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民主化肇因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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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轉型﹕台灣民主化經驗的實踐

「從非民主轉型到民主統治﹐是一段牽涉許多階段的複雜過程。在當代的典 型例子中﹐過程都是始於危機的發生﹐最後導致非民主政體垮台。」

Georg Sorensen, 1993﹕29

根據美國紐約「自由之家」世界各國自由調查報告（2002～2003）指

出﹕全球「選舉的民主」共有 121 個﹐「自由的民主」國家計有 89 個﹔其中「選舉的民主」國家數目與比例依舊達到很高的水準﹐¹而「自由的民主」

國家則代表著世界人口 43.6%的 27 億人。（Karatnycky, 2003﹕105､108）

台灣自從 1996 年 3 月總統大選後﹐即被列入既是「選舉的民主」國家﹐

也是「自由的民主」國家之行列﹔民主政治的精髓在於人民有權利﹐透過定期､公開､公平與自由的全國性大選﹐選擇統治者。所以﹐此次台灣所完成的總統直選﹐不但是民主化的關鍵﹐也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里程碑。

(cf. Karatnycky, 1997a﹕6､8﹔1998﹕487-489﹔1999﹕112-116﹔2000﹕468-470﹔

2001﹕5-15､521-524) 2000 年總統大選完成了第一次政權的和平移轉後﹐

人民所享有的政治權利更進一步提昇﹐被評定與日本並列為亞洲地區最自由的國家（平均指數為 1.5）。台灣民主化的進展此時不僅能夠超越俄羅斯､

巴西等只是被列為「選舉的民主」國家之水準﹐且自由等級的排名列在南韓､菲律賓等亞洲更早民主化國家的前面﹐殊甚可貴又值得驕傲。2002 年的最新世界自由民主評比﹐亞太地區 18 個自由的民主國家中﹐台灣與南韓､泰國並列為過去十年除了經濟發展令人印象深刻﹐且伴隨著政治權利與公民自由的擴張﹐因而挑戰了所謂「亞洲價值」中威權政體與經濟發展必然相結合的論調。（Karatnycky, 2003﹕103）

第一節啟動民主化的原因

在描述民主的全球性擴散時﹐如何解釋民主化出現的可能性﹖民主的

1 2001 年底﹐在 192 個國家中﹐有 121 個（約 60%）國家被評為是「選舉的民主」國家﹔相較於 1987~1988 年的調查顯示﹕在 164 個國家中﹐只有 66 個（約 40%）國家可以被列入。換言之﹐

「選舉的民主」國家在過去的十四年當中增加了 55 個﹐平均一年約有 4 個國家進入「選舉的民主」國家之列。（Karatnycky, 2002﹕99､101）2002 年底﹐「選舉的民主」國家仍舊在全球 192 個國家中維持 121 個（比例為 63%）。（Karatnycky, 200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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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與維繫﹐是否具有特定客觀的先決條件﹖（Karl, 1990﹕2-3）就經歷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而言﹐當初「無法擺脫威權主義宿命」（doomed to endless authoritarianism）的若干國家﹐為何最終遭受民主轉型的洗禮﹖

（Levine, 1989﹕377﹔Przeworski, 1991﹕1）Samuel P. Huntington 認為在第三波民主化浪潮中增加的民主國家數量﹐乃是世界歷史上一項空前的紀錄。（Huntington, 1991﹕26）他的全球性民主化比較分析﹐乃是試圖說明國家在此一期間邁向民主化的原因與過程﹔其研究中所提及的若干引發民主化變遷､型態､原因與要素﹐對於我們瞭解台灣過去所實行民主化的問題上﹐或許能夠找到一些軌跡和答案。²

壹､民主化波浪的探因

在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中﹐台灣的民主化成就顯得相當突出﹐如「具有較長和較晚近的民主經驗」､「經濟發展達到水平」､「本土性起因佔優勢的民主轉型」､「和平的､兩願的轉型」等﹐（阮銘等﹐2000﹕285）儘管如此﹐尚需要探究台灣民主化的肇因為何﹖有助於台灣民主化的變項是什麼﹖關於民主化發生的肇因﹐Samuel P. Huntington 從理論與經驗的多樣性﹐來研究分析促進 1974 年之後民主化浪潮現象的五項主要因素﹐解釋為什麼某些威權國家在一段特定的時間中會變成民主國家。其研究的焦點放在政權的變遷﹐而不是政權本身。故先鋪陳第三波民主化一般因素的論點﹐將有利於解釋台灣民主化的肇因﹐而這五項用以分析 1974 年到 1990 年間民主轉型動因的假設分別是﹕

一､合法化危機

先前的威權政權的合法性危機逐漸浮現時﹐威權體制的領袖將以五種

方式中的一種或數種來因應﹕（一）直接拒絕承認其合法性地位日益削弱﹐

同時相信權力能夠保持不墜﹔（二）實際上採用強制服從或鎮壓手段﹐來取代不斷式微的統治義務﹔（三）選擇挑起國外的衝突﹐並試圖訴諸民族主義來恢復正當性﹔（四）隨著政績合法性的中衰﹐宣稱於適當的時候恢復民主體制﹔（五）領導者可以毅然絕然地結束威權統治﹐導入民主體制。

合法性的式微通常會在威權領袖們心中釀成嫌隙﹐同時導致領導階層間的應變遲疑､意見分歧和行動搖擺﹐並進而減弱其政權的合法性。（cf.

Huntington, 1991﹕55-57）

2 此外﹐民主轉型的原因﹐有學者認為包括﹕（1）領導人生病､體衰或死亡﹔（2）軍事失敗或經濟危機﹔（3）領導階層的腐敗與殘暴﹔（4）嚴重的官民對抗與社會緊張﹐削弱統治者的正當合法性﹔（5）軍方持反對的態度﹔（6）國際民主力量及鄰國民主氣氛的感染﹔（7）美國與蘇聯的壓力和影響。（周陽山﹐1993﹕53-59）亦有學者則提出由於政權危機所導致持續性轉變､內部政治階層的暴力干預和外在壓力的介入等為南歐民主化的三個原因。（Ethier ed., 199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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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幅度的經濟發展或經濟衰退

經濟發展與民主和民主化間的關係是複雜的﹐而且可能因時因地而表現不同。但經濟因素卻會以三種方式影響到第三波民主化的進行﹕（一）

由於油價上漲和馬列主義對經濟發展束縛所造成的經濟停滯﹐因而削減威權政權的聲望﹔（二）在 1970 年代初期﹐許多國家出現高度和全面的經濟發展﹐奠定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促進了民主轉型﹔（三）有些國家因為極其快速的經濟成長破壞了威權體制的穩定性﹐進而迫使其實現自由化﹐

或是帶來更為嚴厲的鎮壓行動。所以﹐經濟發展為民主政奠定基礎﹔由快速經濟成長或經濟衰退所造成的危機削弱威權主義。（cf. Huntington, 1991﹕59）

三､宗教或文化的變遷

西方天主教會的活動與信條產生變動的兩項發展﹐也助長 1970 和 1980 年代的民主化﹕（一）近代民主首先而且主要出現在基督教國家﹐以回教､

佛教或儒家文化為主的國家中﹐甚少出現民主的蹤影﹔（二）羅馬和許多國家的天主教會在教義､領導方式､普遍參與和政治結盟上發生深刻的變化。另外﹐在東亞地區﹐只有兩個國家──菲律賓和日本﹐在 1990 年之前有持續存在的民主政府。菲律賓完全是一個天主教國家﹐儒家文化幾乎不存在﹔然而在日本﹐儒家價值觀則被重新詮釋﹐且與其本國的固有文化

傳統融合為一體。（cf. Huntington, 1991﹕73-75､301）

四､外來勢力的影響

外在重要政治行為者或機構的政策發生改變﹐十分有助於第三波的民

主化﹕1980 年代末﹐世界上主要的權力和影響力的來源﹐諸如梵蒂岡､歐洲建制､美國和蘇聯都在積極地促進自由化和民主化。因此﹐外在機制的行動反映了對國內政策的重大變革。倘若是沒有這些政策上的變革和外在勢力的介入發酵﹐第三波民主化的限制將會多很多。換言之﹐外國政府或機構的行動也許會影響､甚至是決定性地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民主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外來勢力的因素可能會帶領一國實現對民主化的努力﹔卻也可以妨礙､甚至阻止民主化的進行時程。（cf. Huntington, 1991﹕85-87）

五､「滾雪球」（snowballing）或「示範效應」（demonstration effect）

因為具有政治或文化上典範意義且已經民主化的國家﹐可以被當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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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治仿效的對象﹔或者是因為這些國家也面臨同樣的體制發展窘境﹐暗示民主化可以解決其國內所面臨的各種政治問題﹔或者是其他地方成功的民主化經驗﹐激發後進的國家社會爭相仿效學習﹔或者是因為一個國家順利地實現民主化﹐將會擴展並鼓勵其他國家的民主化。儘管日益發達的資訊傳播將無遠弗屆﹐但在地理上相近､文化習慣上相類似的國家之間﹐示範效應的作用仍是不可忽視不見的。（cf. Huntington, 1991﹕100-102）

Samuel P. Huntington 視合法性危機為一個「令政治分析者避之唯恐不及的含糊概念﹔但它對於理解威權政權在二十世紀末所面臨的問題是絕對必要的」。（Huntington, 1991﹕46）他承認經濟發展與民主間並無必然關係﹐

