是 Pendall et al. (2010)強調，區域回復力具有地理上的差異，Yamamoto(2011)贊同此看法，認為回復力的討論必須考慮田野的地方特殊性。過去台灣並沒有利用回復力概念作為產業政策研究的前例，因此本研究意圖採取此觀點來分析台灣產業面對衝擊的應對模式與產業特殊性。

在案例選擇上，本研究將以台灣中部工具機產業群聚作為研究對象，此群聚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歷史中，多次遭遇國內外重大事件影響，如美國自主限制協定(Voluntary Restraint Agreement；VRA)影響出口、921 地震與風災、幾次國際性的經濟危機，然而這個傳統產業群聚不僅生存下來，還不斷增進品質並擴張，將台灣推升至全球第四大工具機出口國(Gardner Publication 2013)。2009 年金融海嘯過後，工具機產業從谷底快速復甦，呈現令人印象深刻的 V 型反轉，不禁令人好奇，究竟促成其回復力的因素與機制為何? 此外，現今台灣面臨轉型困境，

與其不斷尋求新的產業投資，不如回過頭來看看自己有什麼特色，並從中探討面對不斷出現的天災人禍，究竟是什麼原因形成工具機產業持續存在且保持競爭力的韌性。換言之，與其不斷談發展，或許我們可以嘗試討論回復力，以理論為出發，工具機產業為研究田野，從自己身上找尋回復力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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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發問及研究目的

一、研究發問

隨著造成突發經濟衰退的衝擊頻率漸趨頻繁，且形式多樣化，傳統區域經濟理論與政策已無法有效應對這些意料外的干擾，本研究嘗試採取回復力觀點，探討區域經濟體如何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進行調適，分析其中的能動者角色、政策作為、社會資本的積累與網絡連繫等，以應付突如其來的市場衝擊。工具機產業一直以來被歸類為「傳統產業」、「黑手產業」，產業能見度不如半導體、晶圓代工、面板等「高科技產業」，公部門給予的資金、政策援助也相對較少，但是這個自日治時期從傳統鐵工廠開始萌芽的產業，經歷了各種風風雨雨，不僅沒有如同製傘業般外移、消失殆盡，反而在中部形成群聚與綿密上下游網絡，並且逐步壯大，使台灣躍升為全球第四大工具機出口國。本研究於現今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遭遇瓶頸、世界經濟局勢不穩、全球化下經濟風險逐步提升的現況下，期望藉由研究這個充滿韌性的「黑手產業」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1. 構成台灣中部工具機產業區域經濟回復力的要件為何?

2. 這些要件如何影響面對衝擊時所發生的回復效果?

3. 不同回復力因子，在面對不同衝擊時，其效果是否有差異?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發問，本研究將針對台灣中部工具機產業面對外來衝擊的回復力進行以下討論：

(一)、由回復力觀點出發，觀察台灣中部工具機產業群聚狀況

近年來，回復力成為區域經濟研究方興未艾的新分析方法，然而目前還未有共同認可的分析架構，仍然需要更多的經驗研究支持。本研究將由台灣中部工具機產業群聚遭受外部衝擊的歷史資料與一手訪談出發，觀察面對外來衝擊時，群聚內外如何進行因應，受到衝擊的創傷程度與復原狀況，以及後續產業調整的變化。

(二)、論述面對外來衝擊時，群聚內部的能動者與機制

介紹台灣中部工具機產業的產業狀況與歷史，並且指認出面對外來衝擊時，

哪些能動者參與其中，或者在事前、事後做出足以決定群聚面對衝擊受影響程度的作為，又是什麼原因與機制使這些決策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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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認不同類型衝擊的本質與工具機產業群聚應對方式的差異

討論不同類型的衝擊(例如天災、金融危機、外部強力競爭者出現等)對工具機群聚產生的影響，以及工具機群聚因應不同類型衝擊的方式差異，分析其運作 的機制與後續回復力作用的形式。

(四)、嘗試以台灣工具機產業為案例，建構出回復力分析架構

嘗試整理上述各資料，與現有回復力文獻作對話，討論台灣中部工具機產業在面對外來衝擊時各階段的影響，能動者如何作用其中?並且比較不同本質的衝擊差異。最後整理出台灣工具機產業的回復力分析架構，回饋予現有回復力分析理論，以作為台灣本地案例與理論的結合，可作為未來產業政策制定參考。

第三節研究設計

一、操作方法

本研究將採取 Pike et al.(2010)和 Martin(2012)對演化經濟的觀點，認為廠商 會在不斷調整的過程中，找到新的發展路徑。工具機產業從傳統的家庭工業一路發展到現代注重流程管理與技術研發的百人企業，經歷過許多風風雨雨，卻依然沒有被世界淘汰，持續壯大，成為台灣重要的出口產業支柱。本研究將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進行歷史資料蒐集與分析，以時間為經、工具機產業衝擊與重大改變為緯，探討各個衝擊事件內容與廠商為因應衝擊時所做出的改變。

由於工具機廠商繁多，屬於綿密的中小企業體系，囿於時限與人力無法一一進行研究，因此本研究將選取幾家具代表性，有一定規模之技術、生產、出口領導廠商，他們常被視為區域面對危機時的領頭羊角色，所作所為牽動工具機廠商與產業鍊各供應商的變化，可說是動見觀瞻。

本研究將挑選歷史上台灣工具機產業群聚幾個主要發展危機，分析其危機內涵與廠商面對突如其來的衝擊的應對方法、產業結構調整、產業網絡的變化，以及國家與研究機構如何進行協助的過程。這幾個造成負成長的重大衝擊分別為：

1980 年代末期美國 VRA 限制、1990 年代末期東南亞金融風暴與九二一大地震、

2000 年後之網路泡沫化與九二一恐怖攻擊事件、2008 年的金融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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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蒐集

歷史與發展過程將由二手資料蒐集著手，除了搜尋聯合報系與中時報系的歷史新聞資料庫外，目前已有專門的機械產業發展史料著作，如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2005)出版的《機器工業六十年史》以及《機械資訊》、張克約 (2011)編著《機械風雲 100 年：兩岸機械行業交流 20 年回顧》、工研院機械所的《工具機年鑑》、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會的《工具機與零組件雜誌》等文獻。此外也有針對個別廠商進行研究的專書，如《永進機械五十年週年紀念文集》、《台中精機 50 週年特刊》等，皆紀錄了各家廠商的發展歷程。官方數據(如經濟部、工具機發展基金會、機械公會、工具機暨零組件公會)，也是重要資訊來源，可利用官方統計來對比各大事件的影響與後續結果。最後則是各家報章雜誌的報導、專訪。

