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所謂的「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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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清末民初教科書制度的演變 與歷史教科書出版概況

教科書是教師進行教學活動的主要依據，也是學生獲取系統知識的重要來源。關於「教科書」的定義有許多，最簡單的說法是指「學校或教育當局為學生所設計的書面資料」¹，或指「以文字或圖表所編製而成的教材，作為引導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之內容之用」²。簡單說，教科書就是用以教導特定學科知識的書本，這種教學書本也有廣、狹二義，廣義的教科書，可包涵課本、

習作本、教師手冊及教學指引等等在內³，狹義的科書單指學生用的課本，通常一般人所指的「教科書」仍是以後者為主。現代所謂的「教科書」，其最大的特徵是必須按照國家教育法令，及規定的課程設置、課程標準 (或教學大綱 )，和不同級別學生的認識特徵來編寫教學內容。由於教科書的內容須以上述的要求為依據，因而衍生出教科書制度。

教科書制度，是指有關教科書的編寫、審查、出版等一套運作系統的模式。以現代各國的教育制度而言，教科書的出版，可分為「統編制」、「審定制」和「自由制」三種。「統編制」有時又稱「國定制」，是由國家所指派的教育行政機關或其所設的

1 林寶山，《教學原理》，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 84 年，頁 322。

2 莊懷義等合著，《教育概論》，空中大學印行，民國 83 年，頁 335-336。

3 蔡勇，《改進中小學教科書之印刷與配發芻議》，現代教育 13 期，民國 78 年，頁 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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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單位統一進行編纂教科書的工作。其制度大致是先由負責的行政部門有計畫地組織專家學者，進行教科書的編寫，再指定專門的出版機構出版發行，全國學校統一採用。一般稱這種由政府統一編輯之教科書為「統編本」或「國定本」。「審定制」是由個人、書局或團體依據國家所規定的課程標準所編輯的教科書，經政府審定通過後，方可出版發行，供學校採用。一般將這種由民間編寫，官方審核後印行的教科書稱「審定本」。另有些國家如美國，教育屬地方州權，故聯邦政府既不頒布課程標準或課程綱要，也不審核教科書，而放任民間自由編輯出版，所以有學者稱為「自由制」，又因地方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常就所供應的教科書中選用一種，因此又稱為「認可制」⁴。

上述三種制度中，在統編制之下，學校所使用的學科教科書一般只有一個版本，而在採用審定制和自由制的地區，單一學科通常都有數種至十多種教科書可供選擇，故後兩者的制度顯較前者寬鬆許多。但，這並不表示，即使在最自由的制度下，教科書的編寫、出版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甚至可以說，每個國家都在以某種形式統制其內容。如從國家方面來看，學校教科書的編寫、審定、出版、採用要符合國家法律、法規的規定；從教育制度來看，課程標準、教學目標，甚或考試制度都會制約教科書的內容，所以教科書的內容和範圍不可能是絕對的隨性。⁵

4 國立編譯館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研究小組編著《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制度研究》，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79 年 7 月，頁 3。

5 于友西等著，《歷史學科教育學》，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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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清末教科書出版制度的確立 與歷史教科書出版

傳統中國學校教育中使用的教材，多屬於經史典籍之類，或兒童啟蒙教材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等，並無所謂「教科書」之名。西式「教科書」傳入中國，是在晚清時期隨著新式教育的創辦而出現，如同治元年 (1862 年 )成立了京師同文館，為滿足外國語言課程和西學課程的需要，該館的中外教習和學生先後編譯了英文、法文、外國歷史、政治、經濟、法律、醫學、化學等相關書籍作為教科書，供同文館學生學習之用。又如同治七年 (1868 年 )，江南製造局設立翻譯館，傅蘭雅等西方傳教士和中國翻譯人員先後翻出了格致、化學、製造等方面書籍，這些譯書日後多成為各式新式學堂所使用的教科書。

但，「教科書」一詞在中國正式出現，始於清末西方傳教士在華興辦的教會教育。光緒三年 (1877)五月，基督教在華各教派在上海聯合組成了「學校教科書委員會」，為教會學校從事教科書的編寫和刊行，其中包括語言、數學、歷史、地理、地質、化學等各科目。到光緒十六年 (1890 年 )共自行編輯出版教科書約五十多種，許多非教會學校也紛紛採用，近代「教科書」這一名詞因此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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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的歷史教科書

清末的教科書，就其來源，可分為翻譯外國著作與中國自編；而中國自編又可就其編 (譯 )者，分為民間自編 (譯 )與官方編譯。就其發展而言，初以翻譯西書為主，至甲午戰後，各地學堂與民間書商開始嘗試自行編寫教科用書，並大量翻譯日本教科書以為新式學堂應急之用。殆學制頒訂，清廷才開始編纂官方版本的教科書。

1.翻譯的歷史教科書

早期教科書多由教會及傳教士翻譯西洋書籍而來。在歷史學方面，較富盛名的如傳教士金楷理 (Carl T.Kreyer)等翻譯《西國近事匯編》，傅蘭雅 (John Fryer,1839-1928)翻譯《俄國新志》 8 卷、《法國新志》4 卷，林樂知翻譯《四裔編年表》4 卷等等介紹近代西方政治外交史的史書，皆是由江南製造局出版。光緒十三年 (1887)廣學會創立 (原名同文書會，光緒十八年改名 )，這是清末教會所辦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其出版的眾多歷史書籍中，最富盛名的，莫過於李提摩太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