然卻又有意無意暗示兩者具有正向關聯性﹔經濟發展為民主奠定基礎﹐無論在經濟快速成長或經濟衰退時期出現的政治危機﹐都會削弱威權主義政權。（Huntington, 1991﹕59）他並宣稱 1990 年時全球將近百分之七十五的第三波國家為天主教國家﹐因為天主教會從上而下對威權政權施加壓力﹐

並啟動民主轉型的進程。（Huntington, 1991﹕76&79-85）而且他指出任何主要的文化﹐甚至包括儒家思想都有一些與民主相容的成分﹐儒家民主也許是一種矛盾的說辭﹐但儒家社會的民主則未必如此。（Huntington, 1991﹕

310）他還建議歐洲共同體的建立､前美國總統 Jimmy Carter 與 Ronald Reagan 時期的政策﹐以及前蘇聯總書記 Mikhail Gorbachev 採取的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改革﹐雖然有助於促進民主化的發生﹐但仍需要投入更多精力去評估其對任一國家所產生的影響。（Huntington, 1991﹕85-100）他又強調示範效應拜全球傳播之賜而無遠弗屆﹐並在地理上相近或文化上相類似的國家中益加強烈 ﹐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相對重要性上發生變化。

（Huntington, 1991﹕101-106）

由上述 Samuel P. Huntington 的看法可知﹕關於第三波民主化波浪的探因﹐可能隨著時空的不同而迥異﹐且從理論的多樣性和經驗的不同中顯示出以下的命題亦皆有可能成立﹕（一）沒有單一的因素足以解釋在所有國家﹐或是在一個國家的民主發展﹔（二）沒有一個單一的原因對所有國家的民主發展是不可或缺的﹔（三）每一個國家的民主化都是各種原因配合的結果﹔（四）這些造成民主化的原因組合﹐因國家的情況不同而異﹔（五）

通常導致一波民主化諸多原因的組合﹐不同於導致其他各波民主化原因的組合﹔（六）導致民主化浪潮中最初政權的諸多原因組合﹐可能不同於導致在這一波中後來政權變化的原因。（Huntington, 1991﹕38）顯然民主化並非由單一因素所能促成﹐即使全球性質化研究在分析上可能受到侷限﹐

但至少開闢出若干可依循的研究途徑與方向。（Landman, 2000﹕146-147）

3

3 有學者指出﹐此一研究的價值在於 Samuel P. Huntington 對第三波的描述﹐而不在於其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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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民主化肇因的應用

循著 Samuel P. Huntington 分析國家如何走向民主的一般原因看法﹐其相對重要性隨著地區､國家､時間位置和威權政體類型的不同而有所差異。但是在任何一個特定的國家﹐民主化都是某些一般原因加上此國家特有因素相結合的產物。⁴（Huntington, 1991﹕107）所以﹐欲檢視過去有助於台灣進行民主化的因素與變項﹐參考上述 Samuel P. Huntington 假設第三波民主化如何開始的五項論點﹐應該別具深刻的意義與價值。畢竟在引起特定的國家､在特定的時候出現民主轉型上﹐這五項一般性的原因產生了有利於民主化的條件﹔雖然它們與直接造就民主化的原因或許還有些差異﹐但卻也相同地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在這樣的脈絡下來探究台灣民主化原因﹐可以歸納出下列幾項簡要的看法﹕

一､就經濟發展､教會與儒家思想影響方面

關於台灣經濟發展受到世界矚目的原因﹐乃是由於出口導向的工業化

造成先進工業國的經濟衝擊﹔後來又克服第二次石油危機､世界不景氣､

龐大外債積累等困境而繼續成長。（若林正丈﹐1994﹕148-153）其結果是造就台灣高度經濟成長的機制﹐不但外國學者讚譽為「台灣經濟奇蹟」﹐

而且國民黨當局亦宣揚﹕「台灣經驗」可以作為包括中國大陸在內的開發中國家模範。因此﹐當時台灣最高權力領導者﹐為了因應外在危機（退出聯合國､與美國斷交）和強化人民對台灣信心的政治目的﹐進行大規模的公共建設與重化工業的投資﹔而當經濟發展已經達到擴大政治參與的要求範圍時﹐就迫使執政當局開始思考如何進一步開放自由並實行政治民主化。⁵另外﹐台灣從未被美國佔領過﹐亦未曾是美國的殖民地﹐但卻不能忽略由英國､加拿大傳入台灣的基督教會組織──長老教會（the presbyterian

的解釋。（Landman, 2000﹕14-15）事實上﹐這種研究方式雖然不如量化研究具備科學的客觀性﹐

但比較歷史研究途徑或許較具有宏觀的視野。（參考李酉潭､張孝評﹐2002﹕78）

4 台灣為什麼民主化﹖有學者就從政治菁英的角度來評估台灣的政治民主化指出﹕整體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的民主化應該是社會壓力和統治菁英互動的結果。就個別來看﹐最常被強調的因素（超過 30%者）依序是――「台灣選民的民主意識已經愈來愈高了」（49.5%）､「李登輝的改革理念」（47.0%）､「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43.9%）､「民進黨的壓力」（39.4%）､「選舉競爭和或政權生存的需要」（39.4%）､「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和分裂」（39.4%）､「李登輝的台灣人意識」（39.4%）､「國民黨為了對抗中共壓力爭取國際支持」（31.8%）。（Lin, 1998﹕1-3）再者﹐

在解釋台灣的民主化時﹐有人強調客觀的結構性因素﹐有人則強調行動者的政治選擇﹐但是一個很重要卻常被忽略的因素是「國民黨的分裂」以及「李登輝生存的需要」。（林佳龍﹐1999﹕131）

5 為因應經濟發展所帶來的影響﹐國民黨靜靜地完成技術官僚地位的提昇､「光復大陸」意識型態的變質､軍人職業化與防止其介入政治﹐以及「憲政」要素的成長等漸進式變遷﹐且在 1970 年代面對外來危機時﹐蔣經國得以進行黨內體制的改革﹐並於 1980 年代決定最後政治自由化時﹐

足以促使實現民主的國家內部條件。（Cheng, 1990﹕12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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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對台灣民主政治參與的貢獻。⁶然而﹐迅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或多或少削弱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有學者就認為﹕在台灣產生了「中國政治文化上的一種根本變革﹐而這種變革沒有發生在中國自身﹐也沒有發生在韓國或越南﹐且在日本文化中亦從未出現過。」（Pye, 1985﹕232-236）

台灣過往驚人的經濟成長﹐似乎漸漸侵蝕了相對脆弱的儒教遺產。在 1980 年代末期﹐蔣經國和李登輝面對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所造成的壓力﹐除了作出適度的調整與回應外﹐並在政治參與和競爭上﹐逐步的解禁與開放。

二､就外來勢力的新政策與示範效應方面

進入後冷戰時期﹐美國致力於民主制度的宣揚與推廣﹐成為其外交政

策的指導原則。在構想的理論與實踐上﹐「民主擴展」戰略的四大組成部分為﹕鞏固民主核心國家､擴大民主陣營､降低對民主國家安全的內外在威脅﹐以及人道援助。（羅致政﹐1997﹕191-232）雖然美國在 1980 年代對世界民主化的貢獻與號召﹐此處不能作明確權威性的評價﹐但是總體看來﹐拉丁美洲､加勒比海地區､歐洲和東亞的國家最容易受美國的影響﹐

而且除少數的例外﹐多半已經成為民主國家﹔在非洲､中東和亞洲大陸的非民主國家﹐則較不易受到美國的干預。不可否認地﹐若是沒有美國積極參與民主的推動和持續闡揚民主的願望﹐相信全球民主轉型的國家將會少得多﹐台灣進行民主化的時間上可能相對也會晚得多。⁷再者﹐較早民主化先導國家的變革有助於激發鄰國或文化上類似的國家產生進行相同變革的要求。1986 年菲律賓政權的變遷對亞洲其他鄰近國家的威權領袖和反對派民主人士﹐分別產生焦慮與希望﹐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南韓。（Huntington, 1991﹕103-104）所以﹐儘管現成的證據很少﹐但幾乎可以說﹐菲律賓總統 Ferdinand E. Marcos 垮台與南韓樞機主教 Kim Sou-hwan 要求進行憲政改革､實現民主的例子﹐同時對發生在台灣的自由化､民主化有一定程度的影響和滾雪球作用。⁸

6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自 1865 年英國宣教師在台南傳道開始﹐而北部則由加拿大長老會來台宣教。雖然歷經中國清朝､日本統治與國民黨政權至今﹐各個時期與社會領域維持的關係不同﹐但是長老教會自《國事聲明》的〈住民自決﹕建立民主體制﹐以尊重台灣全體人民的意願〉到《人權宣言》的〈建立獨立國家﹕鄉土情懷的國家認同﹐以台灣為主體的思考問題方式〉之政治主張﹐

皆對日後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與台獨運動的推動﹐留下深厚的印記與影響。（參考陳玉梅﹐1995﹕

88-91､143-147）如果以台灣民主化歷程中的重要里程碑──美麗島事件為例﹐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在整個事件的過程中﹐從當天的遊行﹐到後來的掩護民運人士﹐以及被逮補而入獄服刑的﹐都有長老教會的神職人員參與。（陳茂雄﹐1999﹕36）

