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80 年代文化建設潮流中的省思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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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980 年代文化建設潮流中的省思與突破

1980 年代對高雄市而言，是一個面臨關鍵轉折的年代。在這段期間，由於高雄市長期的工業發展，鄰近縣市的居民不斷地前來高雄市尋找就業的機會。社會增加所導致的人口激增，使得高雄市突破百萬人口，得以在 1979 年（民國 68 年）7 月 1 日正式升格為直轄市。升格為直轄市的直接效益是顯著的，不僅市政府的編制員額增加，預算的編列也隨之大增，這些都意味著市政建設得以提升。但在看似一片光明前景的背後，卻潛藏著無限的隱憂。

由於輕、重工業的長期發展，使高雄市環境的污染日益嚴重：市民喝著有異味的水，呼吸著佈滿落塵的空氣；工廠的煙囪櫛比鱗次地矗立在各角落，但全市卻找不到一所綜合大學與音樂廳、博物館，連提供給市民休憩的綠地都少的可憐。這些現象激起長於斯、住於斯的文化界人士深沈的批判：高雄市是工業的黑鄉、文化的沙漠。

而在此時，臺灣的整體環境也在逐漸改變中。1978 年（民國 67 年）蔣經國總統將「文化建設」納入「十二項建設」中，計劃在 5 年內完成建立各縣市文化中心。1979 年（民國 68 年）在素有「文化市長」之稱的臺北市長李登輝推動之下，臺北市舉辦了全國第一次的音樂季活動，接著又舉辦體育季、戲劇季等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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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界反應相當良好，每場活動幾乎座無虛席，

因此也帶動了民間企業的加入。新象公司在臺北舉辦國際藝術節，臺北的藝文活動更形繽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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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工商業人士組成文化基金會，邀請海內外藝術

1 《聯合報》，1979 年 3 月 23 日，第七版。

2 《聯合報》，1980 年 1 月 20 日，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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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與藝術家至臺中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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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則與歷史博物館合作，將位於臺北市之史博館內的中華古文物用貨櫃車運到臺南，供市民參觀，獲得了廣大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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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民國 70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成立，各地的文化活動更有長足的推展。

在「文化建設」潮流下，高雄市府與市民一方面自慚於「文化沙漠」的污名，一方面採用軟、硬體雙管齊下的方式，開始奮起直追。在不斷的摸索嘗試中，高雄市府與市民為走出「文化沙漠」跖蹼前進著。

3 《聯合報》，1979 年 5 月 20 日，第七版。

4 何凡，〈市政中加入文化〉，《聯合報》，1979 年 11 月 14 日，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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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工業黑鄉•文化沙漠」的自我批判

在高雄市升格為直轄市當天，《聯合報》以〈對高雄市升格之祝福與期望〉

一篇社論表達對高雄市升格一事的看法。文中指出：

　 ……多少年來，高雄市一直以「生產都市」，以與臺北之為「消費都市」相對稱，這顯示了在大家觀感，臺北市是個紙醉金迷的都市，

高雄市是個健康朝氣的都市。我們相信，……（高雄市）必能在精神地位上，繼續發揚「生產都市」的美好德性而超乎「消費都市」的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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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都市」的稱號自然是因高雄市以工業為主要產業的特性而來。

一座城市的稱號，除了指稱該座城市的特色外，也代表了該座城市予人的形象。有些稱號是「中性」的，如「風城」之於新竹、「雨港」之於基隆一般。有些稱號則帶有讚譽的意涵，如「文化古都」之於臺南、「文化城」之於臺中等。

戰後的高雄市曾經有過不少稱號，有的如曇花一現，有的卻是歷時有年，

宛如高雄市的代名詞。例如自高雄港開鑿營運以來，「港都」這個稱號即長期伴隨高雄市。且自 1980 年代後期蘇南成市長（1985/05/30~1990/06/17）以「港都文化」為名推行各項文化建設，型塑高雄的「港都」形象後，使得高雄市的「港都」名氣逐漸超越了臺灣另一座築港歷史更為悠久的「港都」－基隆。

在全民致力經濟發展以求振興國力的年代裡，「生產城市」之於高雄市代表著

「健康朝氣」，亦是富有正面的意義。然而，高雄市另有「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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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都」

