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丁守和
１９９１ 年初，河南人民出版社李铁屏先生同我联系，提出该社准备组织编 写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希望我能主持其事。在我的印象中，长期以 来，河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而又引人入胜的优秀著 作，成为我国较有影响的出版单位之一；同时这又是一个好题目，很有意义，
于是便答应下来。然而仔细想想，这是一个很复杂困难的大课题，使我不能 不认真考虑一些问题。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人们创造历史，而创造历史的各个人群、阶 级、国家或民族又各有其不同的意向，因而历史发展总是充满着矛盾、冲突 和斗争，而又互相影响、激荡和交融，循着螺旋式的路线演进的。
２０ 世纪，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翻天覆地、风云变幻的伟大时代。
其斗争之激烈、变化之迅猛，较之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都更为引人注目，令 人惊心动魄。
从世界范围看，在世纪之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发 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其特点是，对内加强统治，加紧压榨，
不断发生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社会矛盾加深，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对外加强侵略，增加资本输出，掠夺、瓜分或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 权，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和表面化。在 ３０ 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两 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极大的灾难。于是，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世界资本 主义链条的薄弱地方爆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一批国家的革命成功，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相对 立的社会主义阵营。随后，在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兴起民族解放运动，
并相继获得独立。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并未因此而崩溃，仍然是垂而不死，腐 而不朽，在经过一次次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沉重 打击之后，也在总结经验教训，并经过自身机制的调节，反而在许多资本主 义国家重新获得活力。虽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严重犯罪、贫富悬殊等等，
但经济毕竟得到稳定和较快的发展。尤其经过 ６０ 年代和 ８０ 年代两次技术革 命，愈加繁荣，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社会福利有所发展。而原苏联和东欧 等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试验，虽然也有发展，但由于思想脱离 实际、经济和政治体制僵化不变、破坏民主和法制、严重脱离人民等种种原 因，并未取得应有的成就，终于在 ８０ 和 ９０ 年代之交发生巨变，抛弃社会主 义旗帜。世界风云之变幻莫测，使一代代人瞠目结舌，预料所不及。
从中国情况看，变化之频繁、剧烈，更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和世 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刚跨入世纪之门，即发生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打进北 京的残暴战争，侵略者的铁蹄任意践踏我神圣国土，屠杀掠掳我人民，并迫 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沦于半殖民地的深渊。
许多爱国志士和革命分子奋起抗争，抛头颅，洒热血，终于发动辛亥革命，
推翻腐败的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然而 辛亥革命的胜利，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北洋军阀的 残暴统治及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使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五四时期 的先进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点燃了启蒙运动的火炬，马克思主义开
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方向。国共 合作形成革命新形势，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给多灾多难的中国带来一线光明；
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于 １９２７ 年发动政变，建立国民党统治的 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长达 ２２ 年的统治。民族危机、社会 危机日益加深，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强占我半壁山河，国家处于 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 人民展开了艰苦卓绝而又波澜壮阔的斗争，演出一幕幕威武壮观的活剧。敌 人的野蛮残暴，斗争的曲折复杂，革命者的悲壮英武，视死如归，真是感天 地泣鬼神。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终于推翻压在中国人 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结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恢复了惨遭破坏的国 民经济，使中国呈现一片新气象。按照毛泽东的理论，民主革命胜利后是建 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努力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待条件具备后再向社 会主义过渡。在建国前后，中共领导曾设想进行 １５—２０ 年新民主主义建设，
然后一步实行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国民经济恢复，尤其全国土地改革完 成后，为避免新的阶级分化，于是“ 趁热打铁” ，从 １９５３ 年开始实行社会主 义改造，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并批判了刘少奇等提出的颇为适合中国国情的
“ 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的观点。原计划三个五年计划即 １５ 年左右实现社会 主义改造，而实际上只经过不到 ４ 年的群众运动就超前完成了。建立起新型 社会主义制度，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业绩，而遗留的问题却很不少。在此后 ２０ 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强调“ 以阶级斗争为纲” ，接连出现“ 反右派”
严重扩大化、“ 大跃进” 、“ 反右倾” ，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不断的批判斗争 等重大失误，甚至发生“ 文化大革命” 这样长达 １０ 年之久的严重错误，致使 经济建设停滞不前，人民长期处于困境，未能解决温饱问题，中国与资本主 义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邓小平说过，是我们自己耽误了 ２０ 年。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本来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开辟了广阔的远景，
何以又出现 ２０ 多年的停滞状态呢？原因自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 观武断，好大喜功，理论脱离实际、脱离中国国情，破坏集体领导和民主集 中制等。依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 则有促进或阻碍作用。当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时，就会发生变革或革命，
改变这种生产关系，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以为只要不断革命，不断改 变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样会阻碍或破坏生产力发 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与马克思所说的 那种建立社会主义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完全不同的。在这种 情况下，理应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立稳定的基础。可是我们 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过粗带来的许多问题 尚未解决，就发动了“ 大跃进” 和“ 人民公社” 运动，推行公共食堂，吃大 锅饭，甚至要取消工资制度和按劳分配，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准备向共产主 义过渡，认为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试图用政治运动、群众运动、
