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精神的肇興與發展
中國哲學精神的肇興與發展，源遠而流長，廣大而悉備，似是老聲常談，
但如何確定它「源遠」的開始點就是個很大的問題。以《尚書》的記載，始於《堯 典》；《詩經》是蒐集西周初期至春秋的詩，大體分為風、雅、頌三類，三禮（周 禮、儀禮、禮記）記周代官制、禮儀及思想的大架構。《易傳》記載從包（伏）犧氏 仰觀府察而畫卦；由包犧氏而神農氏、黃帝、堯、舜等聖王，通神明之德，以類 萬物之情，由極深而研幾，通志而成務，通其變，神而化之。再由歷代聖賢因、
革、損、益，經歷窮、變、通、久的轉化以傳後世。無論把歷史推至遙遠的「遠古」，
或主張疑古。從一般研究的角度論，當以「文字」做為史前時代與歷史時代的分 界，目前我們發現最早而有系統的文字為甲骨文，而尚未發現用甲骨文寫成的 書籍，因此對殷商以前只有「存而不論」，把早期傳留下的訊息看為「口頭傳統」
從中華民族文明的開展上看，以三皇（天、地、人）五帝（黃帝、顓頊、帝 嚳、堯、舜）；及夏、商、周三代，是中華民族思想、文化從起源與發展達到一個 穩固基礎的時期。秦始皇在公元前246（秦王政元年）統一中國，結束了周祚，
而在周朝的春秋（722－481B.C.）及戰國（481－256B.C.）兩時期1，是中國 文化思想確立及轉化的年代，也就是莊子所謂說道術2為天下裂的百家之學爭鳴
1春秋時代（722－481B.C.）是因孔子修訂《春秋》而得名。這部書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前 722 年）到 魯哀公十四年（前481 年）的歷史。一共二百四十二年。春秋時代周王的勢力減弱，群雄紛爭，齊桓公、晉 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史稱“春秋五霸”。戰國時代（前 475 年 ，一說前 403 年 ～前
221 年 ），或稱戰國時期，簡稱戰國。關於戰國從什麼時候開始史學家有不同的爭議。《史記》定戰國的
開始於前 475 年 （周元王元年），《資治通鑒》定戰國的開始於前 403 年 （韓趙魏三家分晉）。當時是 指韓、趙、魏、齊、楚、燕、秦七大強國而言。戰國的結束是在秦統一中國（前 221 年 ）。戰國的名稱來自於
西漢 劉向 編的《戰國策》。我們以「戰國時代」是指，從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 480 年)起，至公元前 222
年(秦王政二十五年，也就是秦國統一天下的前一年)止，一共二百五十九年。在這段時期之中，列國戰爭 的方式，戰爭規模遠較以前為大，戰況也更加慘烈;因此稱之為戰國時代。
2 道術：有多種解釋；1、指道路《莊子˙大宗師》漁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宋孫奕釋：途之大者謂之道；
小者謂之術。莊周以江湖對道術而言，則指為道路無疑矣；2、指學術、學說。道術為天下裂，後世之學者，
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指詩、書六藝，所以明之之學術；3、 指治國之術，如《呂氏春秋˙任 數》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況於道術乎；4、指道德學問，文章道德，《墨子˙非命》云：「今賢良之人，
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5、 道教的法術稱為道術。本書作者之一曾春 海教授云：「道者永恒不變之常理；術者道在不同人、事、地、時所顯示的化裁之方。可說明道術二者之分合 關係。
馮友蘭先生認為：「道術」一詞，照莊子天下篇所與的意義，差不多與西洋有一部分哲學家所謂「真 理」Truth 一詞範圍相同。（他們寫這個字的時候，第一個字母，是要用大寫的）大概言之，道術是對「道」
而言，道是萬事萬物的總原理，對於此總原理的知識，就是道術；道術是對於道的知識，故有時亦簡稱曰 道。荀子對於此所謂真理，即只稱之曰道，而不稱之曰道術。道既然無所不在，所以道術亦是無所不包。人 所有的一切知識，以各家的學說，都可以說是道術的一部分，可以說是從道術分出來的。莊子天下篇說：
「道術將為天下裂。」從道術裂出來的知識或學說，都只是整個的真理之一部分，即《莊子 天下篇》謂「方術」
的時期，在秦朝因知識份子的街談巷議，對於當時的政治多有批評而引起焚書 坑儒之厄，不但知識份子遭到殺害，連古代流傳整理出的典籍也喪失殆盡；有 人說秦始皇還留了一個圖書館的書，是被項羽火燒咸陽燒毀了，無論如何，在 漢初古代典籍是欠缺的。漢高祖（202B.C.）滅秦登極，歷經漢文帝（180/197－
157B.C.）景帝（157－141B.C.）開挾書之令，這些古代典籍才得以蒐羅整齊，
再加上漢武帝（140－87B.C.）時，董仲舒（ca. 176－104 B.C.）在《賢良對策》
中力求尊儒術而絕邪僻之說。其曰：
「今師異道，人異端，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 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 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漢書‧董仲舒傳》
這個意見受到漢武帝的採納，並開設五經博士，開科考試以錄用人才，為 學而優則仕的知識份子開闢一條修己以安民的出路，但也因此阻礙了其它學術 思想正常發展的環境。
從思想的整體性來看，從周公（ca.1122 B.C.）制禮作樂，建立了人倫規 範的基礎，到孔子（551－479B.C.）晚年與弟子們贊《周易》、刪《詩》、《書》、
訂《禮》、《樂》、作《春秋》，整理古代流傳下來的典籍，並以這些典籍做為教導 學生的材料，形成了後世所稱「儒家」的思想體系，也奠定中國文化的核心。孔 子歿，不僅他的弟子們思想分歧，當時民間的學術思想也如雨後春筍般的蓬勃 發展，戰國時期百家齊放，一些知份子齊集於齊都臨淄的稷門討論、辯論，就 是後世通稱的「稷下之士」；在稷下產生了一種思想融合的現象，我們可通稱為
「雜家」。從莊子（ca.369－286B.C.）〈天下〉篇、荀子（ca. 314－221B.C.）
〈非十二子〉篇中的描述，可以看出當時所謂道術為天下裂的情形，而韓非（ca
？－234B.C.）的《韓非子》、呂不韋（？－235B.C.）的《呂氏春秋》、劉安
（ca.179－122B.C. ）的《淮南子》都是以法家為主的雜家（綜合性）思想在 書中也描述了當時主要的思想特色及可能照造成的缺失。