5 《聯合報》，1979 年 7 月 1 日，第二版。

6 《聯合報》，1951 年 12 月 7 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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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稱號。這兩個稱號則是形容高雄市因柏油路面與綠化不足，每逢晴天微風吹過，路上的飛塵滿天揚帆，整個城市即陷入灰濛一片的景象。當然，這對於高雄市是負面的諷諭，但這兩個稱號流傳並不廣，真正讓高雄市民引以為恥、深以為苦的稱號應屬「工業黑鄉」與「文化沙漠」兩者。這兩個帶有貶損意涵的稱號糾纏高雄市民長達數十年之久。前者代表了高雄市惡劣的生活環境與低落的生活品質，後者則是指陳了高雄市只顧追求物質發展忽略文化建設的事實。

一、工業黑鄉

高雄市是一座依海而生的城市。由於打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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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後山沿岸一帶係為優良之漁場，自 16 世紀中葉以來即吸引了中國華南一帶的漁民前來開發與定居。

此後，隨著中國沿海人口壓力與戰禍日益嚴重，更有不少民眾前來臺南、高雄一帶平原進行開墾。當沿海聚落一一形成之時，打狗港口的貿易也日益活絡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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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清朝領臺初期，臺灣與中國大陸之貿易仍是集中於臺南府城鹿耳門港，打狗港僅供漁民進出，或小型商船從事貿易的港口；直至 19 世紀初期起，

鹿耳門港淤廢，常使意圖打開中國貿易之門的外商深以為苦，於是水域廣闊、

擁有天然防波堤的打狗港，成為了英商、美商注意的目標。1858 年（咸豐 8 年），在天津條約簽訂之後，打狗港以臺南府的子口開港通商，逐漸成為外商、

7 《聯合報》，1953 年 8 月 12 日，第四版。

8 又稱打鼓山、猴山等。

9 張守真、許一男主編，《中國民國八十五年全國文藝季－高雄港紀事》（高雄，高雄市立文化中心管理處，1996），頁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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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領雲集之地。

打狗港灣雖然擁有良好的條件，交通地位亦甚重要，但港口有礁岩，船舶出入危險性甚高。因此洋商一再提議加以疏浚，並表示願意出錢出力。可惜當時的清廷，重視防務甚過商務，始終未能同意外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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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清之際，

本有成為一流商港的打狗仍未發揮它天然良港的優勢，洋商與領事官員亦只能紛紛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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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91 年（光緒 17 年）時，打狗出港的船隻，甚至僅有帆船 1 隻，輪船 8 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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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年（光緒 21 年，明治 28 年），清日簽訂馬關條約，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這場臺灣居民的亡國之禍，卻成為打狗港發展的新契機。1904 年

（明治 37 年）由於總督府欲興建縱貫鐵路打狗車站而須挖掘港內泥沙藉以填埋車站用地，終得展開了打狗浚港的工程，並開創了打狗港海陸聯絡及航運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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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打狗港灣潟湖長約七哩，寬約半哩，深度在 15 呎左右，如果能浚渫沙洲，加深港口泊地，

並改善與臺灣府的交通，則打狗可望成為大商埠（Commerical Emporium）。戴寶村，〈打狗的地理環境與歷史發展〉，收錄於黃俊傑主編，《高雄歷史與文化論集》（一）（高雄，財團法人陳中和翁慈善基金會，1994），頁 64、71-77。

11 初期最積極在打狗展開商務活動的英國，由於打狗港潟湖淤積問題始終未能解決，所以在 1885 年後將原設在打狗之領事館改設安平，打狗之領事官舍因人去樓空而荒廢。Oakley , David（李夢哲）著，李維真譯，〈高雄英國領事館〉，《臺灣文獻》第 55 卷第 3 期，2004 年 9 月，頁 257。

12 關山情主編，《臺灣古蹟全集》（四）（臺北，戶外生活雜誌社，1980），頁 214-216。

13 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 1899 年南下巡視打狗時，認為打狗築港可促進南部經濟的發展，因此於 1900 年派遣總督府技師川上浩二郎，率同技術人員 5 名，展開打狗港第一次的港灣調查。