大兵团作战发展生产，出现“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的宣传，造成瞎指 挥、高指标、共产风、“ 穷过渡” 等严重错误。继续坚持“ 以阶级斗争为纲” ，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提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理论，发 动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 ，大革文化的命，革革过命的人的命，造成“ 天
下大乱” ，却未能达到“ 天下大治” 。因而对政治、思想、教育、科技和文 化、文艺、道德等都造成严重破坏，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这不但违 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也违背了民主科学精神。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抛弃“ 以阶 级斗争为纲” 和“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理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认我国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要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发展民主政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邓小平就曾指出：“ 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展，贫穷不 是社会主义。我们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但要建设对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 会主义，首先必须建设能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虽说也在搞社会主 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 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 。同时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定“ 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坚持实行改革开放，改革政治体制和经 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大胆吸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有益经验，大量引进 外资和科技，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焕发青春活力。这都 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决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和完整无缺的，也必须根据实 际情况和实践经验不断革新、完善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继承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是一座丰 富的思想宝库。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根据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
它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随着时代的变 化和发展，必须不断地分析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吸收人类创造的新成果，
使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党的基本路线、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国两制等等，这是当 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成果，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方针。实践证明，
这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是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当苏联解体和东 欧变色，都离开社会主义轨道的时候，而我国却依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迈步 前进，为全世界所瞩目。
邓小平 １９９２ 年的南巡讲话，进一步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强调警惕 右，主要是防止“ 左” ，认为区别“ 姓社姓资” ，主要看能否加快发展生产 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求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胆子再 大些，步子再快些，要“ 换换脑筋” ，抓紧时机，把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推向 前进。正如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所指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精髓，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这两者是统一的，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 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 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但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停留 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上，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 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这是我们正 确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则。无疑，这对我们正确认识 ２０ 世纪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历史也有重要意义。
研究和编写 ２０ 世纪中国史纲，当然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思路 或不同途径和重点，提出不同问题进行论证和阐述。例如近现代部分可以着
重从救亡图存和社会变革进行研究，也可以着重从现代化或发展道路进行探 讨，或着重总结经验教训等，但都必须重视历史的客观发展。有人曾提出 １９ 世纪以来的中国发生社会动荡（往往以“ 革命” 的名义）的频率最高、最密 集，战争、革命一直不断，结果导致中国现代化的滞缓等。是否这样？当然 可以讨论，但总应该尊重历史事实。
事实上，从 １９ 世纪中叶列强侵入那时起，中国就面临如何回应，以适应 时代潮流发展的问题。林则徐首倡“ 开眼看世界” ，魏源提出“ 师夷制夷” ， 冯桂芬主张“ 采西法” ，“ 制洋器” ，到洋务派提出“ 借法富强” ，创办军 工和民用企业及新式学堂，试图从船炮工商科技等方面进行变革。这些并不 是什么“ 革命” ，也不是“ 激进主义”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人们认识到不 仅应发展船炮工商，还必须改变专制制度，乃兴起变法维新运动，主张君主 立宪，从上而下改变社会制度。这样一种温和的改良也遭到专制统治的镇压，
将一次现代化机会扼杀。接着八国联军入侵，签订《辛丑条约》，民族危机 更为严重，促使许多爱国分子走上反清革命道路，发动多次武装起义，推倒 清政府，建立民国，但仍未改变被压迫奴役的命运。列强侵略未已，北洋军 阀统治及军阀混战频仍，于是兴起新文化启蒙运动，宣传民主科学，唤起国 民觉醒，探讨新的出路。这样的历史发展是很清楚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严重破坏和社会危机，在西方国家引起很多人的 不满，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是“ 欧洲文明破产” 。这也使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 资本制度产生怀疑。如李大钊说：“ 此次欧战，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
欧人自己亦对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 由对国内假共和的不满，进 而产生这种怀疑，加上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因而倾向社会主义，兴起马克 思主义思潮，并成立共产党。东方文化派也受到西方国家动乱、危机的影响，
而提出用中国固有文化救治西方文明。他们也著书立说，但实际影响不大。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是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国民革命打 倒北洋军阀，而国民党统治时期仍然是内战不已，从“ 九一八事变” 以来民 族危机日益严重，以至进行了 ８ 年抗战，接着又进行 ３ 年多解放战争，争取 独立和解放。