此外，自 2005 年開始至今，本研究室已針對 58 家台灣工具機業廠商負責人或管理階層人員、工具機業相關公部門機關官員、公共研究機構主管與研究人員、產業協會人員進行了 103 次的深度訪談，每次約費時 1 至 3 小時，並且針對個別業者進行複數次的訪問，根據這些台灣工具機產業訪談的第一手資料，可作為分析產業回復力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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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回顧

第一節回復力理論概念與相關經驗研究

回復力為本研究欲探討之重要觀點，以下將初步探討現有回復力概念之相關文獻理論，包含其概念定義與分析架構。

一、回復力理論概念

最早將力學中回復力概念引進其他領域的是生態學者，Holling(1973)認為回復力是生態系統遭受突然的環境改變或干擾時，系統能吸收衝擊並維持自身結構與功能的完整不被破壞，並且在衝擊結束後回復到原本狀態的能力。近年來，此種觀點開始被大量挪用到諸如心理學、災害研究、演化地理學、政治學與區域經 濟學等學科領域(Pendall et al. 2010, Simmie & Martin 2010, Pike et al. 2010)。雖然 各學科均同意回復力的基本概念為「如何在危機忽然出現時能夠渡過衝擊，並保持自身結構持續運作不潰散」，但隨著學科背景不同，其研究重點也有所差異，

區域研究學者 Simmie 與 Martin(2010)整理了過去區域經濟回復力的主要觀點，

歸納出工程回復力(Engineering resilience) 與生態回復力(Ecological resilience) 兩種觀點。工程回復力是最傳統的定義，認為回復力是一種應對不可預期衝擊的能力，並且在遭受衝擊後能夠回復原本的正常狀況，也就是說，工程回復力預設了一種恆常的狀態，強調系統的穩定與均衡，越具備回復力的區域，就越能抵抗衝擊與干擾，並維持原樣。生態回復力則是認為系統能夠在一定程度內吸收外部干擾並維持其結構與功能，但是在衝擊規模超過系統吸收能力時，系統便會朝向另一種穩定模式轉變，雖然引入了些許系統改變的可能，但生態回復力觀點暗示了如果要改變系統的結構和功能，衝擊便需要大於系統的回復力，換言之，隱藏著越具回復力的系統，便理所當然能吸收越大的衝擊而不需有所調整、改變的假設。

兩種傳統上用來定義回復力的概念，都隱含有系統會邁向初始、單一均衡狀態(Single equilibrium)的觀點，也就是預設了「回到正常(back to normal)」(Pendall et al. 2010)的發展狀態。Pike et al.(2010)等學者引入了演化經濟地理學觀點，重 視路徑選擇與地理差異性對回復力的影響，批評傳統概念其實限縮了系統進化的可能，如工程回復力概念認為越具回復力的系統，越能抵抗衝擊，但是卻不存在改變、演進的可能，終將回到初始狀態(Martin 2012)；而生態回復力觀點卻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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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吸收衝擊的過程中，系統如何調節以便回應的討論，欠缺對動態過程的探討，

在吸收過程中系統將始終維持原狀，如果沒有足夠巨大、激烈的衝擊或壓力，發展路徑便無法被改變。這種強調初始狀態的概念，反而可能導致區域經濟無法因應外在變化與過於仰賴內部生產慣習，最終造成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導 致鎖進(Lock-in)現象(Pike et al.2010, Pendall et al. 2010,Martin 2012, Ø stergaard et al. 2013)。然而根據經驗研究(Hervas-Oliver et al. 2011, Bathelt et al. 2011,Elola et al. 2012)，全球化下區域經濟的榮枯已經無法自外於世界性的競爭，區域廠商的 競爭力往往來自區域內不斷的動態調整，以因應全球化的挑戰，這些經驗研究指出產業政策的調整、企業家的決策或者某些偶發關鍵事件發生，都可能影響經濟發展路徑的改變，甚至會影響往後長期的產業結構(Martin 2012)。例如區域主導廠商開始將研發機構與生產中心外移到他處，便會連帶影響區域整體的供應商結 構，甚至會為往後該區域的產業模式與就業率具有長期的影響(Elola et al. 2012)。

或是產業政策的改變，使得區域產業結構完全的轉變(王振寰與高士欽 2000)，

有些地區便因此得以不斷演化以保持自身的競爭力。

為了打破傳統理解回復力的概念欠缺區域經濟系統演進可能的缺點，除了前述演化經濟地理學觀點外，另一個則是由發展觀點切入，Simmie 與 Martin(2010) 認為區域經濟內的廠商會隨著衝擊的發生進行自我調整，隨著衝擊改變自身結構、

生產慣習、創新產品形式或者銷售模式，將焦點聚焦於動態的調適過程。也就是說，具有回復力的區域經濟體，能夠有效的因應市場的突然改變或經濟衝擊，並且回到衝擊前的長期發展路徑(或者調整後表現更好)。相反的，回復力低落的區域經濟體則欠缺適時調整的能力，逐漸陷入路徑依賴、鎖進的泥淖中，在遭受衝擊時可能會對產業造成長期的損傷，導致未來的表現大不如衝擊前(圖二)，

Martin(2012)進一步引入滯後現象(Hysteresis)來說明，就算是暫時的事件，也可能造成永久的影響(改變其結構，進入新的發展途徑，有可能變佳，也可能惡化)。

因此，回復力的強弱取決於區域內經濟體能否因應世界市場的競爭與快速變化，

進而調適改變自身技術、勞動力、制度等結構。

在地知識、文化資本、制度經濟同樣也會影響區域應對衝擊並轉型的能力，

例如 Brusco(1982)研究義大利 Emilia-Romagna 地區為何在各項經濟、就業數據都較整體義大利表現為佳，且生產產品在世界具有高度競爭力?該地由於工會強盛以及過去農業社會遺留下來的換工制度，形成小企業遍布的產業形式，技藝工匠與小企業組織協會，除了轉分包興盛外，還共同分享技術、提供行政與會計服務，

形成綿密的產業網絡，而地方政府有效率進行干預，提供金融資源、動員地方力量、強力控制房價等作為與制度。換言之，地方的文化、組織、制度提供了區域適應優勢與競爭力。Saxenian(1999)比較了美國波士頓 128 公路與矽谷，兩個各處東西岸的重要高科技聚落，發覺矽谷因其交流密切、既競爭又合作的小公司型態，加上開放的容錯環境、平坦的企業組織型態、興盛的創業文化，在遇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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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後，調適與回復速度都較東岸波士頓 128 號公路講求垂直整合、員工階層嚴明、公司文化保守的大公司來的快速，矽谷更一舉超越東岸的競爭對手，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的高科技產業龍頭。矽谷與 128 公路區不同的組織習性和文化特質，