13 雖然川上浩二郎針對打狗港的氣象、地形、地質、潮流及海底土沙之移動等項資料所寫成的調查報告，證明打狗確實具有築港的優良條件，但也提出了若要讓打狗的港口機能得以發揮，並需先解決港口狹隘、潮流湍急、沙洲橫列，並有漂沙移動等困難問題，而當時的總督府因急於先完成基隆港第一期築港工程、西部縱貫鐵路的建設等關係，財力諸多困難，致直至 1904 年才因興建縱貫鐵路打狗車站需借港內泥沙藉以填埋車站用地，終得展開了打狗浚港的工程。羅惠羣，《高雄市區域地理研究》（高雄，復文書局，1978），頁 67。張守真、許一男主編，《中國民國八十五年全國文藝季－高雄港紀事》，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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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浚港工程（1904-1907 年）進行期間，打狗港的貿易額已呈現幾乎年年成長的趨勢，並在 1907 年時超越了淡水、安平兩港。1908 年（明治 41 年）

總督府確定以打狗港築港作為南臺灣物質主要吞吐港的政策方針，進一步展開第一期打狗築港工程（1908-1912 年）。

由於南臺灣產業高度發展，輸出入貨物急劇增加，打狗港貿易總額成長額度遠遠超出第一次築港時所預計的容量。因此 1912 年（大正元年）開始實施第二期的築港工程（1912-1937 年），規模亦較前期為大，並增添相關港口之裝卸設備、倉儲設備、修船廠、港區鐵路、燈號標誌等現代化設備，使打狗港具備現代化港口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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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築港工程進行的同時，打狗沿海一帶的都市計畫也逐漸成形，新濱町、湊町、山下町等現代化新市街依海而建，

棋盤式、格子式的街道設計造出一條條筆直整齊的道路，自來水、電力及下水道設施完備，加上靠近碼頭港區、火車站，水陸交通便利，成為工商業界注目的焦點與人口聚集之地，不僅促使商店、華洋百貨等店家不斷遷入，農具、小型機械、鳳梨罐頭、修船、供應遠洋漁船魚貨儲存的製冰，以及製糖副產品的酒精等輕工業產業亦紛紛前來設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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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野水泥株式會社也自日本運來一座旋窯和機件，利用壽山的石材，生產可供應全臺並外銷至日本、南洋、印度的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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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代後，日本積極進行戰爭準備。第二次大戰的爆發後，殖民政府更在「將臺灣作為南進基地」的考量下，開始從「自給自足」

的角度發展工業。1935 年（昭和 10 年）後，煉鋁工廠、造船廠、煉油廠、

14 張守真、許一男主編，《中國民國八十五年全國文藝季－高雄港紀事》，頁 30-31。

15 邱緗伶，《戰後高雄市的社團發展（1945-2000）》，（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在職進修班碩士論文，2005），頁 132。

16 林朝號總編，《海洋首都•國際高雄－總統府地方文化展》，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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軋鋼廠、鹼業工廠、硫酸錏、肥料廠等製造廠陸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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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叫打狗的小漁村，在更名為高雄之後，儼然已具有「工業城」的架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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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良港的條件除了為高雄市帶來了繁盛的工商業外，也帶來軍事建設。1937 年（昭和 14 年）起，日本政府整建左營萬丹港為軍港，與日本左世保港、橫須賀港、吳港，並稱日本四大軍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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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需物資的需求使得高雄港務機能更形重要。由於工業、軍事、港務三元的發展，使得高雄市得以在日治時期發展成臺灣的第二大城，僅次於臺北。

然而隨著二次大戰戰局的白熱化，高雄港成為被美軍轟炸次數最多的地點，其各項機能遭到嚴重破壞。從 1949 年（民國 38 年）國民黨政府遷臺後，

開始積極整治高雄港，期能儘速復原港口機能，同時亦著手進行清理日治時期的工廠，使其得以繼續營運，並帶動工業擴廠和創廠的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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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的工業生產再呈蓬勃之勢。左營仍為海軍之重地，壽山（柴山）、西子灣、港口等納入軍事管制範圍。