这些都是历史事实。近现代史上革命、战争确实很多，但这决不是哪些 人或党派制造的，而是客观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各种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因此，我们只有循着历史的客观发展，对相互 作用的各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才能阐述清楚。离开历史发展，用主观设想 如何如何，那是不符合实际的。至于建国后我们在建设中出现的错误和曲折，
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才能得到正确认识和有益的教训，以便更好地 前进。
我们编写这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就是依据历史本身的发展，既有 救亡图存的论述，也有对发展道路和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以社会政治变革为 主，兼顾经济和文化等，并讲到国民党避居台湾后的情况，试图把错综复杂 的历史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至于是否能做到这点，那就很难说了，只能说 我们是力图这样做的。
我在接受这项工作后，便找陈文桂、唐宝林、鲁振祥、郭德宏等同志商 谈过几次，确定按 ２０ 世纪经历的四代不同性质的政权分为四编，由该四同志 分别撰写，并就提纲进行了讨论。为统一掌握要求，我又写了编写意见供参 考。提出：本书是史纲性质，既有重点，抓住主要问题，作深入论述，又要
概括性强，涵盖面广，包括尽量多的内容，主要事件和问题不要遗漏；既要 概括，又要有具体内容。本书是综合性著作，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文化各方面，又要联系国际形势，列强侵略动向等，都要交待清楚，要分析 错综复杂的关系。本书基本上是史的叙述，但也不完全按时间，尤其章下面 的小题有些要集中写；同时也要有分析论说，但又不宜多，点到为止。还要 求文字简练，又要生动具体。这些要求看来简单，而做起来是相当难的。
我在修改提纲时就感到，写作这样一部著作困难是很多的，而自己却不 量力，承担了这样的大题目，是有些后悔的。但已经答应下来，只有勉强为 之。原计划 １９９１ 年交稿，未能做到，直到 １９９２ 年上半年才陆续交来，有的 部分仍未完。我将交来的部分看过一遍，分别提了意见，并交谈过。到今年 上半年又相继交来，有的部分 ７ 月才交来。我因有他事，只是看了一遍，提 些意见，委托唐宝林同志仔细看看，并作修改和压缩，有的部分郭德宏同志 作了修改，最后我又看过，有些修改。所以拖到现在。
写作这部史纲，参加工作的同志是作了努力的，可谓数易其稿。但由于 我的水平所限，错误或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盼读者批评指正。
在出版学术著作很难的情况下，河南人民出版社提议出这样一部书，足 见其扶植学术，致力于基础文化建设的魄力，令人感动。李铁屏先生精心策 划，多次催促和提意见，我们深为感谢。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２０ 世纪即将过去，２１ 世纪即将到来。在这时，
我们回顾 ２０ 世纪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历史发展规律，展望 ２１ 世纪 的发展，将是十分有益的。回顾过去，放眼未来，我们更加充满信心，为我 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把我们祖国建设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和富强 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本书各编的撰稿者分别是：
第一编 陈文桂、黄春生、杨群、郭德宏 第二编 唐宝林
第三编 鲁振祥
第四编 戴鲁鸣、周承恩、席宣、郭德宏、李松林、李雅儒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一稿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二稿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第一编 祖国在危机中 引论近代中华民族的灾难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曾长 期处于世界各国的先列。汉、唐、宋、明等朝代的完备的封建社会制度，给 了周围国家重大的影响。先进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四大发明等科学技术，为 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璀璨的思想文化艺术，更是名家辈出，声 名远播。到明末，中国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正如《大国的兴衰》一书 所说：“ 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
更先进。”
但是，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中国渐渐地落伍了。当清王朝在中国 大地上确立封建专制统治，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英国却爆发资产阶 级革命，到 １８ 世纪又发生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随后，美国 开展独立战争，法国进行资产阶级大革命，一大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阶段。
到 １８ 世纪末叶和 １９ 世纪初年，西方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清王 朝却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 盛世” 之后，逐步衰落，东西方的 差距拉大了。
落后是要挨打的。西方列强为了发展资本主义，极力向外扩张，进行掠 夺，而落后的中国经不起西方列强的一击。于是，中国被迫签订了一个个不 平等条约，大片的领土被侵占和瓜分，大批的财富被掠夺，主权受到侵犯和 削弱，沦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一、列强对中国领土的大量侵占和瓜分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殖民者、冒险家，
从 １６ 世纪开始就陆续来到中国。明朝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 年）左右，葡萄牙 人强占澳门，作为他们的居留地。１７ 世纪初叶，荷兰人两次强占澎湖列岛，
并一度占领台湾。
英国崛起以后，很快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于 １８４０ 年悍然发动肮脏的 鸦片战争。从此，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大量侵占和瓜分。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将香港割让给英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 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夺取了中国黑 龙江北岸 ６０ 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 ４０ 多万平方公里，西北 ４４ 万多平 方公里的土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 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区” ①。“ 实际上从这次海盗 式的英中战争中取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 ②。恩格斯也指出：俄国在这次 战争中“ 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 区” ，“ 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 样长的河流” ①。
在这之后，俄国这个穷凶极恶的强盗，又派兵侵占伊犁九城，强迫清政
①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4 页。
②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同上书第 2 卷，第 41 页。
①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9、37 页。
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和边界议定书等，侵占了中国斋桑泊东南、霍尔果 斯河以西、伊塞克湖东南和阿塞克河源等 ７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萨雷 阔勒岭以西 ２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逼迫清政府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
（辽东半岛后被迫归还中国），并把福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 范围，强占或租借土地，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
１８９６ 年，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 章程》，夺取了在黑龙江、吉林境内修筑、经营东清铁路的特权；１８９７ 年，
又强占旅顺、大连，并于第二年强迫清政府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域租 与俄国。不久，又把长城以北包括整个东北、内外蒙古等地，划为它的势力 范围。紧接着，德国于 １８９７ 年强占胶州湾，并于第二年强迫清政府把胶州湾 租与德国，同时取得在山东修筑胶济铁路及在铁路沿线 ３０ 里内开矿的权力，
从而把山东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在这同时，法国强租广州湾，并得到从越南到昆明铁路的修筑权，逼迫 清政府答应不把云南、两广租与他国，从而把云南和两广的大部分地区划为 它的势力范围。