決定了兩個區域面對衝擊與世界市場競爭下不同的命運。簡言之，具有回復力的地區，能夠利用在地知識與文化、制度，從危機中轉型，並找出新的競爭力來源。

圖二：區域經濟面臨重大衝擊(shocks)的回應模式

附註： (a)衝擊後，回到衝擊前發展路徑。(b)與(c)區域遭遇衝擊後，無法回復到衝擊前的發展路徑，甚至表現較衝擊前差 (d)衝擊後區域快速回復，經調適後表現比衝擊前為佳。因此可以說(a)(d)具較好的回復力，(b)(c)回復力較差。

資料來源： Simmie & Martin(2010)

二、既有關於回復力分析架構之主張

Gunderson 與 Holling(2002)以生態回復力概念出發，提出以 Panarchy 觀點作為基礎的模型，稱之為「適應循環理論」(Adaptive cycle) (圖三)，將系統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首先是開發期(Exploitation Phase)，此段期間系統抓住機會進行成長，回復力高，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回復力逐漸下降。接著第二階段進入保持期(Conservation Phase)，系統狀態穩定而強固、成長緩慢、連結度增加，不過最後將導致過度連結和僵化，回復力降低。第三階段為釋放期(Release Phase)，為

「創造性破壞」階段，受到外界干擾、衝擊，系統嚴密性崩塌，釋放出之前所積累的資源，產生不確定性，回復力雖然弱，但逐漸增加中。系統在不確定中找尋道路，並進入第四階段重組期(Reorganization Phase)，重組階段為創新、重建階段，該階段不確定性非常高，但卻可能找出系統新的發展路徑、型態，可能進入第一階段重復循環，但也可能進入新的循環。為了解釋如何進入新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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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nderson 與 Holling(2002)進一步提出「巢狀適應循環與跨尺度交流理論」(Nested adaptive cycles and cross-scale interactions) (圖四)，系統的抵抗(Revolt)與記憶 (Remember)，兩者為不同尺度適應循環的關鍵：系統抵抗，是低層級的關鍵改變，

可能會影響高層級的變化，特別是高層級系統處在保持階段，僵化且回復力弱時，

例如森林火災由局部火星造成小部分失火，延燒到整棵樹、乃至整個區域的破壞；

而系統記憶，指的是某個層級的重生，會受到來自上層級的影響。例如森林火災後，高層級保存的種子庫、生物遺產讓低層級得以再生，系統生存下來，同時獲得更新。因此外來的干擾、衝擊，是「預料中的意外」(accident waiting to happen)，

為整個系統的一部分，也是系統的契機( Pendall et al. 2010)。

圖三：生態學背景下的適應循環理論圖

圖四：巢狀適應循環與跨尺度交流理論圖 資料來源： Gunderson and Holling (2002)

資料來源： Gunderson and Holling (2002)

大尺度與慢速度

中等尺度與中等速度小尺度與

快速度重新組織

創新時期、重建、

重大不確定性回復力：高

保持穩定時期、具確定性、逐漸僵固

回復力：低

開發成長與抓住機

會時期

回復力：高

釋放創造性破壞時期，

坍塌與不確定性回復力：低，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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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mie 與 Martin(2010)參考了 Gunderson 與 Holling(2002)的適應循環理論，並引用 Pendall 等(2010)認為人類(區域能動者)具有參與其中並藉此適應衝擊、

主動回應的概念，加以調整為適應週期模型(Adaptive cycle model)(圖五)，以符合區域經濟回復力特質。同樣的分為四個階段，每個階段都受到三個因素影響：區域潛力、區域內部連結度與區域因應衝擊的回復力。區域潛力指的是過去系統積累的可利用資源，包含個體廠商的競爭力、在地工人的技術、制度形式與安排、

軟硬體基礎建設等。內部連結度為地方廠商間可交易與不可交易(traded and untraded)的互相依賴關係，例如供給輸入、水平或垂直分工、地方信任網絡、知識外溢、正式與非正式商業協會、勞動力移動網絡等。回復力則奠基在地方廠商的創新能力、商業能力與企業家精神、制度創新、資金來源、勞工精進技術與學習新技能意願等(Simmie & Martin 2010)。Yamamoto(2011)贊同此種理論，認為採用 Panarchy 看法得以看出系統的動態演變過程，進而產生跨尺度、新型態的系統狀態，此外此種分析架構用來研究回復力，得以將事件的回應過程如路徑依賴或系統新創路徑的過程給予模型化，方便辨認，並且能夠強調系統的地方知識、

元素、地理因子，能夠更為在地化、經驗化的討論系統的回復力。

圖五：適應循環週期模型(Adaptive cycle model)

資料來源： Simmie and Martin(2010)

而這個模型有兩個迴圈(loop)，第一個由開發階段(Exploitation Phase)到保持階段(Conservation Phase)，代表了特定經濟結構與路徑的產生、發展、穩定。而第二個迴圈為釋放階段(Release Phase)到重組階段 (Reorganization Phase)，代表區域經濟結構最終僵化、衰退、釋出積累資源，接著萌生新的潛力經濟活動、發展路徑與開發新資源。區域經濟在開發階段，生產力逐漸茁壯，人力與知識資本開始積累，在地新廠商利用區域相對優勢與外部經濟取得成長動力。但是隨著區域不斷成長，區域經濟體內部元素搭起許多連繫，地方的成長模式逐漸僵化，抵禦衝擊的回復力漸漸降低。因此一但出現衝擊，經濟結構將會衰退、聚集所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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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區域優勢弱化並失去影響力，廠商倒閉或外移他處，不過同時釋放出舊生產方式與制度下的資源，開啟了第二迴圈的可能，進行下一階段的重組。創新、實驗性質與重建新活動開始浮現，區域連結度雖低，但潛力強，一但找到特定形式的 新經濟活動與技術，新的比較優勢出現，區域便會再次進行發展與積累(Pendall et al.2010)。

近幾年來，回復力逐漸為其他學科所用，然而它的意義仍然不斷的變動，不 是一個統一的概念，因此也有學者認為回復力仍然是個發散的觀念(Pendall et al.