　 1953 年（民國 42 年）起，政府開始推動一系列的經建計劃，高雄市被列為經濟發展及建設重心的地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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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民國 47 年）起，更展開 12 年的高雄港擴建工程，欲使高雄市成為臺灣省首要航運、工業、漁業發展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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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邱緗伶，《戰後高雄市的社團發展（1945-2000）》，頁 132。

18 依據《臺灣經濟年鑑》統計，至 1942 年（昭和 17 年）止，全高雄市計有主要工廠 224 家，其中紡織工業 6 家，機械器具工業 45 家，金屬工業 20 家，製材及木製工業 21 家，化學工業 24 家，印刷裝訂工業 5 家，製窯工業 11 家，食品工業 58 家。邱緗伶，《戰後高雄市的社團發展（1945-2000）》，頁 40。

19 林昀熹撰文，張世明繪圖，《漫畫高雄歷史》（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4），頁 118-119。

20 邱緗伶，《戰後高雄市的社團發展（1945-2000）》，頁 40。

21 邱緗伶，《戰後高雄市的社團發展（1945-2000）》，頁 41。

22 省政府以發展貿易、興建工業、漁業增產、便利運輸、配合都市發展等 5 項理由，說明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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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民國 49 年），為因應美國不斷企圖打開臺灣市場以作為其國際出口的產業基地和國內市場日趨飽和的雙重壓力，且鑑於美援可能終止的考量，政府頒行了〈獎勵投資條例〉等一系列鼓勵海內外廠商在臺灣投資勞力密集輕工業的優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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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決定將加工出口區設在高雄港中島新生地。1966 年（民國 55 年）12 月 3 日臺灣第一個「加工出口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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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眾多跨國公司來臺投資，就業機會大增，大量人口湧向高雄市。不久即因設廠已趨飽和，1969 年（民國 58 年）後再增闢「楠梓加工出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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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產業升級」，1973 年（民國 62 年）起，政府復陸續實施十項、十二項及十四項重大建設方案，擴充公共投資、加強重化工業的發展，以改善產業結構。高雄市被規畫為重化工業的發展重鎮。在有計劃的投入資本下，各大型國營事業，如臺機、臺鋁、臺肥、臺碱、中鋼、中船、石化、機電等工廠在小港區與前鎮區逐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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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工商業發展，使高雄港呈現擁擠而不敷使用。1965 年（民國 54

年）7 月政府決定在紅毛港與中洲之間開闢第二港口，以抒解高雄港航運壅塞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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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民國 56 年）第二港口正式興工，同時也宣告高雄港進入了「貨櫃化時期」。到了 1980 年（民國 69 年），已完成 3 個貨櫃中心，共

何在在財務維艱之際政府卻執行此項花費浩大的工程；9 月 18 日在高雄舉行的開工典禮由當時的省主席周至柔親自主持，可見政府對高雄港市經貿地位之重視。《聯合報》，1958 年 3 月 26 日，第三版。《聯合報》，1958 年 9 月 18 日，第三版。

23 除〈獎勵投資條例〉之外，尚有〈外國人投資條例〉、〈華僑投資條例〉、〈技術合作條例〉

與〈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等。這些條例皆放寬了貿易管制，並以租稅減免、匯率改革等方案吸引美、日等國企業的興趣。邱緗伶，《戰後高雄市的社團發展（1945-2000）》，頁 41-42。

24 加工出口區一開幕即有 12 家工廠開工，52 家外銷工廠設立，總投資金額為美金 1066 萬 2525 元，需僱用員工 15,529 人。《聯合報》，1966 年 12 月 3 日，第二版。

25 《聯合報》，1969 年 4 月 1 日，第三版。羅惠羣，《高雄市區域地理研究》，頁 33。

26 邱緗伶，《戰後高雄市的社團發展（1945-2000）》，頁 42。

27 《聯合報》，1965 年 7 月 15 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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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9 個碼頭。這些高雄港貨櫃運輸與蓬勃發展的工業措施，使高雄市成為以港口機能為主的商業、工業及運輸的大都市，為高雄市在 1979 年（民國 68 年）升格為直轄市提供了優越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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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戰後高雄市的產業發達史卻同時也是一部環境污染史。為了讓輕、