《泰西新史攬要》譯自英國 Robert Mackenzle 的《十九世紀史》，其書內容，據記載為：以國為經，以事為緯，記十九世紀英、法、德、奧、義、俄、土、美諸國政治、軍事、外交、財經、工商、交通、教育、新聞、社會經濟、民族問題、殖民地等事，特詳於英國，法國次之，末敘羅馬天主教廷事。附記論會黨、

歐洲新政及學校。李提摩太還自稱：「若欲博考西學、振興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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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此入門之秘鑰，于以知西學之所以興，與夫利弊之所在，以華事相印証，若者宜法，若者宜戒，則於治國讀書之道，思過半矣」

6。

此書是早期西方史學譯書的代表作，出版後還連年重印，成為當時『最風行的讀物』，並有學堂採用作為教科書⁷，因此，對中國知識份子有一定的影響力。

自甲午以後，廢八股、改書院、興學堂的風潮興起，教育救國成為許多改革派的共識，並鼓吹翻譯西書以學習西方長處。⁸加上新式教育日漸發展，學堂日益增多，教科書卻極度匱乏，雖然此時已有自編教科書出現，作為新式學堂教學之用，但仍感不敷使用，因此，許多知識份子及官員提倡廣譯西書來救急⁹，帶動了一股翻譯的風潮。

此時翻譯的書籍以日本為大宗，如康有為在〈廣譯日本書設立京師譯書所折〉中提到：

譯日本之書，為我文字十之九，其成事至少，其費日無多

6 胡逢祥、張文建著《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華東師範大學，1991 年，頁 159-160。

7 《教科書發刊概況》，收於《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戊編，台北，宗青圖書出版公司，

1981 年，頁 116。

8 如光緒二十二年(1896)，清廷改強學書局為官辦，在《官辦局開辦章程》中提到：「擬設刊書處譯刻各國書籍，舉凡律例、公法、商務、農務、製造、測量之學，及武備、

工程諸書，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與交涉事件者，皆譯成中國文字，廣為流布。」見張靜廬編《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中華書局，1953 年，頁 48。

9 如張之洞、劉坤一在會奏變法自強的上書中就建議出洋游學人員譯書，以補書籍的匱乏「限三年之內，每人譯書若干種，每種若干字，回華繳呈」，見張靜廬編，《中國近代出版史料補篇》，中華書局，1957 年，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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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 … 能譯日本書者，皆大賚之，若童生譯日本書一種，五萬字以上者，若試其學論通者，給附生；附生增生譯日本書三萬字以上試論通者，給舉人。舉人給進士，進士給翰林。庶官皆晉一秩。¹⁰

又如張謇也持類似建議：

今中國為先河後海之謀，宜譯東書，即為同文同種之便，亦宜譯東書。¹¹

羅振玉和王國維在上海創辦《教育世界》，在首期〈序例〉亦提到：

此雜誌中所譯各學教科書多採自日本。考各教科書有可通用者 (如動植、理化之類 )，有須特撰者 (如讀本、地理、歷史之類 )，茲譯日本教科書為藍本，海內學人若據此編潤成中國合用之書，則幸甚。¹²

這股翻譯日本書籍的風氣，一因日本維新的成功，激起中國仿效之決心，使其成為中國取法的目標，二因日本在近代化的過程中，已翻譯、出版許多西書，直接從日譯本著手，一方面可免在茫茫西文書籍中檢選的不便，另方面，轉譯過程又有文字相近之便，故為編譯西洋書籍提供了簡便有效的途逕。在這段期間，翻譯出版之歷史教科書種類相當多，如《教科書編輯概況》中即提

10 康有為〈廣譯日本書設立京師譯書所折〉，轉引自王建軍著《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66。

11 張靜廬編，《中國近代出版史料補篇》，中華書局，1957 年，頁 32。

12 《教育世界》，第一年第一期卷首，光緒二十七年(1901)，此雜誌為羅振玉和王國維在上海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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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光緒二十四年 (1898)，廣智書局翻譯日文教科書多種，銷路甚佳，其中有陳文譯《支那史》，惟完全按日本語氣與日本材料。¹³

又提：

光緒二十七年 (1901)，金栗齋本，日本志賀重昂著，薩端譯

《西洋史要》兩本。編法與近時教科書大略相同。¹⁴

一般以為，當時對中國影響較大的日本歷史教科書是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騭藏的《東洋史要》。《支那通史》是採漢文編就的中國通史。此書共有五冊，前三冊出於明治二十一年 (光緒十四年，1888)，第四、五兩冊分別在明治二十二年及二十三年出版。此書原是學校的教本，書出之時，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南摩綱紀曾為此書撰寫序文，言：「初學熟讀此書，則不費力而得略知支那四千年之治亂、政刑、地理、人種、教育、制度、風俗及農工商大體」¹⁵。不過，光緒二十五年 (1899)，翻印至中國時，只出到卷四，宋代為止，共分為上世、中世兩部。羅振玉在重刻《支那通史》序中，稱讚此書「持今日之識以讀古書，

13 〈教科書發刊概況〉，收於《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戊編，台北，宗青圖書出版公司，1981 年，頁 116。

14 〈教科書發刊概況，收於《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戊編，台北，宗青圖書出版公司，