2010, Yamamoto 2011)，無法直接套用到政策中。Martin(2012)嘗試提供一個可能的分析架構，以便將來自於生態學的回復力概念能更適切的放入區域經濟脈絡中。

這個架構具有四個面向(圖六)： (1)抵抗(Resistance)─區域經濟面對干擾的脆弱性和敏感度 (2) 復元力 (Recovery)─ 從衝擊中回復的速度和復元程度 (3) 再定位 (Re-orientation)─為因應衝擊，區域的產出、就業與收入的改變(4)更新(Renewal)─

是否在衝擊後回到衝擊前的發展路徑?或者移轉到新路徑? 以這四個面向彼此的交叉互動來檢視回復力。Martin 認為，重點在於經濟結構，經濟結構往往是型塑區域面對衝擊的敏感性與抵抗性的關鍵角色，而短期的衝擊也有可能回過來扭轉經濟結構，影響未來長期的變化。

圖六：區域經濟回復力應對經濟衰退衝擊的四個面向 低

抵抗(Resistance) 面對經濟衰退衝擊的脆弱性與敏感程度

復元力(Recovery) 區域經濟從經濟衰退衝擊中回復的速度和程度

再定位(Re-orientation) 為回應經濟衰退衝擊，區域經濟再定位與適應的範圍更新(Renewal)

區域經濟體更新其成長途徑的程度：回到原本途徑或轉移到新成長趨勢

區域先前的經濟成長表現；

經濟結構、競爭力、創新系統、技術基礎、企業家精神、

各種制度、經濟治理

資料來源：Martin(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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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ke et al.(2010)等演化經濟地理學者批評均衡理論不足以解釋地理分布不 同所導致回復力的不均差異，且欠缺概念化的討論。因此為了和均衡觀作區隔，

嘗試加入空間與政治經濟面向，進一步解釋回復力的地理差異。他提出適應 (Adaption)與適應力(Adaptability)兩種概念，前者所指為一群關係緊密的區域行動者，他們延續之前的成功經驗、發展路徑，做出短期的回應。後者則是由鬆散的行動者構成，他們的行動具有未知性，但是會影響區域的長期發展。並且利用行動者(Agents，誰參與其中?)、機制(Mechanisms，發展路徑如何形塑、如何毀壞、

如何新生?)、區位(Sites，行動者和機制展現的空間)三個元素與他們之間的互動關係來作為分析架構，利用適應與適應力間的緊張關係來檢視回復力的差異。適應是一種基於過去經驗來回應短期變化的回復力，用已知方法來回應衝擊；適應 力則是種不可預期的回復力，具有改變區域發展路徑的可能。Pike et al.(2010)用 棕地再生作為分析案例，藉此可以引入各種政治、利益權力關係的比較，以及區域內各個部門的交互影響如何導致棕地再開發的路徑轉變與回復力形式的各種可能(如美國鐵鏽帶產生 128 公路高科技產業、德國魯爾工業區轉型乾淨技術、

西班牙畢爾包地區的都市再生)。

然而現有的區域經濟回復力觀點仍然持續發展中，可說是個方興未艾、沒有 統一看法的理論，甚至有研究採量化方法質疑其觀點：Collini et al.(2014)使用統 計方法觀察義大利 16 個區域的人均 GDP 走勢，採用非常長時間的資料進行迴歸分析，研究結果認為回復力運用在義大利各區域 120 年期(1890-2009)的分析時，

其解釋力不明顯。歷史上只有少數的衝擊對不同區域產生不同的特定影響，而恢復的經驗在空間上呈現均質，難以辨別區域回復力中的真正差異。換言之，回復力在某些案例中顯示具有時間尺度的問題。然而 Collini 等人也承認此方法無法捕捉地理不均性質的回復力狀況，且無法解釋其原因。因此，回復力觀念仍然需要更多的經驗研究使之完善，有鑑於此，本研究期望能提供台灣的經驗案例，以對回復力理論作出補充，並切合台灣本地需求。

三、應用區域經濟回復力觀點之經驗研究

由於回復力概念源起於生態學，因此過去討論回復力，學者多聚焦於生態環境以及防災規劃領域，以區域經濟作為回復力切入探討的研究較為缺乏，近年來隨著各種影響經濟發展的衝擊不斷發生，特別是 2008 年全球性的金融海嘯後，

許多學者開始反思過去不斷強調經濟發展、成長的觀點是否有所不足，在強調區域經濟發展的概念中，還需要加入抵禦外來經濟衝擊的能力，因此開始嘗試利用回復力的觀點來剖析區域經濟。

Simmie 與 Martin(2010)以英國劍橋與斯旺西(Swansea)兩地區作為對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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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千人就業率作為指標，判斷兩地在 1980-2008 年間是否遭遇到造成就業人數下滑的衝擊，結果發現在 1980-1983 年、1990-1992 年共發生了兩次失業潮，然而劍橋於 1960 年代即開始發展科技園區，引入許多外國直接投資(FDI)設立分公司，

使得眾多高科技衍生產業在此處紮根，相反的斯旺西仍然在由礦業轉向電子業的緩慢轉型中。根據數據顯示，遇到衝擊後，劍橋的受創程度較斯旺西來的淺，且衝擊過後劍橋就業回升狀況也較快，可見劍橋的回復力較高，因此研究者認為，

回復力取決於企業是否在當地紮根經營，以及地方產業是否出現新的發展路徑。

Bathelt et al.(2012)等人則是以加拿大的科技三角洲(CTI.)的傳統產業做為案 例，該地區主要以金屬製造業、機械業與電子設備業為主，觀察在 2008 年金融海嘯後，該地區有什麼樣的變化?經由訪談廠商與資料蒐集後顯示 CTI.裁員幅度沒有想像中嚴重，金融危機後仍是重要工業結點，顯示該地能有效應對金融海嘯的衝擊，如以區域恢復力來看，CTI.的傳統產業並沒有在金融危機中遭受到預想中的打擊。廠商透過創新策略、整合工業生產與研究能力、加強客製化，並強化對創新與設計的掌握，對危機作出了回應，也顯示出傳統產業的彈性與創新不一定比高科技產業差，回復力產生的重點在於廠商能否有能力調動資源，重組區域 內外的能動者，藉以度過危機(Bathelt et al. 2012)。

Hervas-Oliver et al.(2011)以英國的北史達特郡(North Staffordshire)作為研究 對象，該地自十七世紀以來即為重要的陶業群聚，雖然在過去的發展過程中曾遭受到多次外部干擾，但製陶產業仍然保存至今。近年來受到亞洲國家的競爭，面臨新的危機，當地關廠與失業率開始上升，然而比起早已消失的煤、鐵業，製陶 業還是存在多年，可見產業有其適應力。因此研究者採用了 Pike et al.(2010)的「適 應能力」(Adaptive capacity)觀點，認為該地的產業政策與區域領導公司的決策使該地能應對來自外界的挑戰，也就是區域經濟治理系統(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s)與政策領導者(Strategic leadership)是該地的關鍵能動者，這些能動者主導了本區產業是否能避免路徑依賴而鎖死(Lock-in)，進而走出改革之路。換言之，