重工業高度發展，高雄市付出的是山河嚴重變色的代價。曾為全臺第一座「保安林地」的壽山及曾享有「翠屏夕照」美譽的半屏山都因水泥的開採而滿目瘡痍，隨時存在崩山的危險；高雄市區的臨海、楠梓、前鎮與市郊仁武、大社、林園等工業區的大小工廠及火力發電廠排放的落塵及廢氣抹黑了高雄市的天空，危害了居民的身體健康；工廠與貨輪排放的廢水、油污染黑了河與港，原為風景名勝的愛河因此變成了「黑河」、「臭河」，港面也浮散著一片污油。高雄市不僅是臺灣的「工業重鎮」，也是著名的「工業黑鄉」。

日益惡臭的環境損害了高雄市民的健康，也讓外客留下不佳的印象。早在 1970 年（民國 59 年）包含高雄市姊妹城檀香山市長夫婦在內等 4 位外國友人訪問高雄市，對於高雄市民熱情的招待，雖讚不絕口，但也忍不住指出高雄市「空氣污染和下水道不良，為國際都市少有的現象。」想必這是一下飛機就吸到不潔的空氣、見到髒亂的愛河所發出的肺腑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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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多年後，

從香港初到高雄市的中山大學教授余光中，在領教了港都令人難以忍受的空氣污染後，寫下〈控訴一支煙囪〉一詩，表達了心中的失望：

用那樣蠻不講理的姿態翹向南部明媚的青空一口又一口，肆無忌憚對著原是純潔的風景像一個流氓對著女童噴吐你滿肚子不堪

28 邱緗伶，《戰後高雄市的社團發展（1945-2000）》，頁 42-43。

29 何凡，〈高雄檀香山手帕交〉，《聯合報》，1970 年 1 月 12 日，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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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髒話你破壞朝霞和晚雲的名譽把太陽檔在毛玻璃的外邊有時，還裝出戒煙的樣子卻躲在，哼，夜色的暗處向我惡夢的窗口，

偷偷地吞吐你聽吧，麻雀都被迫搬了家風在哮喘，樹在咳嗽而你這毒癮深重的大煙客啊仍那樣目中無人，不肯罷手還隨意撣著煙屑，把整個城市當做你私有的一只煙灰碟假裝看不見一百三十萬張 —不，兩百六十萬張肺葉被你燻成了黑懨懨的蝴蝶在碟裡蠕蠕地爬動，半開半閉看不見，那許多朦朧的眼瞳正絕望地仰向

連風箏都透不氣來的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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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或戰後初期即在高雄市生活、工作的藝術工作者有幸見過尚未嚴重污染的高雄市，他們的作品中描繪著高雄市曾經有過的美麗景象。如在 1953 年（民國 42 年）成立的「臺灣南部美術協會」，其中包含了劉啟祥、張啟華、鄭獲義、劉清榮等高雄市知名畫家。他們多以南部人文與風景入畫，

從玉山、旗山、臺南孔廟、高雄愛河、壽山，一路畫到墾丁、佳洛水等等。

其中張啟華的畫作係以大量白色為主題，在白色要素中，以多層次的畫法，

構成不同的畫面，形成白派的特質。其亮度與彩度使北部畫家甚為驚嘆，凸顯了南臺灣的特殊風格。

³¹

在這段時期裡，工廠的黑煙尚未遮蔽南臺灣的燦爛陽光，亮眼的「白」正是張啟華眼中南臺灣的代表色彩。白色的亮麗、強烈的光源、具多層次感畫的畫法技巧，適當的處理了山水畫與都會畫、自然光與色彩的具象與抽象，他不僅發展出代表自己的系列，也使得「白」成為