英国更不甘落后，接连向清政府索取了津镇（天津到镇江，后改为津浦 线）、广九、浦信（浦口至信阳）、苏杭甬以及从山西经河南到长江沿岸等 五条铁路的修筑权，强租威海卫和九龙半岛、香港附近各岛及大鹏、深圳两 湾。随后，又与俄国签订协议，把长江流域包括云、贵、川、湘、鄂、赣、
豫、皖、苏、浙 １０ 省，划为它的势力范围。
除以上国家外，意大利也要求割让浙江沿海的三门湾，并想派一支舰队 到中国海面。
美国虽然没有单独划分势力范围，但于 １８９９ 年提出“ 门户开放” 政策，
使它能够在各国的势力范围内“ 利益均沾” ，享受了与其它国家一样的特权。
从以上可以看出，短短 ６０ 年间，中国大片的国土被强占，许多海湾被“ 租 借” ，几乎全国都被划为各国的势力范围。中国被瓜分的危机，日益深重。
二、列强对中国经济的疯狂掠夺
西方列强掠夺中国经济的手段是多方面的。
首先，通过一系列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大量倾 销商品。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
同意英国商人的进出口关税由双方“ 议定” ；废除行商制度，英国商人在通 商口岸可与任何人自由贸易，并有在通商口岸租赁房屋和基地的权利。随后，
美、法两国通过《望厦条约》、《黄埔条约》，获得了同等权利。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又被迫增开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 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汕头、镇江、南京、九江、汉口为通商口岸，
外国货物一般只抽 ５％的进口税，入内地只抽 ２． ５％的子口税。俄国还获得在库 伦、张家口、喀什噶尔等地免税贸易的权利。
１８７６ 年，通过中英《烟台条约》，清政府又被迫开放宜昌、芜湖、温州、
北海为通商口岸，并减低外货税率。以后，英国又通过《藏印条约》和续约，
逼迫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进口货物 ５ 年不纳税的特权。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又被迫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
口岸，允许日本在各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销往内地时只按进口货纳税，
并允许在内地设栈寄存。
大量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协定关税原则的确立，为外国货物的倾销创造了 条件。从 １８７１—１８７３ 年，中国年平均出口 １１ 亿元，进口 １０． ６ 亿元，出超 ４０００ 万元；到 １８８１—１８８３ 年，中国年平均出口 １０． ８ 亿元，进口 １２． ６ 亿元，
入超 １． ８ 亿元；到 １８９１—１８９３ 年，中国年平均出口虽增至 １６． ７ 亿元，但进 口骤增至 ２１． ９ 亿元，入超达 ５． ２ 亿元①。又如煤油，美国于 １８７８ 年向中国输 入 １５７０ 万公升，到 １８９１—１８９３ 年，已增加到年平均输入 １７６００ 多万公升，
从此中国开始了使用所谓“ 洋油” 时代。其他如“ 洋漆” 、“ 洋钉” 、“ 洋 火” 等输入，也逐年递增。这些洋货大量输入，使得中国的白银源源外流，
加剧了中国财政的枯竭和群众生活的困难。
其次，勒索大量赔款。
巨额的赔款，都是通过不平等条约确定的。例如《南京条约》规定，中 国向英国赔偿鸦片费、军费 ２１００ 万元；《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法分 别赔偿白银 ８００ 万两；《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偿白银 ２ 亿两。后 来归还辽东半岛时，又勒索白银 ３０００ 万两。
除以上主要赔款外，各强国还巧立名目，千方百计地进行勒索。例如第 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在广州勒索赎城费 ６００ 万元，在宁波勒索犒军费 １２０ 万元，在江宁勒索犒军费 ３００ 万元，另外还勒索赔偿英人损伤费 ６６ 万多元。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分别勒索抚恤费白银 ５０ 万两和 ２０ 万两。１８７４ 年 日本派兵侵扰台湾，还向中国勒索赔款白银 ５０ 万两。
随着传教士的增多、教堂的建立和各地反洋教斗争，列强还从所谓“ 教 案” 中勒索了大量赔款。如 １８７０ 年“ 天津教案” 发生后，英国勒索赔偿费白 银 ４８． ７ 万多两；１８８６ 年“ 重庆教案” ，英、法、美三国勒索赔偿费白银 ２３． ５ 万多两；１８９１ 年“ 宜昌教案” ，英、法、美三国勒索白银 １７． ５ 万多两；１８９７ 年山东“ 巨野教案” ，德国勒索赔偿费白银 ２２． ５ 万多两。
在 １８４２ 年以后 ６０ 年间，仅中国对各强国的主要赔款，就约折合 １９５３００ 万银元，相当于 １９０１ 年清政府国库收入的 １６ 倍、全国工矿总资额的 ８２ 倍。
这样巨额的赔款，给中国人民增加了沉重负担，而给列强增加了巨大财富。
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赔偿的 ２３０００ 多万两白银，就相当于当时中国国 库收入的 ３ 倍。如按当时日本 １ 亿人口计算，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白银 ２． ３ 两。日本正是利用这一笔巨额赔款，加速了军事和工业的发展。后来它在中 国设立的许多工厂，也是利用这笔赔款创办或发展起来的。
其三，控制中国的海关。
在鸦片战争后，除粮赋和盐税两大项外，海关税收越来越成为清政府的 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这项收入很快为西方列强所把持。１８５３ 年上海小 刀会起义后，捣毁了清政府设在上海租界内的海关。由于列强的阻挠，这个 海关恢复困难。苏松太道兼上海海关监督吴健彰，第二年与英、美、法领事 签订协定，聘请外国人担任上海税务司。按照这个协定，由英法美各一人组 成上海的关税管理委员会，开创了中国海关由外国人管理的殖民地制度。几 年后，这一制度推广到全国，原任上海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被清政府任命 为总税务司。１８６３ 年，由英国人赫德继任，他担任这一职务 ４５ 年之久，一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64 页。
直到 １９０９ 年。
西方列强控制了中国的海关，便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的财政。中国 的对外赔款要从海关收入中扣交，外国的各种勒索和清政府向各国的借债，
一般要由关税收入支付。因此，外国人担任的总税务司，实际上起着监督中 国海关收入，以保证对外赔款、借债及各种勒索如期偿付的作用。
赫德及其任命的各个海关税务司，由于把持了中国的海关，不但控制了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清政府的一部分财政，还在很多事情上左右了清政府的 外交、军事、政治及人事。正如改良主义者陈炽在《庸书》中不指名地批评 所说：“ 海关厘税岁入三千万，仰其鼻息以为盈虚。引党类数百人，糜工资 二百万。渐而阴持朝议，显绾邦交，偶或侵之，颠蹶立至。… … 英君主授以 男爵，功在彼国，其事可知。” ①
其四，建立银行，高利借贷，控制中国的金融。
西方列强在中国设立银行，不平等条约上并没有规定，因此并没有条约 根据，完全是它们凭借在中国的特权设立的。这些银行主要有英国汇丰银行，
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美国花旗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德国德华银行等。
这些银行设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向中国发放高利贷款，操纵中国金 融。如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到 ９０ 年代上半期，汇丰银行先后对清政府贷款 ２９００ 万库平两，占 １８９４ 年以前清政府全部外债 ４６００ 万库平两的一半以上，
其中百万两以上的大宗借款，即多达 １４ 起。甲午战争后，各国银行为了从经 济上控制中国，争相向中国发放贷款。在《马关条约》订立后的四年间，清 政府为交付赔款七次向外借债，其中数额最大的有：１８９５ 年的俄法借款，１８９６ 年的英德借款和 １８９８ 年的英德续借款，每次债款额都是白银 １ 亿两。
外国银行从这些对华贷款中，获取了高额利润。如俄法借款到 １９３４ 年还 清时，银行所得利息超过所付本金 １３０． ２％；英德借款到 １９３４ 年还清时，银 行所得利息超过所付本金 １５２． ７％；英德续借款到 １９３４ 年止，所得利息已超 过所付本金 １６４． ８％①。仅这三笔借款，就使对日 ２． ３ 亿两的赔款，一下子变 成了对俄、法、英、德的 ７． ５ 亿两的外债。这样，西方列强就通过开设银行 和借款，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其五，在中国开设工厂，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
从 １９ 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外国资本就开始在中国设立工厂。开始主要是 船厂，后来逐渐扩展到各个领域。据历年《海关贸易报告册》统计，在 ７０ 年代上半期，外资在华企业有 ３４０ 余家，洋商 ３０００ 多人；到 ９０ 年代上半期，
外资企业已增至五百数十家，外商增至九千数百人。在甲午战后的 ５ 年间，
各国在中国建立的企业达 ９３３ 个。这些工厂，掠夺了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和原料。
列强在中国设立的这些企业，垄断了很多行业，如进出口贸易、航运和 某些制造业等，压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例如航运业，美国 １８６２ 年在上 海设立的旗昌轮船公司，很快垄断了长江上的航运。英国的太古公司、怡和 公司后来居上，成了垄断中国沿海和内地航运业的主要力量。在这些公司的 垄断下，中国的民族航运业始终没有得到发展。
其六，疯狂地进行抢劫和掠夺。
① 陈炽：《庸书外编・税司》卷上，第 14 页。
① 徐义生：《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的外债》，《经济研究》1957 年第 4 期。