Hervas-Oliver et al.(2011)認為回復力，來自經濟治理的手段與企業家的作為。

相較於大多數研究聚焦於成功案例，Ø stergaard et al.(2013)則是以丹麥北日 德蘭(North Jutland)區衰退的無線電通訊產業聚落為案例。自 1960 年代以來，從一家製造航海通訊器材的公司開始，該地區逐漸成為一個無線通訊聚落，這幾十年中經歷了三次外部衝擊，逐漸衰退，作者欲以回復力為觀點，關注個別工廠(特別是母廠、跨國企業 MNCs)的動向，剖析該群聚欠缺應對外部衝擊能力的原因。

Ø stergaard 定義群聚回復力為一種適應能力，使群聚得以克服內、外部的干擾，

並做出改變，且能在干擾後維持原有的功能，但這個能力並不是永恆，而是會隨時間改變。研究結果發現，該群聚在第一次危機時，區域內的兩大公司合作，並與大學共同研發取得突破，以 Spin-off 的方式令群聚得以轉型而渡過危機；然而隨著通訊規格全球標準化，使得競爭更為激烈，且 3G 技術更為複雜，產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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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縮短，2000 年初網路泡沫破裂，本區沒有跟上 3G 的技術突破，造成大量工人失業，跨國企業裁員縮小規模，雖然仍有少許新創公司能吸收這些被釋出的人力，但區域的回復力已經受損；直到智慧型手機時代來臨，受到 2008 年金融海嘯以及 Motorola 與德州儀器兩家大型跨國公司分部關閉的打擊，開除了許多高技術人才，但本區已無法吸收而流失到別處，造成惡性循環，不見新公司設立，

舊公司也不斷外移。可見群聚的鎖死效果會影響本區的回復力，跟不上技術的發展將導致群聚衰退，而跨國企業的抽資將使群聚雪上加霜。因此判斷一個群聚是否有回復力，要看在衝擊後有沒有新公司加入銜接失業工人，跨能動者合作與群聚內公司的技術更新，設立新創公司必須被鼓勵。此外吸引跨國企業要更為小心，

才能確保產業群聚的存續。

Skålholt 與 Thune(2014)利用數個挪威的產業群聚當作比較田野，觀察其應對 2008 年金融海嘯後的現象，他們認為規模越大(廠商家數多、員工多)與成熟的群聚，因其建立起有品質的機制，使得在危機時能夠抓住新機會，並且具有利用新機會的能力。也更為有力量去協商，獲取金融上的支持，提升群聚創新能力與競爭力。其中主要的能動者便是群聚組織的角色(類似產業公會)，這些群聚組織身兼產、官、學三者的連繫人，在區域尺度上維繫群聚的競爭力與研發能力；在全國尺度上爭取對自己產業的危機管理措施與產業刺激政策。本研究強調了群聚組織具有取得公共關注與公共資源的功能與機制，而成熟的群聚在危機中採取了更多創新政策、增加合作，建立競爭力，可見一個統合並代表群聚去爭取資源的角色，將會影響產業應對衝擊的能力。

然而 Simmie 與 Martin(2010)的比較僅就歷史上的就業人口與產業類別的數量做比較，並沒有更深入探討哪些不同部門能動者的決策與行動導致劍橋與斯旺 西走上了不同的產業與創新發展道路，進而影響了回復力的展現。Bathelt et al.

(2012)等人的研究顯示出該地雖然有工廠聚落，但卻是為了方便船運至美國(為主要市場)，少見小裝配廠服務當地 OEM 廠，大多數仍服務外地大客戶，和區域並沒有緊密結合，欠缺了中小企業與區域間產業網絡的關係。Hervas-Oliver 等(2011) 學者僅從單一危機事件來分析該地的回復力，對於過去歷史上遇到危機的應對方式欠缺討論，因此無法判斷該地製陶業仍然能存續這麼久，是否和歷史上屢次危 機所積累的經驗或其他具延續性的社會關係等因素有關。Ø stergaard et al.(2013) 以一個原本保持優勢的群聚的衰退過程，來分析從具有回復力到失去回復力的原因，藉此可了解保持產業的持續創新與維持創業、spin-off 熱度，是影響回復力強弱的重要關鍵，但相較於電子產業的規格化與技術突破快速的產業特性，講求經驗累積的機械產業，在面臨衝擊時又有何不同? Skålholt 與 Thune(2014)以挪威個別小型群聚作為單位，研究其群聚組織對區域經濟回復力的作用，但台灣目前仍然欠缺這種以個別群聚為單位的組織，以工具機為例，目前的台灣區機械工業同業公會(TAMI)並非專屬於工具機的協會，而台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同業工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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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TMBA)涵蓋規模較大，組織間的合作也較為鬆散，因此本研究想將焦點聚焦於群聚內部產業結構中的聯盟能動者，以較小的尺度分析企業家如何利用緊密合作的聯盟提升自我的競爭力。

綜合上述經驗研究，我們可以發覺現今以區域經濟觀點研究回復力的文獻多以已開發國家作為案例，欠缺後進國家廠商應對衝擊的角度；此外，在時間點採樣上，多以 2008 年金融海嘯前後作為研究比較案例，或者僅以單一觀點作為切入角度，缺乏長時間、歷史性的分析。在選擇產業型態上，聚焦在少數大型企業、

跨國企業與高科技公司如何應對外部的衝擊，相對的針對中小企業、在地傳統產業的討論較為缺乏。因此本研究將以台灣工具機產業群聚做為案例，期望藉此提供一個以後進國家、中小型企業為本體的傳統產業群聚案例，採用長期追蹤的歷史發展過程觀點，來討論區域經濟回復力的意義。

四、本研究之分析架構

根據現有針對回復力之分析架構以及現有經驗研究的結論，本研究將採用兩個分析架構來剖析各大外部衝擊事件，首先是採用引自 Simmie 與 Martin(2010) 參考 Gunderson 與 Holling(2002) 以 Panarchy 為基礎的生態回復力觀點所修改的適應循環週期模型 (Adaptive cycle model) 來作為衝擊事件的歸納。根據 Yamamoto(2011)的看法，採用 Panarchy 觀點可顯示出系統的動態演變過程，得以模型化路徑依賴與系統創新路徑等過程，使之易於被觀察，並且強調地方知識與地理因子等在地特色。此外，根據 Martin(2012)的討論，回復力是循環又累積的過程，因此在外部衝擊來臨時，需要一個孕育以及累積經驗的過程。因此本研究採用適應循環週期模型(圖七)主要是基於兩點優勢 1.具有演化與循環的概念，

提供了時間與經驗累積的向度，並融入當地元素 2.給予一個明確的架構，用以辨識事件中的各個階段與重大事件，以及哪些重要的因子幫助群聚走過這段過程。

圖七：研究架構一適應循環週期模型(Adaptive cycle model)

二、保持階段穩定及逐漸僵固時期

三、釋放階段衰退與毀壞時期四、重組階段

創新與重組時期

一、開發階段成長與抓住機會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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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研究架構一判讀完外部衝擊事件的過程後，再利用研究架構二分析究竟是那些重要的因子造成影響，使得產業群聚能走過這個過程，以進入下個階段的循環。或者又是為什麼原因走不出這個過程造成衰退。