1981 年，頁 116。

15 轉引自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收於夏麗蓮編輯之《錢塘夏曾佑穗卿先生紀念文集》，台北，文景書局，民國 87 年，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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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所做，提要鉤元，而於政治風俗學科間，尤鰓致意」¹⁶，並謂：

(支那通史者 )取精於諸史，而復縱橫上下於兩千餘年之書，以究吾國政治、風俗、學術之流遷。簡而賅，質而雅，而後吾族之盛衰與其強弱、智愚、貧富之所由然，可知也。此非所謂良史者歟？所謂持今日之識以讀古書者歟？¹⁷

由於《支那通史》在清末出版時，其形式適足以做為新式學堂教學之用，因此，書出版未滿一年，就已重印三次，由此可見其銷行之廣。¹⁸

《東洋史要》是一部以中國史為主的亞洲史。該書出版於明治三十一年 (光緒二十四年，1899)，最初由樊炳清譯成中文，受到歡迎，各校紛紛翻印，「盛行殆遍於東南諸省」¹⁹。後來金匱周、同愈將之重譯，於光緒二十九年 (1903)由上海作新社印刷，上海文明書局正式印行。此書深得梁啟超的好評，認為：

日本現行東洋史之最良者，推桑原騭藏著《中等東洋史》。

此書為最晚出之書，頗能包羅諸家之所長，專為中學校教科用，條理頗整。凡分全史為四期：第一上古期，漢族膨脹時

16 胡逢祥、張文建著《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華東師範大學，1991 年 9 月，頁 264。

17 轉引自繆鳳林〈大學叢書本國史兩種〉，收於夏麗蓮編輯之《錢塘夏曾佑穗卿先生紀念文集》，台北，文景書局，民國 87 年，頁 206。

19 陳慶年《中國歷史教科書》後序。轉引自白月橋《歷史教學問題探討》，教育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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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第二中古期，漢族優勢時代；第三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時代；第四近世期，歐人東漸時代。繁簡得宜，論斷有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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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慶年在《中國歷史教科書》序文中，則說：

歷史之學，其文不繁，其事不散，其義不隘，而後足以為教科。… … 余觀日本所為東洋諸史，庶幾其近之歟！桑原騭藏之書尤號佳構：所謂文不繁，事不散，義不隘者，蓋皆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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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本教科書在清末長期成為學堂用書，並在近代學者的介紹和傳播下，流傳於中國各地，對日後國人自編歷史教科書時，不論內容或體例，影響都相當深遠。例如，就體例而言，《支那通史》與《東洋史要》引入的章節體，從此成為近代國人編寫歷史教科書的典範。如周予同即認為，中國史學體裁上所謂『通史』，在現代含有兩個意義：一種是中國固有的『通史』，即與斷代史相對的、通貫古今的通史，起源於史記 ……。另一種是中國與西方接觸後而輸入的『通史』，即與『專史』相對的、『通貫政治、經濟、學術、宗教等等』的通史，將中國史分為若干期而再用分章分節的體裁寫作。這種體裁並非中國固有，而是自日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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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輸入的²²。而所謂由西方輸入的統史體裁，可以南摩綱紀在《支那通史》序言中，提到的「著史之要」，作為通史體裁所應羅括的範圍：

著史之要有十 … … 一曰詳治亂之源委，國勢之隆替；二曰辨政刑之美惡、教育之盛衰；三曰明地理之形、人種之別；四曰審制度之沿革；五曰記學術之異同、工藝之變遷；六曰分貢舉、銓選之良否；七曰舉兵賦、財政、貨幣之制；八曰析賢愚、淑佞、忠奸、正邪之蹟；九曰載農商之勤惰、風俗之醇漓；十曰揭他國交涉之事。²³

爾後，這種劃分章、節以便利教學，內容涵蓋範圍幾乎無所不括的教科書體裁，成為國人書寫歷史教科書的典範，例如夏曾佑《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一書就是明顯的例子。

除了體例的模仿外，部份中國自編的歷史教科書，甚至就直接根據日人原著改編而成。如柳詒徵的《歷代史略》是據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改編；陳慶年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是據桑原騭藏的《東洋史要》為底本改寫。

光緒二十七年 (1901)，清政府宣布實施新政，在《奏定學堂章程》公布後，新式學堂遂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為解決教科書嚴重缺乏的問題，《奏定學堂章程•學務綱要》中於是採用「目

22 轉引自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收於夏麗蓮編輯之《錢塘夏曾佑穗卿先生紀念文集》，台北，文景書局，民國 87 年，頁 164。

23 轉引自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收於《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第三輯，

台北，華世出版社，民國 74 年，頁 39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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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得不借用外國成書以資講習」、「選外國教科書實無流弊者暫應急用」的變通方法，使新式學堂採用翻譯教科書成為明定的法令規範。從一些文獻記載中可以清楚看出，當時新式學堂所使用的教科書，多半譯自日本，如光緒二十九年 (1903)，京師大學堂公布《暫定各學堂應用書目》，共分學科為十六門，詳列各學堂書目九十一本，其中，除了屬於中國傳統學問的經學門、字課作文門、詞章門、修身門等四門是採本國編著居多外，其餘十二門中的教科書只有五本屬於中國人編著，而中外史學門、中外輿地門、理財學門、倫理門的外譯書主要亦來自日本，此可以參考〈表 3-1〉中，中外史學門的所列書目為例。

除此之外，翻譯日本歷史教科書的風潮，也可以從此時坊間出版社如上海商務印書館、上海文明書局等，所出版的歷史教科書書目當中觀察到。茲將筆者搜集所得的書目資料列表於下 (表 3-2)：