7 美國的支持對多明尼加共和國､格瑞那達､薩爾瓦多､瓜地馬拉､宏都拉斯､烏拉圭､祕魯､

厄瓜多､巴拿馬､菲律賓的民主化顯得至關重要﹐而且它也是葡萄牙､智利､波蘭､南韓､玻利維亞和台灣民主化推波助瀾的重要因素。（Huntington, 1991﹕98）

8 1986 年 2 月﹐繼 Jaime Sin 樞機主教在菲律賓政權更替中扮演積極角色之後的一個月﹐同樣地﹐

在南韓民眾要求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中﹐Kim 主教亦明確地贊成憲法改革的必要性﹐並說道﹕「我們必須在韓國立即實行民主政治。」參閱《紐約時報》﹐美國﹐1986 年 3 月 10 日﹐版 A3。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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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合法性危機方面

台灣在國民黨統治之下﹐黨機構控制各級政府的行政單位﹐黨組織透過政工系統控制軍隊﹐黨細胞滲透入現存唯一且排他的社會組織中﹐「反對黨」也已被迫轉變成執政黨的「友黨」。（Cheng and Haggard, l990﹕64﹔

1992﹕6）而且國民黨所標舉以三民主義為指導原則﹐其內容包括﹕反共復國的民族主義鬥爭､恢復憲政秩序的民權主義鬥爭﹐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的民生主義鬥爭﹐乃是期待藉由此意識型態的宣揚及操作﹐一方面固然在提供國民黨實施威權統治的需要﹐另方面卻也同時強化了和共產黨政權鬥爭的理由。然而﹐台灣的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黨國體制的「全面控制」性質不同。因為國民黨本身奉行「軍政､訓政､憲政」的建國三程序策略為正統學說﹐為了表示政權的正當性､對抗中國共產黨﹐以及為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陣營」保持關係﹐而仍然以「民主憲政」為口號﹐不像共產主義政黨般理所當然地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專政」﹐其統治作用反倒是有一定的範圍與限制。（參考李酉潭﹐1997a﹕177）此外﹐在國民黨長期以國家遭遇緊急危難為理由而施行動員戡亂與戒嚴體制﹐而當發生緊急危難的情況不再那麼明顯﹐或人民感覺到緊急命令只是統治者壟斷權力的藉口時﹐反對威權領導統治､爭取實施民主自由的聲浪自然相繼興起。⁹也正因為執政當局瞭解到將政權的正當性完全建立在反共抗俄的統治上遲早會遭受嚴厲的挑戰﹐驅趕著國民黨在 1970 年代初期展開推動一系列的行政革新､技術改革與建設計畫。（王振寰﹐1999﹕162-163）換言之﹐除非台灣社會恆常處在危機狀態﹐執政者深切認知維持政績的困境﹐國民黨能夠有效解決統治的合法性﹐否則其威權體制終將會面臨民主轉型的強大壓力﹐而且人民要求民主化或支持實施其它領導秩序的呼聲勢必會大幅度地提高。

第二節檢視民主轉型的特徵與歷程

民主化的型態及其產生不同之民主類別﹐可能是單一變數﹐也可能是

Marcos 垮台導致菲律賓威權統治崩潰﹐似乎對當時台灣的國民黨高層想法﹐包括總統在內發揮了顯著的作用﹐因而促成 1987 年尋求與黨外領導者們和解的決定。（Potter, Goldblatt, Kiloh and Lewis, 1997﹕234-237）故 1970 年代以後的台灣民主改革﹐不可避免地除了受到美國的影響外﹐

甚至週遭國家如韓國､菲律賓的政治變局﹐都會刺激國民黨加速民主開放的步伐。（彭懷恩﹐2003﹕

300）

9 自從 1950 年代中期之後﹐一些國內外環境的變化促使國民黨愈來愈難正當化其威權統治。諸如﹕1960 年代初期台美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之後﹐台海安全已經獲得基本保障﹔1970 年代之後隨著國際社會轉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代表國的合法政府﹐加上兩岸國力差距的懸殊﹐國民黨反共復國的口號對台灣人民而言﹐似乎不再具有任何說服力。1980 年代之後﹐中共推行改革開放政策﹐兩岸交流陸續展開﹐國民黨就更難再維持冷戰與內戰時期的威權統治論述。（林佳龍﹐

1999﹕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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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多重變數相結合或交互作用下的獨特產品。故不同的國家與社會走向民主體制的特徵與方式應該也會不盡相同。那麼﹐試問民主國家是如何產生的呢﹖有學者表示﹕民主國家是透過談判､妥協和協議而產生的﹔民主國家是透過示威､競選活動和選舉﹐以及非暴力地解決分歧而產生的。「妥協」､「選舉」､「非暴力」乃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徵。（Huntington, 1991﹕

164-165）然而﹐在某些社會範例中﹐諸如﹕英國､瑞士､澳洲與紐西蘭﹐

其民主化的進程大多數屬於內部發展事務（但亦不能完全忽視考量外部因素）﹐並同時驗證「線型模式」（linear model）──從公民權利延伸到政治權利﹐再進一步擴及至社會權利﹐一路穩健並循序漸進地開展出議會優勢､內閣政府和選舉權擴大的世紀歷程。（Huntington, 1984﹕210-211）因此﹐欲檢視台灣民主轉型的特性與階段﹐儘管沒有一般化法則規定只要某些先決條件或徵兆出現﹐民主就會一定發生﹐而且亦無歷史法則指出所有國家都必須遵守民主化的預定路線﹔但是比較有益的設想乃是必須注意到社會､文化､經濟和其他條件間的相互影響､政治行為者做成的決定﹐以及選取簡單的模型來運用和描述﹐將能夠更為清晰明白的掌握民主化的發展情勢與傾向。

壹､民主轉型的特徵

台灣民主的轉型恰巧與全球性獨裁集權主義危機和民主化浪潮興起的

時間相呼應﹐台灣民主轉型的進展並未造成原來威權體制的遽然崩潰﹐其快速的民主發展亦未導致大幅度的經濟成長衰退､社會的動亂和嚴重的政治傾軋。台灣政權內部發生了一場由威權體制走向自由民主國家轉型的

「寧靜革命」。亦即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並未發生嚴重的暴力和流血﹐幾乎是百分之百的和平演變﹔且完全符合「寧靜」的詞義﹐幾乎無聲無息､沒有被外界注意就實現了民主轉型。¹⁰（阮銘等﹐2000﹕30-33）然而﹐究竟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具有何種特質﹖¹¹吾人認為至少在下列幾個方面展

10 回顧台灣所經歷的轉型過程﹐雖然帶有開創革命性﹐但卻是在維持經濟成長與社會安定的基礎上逐步達成的﹐其中政治上的民主改革﹐其平順､寧靜儼然成為世界的典範。然而﹐這場寧靜革命的起始﹐大致上沿著四個方向前進。一為政治民主化﹐二為外交務實化﹐三為開展兩岸關係﹐

四為經濟升級。（中央日報﹕1999﹕26﹔李登輝﹐1999﹕162-163）

11 有學者認為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有四種特別獨有的政治變遷模式﹕（1）台灣執政黨對反對勢力寬容到願意分享政權﹐甚至不惜冒著失去政權的危險﹐實在難能可貴而獨一無二﹔（2）台灣在中國式政治文化的影響下﹐有權勢的政治領袖及社會菁英份子﹐居然能夠對異己的理念價值加以肯定﹐並且肯定民主比獨裁更適合一般老百姓﹐因而願意全力調解內部的歧見﹐這種行為是非常傑出不凡的﹔（3）經過數十年民主化的公開選舉﹐選民並沒有以反對黨來代替執政黨的政權﹐在這方面﹐台灣可謂是異數﹔（4）台灣的反對黨不但極端蔑視中華民國憲法﹐甚至企圖重新制定另一部憲法。但是為了建立一個民主政體﹐即使自知沒有多大影響力﹐他們仍然願意參與修憲工作。

在這方面﹐台灣也是獨一無二的。（蔡玲､馬若孟﹐1998﹕309-310）另外﹐有學者則指出﹐台灣在轉型期間有幾個重要的特徵﹕（1）經濟的持續發展促使社會結構展開變遷﹔（2）國內外經濟局勢的變化帶來轉型動力與出發點﹔（3）權力的分配方式影響政治改革的步伐與面貌﹔（4）經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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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和其他第三波民主化國家不同的特色﹕

一､台灣民主轉型的政權轉移是第一次從無到有的過程﹐並非再一次

的民主化蛻變。

無論依據前述最起碼的「選舉的民主」﹐或者較週詳的「自由的民主」

來看﹐學者們普遍認為台灣過去並沒有民主的經驗。（Huntington, 1991﹕

48﹔Schmitter, 1994﹕65）1984 年以後的新興民主國家﹐如拉丁美洲､東歐及亞洲國家﹐大多屬於早期實行民主﹐後經過民主崩潰又回到民主的行列﹔也就是說﹐這些國家曾經體驗過民主制度的洗禮。（Huntington, 1991﹕