在《史記》中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旨〉，指出在《周易˙繫辭傳》曰：「天下一 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 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 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司馬談以為：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
凡以為有如此的道術，而自道術的觀點以批評，統一各派學說者，其主張我們稱之為「道術統一」說。不以
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 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 無形，贍足萬物。
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 ， 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 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 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
非所聞也。」
因此六家的特質與缺失，正面與負面的影響為：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 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 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蓺為法。六蓺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 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 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 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
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 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 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 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 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 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為無，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 為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 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
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 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
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 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 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
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3
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對於古代學術的分類（家）與內涵是有深刻且全面 的瞭解，也指出六經（藝）為古文化的重要典籍。司馬遷云：
「自周公卒後五百歲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 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 何敢讓焉。」4
可惜的是，當道統（學統）為政統所控制，學術的發展就會受到限制。從 時代性來看，當時掌握所有的傳統文化資產的是在官府，就是古代的「司徒之 官」，一般人民很少有機會進到真正的「知識」（典籍）領域。近代研究學術思想 發展史的學者大部分主張「諸子出於王官」，六經也由當時的學而優則仕的「知 識份子」所保留流衍。
孔子當時的教育「普及」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些王官解職後，在民間開起和 官制學術系統外的私塾（補習班），而所謂的商人（中產）階級的興起，有些 中產階級的子弟因有錢、有閒，不需務農、務工，就有機會讀書，而讀書參加科 考，成為進入仕途，改變社會地位的唯一途徑。但當這種「途徑」受官府及有權 勢的「知識份子」所宰制時，則產生「定於一尊」限制思想發展的意識形態，知識 份子的自覺性就在皓首窮經的故紙堆、訓詁、考據、學派、師承（家說）的陰影下 銷磨殆盡。從〈論六家要旨〉中可以看到這些流派的宗旨及學術的目的是以治人 倫，安天下為主要的任務。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真正的知識份子以「安人」、
「安百姓」、「安天下」為「修己」的最終目標。當然掌權者實際的需要是找尋一套 能富國強兵的實踐政策，而非理論建構，但每個時代中哲學思想的發展也在這 種環境中激發出來。國泰民安就成為抽象的理想與人民的期望了。
《漢書‧藝文志》將漢代以前所展現的百家之學歸納為「九流十家」－陰陽、
儒、墨、名、法、道德、農、雜、小說、兵5等思想脈絡，「家」乃言其學說之總體傾向；