直接进行抢劫和掠夺，也是各国侵略者搜刮中国财富的一个重要方面。
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就在厦门掠夺官库 ２ 万元，还变卖其它财物；
在舟山变卖财物 ３． ５ 万多元；在镇海变卖财物 ６． ５ 万多元；在宁波掠夺官库 银元、铜元共值 ２８ 万银元，变卖财物近 １． ６ 万元；在镇江掠夺官库 ７ 万元，
只此 ５ 处就抢走 ６３ 万多银元。
１８６０ 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北京以后，更是大肆烧杀抢掠，仅在圆明 园抢走的财富就不计其数，其中一个法国团指挥官抢走的珍宝，值 ８０ 万法郎 以上。法军统帅葛罗供认：他手下参与掠夺的士兵，每人“ 口袋里都有 ２ 万、
３ 万、４ 万，甚至 １００ 万法郎” 。后来他们在天津拍卖的一部分贵重物品，高 达 ３０００ 万法郎以上。英国陆军军官赫里斯抢到的珍宝，装满 ７ 大筐。英军头 目戈登供认：他们离开圆明园时，军中每个人都获得 ４５ 磅以上的掠夺品。英 军运载掠夺物品的车队，足有两法里（法国里程）长。对于拿不走或来不及 拿走的贵重物品，他们竟全部毁坏。据在场的英军书记官斯文侯回忆说：“ 法 人手持木棒，遇珍贵可携者则攫而争夺，遇珍贵不可携的如铜器、瓷器、楠 木等物，则以棒击毁，必至粉碎而后快。” 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这些强 盗在大肆抢劫和破坏之后，竟放火焚毁了这座人类艺术的宝库——“ 万园之 园” 。当时一个参加焚园的侵略分子记载说：大火点起之后，“ 所有庙宇、
宫殿、古远建筑” 及其中收藏的“ 历代富有皇家风味和精华的物品，都付之 一炬了。以往数百年为人们所爱慕的崇物杰作，不复能触到人类眼帘了” 。 随着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他们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和科学技术。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落后的封建经济的瓦 解，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中国历史 前进的作用。但是，它们对中国的疯狂压榨和掠夺，也使中国的财政经济更 加困难，压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并加重 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使大批群众破产失业，流离失所，生活更加穷困。
各国列强勒索的大量赔款等，清政府都把它们转嫁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头上。早在鸦片战争后，马克思就在《中国的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
“ 中国在 １８４０ 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 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 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 新税捐。” ①
这种情况，随着列强经济侵略的加深，越来越严重和突出。例如山西省 从 １８９６ 年开征烟酒税，到 １９００ 年，全省人民每年负担的这两项捐税达 ２０ 余万两。四川巴县新增加的苛捐杂税即所谓“ 新捐输” ，每年 １． ９ 万两至 ３． ３ 万两，加上“ 常捐输” 岁银 １． ５ 万两至 １． ７ 万两，“ 较正供几近十倍” 。山 东巨野县的赋税，到 １９００ 年间便增加两倍。因此，清政府实际上变成了外国 列强的税吏；而中国人民则成了供养列强的纳税人。
外国货物向中国的大量倾销，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成批设立，还使无数的 中国人失去了传统的谋生之道，许多行业纷纷破产。例如外国轮船公司对航 运的垄断，就使许多船夫和与此有关的人失业。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在光绪元 年（１８７５ 年）就说：外国“ 轮船入中国，而上海之沙船、宁波之钓船、广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 页。
之红单船全失其利。侵寻而及内江，自汉口以下，各船废业者逾半。” ②又如 大量洋货的输入，使中国的传统手工纺织业等逐渐减少，甚至废弃。正如郑 观应所说：“ 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
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 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
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 成功亦难。华工生计，皆为所夺矣。” ③
在这种情况下，一遇灾荒，广大人民群众更是无法生活下去。在甲午战 争后的几年间，许多省份发生严重的水旱灾，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如 １８９６ 年湖北发生大水灾后，张之洞在电奏中说：灾民“ 饥寒交迫，… … 多食草根、
树皮、观音土，惨不忍睹，以至饿殍枕藉” ①。１８９７—１８９８ 年江苏北部发生 大水灾后，“ 饥民数十万，灾区数十县，颠沛流离，死亡枕藉” ，“ 沿途售 儿女者纷纷” ②。
从以上可以看出，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掠夺，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么 深重的灾难。
三、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
除了侵占和瓜分中国的领土，掠夺中国的经济，帝国主义列强还一步步 侵犯中国的主权，使中国逐渐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地位。
首先，剥夺了中国关税自主和依据自己的法律审判外国人的权利，而且 享有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按照国际公法，各国的关税完全由各国自己决定；对于违犯法令的外国 人，各国政府完全有权依据本国法律进行处理；至于给各国的待遇，亦由各 国自己决定。但《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的进出口关税由双方“ 议定” ； 英国商人在通商口岸犯罪也不能由中国人处理，须交给英国人处理；以后中 国若“ 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 。这样，就使英国享有了所 谓关税互议、领事裁判权及片面最惠国待遇。所谓关税互议，实际上是由英 国人自己决定。
这些特权，在 １８４４ 年的《望厦条约》中进一步作了明确的规定，从而使 中国完全丧失了自主决定关税、审判外国人及给别国什么待遇的权利，而且 这些规定从此都成了惯例，成了任何一个强国到中国后都可以享受的特权。
其次，外国船只包括军舰可以在中国沿海以至内河自由航行，外国人可 以在中国各地自由活动。
按照国际公法，外国船只到一个国家的沿海特别是内河航行，要经过该 国的批准；外国人到一个国家活动，也要经过该国的允许。可是《南京条约》
后的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每一通商口岸准许英国停泊一艘“ 官船” ，从而 开创了外国船只包括军舰可以自由进入中国领海以至内河的先例。１８４４ 年的 中法《黄埔条约》则规定：法国人可以在中国各地自由传教，中国政府必须 加以保护，从而又开创了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各地自由活动的先例。
这些特权，在后来的不平等条约中又进一步扩大。如《北京条约》规定：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 1 册，第 138 页。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纺织》第 7 卷，第 20 页。
① 《张文襄公全集》第 79 卷，第 8 页。
② 《湘报》第 7 号，第 28 页。
外国船只包括军舰可在各通商口岸及长江一带自由往来，外国人可在内地自 由游历、通商和传教。《马关条约》则规定：日本人可以在各通商口岸自由 设厂，并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这样，中国对领海及内河航行、限制 外国人随意活动的主权完全丧失了。
其三，在各大城市设立租界，使它成为“ 国中之国” 。
租界是在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重要特征。最早设立 租界的是英国。１８４３ 年，英国领事巴富尔到上海，经道台同意租了城外黄浦 江边的 １３０ 亩荒地，设立了英国领事馆。１８４５ 年，英领事与上海道台订立《上 海租地章程》，使租界成为一种永租制，成为独立于中国法权之外的独立王 国，并承认了英国在这个王国中的最高权利。１８４６ 年，英租界扩大到 １０８０ 亩，后来又扩展到 ２８００ 多亩。１８４８ 年，美国在上海设立租界，后扩展到近 ８０００ 亩。１８４９ 年，法国也在上海设立租界，后扩展到 １２００ 多亩，最后竟扩 展到 ２ 万多亩。１８６３ 年，英、美租界合并成“ 公共租界” ，扩展到 ８ 万亩以 上。第二年，公共租界内出现一个被称为工部局的机关，设立各种机构管理 警务、税务、财务、学务等等，还设有法院，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市政府。这 个政府不受中国人的管辖，完全维护外国人的利益。１８６９ 年成立的“ 会审公 廨” ，就是专门袒护外国人的审判机关。上海领事团曾明确指示：“ 凡与外 国个人、外人团体或外国商人有关的案件，判决都必须与外国人有利。” 美 国驻华公使列卫廉承认：他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杀死了中国人的外国人被租界 法庭判过刑。
后来，这种租界陆续在中国的其它大城市设立。在中国设有租界的有 １６ 个国家，其中以英、俄、日三国所占的最多。仅在甲午战争以后的数年间，
日本就在天津、重庆、杭州、苏州、沙市、汉口、厦门、福州、沈阳、营口、
安东设立了 １１ 处租界。
外国列强在中国设立的租界，实质上是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战略据点，向 中国当地政府发号施令的基地，进行走私鸦片、拐卖人口等罪恶活动的渊薮，