21-25）但台灣的民主化是中國歷史上第一次真正實施民主體制﹐而且造就出中國政治上第一個民主體系的誕生。亦即民主在台灣﹐既是人類普世價值在東方的實現﹐又是中華文化在現代開放社會的新典範。（蔡玲､馬若孟﹐1998﹕3-4﹔阮銘等﹐2000﹕38-39）台灣以前是一個缺乏民主經驗的社會﹐並沒有真實體認過民主化的滋味﹐其歷史進程不外乎受到滿清專制的統治､帝國主義的壓迫､殖民主義的管理與國民黨政權的輪番交替﹐缺乏民主化所需要的啟動機制。此外﹐國內的民意代表機構長期不曾改選﹐

加上執政黨一直對國家社會維持著全面性的政治掌控局面﹐並造成反對黨在創設組織､結合基層或尋求改革時﹐受到政府當局的打壓與迫害﹐民主政治始終無法真正落實（Chu, 1996﹕69）。直到 1987 年宣佈解除戒嚴､報禁並容許成立政黨﹐隨著執政黨試圖推動政治革新﹐以及政治自由化腳步的到來﹐民主政治才在台灣政治歷史上﹐初次展露頭角。¹²

二､台灣民主轉型發生在國民黨長時間的一黨專制統治期間﹐並非由

軍事威權政權過渡到民主體制。

在第三波民主化浪潮中邁向民主的威權政權﹐通常可以分成下列三種類型﹕一黨制､軍事政權和個人獨裁政權。其中﹐台灣被歸類為一黨制的

由化帶來雙重效應。（蔡東杰﹐2002﹕228-229）

12 即使國民政府早在 1947 年所頒布施行的中華民國憲法﹐雖然明定中華民國是一個基於三民主義的民主共和國﹐且國民黨信誓旦旦的對世界宣稱樹立民主憲政的堅定意志﹐然而在戒嚴法的箝制監控下﹐憲法無法發揮其效用﹐使得政府可以恣意調整民主的向度﹐並為其鎮壓真正民主的活動而壯膽。（蔡玲､馬若孟﹐1998﹕6）

(10)

模式﹐與多數拉丁美洲國家由軍方領袖或軍事執政團所領導的軍事政權不同。¹³（ Huntington, 1991﹕ 110-113 ）有學者以「準列寧主義的政體」

（Quasi-Leninist Regime）或「制約式政治核心」（inhibited political center）

來形容國民黨政權的性質與運用權力的手腕﹔亦有學者就直接界定國民黨政權是一個由「準列寧控制並利用地方選舉統治的強勢威權政體」﹔若林正丈則以「疑似列寧主義的黨國體制」（quasi-Leninist party-state system）

來探討台灣的民主化歷程。（Cheng, 1989﹕471-499﹔蔡玲､馬若孟﹐1998﹕

10-16﹔林佳龍﹐1999﹕91﹔若林正丈﹐1994﹕32-35﹔81-146﹔cf. 李酉潭﹐

1997b﹕173-174）這種體制使國民黨具備有高度的控制力與回饋力﹐因而能選擇在適當的時機發動並掌握轉型的路徑､規模與速度﹔且透過操縱轉型的行進過程和制度設計﹐能夠長期保持其優勢的執政地位。¹⁴台灣在未轉型至民主體制前﹐為了防範中共進犯並保障國家安全﹐國民黨政府頒布

「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以支持其一黨專制的正統合法性﹔（Winckler, 1984﹕483）雖然台灣長期處在軍事戒嚴狀態﹐由於兩蔣時期的軍權在握﹐

軍隊從未發動政變或叛變來毀壞由文人所主持的國家大政﹐亦未大舉的干涉政治運作﹐故台灣並未發生軍人政變與干政的情形和經驗﹐這也是與拉丁美洲國家在民主化的過程中頻頻發生軍事紛爭﹐最大的差別所在。在台灣﹐由於國民黨對大眾媒體､軍事司法及官僚體系監控的制度化﹐產生對民主化的雙重困難﹕一是國家必須與政黨分離﹐其次是軍事及國家安全機關不可泛政治化。（Chu, 1996﹕70）

三､台灣民主轉型的開端不似其他國家直接肇因重大政經危機或對外

市場遭受衝擊﹐亦未伴隨著人民對社經改革的要求。

誠如 Lucian W. Pye 指出的﹕「經濟發展將導致民主導向與促成多元主義的興起﹐並因而削弱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之威權統治基礎理論的最佳例證。」（Pye, 1985﹕233）的確﹐「民主與經濟發展之間有明顯的互動作用﹐

要達到民主秩序﹐必須擁有經濟及社會的先決條件﹐台灣早已有此條件。」

過去耀眼的經濟表現與土地改革﹐已給台灣人民帶來高所得的積累﹐以及

13 若根據 Juan J. Linz 的定義﹐威權政體是一種有限（limited ）而不負責任的多元主義

（pluralism）﹐是屬於「心性」（mentality）而非意識型態﹐以及控制而非動員的政權。（Linz, 1990﹕

154）顯然﹐Juan J. Linz 的定義並不能完全地適用於國民黨政權。因為無論就黨的結構或黨與國家的關係而言﹐國民黨政權是較類似列寧主義的政黨而不是 Juan J. Linz 的威權主義模型。

14 正因為國民黨體制具備此列寧式的組織結構﹐故較一般威權政體擁有較強的控制能力﹐可以穿透到社會各個部門﹔此外﹐由於長期的實行地方選舉﹐其亦具有較強的回饋能力﹐可以及時對社會作出回應。（林佳龍﹐1999﹕115-117）

(11)

一個多元的社會。（參考張京育主編﹐1992﹕5）部分拉丁美洲國家中﹐由於社會階級分明､所得分配不均､貧窮落後等問題﹐造成嚴重的全國性經濟危機﹔此高度通貨膨脹和總體經濟不振﹐為新的民主體制帶來艱困的情境﹐且在民主化過程中﹐形成嚴重的阻礙。¹⁵台灣執政當局發展計劃經濟﹐

對工業化的依賴程度遠超過許多拉丁美洲國家﹐這意味著﹕將工商菁英份子與執政者互相緊密連結﹐並不全然是不利的﹔而在此政策的背後﹐雖然此政治聯盟不會輕易的瓦解﹐但是民主政治可能引發對執政黨叛離的機率。這種型態的存在﹐結合剝奪政治影響的相對作用力﹐容許領導者隨心所欲地去限制民主改革的伸展空間與步伐速度﹐進而設計一套有利於國家統治的政治體制。（Chu, 1996﹕70）並在遭遇嚴重的分配不均和經濟停滯的挑戰時﹐推出有效的政策來因應危機。¹⁶所以﹐台灣傲人的經濟奇蹟和高度的經濟成長﹐造就了民主化循序且穩定的非危機轉型﹐相較於其他經濟困難與社會兩極化的國家﹐處於更有利的地位﹐且更加穩定迅速的開展。（明尼﹐1992﹕182）

四､台灣民主轉型乃經由內部潛在著族群分裂與衝突問題﹐加速民主

體制的改革並促使台灣政治本土化。

台灣民主轉型的另一項重要特色﹐則是政治結構的「台灣化､本土化」。¹⁷過去黨外反對運動試圖挑戰或改變的﹐乃是國民黨為了維持移入政權的合法性﹐創造出「中國法統」的意識型態﹐而形成一個族群（省籍）

不平等的政治權力結構。（王甫昌﹐1994﹕1-2）國民黨內部的台灣化與民主化﹐不全然是同步進行的﹕執政黨承諾政權的移轉將從為數較少的外省籍菁英身上交棒至為數眾多的本省籍人士手中﹐但是國民黨權力核心內原已經存在許多本省籍菁英﹐在面對激烈的黨內改革鬥爭而心生畏懼。（Chu, 1996﹕70）台灣政治體制的民主化必定會帶來所謂「本土化」､「台灣化」

的傾向﹐隨著台灣意識的深化﹐反對人士有意提出對國家的新認同﹐來與

15 從長遠看﹐經濟發展將為民主政權創造基礎。從短期看﹐高速的經濟成長和經濟危機可能會逐漸瓦解威權政體。在第三波民主化浪潮中﹐經濟發展到達相當的程度﹐加上短期的經濟危機或經濟破產﹐此公式是最適用於從威權體制轉型到民主政府。（Huntington, 1991﹕72）

16 儘管台灣的現實情況不見得完全和「非危機的民主轉型」的討論相符﹐特別是在參與政治的障礙､民選官員的特權､政治分歧與結盟三部份﹐但是在威權者的政治挑戰和憲政改革的過程兩項觀察指標上﹐仍具有相當參考的價值。（蔡東杰﹐2002﹕222-223）

17 台灣的政治變遷包含了黨國現存權力結構的轉變和甄補更多的台籍人士進入權力菁英階層。

這樣的菁英結構變遷﹐我們姑且稱之為「本土化」。其意義至少有兩個層面﹕其一﹐強化了台籍人士的決策角色﹔其二﹐意指政權的合法性逐漸轉變為仰賴對台灣的有效統治。（田弘茂﹐1997﹕

248-250）

(12)

執政黨的中國意識及中國國家主義相對抗﹐此種衝突緊張關係在某程度上也促進政治民主化的進程。（李炳南､周祥光﹐1995﹕225）自 1980 年代之後的政治變遷﹐呈現出台灣化與本土化交互影響的風格﹐一方面台灣化視為新的政治權力分配的準則﹐擴大啟用台灣人進入黨､政要職﹐提供台籍人士合法管道邁向高層並進而引導其對政權的服從﹔¹⁸另一方面﹐本土化是一種由民主制度所轉化成為政治現實的要求﹐希望藉由政治民主化以促進省籍的整合﹐其背後隱藏的則是以台灣民族主義作為政治對抗的基礎意識。¹⁹（王甫昌﹐1997﹕135）因此﹐台灣本土意識併隨著民主化的發展﹐