「流」則言其學說的源流脈絡，由於《漢書．藝文志》在十家總論時提到「諸子十 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故後世學者另為「小說家」之外其餘九家訂名為「九流」
作為其代稱。在漢朝以前《莊子 天下篇》、《荀子 非十二子篇》中的描述，可以看 出當時所謂道術為天下裂的情形，而《韓非子》的、
《莊子天下篇》云：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
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 一。」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
不離於真，謂之至人。
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 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 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 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 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
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
一曲之士也。
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 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
道術將為天下裂。
荀子非十二子篇：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矞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 亂之所在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孳，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 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它囂魏牟也。
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然而其持 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陳仲、史(魚酋)也。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
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鈃也。
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
反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
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 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
是惠施鄧析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猶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 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 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
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弓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群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 至順，奧窔之間，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說 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 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 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 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
《韓非子 顯學篇》提出：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 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 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 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
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 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 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 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 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從《莊子 天下篇》、《荀子 非十二子篇》《韓非子 顯學篇》中的描述，可 以看出在漢朝以前道術為天下裂的情形。
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分類法與西方不同，早期所謂的「六藝」有指禮、樂、射 御、書、術；也有人認為就是六經之學6，秦火之後，先秦留下的經典殘缺晦昧，
幾乎不能讀懂，史稱劉歆與父親劉向同領校秘書，於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 術、方技，無所不究。父子俱好古，湛靖有謀，博見強志，過絕於人，所繼承的 與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班彪、班固父子一樣，是中國古代史官中最優秀的傳統 劉歆生當漢代經學隆盛之世，既能通經致用，先求微言大義，又能指出章句訓 詁之學的「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既能傳習古文《左傳》，又能廣立 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與其過而廢 之也，寧過而立之。
西漢諸儒，蒐羅整理，因此，古書能流傳後世。官學博士用當時通行的文 字傳經，方便行事，自然適宜，然對於古文原本，則未加重視。而民間傳授，
仍有其人。今古文內容無大差別，而亦有異點，除字體不同外，篇數亦有不同 者。漢朝的今古文之爭大半由於讀者不同，其說有異，以及版本不同，遂以今 古文為名，而分出支派。今古文無大差異，惟《左氏傳》與《公羊傳》兩傳相懸殊，
其爭端肇自劉歆請立左氏，博士謂左氏乃古史，並非解釋《春秋經》者，如隱公 三年、桓公元年等篇，俱有與經不同之內容，故以左丘明不傳《春秋》。古文派所 持之說，自有其理，竭力排除今文家「異議可怪」之論，總結兩派主張，列表於 下，以見其不同：
今文學派 古文學派
1.崇奉孔子。 1.崇奉周公孔子。
2.尊孔為受命之素王。 2.尊孔子為先師。
3.以孔子為托古改制。 3.以孔子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
4.以六經為孔子所做。 4.以六經為古代史料。
5.以公羊為主、言制度則宗禮記、王制。 5.講學以左氏為主言制度則宗周禮。
6.為經學派。 6.為史學派。
7.西漢多為官學。 7.西漢多行民間。
8.盛於西漢。 8.盛於東漢。
9.斥古文經傳為偽造。 9.斥今文今傳為秦時殘缺之餘。
10.信緯書，以孔子微言大意存其間。 10.斥緯書為誣妄。
漢初求書、古籍出現，及馬融所謂出自山崖屋壁者，河間獻王自民間得周 禮，周禮之制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與 孟子所說不同。文帝時未見周禮，命博士撰王制，即用孟子之說，先入者主，
博士竟不採納古文。然今古文所爭，不在此類問題，而在乎講經之宗旨與義理。
今文家用陰陽之學以解經，「多異議可怪之論」，詩為樂章文藝，而齊、魯、
韓三家亦用陰陽天人之學以作解。董仲舒有《春秋治獄》十六篇，引春秋之義以 決獄，其書今已不見，而其《春秋繁露》中〈同類相助〉、〈五行〉等篇，則多可怪
之語。何休注《公羊》怪語尤多，謂孔子預知漢室將興而作《春秋》，故當時有「春 秋為漢製作」之語，以孔子為預知未來之神人。今文家欲神化孔子，因而造出緯 書，如《春秋緯》云：「孔子著春秋、孝經告成跪告天，天生彩雲下賜一玉。」以孔 子為神人，因而所講五經之義，充滿神秘。桓譚《新論》云：當時「秦近君能將堯 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故「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
因此，劉歆出而提倡古文，追尋經書本來之面目，據實詳論章句訓詁，考 證典章文物，不空講微言大義，不取陰陽家及緯書之言，抨擊今文家「可怪之 論」，而歸于平易實際。然而朝廷始終支持今文，劉歆建議所立之古文博士，漢 光武帝時又盡罷之。光武好讖，中元元年，宣布圖讖於天下，明帝以下皆信讖。
東平王蒼（光武子）受詔正五經章句，皆以讖議，俗儒趨時，亦為其學，言五 經者皆以讖以為說7。宣帝博徵群儒、論五經于石渠閣；章帝詔諸儒會白虎觀，
議五經同異，皆以今文為主，然而古文之學終不能泯，歷經數次爭論，而桓譚、
馬融、賈逵、許慎等，相繼而出，發明古文義理，其弟子之多，有達萬人者，今 文派乃勢屈而衰。
清末今文經學家康南海謂：「漢代之古文經典乃劉歆所偽造。」這種說法並 不正確，因為自漢初張蒼、河間獻王，皆有古文經書，劉向校國府書籍，其中 亦有古文；且古文經典及經說之多，非一人一時所能偽造，如為其書中有後人 之文，則《公羊傳》為景帝時所寫出，其他今文經典，亦非盡為孔子之原著，而 緯書怪異之說，更為孔子當日所未道。總之道體相同，節枝之爭，無妨大義也。
〈鄭玄傳〉云：「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後馬融 答北地太守劉（王褱），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康成囊括大 典，網羅眾家，及古今文說之大成，不守一先生之言，刪裁繁誣，刊改漏失，
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爭端乃息。劉歆為首倡古學之大師，康成乃古學之功臣也。
然陰陽家之說，為兩漢學術風尚，為學者所必談之事，故劉歆解《左傳》亦涉及 災異8，康成混合今古文，亦未能避免災變之說。
到了隋代，《隋書 經籍志》中所記載，書的分類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 分法到清乾隆時期「四庫全書」出刊，是為中國書籍的分法之確定的成果，而其 中「經」部所有的書就有「常典」、「常道」的意義，經義是為各類學術的基礎，天 理的昭示、人生的大道，所以研究「經義」也可以稱為中國的「形上學」。
經學從最早期的六（五）經開始就是中國原始智慧的資料彙編，孔子時代 就以此六經教學生，在漢代開有五經博士科考，經書後來漸漸發展到宋代形成 所謂的十三經，《易》《書》《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穀梁傳》
《春秋．公羊傳》《論語》《孝經》《孟子》，加上一本字書《爾雅》，這些資料不僅 是每一個讀書人所必讀之書，也是考官（公務員）必考的。但最重要的是希望 每一個知識份子能取其經義，協助政府（國君）治理國家，使百姓富裕、安樂，
因此做人的道理和為官之道，天地運行的法則（天理），其實是相映為天、地、
人「三才」，合則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不合則災難不絕，這是中國人傳統的理
念，把人是什麼的問題和「宇宙天地是什麼」的問題合而為一，相輔相成，人生 至道和天地之道亦相輔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