這些譯書在清末流傳廣泛，成為許多新式學堂採用的歷史教科書，部份譯書，如桑原騭藏的《中學堂教科書東洋史要》與普通學書室《普通新歷史》二書，在民國成立後，還由商務印書館繼續出版發行²⁴，作為外國史教科書，由此可見這些日文譯書的影響。

24 見北京圖書館、人民教育出版社圖書館合編《民國時期總書目─中小學教材篇》，北京，教育文獻出版社，1995 年，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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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京師大學堂《暫定各學堂應用書目》中，中外史學門書目書名原作翻譯出版社史鑑節要便讀鮑東里

讀史鏡古編潘世恩

普通新歷史 (日本)日本中等學科教授法研究會

普通學書室編譯

普通學書室印行

支那史要 (日本)市村瓚治郎著陳毅譯廣智書局印行

支那通史 (日本)那珂通世著東文學社印行

最近支那史 (日本)河野通之振東室印行

世界近世史作新社譯

東洋史要 (日本)桑原騭藏著樊炳清譯東文學社印行

西洋史要 (日本)小川銀次郎著樊炳清譯金栗齋印行歐羅巴通史 (日本)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譯東亞譯書會印行 ※ 資料來源：〈教科書發刊概況〉。

※ 空白欄為資料不詳。

表 3-2：清末民間出版社翻譯發行之日本歷史教科書

出版者書名原作者翻譯者出版時間商務印

書館

中學堂教科書萬國史綱²⁵

( 日 ) 元良勇次、家永豐吉著

邵希雍譯光緒二十九年(1903) 中等東洋史教

科書

( 日 ) 桑原騭藏著

周同愈譯光緒三十年 (1904)

文明書

局中等西洋史教

科書

( 日 ) 小川銀次郎著

沙曾詒譯著

光緒三十年 (1904)

廣智書局

中學西洋歷史教科書

( 日 ) 平井久馬三著

吳淵明、

仲遙譯述

光緒三十四年(1908)

※ 資料來源：〈教科書發刊概況〉。

25 見《民國時期總書目─中小學教材篇》附錄：〈清末中小學教材〉。但《教科書發刊概況》則記載光緒三十年(1904)出版，書名《萬國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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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自編的教科書 (1). 民間自編教科書

隨著傳教士編譯教科書日增，中國人也自開始自行編輯教科書。光緒二十三年 (1897)，南洋公學外院創辦，課程中有國文、算學、史學、輿地、體育五科。師範生陳懋治、杜嗣程、沈慶鴻等自編《蒙學課本》，共三篇，其體裁「略仿外國課本」，一般認為這是中國自編學校教科書之始²⁶。爾後，隨著新式學堂的增設，對教科書需求也日益增加，使參與教科書編寫的文人日多，專職出版教科書的出版社也應運而生。

清末自編教科書中，名氣最大、出版質量均優的出版商，當屬商務印書館和文明書局。故本段主要介紹這兩家出版社及其所出之歷史教科書，再兼論及其他。

Ⅰ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是光緒二十三年 (1897)，夏瑞芳、鮑咸恩與鮑咸昌兩兄弟，及高鳳池集資創辦。當時正值甲午戰後，輿論多以為應效法日本以求富強救國之際，因此，大量翻譯日本書籍作為教科書的風氣甚盛，商務印書館原先投入翻譯日本教科書工作，但隨即發現翻譯素質低劣，難以成書，於是改編經營策略。光緒二十八年 (1902)，商務印書館創辦編譯所，專門從事編輯出版教科書和翻譯外國著作，由蔡元培、張元濟和高夢旦先後擔任編譯所

26 蔣維喬：《編輯小學教科書之回憶》，引自張靜廬主編，《中國近代出版史料補篇》，

中華書局，1957 年，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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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長，並聘請多位著名專家學者參與編輯。編譯所編輯教科書的方式，據當時參與的人記載：「當時張元濟、高夢旦、蔣維喬、莊俞、杜亞泉諸君圍坐一桌，構思屬筆，每一課成，互相研究，互相刪改，必至多數以為可用而後止」，並「按照學期制度編輯修身、國文、算術、歷史、地理、格致諸種，每種每學期一冊，復按課另編教授法，定名為《最新教科書》」²⁷。可見，商務的編輯群在編寫時，不但是集眾人之力以收集思廣益之效，編輯時還能考量到配合教學需求與學校制度。由於當時市面上諸多蒙學課本多不按學制、不詳教法，相較之下，商務的《最新教科書》系列，形式上既能配合癸丑學制下學堂的需求，課文內容復能切合兒童心理，故推出後市場反應相當良好，也奠定了商務印書館在教科書出版業的地位。

《最新》系列包含初等小學、高等小學，及中學堂用書三種。

光緒二十八年 (1902)推出之際，初等小學堂及中學堂並未有歷史教科書，只有高等小學堂有莊俞編著的《歷史》四冊。光緒三十一年 (1905)後才陸續出版《最新中學堂》系列及其他歷史教科書。由於輿論反應《最新教科書》系列難度太高²⁸，故至宣統元

27 莊俞：《三十五年來之商務印書館》，載《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卷下，《商務印書館三十五年紀念刊》，商務印書館出版，民國 20 年，頁 1-62。