以及人民開始接受西方民主制度的薰陶與洗禮﹐更加日益蓬勃茁壯﹐不僅表現在要求政治的全面民主化與本土化﹐更表現在文化､認同的要求上。

五､台灣民主轉型不僅對統治者的合法性提出異議﹐並對國家定位正

當性的主張有所質疑。

由一黨制走向民主模式的國家﹐會發生意識型態上的合法性問題。諸如﹕在一黨制國家﹐政黨的意識形態界定了國家的身分﹔其一黨制是由國民革命所建立起來的﹔單一政黨的意識形態既規範了國家的性質﹐也界定了其地理的範圍。（Huntington, 1991﹕119）²⁰根據 Dankwart A. Rustow 所

18 蔣經國在進入繼承權力最後的階段時﹐為更加鞏固領導權﹐打出新的人事政策﹐而被總稱為

「台灣化」。首先﹐整飭黨國菁英的預備軍﹐蔣經國倡言拔擢「青年才俊」﹐過去很少用本省籍的中央黨部幹部職員及地方黨部的主任階層﹐也採用台灣人﹔其次﹐在黨國高層方面﹐首次任用台灣人為台灣省主席（謝東閔以後﹐林洋港､李登輝､邱創煥､連戰）﹐並逐年增加台灣人中央常務委員的名額﹐其比率﹐1987 年第十一屆一中全會佔 18%（二十二分之四）﹐1990 年第十一屆四中全會跟 1992 年第十二屆一中全會佔 33%（二十七分之九）﹐第十二屆二中全會佔 39%（三十一分之十二）﹐1997 年第十二屆三中全會佔 45%（三十一分之十四）﹐到了李登輝時代的 1999 年第十三屆一中全會時﹐則佔 52%（三十一分之十六）﹐超過半數。（參考若林正丈﹐1994﹕183-184）

1987 年 7 月 27 日﹐蔣經國邀集許金德､蔡鴻文等十二位台籍仕紳到總統府茶敘時曾說﹕「我在台灣住了將近四十年﹐已經是台灣人了。」國民黨的本土化在蔣經國晚年有了顯著進步。（孫慶餘﹐1992﹕69-70﹔阮銘﹐2001﹕208-211）

19 1994 年國民黨建黨一百週年﹐李登輝說﹕「國民黨只有兩歲﹐國民黨百年老店要清倉不賣古董﹐

要老店新開﹐中國國民黨也是台灣國民黨。」並以台灣民主進步的盟主姿態﹐聯合反對陣營和社會力量﹐共同迎擊外來政權反改革勢力的挑戰。不論李登輝的影響力增長﹐民進黨的壯大突飛猛進﹐道理很簡單﹐台灣的民主化､本土化是民眾的意志表現。（阮銘等﹐2000﹕203-205） 1994 年在接受司馬遼太郎先生對談時﹐李登輝曾提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如果能凝聚民眾的力量﹐

推動政治改革﹐落實民主化﹐外來政權也可以變成本土政權。用一句話來說就是「本土政權就是

民主化的產物﹔而民主化﹐也就是本土化」。（李登輝﹐2002﹕62-63）

20 中華民國國民黨的意識形態清楚地闡明﹐在台灣的政府是中國的政府﹐該政權把支持台灣獨立的反對份子看作是顛覆的﹔國民黨政府事實上一直十分成功地統治著台灣﹐其合法性依賴其為全中國之正統政府的迷思（myth）﹐這種意識型態只是一種願望合法化﹐而不是使一種現實合法化。（Huntington, 1991﹕119）

(13)

言﹐國家統一只是提出「讓大多數未來屬於民主政治的公民們… 對於他們將歸屬於何種政治共同體不會懷疑或心生保留態度。」（Rustow, 1970﹕

350）唯有當分裂狀態導致對國家統一根本的質疑時﹐才須在民主轉型成為可能之前解決。（Sorensen, 1998﹕41）多年來國民黨所執政的政府﹐已將其政權合法化﹐且在國家主權､統治範圍等爭議上﹐使其正當化﹔外省籍領導菁英亦為其掌權辯護﹐藉由強烈感情的神聖目標「光復大陸」﹐聲稱只有一個中國﹐且其合法政府存在於台北。然而當 1970 年代中國大陸與美國開始恢復邦交時﹐國民黨的「一個中國原則」（one-China principle）

逐漸動搖﹔一連串外交戰場上的挫敗──喪失掉聯合國席位､被排除國際組織外､和主要盟友撤回邦交承認﹐削弱了執政當局的一黨統治政權。²¹

（Chu, 1996﹕70-71）台灣隨著政治民主化﹐帶來的不是國家定位問題更進一步的調和與共識﹐反而演變成更激情､弔詭的政治兩極化對立﹐這也將是在進入民主鞏固階段後﹐所必須面臨的難題。（宋興洲﹐1994﹕20-21）

.六､台灣民主轉型是由執政黨改革派領袖與反對黨溫和派菁英進行 協調磋商﹐並引領國家邁向民主化的變革模式。

當執政的菁英帶頭實現民主時就出現變革﹐例如匈牙利､保加利亞。

另外﹐第二種是置換﹐當反對派團體帶頭實現民主﹐而且威權政體垮台或被推翻時﹐便出現替換﹐例如葡萄牙､菲律賓。第三種進程則是移轉﹐當民主化主要是因為政府和反對派團體採取聯合行動而實現時﹐便出現所謂的「移轉」﹐例如韓國､南非。（Huntington, 1991﹕114-163）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執政的國民黨改革派扮演重要且決定性的角色﹐其逐步由一威權而排他性的政黨﹐朝向民主､競爭的政黨體系邁進﹐同時亦由外造政黨轉變成為內造化政黨﹔（江炳倫､吳文程﹐1992﹕121）爾後藉由黨內初選制度與菁英的分化﹐使得黨國體制發生些微內在的轉化──從「民主集中制」到「黨內民主」。（倪炎元﹐1995﹕165-166）為了達到政治改革的目標﹐

國民黨高層和民進黨領袖進行協商與合作﹐並逐漸減低國民黨內保守派的政治勢力﹐以利民主化的進行。²²台灣民主化經驗乃是由執政黨改革派操

21 雖然「中華民國」限於國際孤立的深淵裡﹐但「台灣」仍舊繼續維持一種獨特國際地位的餘地。國民政府強化與斷交國的經濟文化技術合作等多方面的「實質關係」﹐因此不僅是政府還獎勵民間的個人及團體積極參與國際事務﹐推展所謂的「總體外交」。（若林正丈﹐1994﹕175-176）

22 誠如第二章所言﹐民主轉型的推進皆是「在相互競逐的菁英之間形成明確的協議」﹐並建立「在各方同意之規範架構內競爭」的共識。（Peeler, 1992﹕94）菁英間的協議是指一種政治情況。在此一情況之下﹐交戰雙方的政治菁英「針對彼此最基本的差異進行深入協商﹐並在相互妥協後立即承認雙方的關係」。歷史上不乏菁英間協議的實例﹐包括英格蘭（1688~1689）､瑞典（1809）､

(14)

控國家未來的發展走向﹐而且在 1996 年成功轉型為自由民主的體制後﹐

國民黨仍維持其執政的地位﹐民主化的結果完全在李登輝總統的既定方向下完成。²³因此﹐需要進一步的說明﹕因為長期舉辦選舉的關係﹐在國民黨與反對派內部皆存有務實的民選菁英﹐大大增加協商式民主轉型出現的機會。²⁴又依據本論文第二章所提及的 Samuel P. Huntington 對於民主化過程分類﹐可以將台灣歸類為威權政權一黨制在經濟發展成功後﹐經歷過執政黨妥協､反對黨參與和兩造間之適度交易﹐並藉由掌權者扮演決定性角色而發揮帶頭作用的變革模式。

七､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中的政府與反對派雙方皆展現出成熟理性之民 主妥協表徵﹐致使國家社會並未發生重大的暴力。

Samuel P. Huntington 指出﹕在政治菁英中進行談判和妥協﹐是民主化過程的精隨。主要的參與者都是執政黨和反對黨的領導人。最重要的妥協也許可以被界定為「民主交易」（the democracy bargain）﹐即在參與和節制之間形成的交易。在民主移轉過程中﹐政府和反對陣營中的主流派﹐都不得不訴諸妥協和穩健。（Huntington, 1991﹕165-169）也因此﹐第三波民主化運動顯得比較平和﹐雖然在少數國家中﹐民主化的努力總伴隨著重大的暴力 ﹐ 然而就整體而言暴力是十分有限﹐ 且暴力層級是相當低的。

（Huntington, 1991﹕192-193）倘若從國民黨政權內與反對勢力間的策略互動關係來看﹐一方面在黨內強硬派與溫和派的妥協下﹐國民黨雖仍對黨外活動加以種種限制﹐但也逐步採取使政治過程正常化的開放策略﹔在黨外方面﹐則是溫和派領袖主張利用立法院作為與國民黨理性談判的場所﹐藉此重行獲得選民的支持。（鄭敦仁､海格德﹐1992﹕18-27）再者﹐台灣雖在民主化過程初期﹐曾出現低度暴力事件﹐但並未發生嚴重的流血或傷亡﹔然而千禧年的政黨輪替後﹐發生群眾包圍國民黨黨部的暴力事件﹐民