各国冒险家的乐园。走私鸦片利润高、赚钱多，各国商人和冒险家竞相从事。
特别是上海的法租界，一度成为走私鸦片的黑窝。法租界当局开始每月可从 烟土中征收 １２ 万元的特别税，后增加到 １８ 万元。贩卖人口，也是在租界内 经常进行的无耻活动。有报道说，当时外国“ 水手每于傍晚时登岸掠人” ， 遇到少数中国人即用“ 布囊连头一罩，即肩荷而去” ，有时人口贩子还窜到 附近城市乡村捉人，或用诱骗方式拐卖。
其四，践踏中国人的人权，任意欺凌、奸淫、贩卖、残害、屠杀中国人 民。各国列强侵入中国以后，把中国人视为“ 东亚病夫” ，骑在中国人民头 上，甚至视中国人连猪狗都不如。如上海法租界公园章程第一条规定“ 不许 中国人入内” ，而第二条规定“ 有人牵着或戴着口罩的狗可以入园” 。１８８５ 年，工部局花园管理委员会竟在公园门口，公开树起“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的牌子。列强还利用各种手段贩卖中国的人口。在《北京条约》中，就强迫清政 府写上了准许外国人招收中国人到外国的规定。特别在沿海各省，勾结当地 的地痞流氓，成立专门的贩运机构，以拐、骗、绑架等各种手段，大批地把 中国人当作“ 猪仔” 贩运到国外当奴隶。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仅从香港运出的 华工就达 ５０ 万人以上。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在世界各地的华工达到 ２２００ 万
人。在运送这些“ 猪仔” 的密不透风的大船即“ 活动地狱” 里，很少给饭吃 和给水喝，“ 猪仔” 们“ 日则并肩叠膝而坐，夜则交股架足而眠” ，运达目 的地后有的死亡率竟高达 ４５％。他们被送到国外后，都是“ 做一生奴，永无 脱身之日” 。
不仅如此，各国侵略者还与清政府一起，残酷地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 争，血腥地屠杀中国人民。１８５３—１８５５ 年上海小刀会的起义，就是西方列强 协助清政府一起镇压的。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美国流氓华尔和法国军官 勒伯勒东分别组织了“ 常胜军” 和“ 常捷军” 。据英国人呤唎写的《太平天 国革命亲历记》所作的统计，仅在江浙部分地区，外国人和清军就屠杀了近 ４０ 万人，死于饥荒者达 ２５０ 万人以上。仅外国军队单独对太平天国规模较大 的屠杀就有：１８６１ 年 １２ 月华尔洋枪队在松江打死太平军 ２０００ 多人；１８６２ 年 ３ 月 １ 日英法联军在闵行打死太平军 １３００ 多人，５ 月 ２０ 日又在柘林镇打 死太平军 ３０００ 人。太平天国领导人洪仁玕在谈到失败的原因时，就曾说：“ 如 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 。以后，在外国侵略军占领的地方，
这种大屠杀更是到处发生，如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占领旅顺后进行了 ４ 天大屠杀，仅剩下最后用来掩埋尸体的 ３６ 人。
四、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在疯狂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各国列强还加紧了对中国的文化侵 略。
首先是广泛传播西方宗教，企图假“ 上帝” 之名征服中国人心。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基督教的三个主要教派，即天主教、新教（在中国 称“ 基督教” ）、东正教，都派来了不少传教士，在各地建立教堂，吸收教 徒，开展传教活动。
在这些传教士中，有些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善的，做了一些有利于东西方 文化交流的好事。但总的来说是作为西方列强的侵略工具被派来的。他们传 教的直接目的，是征服中国的人心，麻痹中国人的斗志，为其扩张和侵略服 务。德籍英国传教士郭士立曾说：“ 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 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 为此他 们极力宣传基督教的教义，特别是“ 博爱” 思想，说“ 爱” 是永恒的，人不 仅要“ 爱” 自己人，还应该“ 爱” 自己的敌人。为了让中国人接受这些思想，
他们援引中国的儒学经典，传播一些科学技术，以作为掩护。德国传教士花 之安在《自西徂东》一书中，就援引孔夫子“ 仁” 的思想说：“ 仁则无爱不 爱，善我者固爱之，恶我者亦怜而爱之” ，要以仁德化人，“ 欲人无报仇之 心，不记仇敌之犯我” 。在西方列强大肆侵略中国的时候，宣传这种超阶级 的“ 爱” 、对敌人的“ 爱” ，只能起到为侵略者服务的作用。
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有的传教士还办了一些“ 慈善” 事业，如医院、
育婴堂、孤儿院等等。这些“ 慈善” 事业有些起了好的作用，但有的只是以
“ 慈善” 为名，虐待病人和儿童，甚至拿他们像老鼠、兔子一样作为试验品，
干了许多令人发指的坏事。北京西什库“ 仁慈堂” ，就是一个虐待、残害儿 童的机构，它收养的大部分儿童都没有能活着出来。
有些传教士名为传教，实际上是西方列强的间谍。德籍英国传教士郭士 立，就是一个典型。从 １８３１—１８３８ 年，他到中国沿海进行了 １０ 次间谍活动，
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１８３２ 年，他甚至潜入上海吴淞炮台，详细了解炮台的 结构、武器性能、守军素质等等，从而得出中国军队“ 不堪一击” 的结论。
他的同伙胡夏米据此直接上书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提出侵略中国的具体建 议。当英军攻占宁波、舟山后，郭士立还担任舟山民政官，直接指挥英军镇 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在《南京条约》签订的过程中，他还为英国尽力敲诈勒 索。这样的“ 传教士” ，完全是赤裸裸的刽子手。１８９７ 年德国强占胶州湾，
也是它派到山东的传教士安治泰的主意。德皇曾满意地说：“ 在华的天主教 会，无时不受到我的支持。天主教士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时常做我的宾客，
他以中国各项的重要事情报告我。”
其次是推行奴化教育。
在西方传教士所办的“ 事业” 中，学校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他们十分看 重教育的作用。早在 １８３６ 年，他们就在广州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鸦片贩子 颠地被推举为会长。该会通讯秘书、美国传教士裨治文说：“ 教育肯定可以 在道德、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内任何海陆军力量、最繁荣的商 业刺激以及任何其它一切手段的联合行动，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各国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在各地创办教会学校。１８７７ 和 １８９０ 年，他们在上海举办了两次全国性会议，强调学校教育要为传教事业服 务，培养对他们有用的人才。美国传教士狄考文认为：“ 一个受高等教育的 人是一支燃着的烛，别的人就要跟着他们的光走” 。从此之后，教会学校更 快地在各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专科、大学的完整的 教育系统。
在教学过程中，这些学校通过各种活动灌输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 式，传播奴化思想。他们十分重视英语的作用，认为用英语教学可以排除学 生排外的成见，增进东西方人的情感等等。与此同时，极力削弱甚至取消中 国文化方面的课程，磨灭学生的民族意识。有的教师，甚至公开教学生不要 爱国。广西梧州建道学院的美国教师便在课堂上说：“ 我不爱中国，所以不 许你们同其它中国学生往来，共同救国。我要你们服从我，同我一样来爱我 们的美国。” 上海一所大学的美国教师也说：“ 你们已入教会学校读书，应 该断绝一切国家的观念，爱国二字断无存在的余地。” 这些教会学校虽然在 传播文化知识方面起了好的作用，但也向学生灌输了不少奴化思想。
另外，他们还出版各种报刊，宣传“ 种族优劣论” 、“ 侵略有理论” 等，
为其侵略中国制造理论根据。硬说白色人种最优秀，而把包括中国人在内的 有色人种视为劣等民族，认为有色人种理应由白色人种统治。美国传教士林 乐知在《万国公报》发表的《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中，公然说什么印度由于 变成英国的殖民地，才使“ 弱者转为强，贫者转为富，愚者转为明” ，出现
“ 太平盛世” 。中国要想富强，就应走印度的道路，接受英国人的统治。具 体办法是先在东南部选两个省租给英国治理，然后再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全 国，这样用不了 ５０ 年就可成为富强发达之国。这是多么赤裸裸地“ 侵略有理 论” ！五、清朝封建统治者逐步变成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为了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清朝封建统治者开始还是想尽力抵 制外国侵略的。在鸦片战争前，道光皇帝曾派林则徐到广州禁烟。在战争过 程中，也指示各地进行抵抗。但是，由于阶级本质所决定，他们不敢依靠和 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而本身又已腐败不堪，因而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
很快就妥协了，不得不被迫签订一个个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后来，西方 列强来打中国，清朝封建统治者又是这一套，始而想抵抗，很快又妥协，于
是再签订一个个更加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例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 丰一会提出要“ 决战” ，一会又说“ 断不可轻于一试” ，要“ 反复开导” ， 以“ 暂时羁縻” 。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以后，咸丰立即委曲求全，说列强“ 业 已入城，一经驳斥，必致决裂，只可委曲将就，以期保全大局” ①。最高统治 者的这种妥协态度，更加涣散了民心和士兵的斗志。焦裕瀛在奏报中就指出：