圖八：研究架構二分析產生區域經濟回復力之能動者

研究架構二(圖八)參考了 Martin(2012)針對影響區域經濟回復力的因素分類，

以及現有的經驗研究結果，將影響產業回復力的主要因素分為四大項。回復力來自於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關係，依據衝擊性質的不同而做出反應。針對這四個面向的理論基礎，將在下一節說明。

第二節分析架構探討

基於前面的回顧，本節將探討研究架構二裡四個面向的理論基礎，藉以了解這四個面向對於區域經濟的影響，以及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產生區域經濟回復力

產業結構

公部門協助

社會資本

企業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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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結構

產業在空間上聚集的特殊現象，已經有許多研究證實群聚會為國家或區域經濟帶來正面影響，並增加產業的競爭力(Sabel 1989；Porter 2000)。而群聚所帶來的優勢，便是學者關心的重點。新古典經濟學者 Alfred Marshall 於二十世紀初便提出產業地域(Industrial districts)概念，認為這些相同型態的中小型企業高度集中，

可形成外部經濟效益，藉此更容易獲得人力資源與服務供應商、專業化技術的投入與產出相互連結、生產技術與知識外溢、提供中小型企業所需基礎建設服務、

廠商可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等效果。Krugman(1991)在 Marshall 的基礎上，進一步歸納三點:首先，產業的地理群聚現象可以使得中間財投入獲取規模經濟，降低額外的生產與交易成本。其次，勞工搜尋工作與移動的成本降低，而廠商得以藉由勞動力市場的流動，快速填補人力的空缺，確保生產速度，降低缺工風險。

最後，產業群聚所帶來的空間鄰近性，提供了技術與知識交流良好的環境，專業技術知識得以在群聚中藉由各種互動，形成知識外溢(Spillover)的效果，有助於當地產業的技術擴散與發展。

除此之外，Feldman et al.(2006)認為群聚具有自我強化作用，企業運用各自 所在的環境，自我維持並強化，將自己的特徵形成群聚，以不同的能力面對外部衝擊。強調群聚在成形、適應與創新的過程中，個體企業的決策、能動性佔有重要影響力，並結合在地環境(含組織、機構、創業環境)的支持，達成群聚的競爭力。Porter(2000)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為產業群聚下了一個簡單的定義:產業群聚是在某特定領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鄰近、有交互關連的企業和相關法人機構，

並以彼此的共通性與互補性彼此連結。強調這些容易集中在特定空間區域中的產業，彼此之間具有相互依賴、連結性高之特性，例如上下游產業鏈之專業供應商、

知識生產研發機構(如大學、研究機構)、中介機構(如顧問)與客戶之間形成的網絡等。廠商在群聚中彼此之間維繫著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激盪創意促使產業產生新技術與產品，透過這種組織連結縮短學習過程，進而加以利用，改善自身或互補，並可降低交易成本。

因此根據上述討論，本研究針對產業結構的定義為：產業結構給予生產上的便利，分散式網絡利用其綿密網絡的特色，面對外部衝擊得以吸收、分散風險。

此外透過這種綿密生產網絡，產業群聚可以嘗試各種不同合作模式的實驗，進行產業結構的演化與再結構。如果群聚應對外部衝擊具有上述特色，則視為產業結構發揮了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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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家精神

過去探討產業群聚發展，多會以諸如市場變動、技術機會、政府產業政策、

產業網絡等作為主要探討切入點，但這些討論多聚焦於大尺度與中尺度，對於小尺度的探討較為欠缺，特別是地方企業家作為促進群聚演化與經濟轉型中所扮演的角色(Chen 2014a)。過去已經有學者討論過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如何在群聚中扮演主導群聚發展、促進整體改變的角色，例如 Feldman, M. 與 Francis, J.

L. (2006) 以美國加州矽谷的成功案例作為實證，認為群聚的治理需要個別廠商企業家的投入，並且在其中扮演著適應新科技、重組經濟活動的角色。包含透過諸如主動學習先進技術、投入研發實驗、嫁接起產業與政府單位或研究機構的橋樑，或者共同組成產業協會組織，促進整體產業的合作與升級等。而矽谷的成功因素，便是這些當地的企業家促進了產業和大學間密集的移轉和互動、並影響政府推動制定政策，此外企業家們利用自身的技能和機會，進一步整合新興技術激發科技創新的花火，逐步形成產業所需的空間環境，塑造適於創新及創業的環境氛圍，吸引更多高科技廠商加入，促使高科技產業群聚湧現。

Chen(2014a)在其針對台灣工具機產業企業家精神的研究中認為，台灣社會提供並鼓勵了成為企業家的風氣，且工具機廠商負責人普遍具有對機械技術上的熱忱，在這兩大客觀要素以及公私部門的正式與非正式協助下，產業的分包網絡蓬勃發展，形成產業的專殊化環境。因此在面對產業的瞬息萬變時，工具機廠商負責人得以抓住商業機會，進行產品的提升。因此，討論台灣工具機產業時必須 看到各別廠商負責人在群聚中扮演的角色。

因此本研究認為，企業家精神可定義為工具機產業是否有透過企業家在其中驅動，並調動資源，做出關鍵決策、開發新市場、新技術或成立新的組織，如果有則視為企業家精神發揮了影響。

三、公部門協助

1960 年代以來，東亞新興工業國家(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NICs)台灣、南韓、新加坡與香港經歷了一段快速的經濟成長期，與新古典經濟學家主張自由放任經濟才能獲取經濟成長的觀點不同，這些國家經由頒布產業發展政策的方式，對經濟發展進行干預，令這些新興工業國家逐漸趕上傳統工業國。而根據發展國家論，其主張發展國家經濟表現出色原因在於擁有一套完善的政治制度，

國家在其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瞿宛文與安士敦 2003 )國家在制定政策時具有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與國家能力(capacity)，足以依照國家官僚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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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來進行決策，並能反抗利益團體的反對或社經條件的限制。這種不受個別利益團體的影響稱為「自主性」，而政府必須和產業維持雙向溝通以明白產業發展需求，進而擬定相關發展政策，也就是國家角色「鑲嵌」在其中，這就是「鑲嵌的自主性」(Evans 1995；瞿宛文 2011)，透過鑲嵌的自主性，使得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得以在政府的支持與強力的行政手腕之下，扭轉新興工業國家先天的技術、資金差距，進行快速的工業化。