墨西哥（1929）､哥斯大黎加（1948）､哥倫比亞（1957~1958）､委內瑞拉（1958）﹐以及 1970 年代的西班牙與多明尼加。（Burton, Gunther and Higley, 1992﹕13-14）

23 國是會議的召開﹐除了正當化李輝的改革路線﹐同時也提供在野勢力一個影響民主化的議程。

在會議期間﹐在野勢力透過各種談判技巧﹐包括議題選擇､結盟､威脅退出會議､媒體動員等﹐

成功迫使國民黨改革派接受一些重要的改革主張﹐並且加以書面化成為會議的共識。（林佳龍﹐

1999﹕132）然而作為台灣這艘民主之船的「老船長」﹐李登輝總統十二年內推動「台灣第一波民主」的表現﹐即使稱其為「台灣民主改革之父」也不為過﹐並在國際享有「民主先生」的美譽。

參閱《台灣日報》﹐民國 90 年 10 月 31 日﹐版 4。

24 到了 1980 年代中期﹐無論是國民黨或是反對派內的選舉菁英都已經具備相當的組織化實力﹐

這些溫和勢力的存在﹐足以在轉型過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此外﹐國民黨政權是一個文職領導的政權﹐而非蘇丹型或軍事型威權政體﹐故其轉型路徑比較可能走向「執政菁英主導」與「組織化溫和派」兼具的協商､漸進改革模式。（林佳龍﹐1999﹕107-111）

(15)

進黨主席林義雄呼籲黨員用充盈的瞭解與愛心來看待抗議民眾﹐不可有任何對立的行動﹐建立了政黨輪替的風度與模範。²⁵所以﹐透過政治參與的擴大﹐以及社會價值觀與文化傳統的配合﹐政治領袖們的妥協意願和小規模暴力的政治抗議可能強化民主政治的理念﹐並成為催化政治自由化與民主轉型的關鍵要素。（Landman, 2000﹕154-155）如此這般的理性妥協､低度暴力亦是台灣民主轉型的卓越表徵。

貳､民主轉型的歷程

想要描繪台灣由威權體制到民主統治不同階段的確切影像﹐試圖獲致普遍客觀的觀點﹐似乎可以套用既存的模型來加以探討﹔且藉由時間序列動態的進行﹐配合分析特定的人､事､地､物﹐才有可能窺視政治發展的原貌。所以﹐吾人擬參考 Dankwart A. Rustow 民主化過程的模型﹐嘗試將民主的建立依照其「階段態樣」､「政權類型」､「時間延續」之發展過程﹐

區分為準備階段（威權體制）（1949~1986 年）､決定階段（民主轉型）

（1987~1996 年）､鞏固階段（民主鞏固）（1996~… .年）等三個時期重新審視整理﹐對於台灣民主轉型的歷史進程﹐來加以闡釋與運用﹐並自行繪圖說明（參考圖 3-1）﹐期能獲致更深入的瞭解與體認﹕

一､準備階段（preparatory phase）──民主起步時期

（一）自由空間的擴大､有限度的民主

國民黨政府自 1949 年 12 月撤守台灣﹐面對中共無時無刻企望解放台灣的野心﹐以及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影響﹐為了鞏固領導中心﹐遂宣佈進入戒嚴時期。在白色恐怖的統治下﹐人民的尊嚴被踐踏､無辜受牽連者眾﹐

其罪名包括﹕「思想通匪」､「為匪宣傳」､「參加叛亂組織」､「意圖以非法手段顛覆政府」等﹐許多人因而被處死刑或囚禁。²⁶1950 年代初期的台灣

25 1977 年 11 月中壢事件的發生是台灣反對運動的轉捩點。事件的起因是設在中壢國小的投票所﹐發生疑似選舉舞弊事件﹐引起一萬多名民眾包圍中壢警察分局抗議處理選務糾紛不公﹐中央大學江文國不幸受槍擊斃命﹐青年張治平亦不幸死亡﹐憤怒群眾遂焚燒警局和警車洩憤。而該年的地方選舉中﹐反對派候選人贏得四分之一的縣長寶座﹐以及百分之三十的省議員席次﹔（田弘茂﹐1992﹕67﹔若林正丈﹐1994﹕188-190﹔李酉潭﹐1997a﹕174﹔薛化元等﹐2003﹕242）1979 年 12 月的高雄美麗島事件﹐遊行過程中雖出現暴力﹐但是僅一百八十三名警察受傷﹔（蔡玲､馬若孟﹐1998﹕68-70﹔阮銘﹐2001﹕208）1986 年 12 月﹐台灣反對派主要領袖譴責群眾在機場用石塊攻擊警車﹐並宣佈「安全第一､自由第二」。（Huntington, 1991﹕195）2000 年 3 月總統大選後﹐林義雄分別致抗議民眾､致全國同胞､致民進黨員三封公開信﹔籲請他們用愛化解仇恨､用愛創造祥和社會､用同情心看待我們的同胞。參閱《中國時報》﹐民國 89 年 3 月 22 日﹐版 5。

26 有的人被迫送往綠島監禁﹐有的人被強制在仁愛教育實驗所接受思想改造﹔有的人莫名失蹤﹐

有的人被集體屠殺。（林樹枝﹐1997﹕362﹔台灣省文獻委員會﹐1998﹕98）

(16)

第一波自由思想運動﹐以雷震､殷海光的《自由中國》為代表﹐參與者主要是外省籍的自由主義知識份子。該社成員除宣揚自由民主思想､批判共產主義集權外﹐更將評議權威的箭頭轉向統治當局與檢討國政﹐最後卻因社論切中當局時弊﹐造成國民黨保守人士的口誅筆伐。²⁷（張夫之﹐1983﹕

15-25）1964 年 9 月台灣大學教授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等在台北共同起草〈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第二代台灣本土自由民主力量隨後終於破繭而出。但在當時的戒嚴環境下﹐主事者仍被控「以非法方式圖謀推翻政府」的罪名而入獄。此事件象徵台灣本土的反對運動在白色恐怖籠罩下﹐再度沉寂並移向海外。

1970 年代初期﹐由於美國政府改變對中國的態度﹐實行「聯中制俄」

的政策﹐使得國際情勢不利於台灣。1971 年 12 月台灣基督長老教會遂於尼克森訪問中國前發表〈對國事的聲明與建議〉﹐促進台灣本土的反對運動重新崛起。1977 年 11 月的五項地方選舉﹐國民黨遭到遷台以來最大的選舉挫折﹐並在選舉期間爆發中壢事件﹐徹底暴露出國民黨統治權威的危機。（彭懷恩﹐2003﹕284）然而到了 1978 年 12 月美國政府與中國建交﹐

國民政府為因應政局﹐宣佈中央民代選舉延期﹔黨外人士隨即指出﹕「維護憲法體制﹐全面實行民主﹐才能使中華民國轉危為安」﹐並揭露當局「軍事與特務統治」､「政治迫害」。（阮銘等﹐2000﹕85）1979 年 8 月《美麗島》

雜誌刊登抨擊政府的文章並舉辦座談會﹐政府因而進行嚴密的監控﹔後來決定於 12 月〈國際人權日〉在高雄召開人權大會﹐但因集會申請未獲批准而引發「美麗島事件」。不但造成警察與群眾的嚴重衝突﹐數日後陸續逮捕煽動者。並於 1980 年 3 月進行「美麗島大審」判處被告們無期徒刑或不等的有期徒刑﹐但其所堅持的理想成為台灣人民繼續努力的目標。（蔡玲､馬若孟﹐1998﹕68-70）1983 年 5 月﹐蔣經國解除鷹派將領王昇的重要職位﹐代表軍方與情治部門勢力的衰落﹐而他在 1984 年 3 月提名李登輝為副總統候選人﹐則加速國民黨中央政治領導結構的本土化與文人化。

（蕭新煌､具海根﹐1997﹕515）在戒嚴法的實行統治下﹐政府強力鎮壓反對派的政治活動﹐人民基本的結社､言論､集會､遊行､媒體傳播…等自由､權利受到限制﹔台灣政府鎮壓反對派政治活動﹐一貫採取的態度是容許人民其他的自由﹐但不容許人民對當局政策的挑釁。因此﹐在禁止反對黨的競爭下﹐台灣當時實施「有限度的民主」﹔（蔡玲､馬若孟﹐1998﹕

71-76）在 1986 年以前﹐學者若林正丈僅以擴大的「自由空間」來形容。（若林正丈﹐1994﹕192､219）

27 最有名的是 1951 年的社論〈政府不可誘民入罪〉､1955 年的祝壽專刊､1957 年到 1958 年一系列的〈今日問題〉等。（夏道平﹐1998﹕33）

(17)