28 莊俞，〈談談我館編輯教科書的變遷〉中提及：「這套教科書（最新），完全創作，

毫無成例，也無公式，閉門造車，未必進能合轍，試驗經過，覺得材料太深……簡明教科書，宣統初年陸續出版，凡最新本所認為應行改良的，無不盡力改良」。收於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中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頁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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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910)，商務印書館為了因應初等小學堂修業年限改為四年的變革²⁹，而設計新版教科書時，即著重教材的簡化，以符合小學堂實際教學需要。這套新版教科書即為《簡明教科書》系列，包括簡明初小教材五種、高小教材一種之時，其中，歷史教材部份，

主要為宣統二年 (1910)所出版，由蔣維喬編纂之《簡明初小中國歷史教科書》二冊³⁰。在晚清最後這十年間，商務印書館的《最新》與《簡明》兩系列的教科書，其市場佔有率相當高。

關於清末商務出版的歷史教科書，筆者將目前個人所能見到之書目，列表於下 (表 3-3)，並略為介紹。

首先，在這些歷史教科書之中，名氣最高、影響最深的當屬夏曾佑所著《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夏曾佑 (1863-1924)，

浙江杭州人。光緒十六年中進士，曾任禮部主事，與梁啟超、譚嗣同、嚴復來往密切，梁啟超曾追憶：

啟超屢游京師，漸交當世士大夫。而其講學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曾佑方治龔、劉今文學，每發一義，則相視莫逆 … … 而啟超之學，受譚、夏影響亦至巨。³¹

由此可見，夏曾佑的思想是以今文經學為主。

29 莊俞，〈談談我館編輯教科書的變遷〉中附錄之〈商務印書館編輯教科書況表〉，收於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中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頁 1902-1931。

30 見《教科書發刊概況》，收錄收於《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戊編，教育雜錄，台北，

宗青圖書出版公司，1981 年，頁 122。

31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專集第九冊。轉引自陳其泰，《近代中國史學的歷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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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清末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歷史教科書學堂

用書

出版時間書名

光緒二十八年(1902) 莊俞《歷史》四冊。(高等小學堂用) 光緒三十年(1904) 姚祖義編《中等小學中國歷史教科書》³²

宣統元年(1909)

《高等小學東洋歷史教科書》

《小學中國歷史讀本》

《初等小學中國歷史教科書》

初等高等小學

堂宣統二年(1910) 蔣維喬編《簡明初小中國歷史教科書》二冊

光緒三十一年(1905) 夏曾佑《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輯《最新中學教科書西洋歷史》³³

光緒三十三年(1907) 呂瑞廷，趙澂壁編纂《中學堂教科書：新體中國歷史》³⁴

中學堂系列

光緒三十四年(1909)

汪榮寶編《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本朝史講義)

陳慶年編《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歷代史) 其

他

宣統元年(1909) 世界文明史、希臘史、羅馬史、泰西民族文明史、俄羅斯史、法蘭西史、日耳曼史、

世界最近世史、簡易歷史課本。³⁵

※ 資料來源：

〈教科書發刊概況〉。

《民國時期總書目─中小學教材篇》，附錄：〈清末中小學教材〉。

32 見於《民國時期總書目─中小學教材篇》附錄：〈清末中小學教材〉。北京圖書館、

人民教育出版社圖書館合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發行，1995 年，頁 344。

33 見《民國時期總書目─中小學教材篇》附錄：〈清末中小學教材〉。北京圖書館、人民教育出版社圖書館合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發行，1995 年，頁 344。

34 北京圖書館、人民教育出版社圖書館合編《民國時期總書目─中小學教材篇》，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發行，1995 年，頁 344。

35 根據〈教科書發刊概況〉。收於《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戊編，教育雜錄，台北，

宗青圖書出版公司，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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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夏曾佑又曾與嚴復等創辦《國聞報》，主持《國聞匯編》，又協助嚴復翻譯工作，與其商訂《天演論》體系，又為嚴復所譯《社會通詮》作序，故又深明進化論思想。這兩者對其編寫《中國歷史教科書》一書的理念影響甚為巨大。

《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是夏曾佑一生當中，最重要，但也是唯一的史學著作。全書內容共分三冊，於光緒三十年到光緒三十二年間陸續出版。在序言中，夏曾佑自言：「智莫大於知來，來何以能知？據往事以為推而已矣。故史學者，人所不可無之學也」。史學的目的在於察往知來，但，「神州建國既古，往事較繁，自秦以前，其記載，其記載也多歧，自秦以後，其記載也多仍」，故夏氏編寫之主旨在於力求「文簡於古人而理富於往籍，

其足以供社為之需求」。其編寫原則則在於：

(全書 )總以發明今日社會之原為主，文字雖繁，其綱只三端：

一關乎皇室者。如宮廷之變、群雄之戰，凡為一代興亡之所繫者，無不詳之。其一人一家之事，則無不從略，雖有名人，如與所舉之事無關者，皆不見於書。

一關乎外國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類，事無大小，凡有交涉，皆舉其略，所以代表。

一關乎社會者。如宗教風俗之類，每於有大變化時詳述之，不隨朝而舉也。³⁶

可見夏曾佑在編寫此書時，其取材大致以政治、民族及對外關

36 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二篇凡例。商務印書館《中國古代史》重印本，民國 83 年 9 月台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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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社會三者為主，在政治方面，他強調能收入教科的，當為「一代興亡之所繫」之要事，無關的帝王名人事蹟皆不取；另外他也強調社會、宗教、風俗重要性，種種看法顯然已超越了傳統史學的領域。這些見解或許未必是他所創，但是，他將此種見解寫入教科書內，使之廣為流傳，影響的層面就很廣泛。