30 傅孟麗，《茱萸的孩子－余光中傳》，1999，頁 200-201。

31 鄭水萍，〈臺灣的南方意識初探〉，收錄於黃俊傑主編，《高雄歷史文化論集》（三）（高雄，

財團法人陳中和翁慈善基金會，1996），頁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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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在 1960、70 年代的都會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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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60 年代到 70 年代間，張啟華的白派都市題材，象徵著高雄市兼具城市與鄉村情調，擁有豐富都會發展潛力，這是被期待的。然而在 70 年代之後，高雄市居民所見所聞的高雄，卻是一座籠罩在污濁空氣中、到處都是神色疲憊的勞工的城市。在 70 年代新一代高雄市畫家的作品中，洪根深即一反張啟華以「白」色代表高雄市的作法，改以「黑」色來描繪高雄市。出生於澎湖的洪根深，1972 年（民國 61 年）因妻子在高雄任教，且為了就近照顧年歲已大的父親，決定移居高雄市。他原本僅是將高雄市當作到臺北發展的跳板，後來認為高雄市是塊值得開墾的現代藝術處女地，繪畫環境亦比臺北單純，拒絕了北上工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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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習慣了澎湖藍天白雲的洪根深，在接觸到 70 年代以後因忙於經濟起飛而犧牲環境保育、忽略文化建設的高雄市之後，開始以變形扭曲的繪畫線條表達人類的不安與矛盾，或透過半自動技法的抽象表現傳遞內在的意象。在洪根深的筆下，「黑」是具有批判、否定意味的符號，反映了對社會的懷疑、都會的污染、悲劇的情緒；「黑」也是現代人在科技文明下的無奈與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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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根深畫中狀如鬼魅的黑魂在污黑的幻境中忽隱忽現，訴說著現代人生不知去向般地流竄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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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繪筆下，「黑」

儼然成為高雄市新的都會記號。「黑鄉」也成為高雄市民在面對故鄉變色的悲苦情懷下進而深沈反省而加諸己身的烙印。

32 朱聖吉等，《萬象高雄—高雄市文明史（六）【文化高雄】》(高雄，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2004)，頁 32

33 倪再沁，《高雄現代美術誌》，頁 168。

34 洪根深，《邊陲風雲－高雄市現代繪畫發展紀事（1970-1997）》（高雄，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管理處，1999），頁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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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工人文學作家楊青矗在 70 年代即曾透過一系列以加工出口區為背景的小說作品，揭示了臺灣從農業生產型態演變成現代工業社會的過程，因工作評鑑的不公、臨時工制度的不當、父權體制及資本主義雙重的剝削女性勞工、農村的沒落、傳統價值觀的鬆動、人際疏離，所造成勞工進入城市之後，淪落為邊緣人的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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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侯聰慧的攝影作品〈精神病院〉、〈拆船碼頭〉作品與南風劇團的〈金鑽大高雄〉、〈高富雄傳奇〉等戲劇作品，都是藝文界人士為反映他們所居住、認識的高雄市已成為「黑都」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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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從農、漁業到工業，從「白」到「黑」，高雄市產業繁榮的結果，並無法真如《聯合報》社論〈對高雄市升格之祝福與期望〉中所言，成為一座「健康朝氣」的城市，反而在嚴重的環境污染之下，增添了「南不及北」的濃厚自卑情結。

36 林朝號總編，《海洋首都•國際高雄－總統府地方文化展》，頁 89。

37 朱聖吉等，《萬象高雄—高雄市文明史（六）【文化高雄】》，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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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高雄地區工業設施分布圖

資料來源：

1. 《中國時報》，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 A9 版。

2. 〈中國鋼鐵公司〉網站：http://www.csc.com.tw/index.asp。

3. 〈中油石油高雄煉油廠〉網站：http://www.cpckor.com.tw/salf1.htm。

4. 〈仁大工業區〉網站：http://www.moeaidb.gov.tw/iphw/renda/park/Position1.jsp。

楠梓區

仁武鄉

鳥松鄉三民區

鼓山區

小港區苓雅區

鹽埕區

前鎮區

鳳山市

前金區

旗津區左營區

中國鋼鐵廠中國造船廠

高雄煉油廠

大林蒲發電廠硫酸錏廠

仁武工業區

臺泥高雄廠

林園工業區楠梓加工出口區

高雄加工出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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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沙漠

1985 年（民國 74 年）9 月，余光中應國立中山大學校長李煥之聘，來到高雄市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外文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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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這片陌生的土地，最讓他感到難以招架的，不是異鄉的生活與繁重的文稿邀約，而是記者和高雄市民經常問他的一個問題：「高雄是不是文化沙漠？」或者更進一步地問道：「對這片『文化沙漠』有什麼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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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民為「文化沙漠」深感自卑的情結讓有「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