在這過程中，公共研究機構所扮演的角色也受到相當多的討論，特別是國家如何透過這些研究單位經由技術移轉、產生衍生公司、人才外溢的效果，使得新竹科學園區能夠發展起來(瞿宛文與安士敦 2003 )。但這種由上而下詮釋國家或公共研究機構在影響技術追趕上占絕對支配地位的觀點逐漸受到質疑，陳良治 (2012)以台灣工具機產業為案例，強調了民間廠商的主動性，認為國家對於工具機產業的成功干預，極大部分須歸功於國內廠商由下而上的努力，巧妙的將不適宜的產業政策轉向到有利的方向，使得國家的角色的以浮現。然而，即便不該太過強調國家的帶領角色，但利用公共研究機構或具官方色彩的財團法人介入產業發展，在公私合作下得以發展更高階的技術能力，國家所扮演的角色仍然不容忽視。

類似台灣這種東亞後進國家，產業往往受到政府介入影響相當深，政府可說是無所不在，因此本研究在公部門的定義上需要更進一步聚焦於工具機產業：政府單位或具官方色彩的財團法人針對工具機提供直接，且有目的性的影響，給予工具機產業特別協助，視為公部門協助。

四、社會資本

有些學者更在乎群聚中的質性面向，例如信任關係、鑲嵌關係、獨立性與既合作又競爭的結合關係，此種分工網絡成為產業發展與群聚優勢的重要因素，

Putnam (1993)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社會組織，如網絡、規範與信任，可以促進協調與合作，產生出相互的利益。有利於產業的向心力，給予企業凝聚力與互助合作精神。而樓永堅與吳思華(1996)則認為一群獨立自主又彼此依賴的個體，透過互補關係建立共同的利益。其中隱含有專業分工與資源交換，並協調解決不同的利益衝突，並經由長期互動的累積信任關係。換言之，藉由共同建立一個彼此依存、分享資訊的長期關係，並透過專業分工、互補、競爭，使彼此的長期關係能有效連結，累積互信基礎，使組織能夠共存共榮，進而享有競爭上的優勢。

例如 Brusco(1982)研究義大利 Emilia-Romagna 地區(即「第三義大利」)中小型企業群聚，廠商內部的組織結構形成綿密網絡，小公司之間彼此通力合作形成水平連結，僅有少數企業是做最終產品，大多是承接轉分包，製造業呈現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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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現象。企業與分包廠商基於信任關係，彼此間分享技術、創新力且共同研發、

降低勞力成本、擴大經濟規模、促進產業學習、提供創新的溫床。而地方政府相當有效率的進行干預，提供金融資源、動員地方力量、強力控制房價也進一步成就了群聚的競爭力(Brusco 1982；Saxenian 1999)。而美國矽谷高科技聚落，也被視為重要的群聚研究案例，區域內聚集的廠商、供應商提供了面對面的機會，工程師得以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場合交流知識與技術，使得創新得以在各種流言 (Buzz)中產生，而充滿平行連結與具活力的產業文化，也使得各種新創公司得以加入群聚內，共同學習壯大產業基礎(Saxenian 1999)。

然而社會資本有雙面性，一方面給予企業凝聚力與互助合作精神，但一方面卻使得網絡不夠開放，漸趨保守，甚至有可能對創新帶來阻力(如技術突破便會 因此遭遇瓶頸)( Eklinder-Frick et al. 2012)。群聚內部網絡如果過度發展，導致太 過封閉、排他與僵化，仍然會產生鎖死(Lock-in)的隱憂，一個無法接收外面資訊與市場變化的產業群聚，反而會阻礙產業發展，甚至錯失時機而導致群聚的共同衰弱(Ø stergaard 2013)，因此群聚必須具有與外界連繫的管道(Pipeline)，藉此獲取外部或國際的合作夥伴支援，使知識得以流入群聚內。換言之，地方互動 Local buzz)與全球連結(Global pipeline)的結合，前者帶來廠商自發性的互動，後者帶來外部新知與不同思維的交流，使得群聚得以避免陷入鎖死的困境中(Hervas-Oliver et al 2011)。

因此根據上述討論，社會資本可視為長久以來的產業網絡合作，產生了情感基礎，或是成立合作生產組織、公協會，並產生了共同行動，互相協助，而非只基於交易上的算計。

依據上述討論研究架構二中的四個面向理論基礎，以及第一節中關於區域經濟回復力的經驗研究結論，筆者認為研究台灣工具機產業群聚回復力需要由這四個面向中的幾個重點來進行操作：

產業結構：分散式網絡的演化與再結構

企業家精神：透過企業家獲得新市場、新技術，或成立新組織

公部門協助：政府透過外貿、經濟部門，或者公共研究機構、具官方色彩的財團法人，針對工具機產業進行特別協助

社會資本：長久以來的產業網絡合作、情感基礎，公協會，有無產生共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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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歷史

台灣機械產業發展已有七十年歷史，與德國、日本等具有百年工具機發展史的傳統機械大國比起來，發展歷史相對短暫。從日治時期零星的鐵工廠與維修廠，

慢慢發展至全球工具機產值第七大，以及工具機出口值第四大國。本節將探討台灣的工具機是如何發展茁壯，並且逐漸在國際市場佔有一席之地?在發展的過程中又發生了那些重大變化與轉折?由過去的發展歷史軌跡來探討台灣工具機產業的特性。

第一節歷史發展歷程

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階段大致可分為 1940-1960 年代的創立期，1970-1980 年代的成長期，1980-1990 年代數控(NC)技術轉型期，1990-2000 專業零組件協力廠發展期以及 2000 年後的跨海峽生產結構與穩定成長期。

一、1940-1960 年代創立期

台灣機械業起源於日本殖民時期，殖民期間為了提升台灣的工業技術，方便修理日常的機械故障或打造基礎的機械設備，自 1940 年代開始便在糖廠、兵工廠、火車修護廠等地雇用台灣的機械技師，以修理日本進口的運輸設備、製糖設備和鋼鐵製品為主，為了因應戰爭需要，後續發展了船舶車輛、金屬製品與金屬冶煉(機械公會 2005)。這些接受訓練出來的台灣籍技師，成為台灣未來機械業發展的基礎人才。二戰結束後，許多工廠遭受破壞，這批由日人工廠訓練出來具備機械技術的技師，藉由修理或翻新日人留下的工廠機械設備，開始設立了一些小規模的鐵工廠，成為台灣戰後初期重要的支持產業基礎，例如楊鐵、遠東機械等公司都是在此時成立。1950 年代，國民政府遷台後實行第一期經濟經建計畫推動民生工業，實施進口替代，由民生需求帶動機械成長，紡織、木工、縫紉機等加工機械於此時受到帶動，提供了業者經驗累積的機會，一部分工具機業者開始由傳統機械業，特別是紡織機械業中衍伸出來，成為工具機的專業公司，如永進、台中精機都是在此時期成立(何翊寧 2008)。