“ 抚议一起，人心懈怠，不但兵无斗志，亦复民无固心” ②。正是由于封建统 治者的妥协退让，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妥协退让的过程中，清朝封建统治者看到西方列强的入侵虽不利于自 己的统治，但也不想把它的统治推翻，相反可以利用、依靠西方列强的力量，
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他们又转而投靠西方列强，
主动与西方列强相勾结。１８６１ 年，慈禧发动政变时，加给载垣、端华、肃顺 等人的罪名，就是“ 不能尽心和议，… … 以致失信于各国” ③。当时，奕䜣还 提出要“ 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 ④。在此前后，各地地主 阶级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也起而组织“ 湘军” 、“ 淮军” ，坚决向 农民起义军进攻，并与西方列强联合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从此，清朝封建 统治者逐渐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但是，地主阶级的开明派却坚决主张抵抗西方侵略。在鸦片战争期间，
林则徐、魏源等就既不同于妥协派，也不同于昏聩而又妄自尊大的顽固派，
一方面坚主抵抗侵略，一方面又睁开眼睛看世界，承认西方技术和武器比中 国先进，因而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 及某些变法改革的进步主张。
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 中，也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技术落后，要适应“ 古今中外大变局” 的形势，
需要进行经济、军事的变革，于是提出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兴办军工和民用 企业以“ 自强” 的主张，搞起了洋务运动。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民办的民 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开始建立发展起来。由于封建统治者和西方列强联合镇 压了各地的农民起义，洋务派的活动又给封建统治注入了新的力量，因而封 建统治者不仅渡过了内外交困的危机，而且出现了所谓“ 同治中兴” 的局面。
洋务运动虽然在传播新的科学技术，促使资本主义发展方面起过开拓作 用，但由于它并不改变而是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因而注定是要失败的。中 日甲午一战，新崛起的小国日本，一举摧毁了李鸿章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海 军和陆军，就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不从根本上改变 封建制度，只靠兴办一些新式工业和采用一点新式武器装备，要达到独立和 富强是不可能的。
在中法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充分暴露了清朝统治的 腐朽和腐败，因而就更加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即使中法战争中本来中国打 了胜仗，却仍然要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割 地赔款，更是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枷锁。两亿数千万银两的赔款，全都 转嫁到中国人民身上，于是加赋、加税、加捐，各种苛捐杂税一下子增加到 数十种之多；而贪官污吏又诛求不已，借机中饱私囊，就愈加重了劳动人民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66 卷 14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60 卷 25 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2 卷 9 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79 卷 17 页。
的负担，再加上水旱灾荒，人民难于生活下去，出现卖儿卖女、饥荒遍野的 惨状。康有为、梁启超号召救亡图存，发动变法维新运动，遭到残暴镇压，
谭嗣同等被杀害，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拒绝任何改革。列强的贪欲有增无已，
在中国任意划分势力范围，掠夺中国的矿藏，争夺在中国的开矿和筑路权。
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分子、冒险分子也到处进行敲诈勒索，或鼓动教民 闹事，欺压百姓。清政府对广大人民的痛苦悲惨生活毫不顾惜，而对人民稍 有不满或反抗，则立即施行残暴镇压。在教会、教士或所谓教民与中国民众 的纠纷中，清政府毫无例外地偏袒洋教洋人乃至所谓教民，而迫害百姓，更 增加了他们的横行。列强侵略不已，清政府的压榨和腐败不已，人民无法生 活下去，自发的反抗斗争不已。整个中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六、人民的英勇反抗与资产阶级的维新
从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清朝统治者逐步变为他们的统治工具之日起，中 国人民就一面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面反抗清朝的封建统治，开始了两方 面的英勇斗争。
在鸦片战争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爱国将士，就不顾武器的落后，奋起 迎敌。在爱国将士中，有保卫虎门、定海、镇海、吴淞等地，英勇献身的水 师提督关天培，副将陈连升，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两江总督裕谦
（蒙古族），江南提督陈化成，以及汉、满、蒙、藏、羌、彝、土家等各民 族的英勇士兵。对于镇江守军的英勇抵抗，恩格斯高度赞扬说：“ 驻防旗兵 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 １５００ 人，
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 … 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
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①除此之外，英国侵略者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
台湾等地，也遭到了广大群众的反抗。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斗争，是其中最突 出的代表。他们“ 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 ， 致使英军伤亡甚众，“ 乞命之声震山谷” ②。这些爱国官兵和人民群众的英勇 斗争，为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斗争，写下了光辉的第一章。
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为了付清赔款，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于是，
人民群众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１８５１ 年，洪秀全、冯云山、杨秀 清等发动金田起义，建立太平天国，并于 １８５３ 年占领南京。在 １４ 年的斗争 中，太平天国涌现出了林凤祥、陈玉成、李秀成等一大批杰出的将领，给了 清王朝及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他们与外国侵略者组成的“ 常胜军” 、
“ 常捷军” 的生死搏斗，体现了中国人民勇于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精神。太 平天国在定都南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明确提出了“ 有田同耕，有 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 的口号，充分反 映了广大农民的理想，表达了广大农民推翻封建统治的决心。这次农民起义，
把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的斗争推到了最高峰。
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后，各族人民也纷纷起义，反抗清王朝的残暴统治。
在淮河流域，发生了张洛行等领导的捻军起义；在上海，发生了刘丽川领导 的小刀会起义；在广西，发生了吴凌云等领导的天地会起义，朱洪英、胡有 录领导的“ 升平天国” 起义；在广东，有陈开、李文茂领导的“ 大成国” 起 义；在福建，有黄得美领导的“ 双刀会” 起义，林俊领导的“ 红钱会” 起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189—190 页。
② 《夷氛闻记》，《鸦片战争》第 6 册，第 43 页。
在贵州，有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在云南，有杜文秀领导的大理回民起义，
李义学领导的哀牢山彝民起义，蓝大顺、李永和领导的昭通各族人民起义；
在山东，有白莲教起义，宋景诗领导的“ 黑旗军” 起义；在西北，有陕甘回 民起义… … 这些起义此伏彼起，遍及各地，与太平天国起义相呼应，形成了 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反封建斗争的高潮。
但是，太平天国和各族人民的起义，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都先后 失败了。这说明，仅靠农民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任务 的。