除了夏曾佑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外，在這些教科書當中，汪榮寶編《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本朝史講義 )，其實就是清朝史，本書是汪氏在光緒三十年及三十一年 (1904-1905)教授京師譯學館時，逐日講演之作³⁷。書凡三編二十六章，記載起自關外時期，以迄平定太平天國為止的清代史。全書共分為三大時期：自本朝創業之始迄三藩臺灣平定為開創時期；自康熙中世迄乾隆末年為全盛時期；自嘉慶初年迄於今日為憂患時期。³⁸宣統元年 (1910)，學部公布〈第一次審定中學初級師範學堂暫用書目提要〉當中，曾對本書有如下評論：

鉤元提要，本末悉貫，大有裨於掌故之學。昔湘鄉曾公病聖武記中，川湖陜靖寇始末，端緒紛繁，難於卒讀，是編敘嘉慶間匪事，文簡事明，別具史裁，足補魏氏之失。洵近今教科書中僅見之作。³⁹

除上述二書之外，當時較為人稱道的商務歷史教科書中尚有

37 汪榮寶著《清史講義(中國歷史教科書本朝史)》，影印本，書末題記。

38 汪榮寶著《清史講義(中國歷史教科書本朝史)》，影印本，頁 2-3。

39 學部公布〈第一次審定中學初級師範學堂暫用書目提要〉，收錄於《教育雜誌》，第一卷第一期，宣統元年 1 月，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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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維喬編纂的《簡明初小中國歷史教科書》。本書全二冊，共八十課。此書被時人評為：

取材適當，文句簡明，其於歷代事實，但分先後，不及完全系統，期合兒童心理。注重我國文學、風俗、農、工、商等之進化，深得歷史教育之本旨，所插有名人物、風俗、藝術等圖畫，搜羅既富，而又悉有根據，… … 遇割據時代，不易明瞭者，則隨時列表並附簡明沿革圖，古地名下悉注今地名，記事直至戊申年為止。實為近今初等歷史教科書最新之善本。⁴⁰

可知蔣維喬此書一來能顧及兒童興趣與心理，不強求歷史系統的完整，二來能附注圖、文、表等，使教科書形式更活潑生動，因此在當時評價很高。

另外，呂瑞廷，趙澂壁編纂《中學堂教科書：新體中國歷史》，其結構特點被概括為：「是編體例仿東西洋歷史中最新之式，夾敘夾議，斷制謹嚴，且於每卷末詳舉制度、學術、宗教、風俗、技藝、產業諸門，以見文明進化之序，全書凡六卷，各分章節，井井有條、取舍合度，繁簡適宜，實為中學校教科書之善本」⁴¹。吳曾祺編纂的《初等小學中國歷史讀本》與《高等小學中國歷史讀本》二書，時人亦有評論。關於《初等小學中國歷史讀本》：

40 見《教育雜誌》，第一卷第二期之〈紹介批評〉，宣統元年 2 月，頁 6。

41 陳慶年編輯，趙玉森增訂《(增訂)中國歷史教科書》宣統二年三月版封底。轉引自白月橋《歷史教學問題探討》，教育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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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君此書，專為初等小學後二年之用，秩序了然，取捨得當，文字亦尚明顯。惟全書兩百餘篇，篇凡兩百餘字，以定章之時間核之，足供五年而有餘。是其程度份量不能與初等小學相稱，若定為高等小學用書，庶幾其可乎。⁴²

關於《高等小學中國歷史讀本》：

全書優點與《初等小學歷史讀本》略同，而內容詳至一倍有奇 … … 初等讀本已謂可供高等小學之用矣，今於此書，又謂可供中學堂、師範學堂之用。⁴³

並指出其書中的缺誤：

惟本朝國史中，如戊戌、新政、日俄戰事諸篇記載，頗有疏誤。⁴⁴

由這些評語中，可見當時教科書除內容疏誤外，其一大通病為程度太高、太難，不適合初等小學學生心智的認知發展，也不符合小學堂的實際教學程度。關於這一點，同一文中亦提到了坊刻出版的初等小學歷史教科書，其誤有二：

奏定章程初等小學第三、四年歷史科講歷朝年代、國號，及聖主賢君之大事，本朝開國大略及列聖仁政，是其事實之不能完全，亦以其為初等小學宗旨，固宜如是。今之編歷史教科書，不啻以私家著作為學堂用書，其誤一。奏定章程初等小學 … … (歷史 )每星期僅一點鐘，每年 … … 約

42 見《教育雜誌》，第一卷第三期之〈紹介批評〉，宣統元年 3 月，頁 11。

43 《教育雜誌》，第一卷第三期之〈紹介批評〉，宣統元年 3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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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三十八點鐘，以兩年間之七八十小時，講授數千年之歷史，其程度之淺，份量之少，更待何言。今之編歷史教科書者，動輒數冊，冊數十課，不啻以少壯通人目十齡左右之童子，其誤二也。⁴⁵

因此，以致於一般時人皆認為「坊刻初等小學歷史教科書幾無一適用之本，非記者苛論也，教育中人，競唱是說矣」。故類似吳曾祺所編的初小歷史課本，被視為較符合高小用，高小歷史課本被視為符合中學堂用的現象，恐相當普遍。