之譽的余光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若去翻閱 1980 年代前後討論高雄市建設相關議題的報導或施政報告，也不難發現「文化沙漠」這個詞彙頻繁的出現，將

「沙漠」化為「綠洲」也成為高雄市朝野一致的願望。

探討高雄市是否為「文化沙漠」，或高雄市為何成為「文化沙漠」，或要如何蛻變成「文化綠洲」的言論、專文等為數不少，但到底何時高雄市被稱為「文化沙漠」，或被何人稱為「文化沙漠」，則鮮見有人論及。尹萍在《海洋臺灣》一書中提到：「2、30 年前，……那時候，高雄被稱為『文化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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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書出版的 1993 年（民國 82 年）往前推算，應該就是從 1960 年代以來高雄市開始有了「文化沙漠」的稱號。即余光中來到高雄市之際，高雄市民已背負了這個稱號長達 20 多年，難怪余光中會說：「『高雄是不是文化沙漠？』

這個問題顯然為有心的高雄市民所關懷，幾乎已成為一種敏感的情意結了。」

38 朱聖吉等，《萬象高雄—高雄市文明史（六）【文化高雄】》，頁 26。

39 余光中，〈樂山樂水，見仁見智〉，收錄於余光中，《憑一張地圖》（臺北，九歌出版社，1989 三版），頁 147。

40 尹萍，《海洋臺灣》（臺北，天下雜誌，1993），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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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萍並未說明其關於高雄市被稱為「文化沙漠」的時間說法來源何處，

但高雄市被稱為「文化沙漠」確實不應早於 1960 年代。因為「文化沙漠」一詞顯然是個「外來語」。其較早出現在 1959 年（民國 48 年）12 月 1、2 日何凡發表在《聯合報》副刊「玻璃墊上」專欄－〈開發「文化沙漠」〉一文。

⁴²

文中提到「文化沙漠」這個名詞來自最近 3 位美國學者對臺灣教育文化的報告，其中指出臺灣是「文化沙漠」（culture desert），而著名的考古學者李濟

⁴³

在看到該篇報告後，寫下〈文化沙漠〉一文，評論他對此事的看法。何凡〈開發「文化沙漠」〉一文則是針對李濟的說法再度發表評論。

何以 3 位美國學者認為臺灣是「文化沙漠」呢？何凡在文章一開始即點出其原因：

……，據駐美大使館文化參事處統計，1958 年至 59 年度，中國學人在美國大專任教職者共 1,124 人，遍佈 43 州。……

　文化參事處的另一項統計說，1958 年至 59 年度我國共有 3,882 名留學生（男 2,715 人，女 1,167 人），在美國 460 個大學留學，……。

照過去的例子，這些人中多數學成後將不歸國，而留下來為美利堅共和國合作，越是成績好的越不會回來。……

臺灣留美學人學成後卻滯美不歸，成為當時美國和臺灣政府與學界共同

41 余光中，〈寂寞與野蠻〉，收錄於余光中，《憑一張地圖》，頁 175。

42 《聯合報》，1959 年 12 月 1、2 日，第六版。

43 李濟（1896-1979），字濟之，湖北省鍾祥縣人，國立清華大學畢業後，1918 年（民國 7 年）前往美國克拉克大學、哈佛大學深造，是中國第一位人類學博士。歷任南開大學、清華大學、臺灣大學教授，並曾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多年。李濟教授一生最大的貢獻，

是從事田野調查，主持殷墟及其他遺址的發掘，把史前史和有文字的歷史銜接。《聯合報》，

1979 年 8 月 2 日，第三版。

(16)

關心的議題。這 3 位美國學者認為，臺灣留學生之所以學成之後不願歸國，

是因為大學師資參差不齊、教育界視野短淺，以及政府對思想的種種箝制所造成的。由於留美學子不肯歸國，造成臺灣高等教育有近於癱瘓的趨勢，臺灣也變成了「專為他人造就人才」的「文化沙漠」。

何凡這篇文章刊登之後引發不少議論。

⁴⁴

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贊同這樣的說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文化沙漠」一詞已經開始流傳，而且其所指稱的對象是整個臺灣。1961 年（民國 50 年）8 月 25 日《聯合報》的一篇「社論」