在此之后，随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加深，中国人民在坚持反封建斗争 的同时，又把斗争的矛头同时指向外国侵略者，在各地发生了接连不断的“ 反 洋教” 斗争，如“ 天津教案” 、“ 重庆教案” 、“ 宜昌教案” 、“ 巨野教案” ， 以及四川大足起义、安徽芜湖起义、热河朝阳起义等等。在反侵略斗争中，
广大爱国将士也继续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在中法战争中，老将冯子材奋勇破 敌，黑旗军领袖刘永福援越抗法，取得著名的镇南关大捷。在中日甲午战争 中，邓世昌等爱国将士壮烈献身；为保卫台湾，徐骧等领导的义军浴血奋战，
也大部牺牲。
在广大人民坚持英勇斗争的同时，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早期的改良主 义者，则顺应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逐步提出了实行变法的改良主张，
企图通过政治的革新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达到“ 救国自强” 。中国第 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１８７５ 年就提出不仅要学习西洋的轮船枪炮，还应学习 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他说：“ 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
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 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①第二年他出使英法，
认真研究它们的政治经济社会，进一步宣传这种主张，有的人竟骂他是“ 汉 奸” ，“ 有二心于英国” 。在他之后，宋育仁、郑观应、王韬、薛福成、马 建忠等人，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改良主义思想。宋育仁批评洋务派说：“ 不师 其法，惟仿其器，竭天下之心思财力以从事海防洋务，未收富强之效，徒使 国兴聚敛，而官私中饱，此不揣本而齐末，故欲益而反损” ②，主张从制度上 进行改革。１８９３ 年，陈炽在《庸书》中提出了从中央到地方都应实行议院制 度的主张。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面对全国被瓜分的危险，康有为提出了更为明确而 激烈的变法主张。在上皇帝第三书中，他尖锐地指出：“ 民心既解，散勇无 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而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 ，“ 若非大 讲变法，是坐待自毙也” ③。１８９８ 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康有为发动变 法维新运动，宣传进化论和民权思想，在经济、政治、文教、军事等方面提 出了一系列改革的主张，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民族工商业，以使国家 独立富强。但是，戊戌变法只进行了一百天就失败了，“ 我自横刀向天笑”
的谭嗣同等“ 六君子” ，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说明，不根本推翻封建 统治制度，想通过改良的道路以实现救国自强，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
正因为改良的道路走不通，孙中山于 １８９４ 年成立兴中会，提出了“ 驱除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 1 册，第 138 页。
② 《时务论》，第 1 页。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资料》第 2 册，第 166—174 页。
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的纲领，并于 １８９５ 年准备发动广州起义。
这次起义虽因事泄而失败，但革命力量正方兴未艾。它代表了新兴的阶级力 量和新的正确方向，预示着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正在到来。
与此同时，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建立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 展，工人阶级也开始形成并逐步发展起来。它虽然一时还不能成为一支独立 的政治力量，但它的出现，已显露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丝新的曙光。
灾难深重的中国，正是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瓜分的危险迫在 眉睫；清朝统治者更加腐朽，完全变成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广大农民 始终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斗争风暴，但又找不到正确的 斗争方向；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已经失败，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在 兴起，工人阶级已经出现的情况下，艰难地步入了 ２０ 世纪。
１９ 世纪中国的所有灾难、矛盾和斗争，都被带进了 ２０ 世纪。这预示着 ２０ 世纪的中国，斗争将更加波澜壮阔，变化将更加迅速和巨大，一个翻天覆 地的时代正在到来。
第一章 清政府的朽败
一、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
当 １９ 世纪历史的帷幕即将落下、２０ 世纪历史的纪元就要揭开的时候，
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上，爆发了一场以旧式农民群众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声势 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尽管它发生于 １９ 世纪最后几年，但却 对 ２０ 世纪中国历史的行程，产生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义和团运动是在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强、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形势下 爆发的。它是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维护国家主权而进行的一场反对 外国侵略的斗争，也是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就开始的反教会斗争的总汇合。
义和团运动首先发生在山东，这决非偶然。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 败，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争夺侵略权利的斗争，进而掀起了瓜分中国 的狂潮。这个瓜分狂潮首先就是由德国在山东掀起的。１８９７ 年 １１ 月，德国 利用两名传教士在曹州巨野被杀一事，派兵在胶州登陆，并于次年 ３ 月强迫 清政府订立《胶澳租界条约》，强占胶州湾，将山东变成其势力范围，攫取 了在山东境内修筑铁路、开采矿产等特权。英国则起而效尤，强占了威海卫。
山东面临着殖民地化的严重威胁。帝国主义分子在修路和勘矿中，大量侵占 农田，破坏水路，拆毁房屋，造成数以万计居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因而 激起人民群众广泛的不满和愤怒。这种不满和愤怒，在朴素的农民群众的心 目中，便被简化为对“ 洋人” 的仇恨，而当时充当帝国主义侵华急先锋的教 会和传教士，首先成为攻击的目标。
就山东而言，到 １９ 世纪末，全省 １０８ 州县中，共有教堂 １３００ 多处，教 士 １５０ 多人，教民 ８ 万人，有教会活动的州县达 ７２ 个。这些教会和传教士并 非都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有的是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甚至出于人道主义办 医院，建学校，但确也有些教会和传教士为非作歹，纵容教民，欺压百姓。
但是，当时的中国农民和市民没有科学的理论政策指导，对此不可能区别对 待，一概将他们作为“ 罪恶的洋人” 予以打击，带有排外主义的色彩。１８９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的山东冠县梨园屯有些教民依仗教会势力和官府的庇护，企图 强行拆除该村玉皇庙以改建教堂，于是引发了一场当地人民反教会的斗争。
这一斗争在赵三多、阎书勤领导下，联合周围 １８ 村乡民，第一次公开采用义 和拳名义，并打出“ 扶清灭洋” 的旗帜，“ 啸聚千人，蔓延十余县，声威大 振” ，首先焚毁境内天主教教堂，从而揭开义和团运动的序幕。第二年 ９ 月，
由朱红灯领导的平原人民反教会斗争，同样也是由于当时恶霸教民欺压村民 而引发的，他们率领义和拳群众，竖起“ 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 的大旗，活 动于恩县、平原、茌平、高唐、长清一带，焚烧教堂，惩处欺压村民的恶霸 教民，还在杠子李庄和森罗殿两地，武装抗击前来镇压的清军，因而影响很 大，有力地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此后，山东省的群众纷纷投身到 义和团运动中去。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山东的蓬勃发展，引起帝国主义者的恐惧。他们 纷纷向清政府施加各种压力，要挟清政府严厉镇压义和团。清政府屈从帝国 主义的压力，于 １８９９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下令罢免山东巡抚毓贤，以袁世凯署理。
袁世凯抵达济南后，即发布《查禁义和团拳匪告示》，并派兵残酷镇压义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