Ⅱ .文明書局

光緒二十八年 (1902)，文明書局創於上海。創辦人如俞復、丁寶書等皆曾任無錫三等學公堂教員，對實際教學多有豐富的經驗，所以編寫出來的教科書相當符合學堂實際教學的需要。因此，文明書局甫創辦，其推出的《蒙學科學全書》系列教科書即廣受好評。在商務的《最新》教科書未推出前，文明書局的《蒙學》系列是當時最風行的初小教科書，《教科書發刊概況中》曾譽為：「在當時教科書中以該局最完備」。

《蒙學》教科書系列中的歷史課本，是由丁寶書所編寫的《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這是中國近代較早的一本歷史教科書，內容從上古時期開始，一直寫到光緒二十五年 (1899)『俄德英法的借地』為止。在本書的編輯大意中特別提及該書意圖「以促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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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良社會為主、以衛種族長國威為主」，期望透過學習歷史能達到「識古并合之由，以起近今喪亡之痛，長學識，雪國恥」的目的⁴⁶，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及時代色彩。

除了丁寶書的《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外，文明書局還編譯發行其他歷史科教科書，現將所有能見得的書目列表如〈表 3-4〉。以表列書目來看，清末文明書局所出版之歷史教科書中，翻譯書的比例較高。

表 3-4：清末文明書局編譯之歷史教科書時間書名

初小用書

秦瑞玠編《西洋歷史》兩本(該書譯名前後不一，後經學部批示為高小用)。

秦瑞玠編《東洋歷史》一冊。

光緒二十八年

高小用書

陳懋治編之《中國歷史》二冊。

秦瑞玠編之《西洋歷史》二冊。

吳啟祥譯之《萬國通史教科書》二冊。

光緒二十九年(1903) 竇士鏞《皇朝掌故讀本》二冊。

光緒三十年(1904) (日)桑原騭藏著，周同愈譯《中等東洋

史教科書》二冊。

光緒三十一年(1905) 吳葆誠編譯東西洋歷史教科書。

光緒三十四年(1908) 中學用書

章嵌編著《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三冊。

※ 資料來源：

〈教科書發刊概況〉，收錄於《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戊編。

《民國時期總書目─中小學教材篇》，附錄：〈清末中小學教材〉。

46 丁寶書《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編輯大意。轉引自王建軍著《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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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其他

除商務印書館與文明書局外，清末較重要的教科書出版商還有光緒三十二年 (1906)成立於上海的中國圖書公司。此公司是由席裕福組建，聘請張謇所組成。成立後所出各種教科書中，以趙鉦鐸編輯的《高小歷史課本》五冊最為出名。⁴⁷除此之外，中國圖書公司還於光緒三十四年 (1908)出版了沈恩膏編輯的《歷史教科書本國史》。

清末中國自編的學堂歷史教科書中，最富盛名的，除了夏曾佑的《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外，還有劉師培編著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和曾鯤化的《中國歷史》。現將後兩本書簡略介紹於下：

劉師培 (1884-1919)，江蘇儀征人，出身經學世家。早年受革命思想影響，傾向排滿復漢，後來轉趨保守。劉師培在《中國歷史教科書 • 凡例》中自言於治史實踐時有感於：

讀中國史書有二難，上古之史多荒渺，而記事互相歧；後世之史感浩繁，而記事多相襲。中國二十四史既不合於教科，

《通鑑》、《通典》、《通考》亦卷帙繁多，而近日所出各教科書，復簡略而不適於用。欲治中史，非編一繁簡適當之中國歷史莫由。⁴⁸

47 陸費逵《論中國教科書史》，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上冊，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年，頁 635。

48 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凡例》，收於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卷四，台北，

大新書局，196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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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有《中國歷史教科書》的寫作。但此書僅寫至西周末，共分成二冊⁴⁹，於光緒三十一年 (1905)至光緒三十二年 (1906)間由國學保存會出版。其中第一冊共三十六課，記載自太古以至商代的歷史，第二冊又分上、下冊，上冊為一至十九課，下冊為二十至三十六課，記載西周一代的歷史。依劉師培自述，第二冊三十六課為「供高等小學及中學校第二學期之用」⁵⁰

這本教科書最大的特點在於打破舊史偏重政治的傳統，轉而注重社會、生活、文化各層面的發展，如階級、宗法制度、倫理、宗教、文學、藝術、風俗，及禮制、官制、田制等種種制度。劉師培說：

中國史書之敘事詳於君臣而略於人民，詳於事跡而略於典制，詳於後代而略於古代，今所編各課，其用意則與舊史稍殊，其注意之處約有數端，試敘之如左：一、歷代政體之異同；二、種族分合之始末；三、制度改革之大綱；四、社會進化之階級；五、學術進退之大勢。⁵¹

可以看出，劉氏所著意的是人民之事、典制之敘，尤其注重從古代禮俗及典章制度中考察社會變化狀態，同時也重視民族分合與

49 一般皆註明為三冊，但在第三冊末旁有附註，說明第三冊實為第二冊(下)之誤。見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三冊末頁，收於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卷四，

台北，大新書局，1965 年。

50 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二冊序例》，收於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卷四，