（二）自由化的開展

台灣自由化的關鍵事件和明顯歷程分別是 1986 年 9 月民主進步黨的成立﹐以及始於 1987 年 7 月以來的解嚴､解禁。²⁸（林佳龍﹐1999﹕119﹔

李酉潭﹐1999﹕52）一方面﹐反對運動的突破黨禁﹐使得執政者開始認真考慮進行改革的可能性﹔隨著日益升高的鎮壓成本﹐促使當局進一步思考政治自由化的重要因素。²⁹另方面﹐戒嚴令的解除﹐被視為專制政權宣告修改原有的政治法則﹐以開放更大的空間﹐供給個人與團體﹐行使公民與政治的權利。這也就表示開啟了未來政權推行自由化的工作﹐主要措施包括﹕（1）放鬆成立新報紙及雜誌的限制﹔（2）起草管理政治活動的法律﹐

如制訂集會遊行法､選舉罷免法､人民團體組織法等。（Meaney, 1992﹕100）

雖然戒嚴令解除後﹐自由化仍有一些限制﹐包括制訂「不得違反憲法､不得主張分裂國土」的國家安全法﹐保留有關煽動叛亂的法令﹐以及對於傳播媒體的控制。（Meaney, 1992﹕101-102）此外﹐民進黨的出現顯示台灣民主已逐漸走向多元政黨競爭的階段﹐象徵著台灣政治已不可能再出現強權的統治。在 1988 年 1 月蔣經國逝世的危機時刻﹐李登輝依憲法繼任總統﹐也是台灣人第一位擔任國家元首職位﹐意涵著台灣政治走向自主發展。不過﹐民眾對政府的態度亦在此時起了變化﹐除傳統的要求政府維持政治穩定､經濟成長和國家安全之外﹐更應該開始重視一些新興的社會問題﹐如公共治安､環境品質､經濟犯罪､所得分配等。亦即政府的角色從過去的政治與經濟任務的執行﹐轉變到社會任務的達成。³⁰（彭懷恩﹐2003﹕

288-289､312-314）

在自由化的進展過程中﹐還發生了 1989 年 4 月堅持主張台灣獨立者鄭

南榕﹐為了爭取「百分之百的言論自由」而寧可引火自焚不願被逮捕的事件。（cf. Arrigo, 1994﹕156）至此以後﹐海外黑名單異議人士紛紛闖關回台﹐

並開啟以台灣為主體的獨立運動﹐且帶給人民思索國會層次的政治改革機

28 戒嚴法一直被廣泛地視為政治壓制的象徵﹐直到 1986 年 10 月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議於翌年(1987) 7 月解除戒嚴令﹐才結束了四十年的威權統治。(Tien, 1992﹕7､12 )

29 在社會需求方面﹐經濟發展和社會多元化增加國民黨威權控制和壟斷權力的困難度﹐同時也提供反對勢力進行組織和動員的必要資源。在政權供給方面﹐蔣經國認為當執政黨仍然掌控優勢地位時﹐政治自由化不但不會立即危急政權的安定﹐還可以提供當局操縱改革､延長政權的機會。

（林佳龍﹐1999﹕121）

30 1980 年代的台灣﹐已開始浮現一種社會認知﹐亦即主張對「社會現實」的解釋與了解﹐必須要從過去一項背政治力和經濟力支配下的主宰思考模式裡解脫出來﹐以求取「社會現實」的真正理解。截至 1988 年底為止﹐在台灣本土社會中﹐經由動員民間社會力而形成的社會運動﹐總共有十七種之多﹐其分別是﹕（1）消費者運動（1980~）﹔（2）反污染自力救濟抗議運動（1980~）﹔

（3）生態保育運動（1982~）﹔（4）婦女運動（1982~）﹔（5）原住民人權運動（1983~）﹔（6）學生運動（1986~）﹔（7）新約教會抗議運動（1986~）﹔（8）勞工運動（1987~）﹔（9）農民運動（1987~）﹔

（10）教師人權運動（1987~）﹔（11）殘障及福利弱勢團體的抗議運動（1987~）﹔（12）老兵福利自救運動（1987~）﹔（13）政治受難者人權運動（1987~）﹔（14）外省人返鄉運動（1987~）﹔（15）

台灣人返鄉運動（1988~）﹔（16）反核運動（1988~）﹔（17）客家權益運動（1988~）。（蕭新煌﹐

1992﹕90-114）

(18)

會。³¹1990 年 2 月﹐國民黨高層為總統選舉爆發「主流」與「非主流」的鬥爭﹐帶給社會很大的衝擊。3 月數萬名學生群聚中正紀念堂抗議擴權謀私利的「老賊」（萬年國代）﹐提出四項要求﹕（1）廢止臨時條款﹔（2）解散國民大會﹔（3）召開國是會議﹔（4）提出政治改革時間表。除了第二項以外﹐其餘皆為李登輝總統所採納。（cf. Arrigo, 1994﹕156）7 月舉行的國是會議﹐透過溝通與協商的過程﹐國民黨與民進黨雖對於一些憲政體制仍有許多不同的意見﹐但大體上同意民主化的全部程序﹐有益於漸進民主化的過程。（Wachman, 1994﹕46）且大法官會議亦適時地提出解釋﹐所有於 1947-1948 年選出的資深代表必須於 1991 年底以前退休。（Tien, 1994﹕189）

國是會議的重要共識包括總統直選､國會全面改選､省市長民選以及修憲。一但選舉的時間設定了﹐隨後的民主化就很難再被逆轉﹕因為政黨的心思與社會的期待非常迅速地皆移轉到選舉上。（林佳龍﹕1999﹐132）

二､決定階段（decision phase）──民主轉型時期

（一）自由化的接續

台灣自由化的發展到此時期﹐已經可說是漸趨理性與成熟﹔政府當局對於來自社會各階層的不同聲音﹐開始以人民權利為主體思考。1991 年 5 月四名涉案者被控接受住在東京的台獨運動家史明創設的「獨立台灣會」

的資金及文獻﹐而以「懲治叛亂條例」及刑法第一百條（普通內亂罪）被檢舉與起訴。此事件引來學生､教授､知識界的強烈反彈﹐進行示威､抗議､遊行､罷課等活動﹐逼使立法院決議廢止「懲治叛亂條例」﹐後來（1992 年 5 月）更修正刑法第 100 條﹐終使得台灣人民享有百分之百言論自由的最後障礙獲得解除。人民公開討論台灣獨立不再是犯罪。（若林正丈﹐

1994﹕246-247﹔Copper, 1994﹕47）

再者﹐國民黨對於媒體的控制﹐早期由黨､政､軍監視三家電視台﹐

以及許多的電台與報紙。除了前述隨著解嚴而開放報禁﹐1993 年 2 月釋放一些電台頻道供民間申請使用﹐緊接著有線電視網紛紛設立﹐並積極由反對黨人士籌辦第四家無線電視台。經過在野人士與執政當局的大力抗爭﹐

新聞局與交通部在評估之後﹐終於在 1994 年 1 月宣佈﹐開放設置第四家全國性無線頻道網﹐最後並由民視（Formosa TV）於 1995 年 6 月取得執照。（阮銘等﹐2000﹕116-117）1993 年 5 月全省一萬五千名農民北上發動

31「鄭南榕的自焚事件﹐是台灣政治運動的分水嶺。」國策顧問姚嘉文如是說。在言論封閉的 1980 年代裡﹐鄭南榕創辦了《自由時代週刊》﹐並結合運動以密集攻勢突破官方四大禁忌﹕蔣家神話､

軍方弊端､二二八､台灣獨立﹔而他的死﹐使得台灣的政治運動步入國家認同與國會體制改革的層次。（資料來源﹕台灣歷史學會網站﹔http://www.twhistory.org.tw /20010416.htm）

(19)

「五二 O 農民遊行」﹐抗議政府被迫向美國開放農產品市場﹐且與當局持續爭取生存自主性的大規模街頭衝突事件。1994 年 4 月國民黨第十四屆臨全會通過總統直選修憲案﹐並於同年 7 月國大臨時會通過修憲案﹐總統､

副總統自第九任起改為公民直選。1995 年 2 月李登輝總統出席二二八紀念碑落成典禮﹐首度以國家元首身分致歉﹐象徵著人民自由程度獲得政府的重視。（張慧英﹐2000﹕325-327）

（二）民主化的實踐

台灣民主化的指標乃視「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接民選」而定。

321991年5月正式結束「動員勘亂時期」﹐同時公佈「增修條文」。在法律上﹐

「中華民國」方面終於結束國共內戰﹐而廢除臨時條款以後﹐才有1991年第二屆國大代表的全面選舉。（若林正丈﹐1994﹕239-241）儘管有些觀察家視這次國代選舉不是非常地重要（因為國民大會的職權有限）﹐但它至少具有二項重大意義﹕（1）朝向民主化過程中的一個大步驟﹔（2）國民大會具有修憲權﹐包括決定如何選舉總統､副總統﹐以及決定台灣到底是總統制或內閣制。（Copper, 1994﹕23）至於1992年12月立法委員全面改選的重要意義﹐乃是國民黨第一次允許政權公開的民主競爭﹐亦即反對黨第一次有機會變成執政黨。因此﹐大多數觀察家視此次選舉為進一步民主化的最大貢獻。（Copper, 1994﹕45）

直接的全民普選總統﹐才能確保政府幾乎在所有國家事務上對選民全權負責。（Wachman, 1994﹕42）而 Constance S. Meaney 亦特別將總統間接選舉列入台灣自由化與民主化的反面指標。（Meaney, 1992﹕115）1991､

1992 年台灣國會全面改選以後﹐雖又歷經 1995 年立法委員第二次全面改選﹐但一直要到 1996 年 3 月舉行總統直接民選以後﹐台灣才正式完全被列入民主國家的行列。民主政治的精髓在於人民有權利﹐透過定期､公開､

公平與自由的全國性大選﹐選擇統治者。所以﹐此次中華民國在台灣所完成的總統直選﹐不但是民主化的關鍵﹐也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里程碑。(cf.