此外，隨著 1959 年越戰爆發，越南和其他東南亞國家急需進口大量工具機從事建設、生產各項工業與軍用品。為了滿足海外需求，台灣金屬加工業者以其機械製造經驗所研發的簡單刨床、直立鑽床等功能單純、結構簡易的工具機自 1967 年開始接受外銷訂單(工研院機械所 1999)，由於價格低廉、交期快且品質堪用，頗獲東南亞各國接受，成為台灣主要出口市場。海內外需求的提升，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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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許多機械業者紛紛投入工具機生產，使台灣工具機出口持續擴張。

二、1970 年代成長期

1970 年代，來自東南亞的需求使台灣工具機產業持續成長，雖然經歷 1971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與 1974 年能源危機影響，但台灣政府在 1970 年已制定「機械工業發展方案」界定了機械業的範疇與發展方向，透過「獎勵投資條例」與「六年經建計劃」，幫助機械業外銷與進行產品提升，1977 年成立「精密工具機中心」

協助檢驗出口機械的品質。使得機械產業得以在政府的政策引導下，持續發展(機械公會 2005)。1975 年越戰結束後，來自美國汽車產業和航空產業更換機械的需求，以及美國對台灣的援助，使得美國成為台灣工具機出口主要市場，1980 年台灣工具機出口美國比率高達 60%(Amsden 1985)，而工具機佔台灣機械業出口比例由 1974 年佔總出口比例的 5.9%，逐年增加至 1981 年的 23.3%(機械公會 2005)，為該時期成長最快的機械業部門，並逐漸超過原本領先的紡織機械。

台灣工具機產業在此時期以生產結構簡單、附加價值低的傳統工具機為主，

但部分工具機廠商開始嘗試進行更為先進的數控 (Numerically Controlled；NC) 工具機研發，例如楊鐵於 1964 年，率先正式推出台灣第一台國產電腦數控 (Computer Numerically Controlled；CNC)工具機，比精密機械工具機中心或工研院都還要早，使得國內較具水準的工具機製造商，也開始投入 NC 工具機發展。

然而自 1973 年台灣工具機業者默默摸索、自行研發的 NC 工具機，無論功能或者品質都仍無法和日本、德國等工具機製造傳統大國競爭，但是透過工具機業者的主動模仿、學習並研發，使得台灣工具機業者朝向更高等級的產品發展。

三、1980 年代 CNC 技術發展期與外包制度成形

1980 年代，台灣工具機廠商意識到國際上 CNC 工具機已經成為市場趨勢，

為了追趕與學習先進技術，台灣工具機廠商引入了日本廠商的技術支援，以日本發那科(Fanuc)公司為主。發那科為 CNC 工具機控制器的世界領導品牌，派遣技術工程師到台灣工具機廠商協助解決問題，或是提供台灣工程師到日本進行訓練，

台灣工具機廠商始將 CNC 工具機商品化，使得台灣工具機 CNC 持續發展，CNC 工具機比率由 1981 年的 3.9％，上升至 1989 年的 29.7%(Chen 2007)。1980 年代為台灣工具機出口美國的高峰，出口美國比率超過五成，然而隨著 1986 年底美國針對台灣執行七年的工具機自動設限協定(Voluntary restraint agreement；VRA)，

壓縮了出口美國的空間，迫使台灣必須打進歐洲市場，在品質與附加價值的要求下，也促進了台灣 CNC 工具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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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台灣工具機多以垂直整合方式發展，在單一公司完成所有流程，自己生產所需零組件，然而隨著縫紉機械產業在台灣中部的發展興盛，許多相關機械工廠成立，這些金屬製造廠彼此採取分包方式為縫紉機業者或者其他相關機械業生產零組件、承擔某部分製程加工工作(Chen 2014b)，這種具彈性且降低成本的生產方式也影響了工具機產業。外包體系生產方式不需要太多資本即可成立工具機工廠，對於欠缺資金的台灣中小企業來說，外包成為合適且經濟的選擇。雖然此時品質仍然屬於較低層級，但以低價、量產與短交期的方式仍然可以獲得製造中低階工具機上的競爭優勢。1980 年代張堅浚僅以台幣八百萬設立了台灣麗偉公司，率先採取完全分包模式生產 CNC 工具機，資本相對其他傳統工具機工廠來的小，張堅浚採取將 NC 工具機(特別是綜合加工機)標準化方式，引入具經驗技師、找尋合適的外包廠商，藉由研發組裝，於 1982 年開發出第一台 CNC 切銷中心機(劉仁傑 1999；高士欽 1999 )。麗偉相當仰賴專業外包廠商進行大部分的製造活動，自己掌握設計、組裝與行銷，同時也為其他歐美日國廠商代工生產。在外包體系這種快速交貨與快速量產的競爭優勢以及國際市場對加工中心機的需求成長下，台灣麗偉在十年內便獲得極大的成功(Chen 2014a)，名列台灣最大工具機製造商。隨著這些外包廠商生產品質逐漸的提升以及台灣麗偉的成功，原本實行垂直整合的傳統工具機大廠，在降低成本、分攤風險、快速交期與彈性生產的誘因下，也逐漸將部分製程外包，台灣工具機產業大量外包生廠網絡體系於焉 成形。

四、1990 年代專業零組件協力廠發展期

雖然台灣工具機產值逐漸擠進世界前段班，但重要的關鍵零組件仍然必須仰賴進口，如 CNC 控制器與滾珠螺桿等技術都仍然不如歐日大廠，雖然產值年年增加，但相對的進口值也因這些關鍵零組件無法自產而逐漸威脅台灣工具機的競爭力，特別是 CNC 控制器系統的外購成本約佔整機售價 25%到 30%左右，侵蝕了台灣工具機的獲利率(機械公會 2005)。為了因應此種問題，業界認知到必須提高台灣對關鍵零組件的自製能力。自 1990 年代起，工研院機械所開始評估計畫，推動發展工業控制系統的可行性，台灣工具機相關廠商也開始投入政府科專計畫或者引入海外技術，進行關鍵零組件的研發。

如 1987 年卓永財買下何豐機械，之後於 1989 年成立了上銀科技，專門生產滾珠螺桿等零組件，然而初期在國內工具機業界日本產滾珠螺桿佔絕對優勢下，

於台灣市場屢屢碰壁，因此卓永財決定前往印度、美國等地販售，並且在合併多家歐美傳統滾珠螺桿廠商並吸收其技術後，成功回銷回台灣，並且成為世界前三大滾珠螺桿製造廠(Chen 2014b)。其他如德士凸輪的凸輪與自動換刀系統、德大的刀庫等關鍵零組件廠都是在此時獲得進一步的發展，使台灣關鍵零組件的自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