台北，大新書局，196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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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思想史的探討。在第一冊共計三十六課中，論及禮俗及生活者共十一課 (包括倫理、宗教、文字、風俗、禮制、宮室、衣服、飲食 )，論及典章制度者共十一課 (包括政治、刑法、兵制、田制、官制、封建、階級制度、學校 )，兩者幾乎各佔三分之一的篇幅，由此可見劉氏對於禮俗、典制，與社會生活的強調。

此外，在解釋上古政治部份，劉師培特意強調君、臣、民間的權利、義務關係，並說明中國君主制度的起源。劉氏認為，上古的君主起源於人民的推戴：「蓋古代君權雖重，然君由民立之義，實為古人所盡知，故古代稱君主也，與國家團體無異。」⁵²，即使在君主制確立後，君權的大小仍不斷變化，因此，在論及政治時，也就特別著重君、臣、民之間權利與義務。不過，在民主、民本方面，劉師培於本書中發揮空間有限，他在這方面的言論主要見於《攘書》與《中國民約精義》二書。

劉師培的史學思想中，亦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反映在歷史教科書上，則是對民族起源與種族分合問題的重視。故本書一開頭，劉師培即論述了中國民族的來源，在課文中也專闢數課，以說明上古及西周時，漢與異族間的關係。然而，如同民主思想般，劉師培的民族主義觀念能於本書中闡述的空間有限，一般論及劉師培的民族思想，主要以《攘書》與《中國民族志》等論著為主。在《中國民族志》中，劉師培說明了漢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在《攘書•胡史篇》中，劉師培更首倡「宜仿西國紀

52 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一冊第十二課〈古代之政治(上)〉，收於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卷四，台北，大新書局，196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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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例，以黃帝降生為紀年」的黃帝紀年之說，並撰寫《黃帝紀年說》一文，試圖從民族、政體、文化三方面，說明自黃帝以後，中國歷史的發展歷程。此一學說在清末曾引起重視，連當時的民報亦採用此說。錢玄同即言：「故黃帝紀年者，實建國以前民黨正式應用之紀年，為民國開國史上之重要文獻。」⁵³

劉師培對古文獻史料的解釋雖多遵守古文經學之義，但劉氏自云編寫此書時：「於徵引中國典籍外，復參考西籍兼及宗教社會之書，庶人群進化之理可以稍明」⁵⁴。由其強調「社會進化之階級」，及書中諸多論點來看，劉氏的思想不但深受進化論的影響，其取材也由中國史料延伸至西方相關的歷史與社會科學著作。這種較為開闊的著史視野，在當時亦屬難得。

曾鯤化是湖南新化人，早年留學日本，並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先任孫中山秘書，後曾任交通總長。《中國歷史》是他留日期間參考東西洋及中國史籍所編成的歷史教科書。此書於光緒二十九年 (1903)由東新譯社編輯出版，署名為橫陽翼天氏。其內容：「首編四章，總論歷史之要質、地勢說、人種和歷代興亡盛衰。甲編太古記七章，乙編上古記十章，敘三皇五帝至春秋戰國時期政治沿革、文化、經濟及社會諸情況。作者聲稱：『今欲振發國民精神，則必先破壞有史以來之萬種腐敗範圍，別樹光華

53 轉引自方光華著《劉師培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 年，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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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美之新歷史旗幟，以為我國民族主義之先鋒』。該書體裁，受到當時東西方文明史的影響，，所謂『以國民精神為經，以社會狀態為緯，以關系最緊切之事實為系統』，內容廣涉各時代教育、

藝術、政治、外交、武備、地理、宗教、風俗、實業、財政、交通、美術等人類社會生活的各方面，目的在：「調查歷代國家全部運動進化之大勢，撮錄其原因結果之密切關係，以實國民發達史價值，而激發現代社會之國魂」⁵⁵。此書出版後，《浙江潮》第七期〈紹介新書〉專欄稱其：「體裁新辟，材料豐多，而又以民族主義為其宗旨，誠我國歷史界開創之大作，而普通學教科書中稀有之善本也。國民國民，不可不急讀」。⁵⁶

出版《中國歷史》一書的東新譯社，是由一群中國留學日本東京的青年知識份子所組成，他們出版教科書的目的在於宣揚愛國主義與革命思想：

本社同人痛國家之宰割，憤種族之犬羊，毅然創辦東新譯社，就我國之性質上習慣上編輯中學校各種教科書，熔鑄他人之材料，而發揮自己之理想，以激勵愛國精神，孕育種族主義，為堅定不拔之宗旨。⁵⁷

由此可知，帶有強烈革命色彩是曾鯤化《中國歷史》的一大特色。

55 曾鯤化《中國歷史》，轉引自胡逢祥、張文建著《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1991 年，頁 268。

56 胡逢祥、張文建著《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1991 年，頁 266。

57 曾鯤化《中國歷史》(上)，書後附頁〈東新譯社開辦之原因及其特質〉。轉引自《歷史教育學新論》，廣東教育出版社，1993 年，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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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末的官編教科書

清政府頒布新學制時，亦開始重視教科書的編寫工作。其所組織的教科書編寫機構主要有二：一是《欽定學堂章程》頒布時，

計劃成立「京師大學堂編書處」專職編輯中小學堂中，屬於中國學門的教科書。二是《奏定學堂章程》公布後，清廷成立學部，於其下設編譯圖書局主管教科書的編輯。以下即分別敘述這兩個編輯機構概要。

Ⅰ .京師大學堂編書處

光緒二十七年 (1901)，張百熙奏請辦理京師大學堂時，即主張由國家編訂教科書，作為學堂教學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