Karatnyky, 1997a﹕6､8﹔李酉潭﹐1997a﹕171)

32 Samuel P. Huntington 在《第三波》乙書中指出﹕如果用普選的方式選出最高決策者是民主政治的精髓﹐那麼民主化過程的關鍵就是﹐用自由､公開､和公平的選舉中產生的政府來取代那些不是以這種方法產生的政府。自由化只是威權政體的局部開放。這種開放沒有經由自由競爭的選舉來選擇政府領導人。正在展開自由化的威權政體通常會釋放政治犯､開放某些議題給民眾辯論､放鬆新聞檢查､開放一些低層的公職舉行選舉､允許公民社會的某種復興﹐以及循著民主化的方向採取其他步驟﹐但不把最高層的決策者交付選舉來考驗。(Huntington, 1991﹕9)

(20)

三､鞏固階段（consolidated phase）──民主鞏固時期

1996 年 3 月李登輝先生當選中華民國首屆民選總統﹐完成了台灣由威

權體制轉型至民主體制﹐台灣人民能夠以民主方式變更他們的政府﹐美國

「自由之家」特別在 1996 年世界各國自由報告中提出評論﹕台灣成功地完成民主轉型﹐亦即以自由與公平的競爭性多黨體系完成總統直選﹐呈現政治多元主義﹔因此正式將台灣列為既是「選舉的民主」﹐也是「自由的民主」國家。（Karatnycky, 1997a﹕6､8､18）1997 年 11 月的地方選舉﹐

民進黨淡化其獨立立場﹐並承諾回應做一個乾淨與全民政府﹐結果首次在行政席次和得票率（43% 對 42%）上擊敗國民黨。1998 年 12 月﹐國民黨於地方和中央選舉中稍微扳回局面﹔民進黨成立十年後首度遭遇較大的挫敗﹐但仍維持重要地方政府與幾乎整個南台灣的控制權。（Karatnycky, 2000﹕469）國民黨嚴重性的分裂在 1999 年中期又浮上檯面﹐並使其權力逐漸變弱。前台灣省省長宋楚瑜脫離國民黨﹐宣佈獨自參選總統﹐執政黨內部擔憂其他重要黨員亦會跟進離開﹐於當年 11 至 12 月期間﹐由國民黨考紀委員會開除黨內二十七名擁護宋楚瑜支持者的黨籍。（Karatnycky, 2000﹕468）

2000 年 3 月總統大選﹐人民在期待政治改革中﹐用選票終結國民黨五十幾年來的長期執政﹐而以強調新中間路線作為選舉主軸的陳水扁﹐獲得 39.3%的票數支持當選總統並首創台灣的政黨輪替﹐完成台灣第一次政權的和平移轉﹐其獲勝為台灣之民主政治寫下歷史新頁。（Karatnycky, 2001﹕

521）因此﹐有學者提出評論﹕過去這幾年見證了在經歷數十年的一黨威權體制的國家中（例如南韓､台灣､墨西哥）﹐反對黨所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得到令人吃驚的選舉勝利。此不僅視為民意終於得以自由､民主地表現出來的結果﹐亦是一黨專政冗長潰敗過程的終結。（Solinger, 2001﹕41）

更重要的是﹐若從 Samuel P. Huntington 提出的民主鞏固判別標準﹕「雙翻轉測驗」來衡量﹐台灣已經通過了第一次的檢驗。接著下來﹐2001 年 12 月立法委員選舉的結果﹕民進黨贏得立院 225 席中的 87 席次﹐與 1998 年的 70 席相較﹐席次增加成為國會最大黨﹔國民黨相對只獲得 68 席﹐比前次的 123 席下降許多﹔由被國民黨開除的宋楚瑜領導之親民黨獲得 46 席位﹐而支持前總統李登輝的台聯黨贏得 13 席位。³³由此觀之﹐政黨輪替使台灣民主改革向前邁向一大步﹐立委選舉無疑又是民主發展的另一個分水嶺。從此以後﹐台灣一方面已邁向民主鞏固的第二階段﹔另方面在自由程度被評比為與英､法､日､德､義等先進民主國家並列的同時﹐如何深化

33 參閱「自由之家」 2001 年至 2002 年世界各國自由年度調查報告﹐其中有關於台灣的部分。

（http:// www.freedomhouse.org/ research / freeworld /2002 /countryratings /taiwan.htm）

(21)

民主﹐以提昇民主政治的品質﹐乃是台灣邁向先進民主國家必須面對的挑戰。（參閱李酉潭﹐1999﹕43-65）

圖 3-1 台灣民主轉型的進程

威權體制民主轉型民主鞏固（準備階段）（決定階段）（鞏固階段）

時間

1988 2000

政治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民主鞏固､民主深化

蔣經國時期李登輝時期陳水扁時期

資料來源﹕參考林佳龍﹐1999﹕118﹔作者並自行增補整理。

說明﹕

1､台灣民主轉型的過程有﹕（1）準備階段（preparatory phase）──有限度的民 1949

地有方限自度治的實民行主

､自由空間的擴大

1986

､7 民自進由黨化成開立展

､解除戒嚴

1991

､2 國自會由全化面接改續 選､ 民主化

實踐

2004 是廣否義發､

生積政極黨民輪主替鞏

﹖固的進行 1990

國民是主會化議啟召動開

2000 第狹一義次民政主黨鞏輪固替的檢驗 1972

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

1996 總立統﹚

直民接主民鞏選固

﹙期自開由始民主制度建

(22)

主､擴大的自由空間（2）決定階段（decision phase）──自由化的開展､民主化的啟動､自由化的接續､民主化的實踐（3）鞏固階段（consolidated phase）

──自由民主建立､民主鞏固初期。

2､1949 年至 1972 年為止﹐台灣雖沒有民主經驗﹐確有長期的地方選舉經驗。

這種地方自治與定期舉行的選舉﹐加速台灣民主化的堅實基礎。（Tien, 1995﹕

9-10）1968 年實施第一次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而補選出來的代表卻是終身職﹔直至 1972 年後才改為定期「增額選舉」﹐雖然須改選的名額有限﹐但對於政治參與開放的幅度﹐相對地具有指標性作用。因此﹐台灣政府當時鎮壓反對派政治活動﹐一貫採取的態度是容許人民其他的自由﹐但不容許人民對

當局政策的挑釁。所以﹐在禁止反對黨的競爭下﹐實施所謂「有限度的民主」﹔

（蔡玲､馬若孟﹐1998﹕20､71-76）在 1986 年以前﹐有學者僅以擴大的「自由空間」來形容。（若林正丈﹐1994﹕192､219）

3､1986 年 9 月民進黨的出現﹐表示 1949 年後即已存在的黨禁為之解除﹐反對人士有效對抗獨占權力國民黨的開始﹔亦顯示出台灣政局日益民主化､經濟與社會日益現代化的結果﹐實為台灣政治發展的一件重要大事。（呂亞力﹐

1992﹕195）同年 10 月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並決議於翌年（1987）7 月解除戒嚴令﹐才結束了四十年的威權統治。此解禁､解嚴象徵著政治壓制的紓緩和自由化的開展。1990 年 6 月舉行圓桌會議（round-table talk）──即國是會議﹐朝野初步形成台灣民主改革的共識﹐包括廢除動員戡亂時期､修憲､

國會全面改選和總統直選。在性質上﹐國是會議前蔣經國所主導的改革界定為「政治自由化」（political liberalization）﹔國是會議後李登輝所主導的改革界定為「政治民主化」（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林佳龍﹐1999﹕117）到了 1991 年 5 月結束動員戡亂時期､第二屆國大代表的全面選舉﹐自由化繼續向前邁進。1992 年 2 月立法委員全面改選的重要意義﹐乃是國民黨第一次允許政權公開的民主競爭﹐亦即反對黨首度有機會變成執政黨﹐並視此次選舉為進一步民主化的最大貢獻。（李酉潭﹐1999﹕53-54）至於 1996 年總統直選之後的階段﹐則屬於民主鞏固的初期階段。

4､真正的「自由民主」建立必須等到 1996 年 3 月總統直選以後﹐台灣被「自由之家」列入既是「選舉的民主」﹐也是「自由的民主」國家才告確立。（Karatnycky, 1997b﹕3-8､475-477）2000 年 3 月首次政黨輪替的和平移轉﹐更使得台灣必須思索未來如何進一步鞏固､深化並提昇民主的品質（完成或達到狹義､廣

義､消極､積極的民主鞏固）。

貳､民主化肇因的應用

第三章 轉 型﹕台灣民主化經驗的實踐

第一節 啟動民主化的原因

壹､民主化波浪的探因

貳､民主化肇因的應用

第二節 檢視民主轉型的特徵與歷程

壹､民主轉型的特徵

貳､民主轉型的歷程

第三章轉型﹕台灣民主化經驗的實踐

第一節啟動民主化的原因

第二節檢視民主轉型的特徵與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