中強調：「只要我們今後掌握的方向正確，努力的途徑得法，則衡以我們擁有的主客觀條件，以及特具的歷史背景與現實處境，未始不能轉文化的沙漠為思想的沃土，變教育的死角為復興的泉源。」顯然也是採用「文化沙漠」一詞來形容當時臺灣的現況，並將其意義擴充，指出臺灣在「教育、文化，以及新聞等工作，都存在著某些嚴重的問題」；

⁴⁵

1968 年（民國 57 年）內政部在臺北市基隆路僑光堂舉辦第一屆全國圖書雜誌展覽，效果意外良好，交通不便又佔地狹小的僑光堂每日吸引萬千觀眾，售出幾十萬元書刊，報章雜誌即以此現象作為臺灣這片「文化沙漠既已見到青苔，文化綠洲自不難出現。」

46

的象徵，大篇幅予以報導。1974 年（民國 63 年）行政院新聞局接手書展主辦業務，報章雜誌再以「人們再不說臺灣是文化沙漠了」形容書展的盛況。

⁴⁷

由上述諸例可知，「文化沙漠」一詞開始在臺灣流行時，它所代表的意涵是指戰後臺灣在文化、教育各方面，因活動少、限制多，而造成人才外流、

44 何凡，〈談出版〉，《聯合報》，1964 年 4 月 19 日，第七版。

45 《聯合報》，1961 年 8 月 25 日，第二版。

46 《聯合報》，1968 年 10 月 27 日，第二版。

47 中偉，〈談書展〉，《聯合報》，1974 年 12 月 8 日，第十二版。

(17)

創作不興的困境。雖然何凡一度以「文化沙漠」來說明三重市茶室充斥、公共設施不良、迷信盛行、僅有半間書店的情形。

⁴⁸

然而，「文化沙漠」一詞的用法愈益普遍化。

早在 1952 年（民國 41 年）高雄市議員林全興在市議會會席上提出爭取基督教大學在高雄市設立的緊急動議時，就已表示「高雄市為本省第二大都市，尤其過去對文化設施較差，我們應發動民意極力爭取該校能在本市設立，

以利南部學生進受最高教育。」

⁴⁹

1961 年（民國 50 年）《臺灣新聞報》社長趙君豪在〈文化服務中心的展望〉一文中亦曾提及：「有人說，高雄沒有文化。」

50

這些例子雖反映了高雄市民對自身城市文化教育建設匱乏的憂慮，但尚未使用「文化沙漠」一詞。1967 年（民國 56 年）王隆遜在《高雄市志•藝文篇》序文中提到「廣徵博采，於榛蕪中培出奇花，將沙漠之地，化為綠洲。」

51

似隱有指稱高雄市為「文化沙漠」之意，但該文極力陳言的主題並不是高雄市文化建設的不足，而是感嘆高雄市因清代遷城與反日戰爭的破壞，造成典籍檔案蕩然無存的情形。與日後常見冠於高雄市之上的「文化沙漠」一詞意義並不相同。

1970 年代後期開始，在一些報章雜誌的報導之中，已經可以看到不少用

「文化沙漠」特別指稱高雄市的說法。1977 年（民國 66 年）建築師翁金山發表於《建築師》雜誌的一篇名為〈高雄大學長期發展計畫〉文章中提到了

「創辦一所綜合大學，以消除文化沙漠之恥，乃成為地方人士共同努力的目

48 何凡，〈半間書店〉，《聯合報》，1966 年 5 月 18 日，第七版。

49 《聯合報》，1952 年 6 月 22 日，第六版。

51 楊壬生主纂，《重修高雄市志•卷尾》（高雄，高雄市政府文獻委員會，1993），頁 76。

(18)

標。」

⁵²

林曙光在 1979 年（民國 68 年）4 月發表於《民眾日報》副刊中〈西畫泰斗劉啟祥〉一文說道：「高雄素有『文化沙漠』的蔑稱」，並謂「（劉啟祥）

他在文化沙漠裡默默耕耘，……」。其並在另一篇敘述張啟華的文章中，以〈文化沙漠裡的奇葩〉為標題。

⁵³

高雄市升格前幾日，市長王玉雲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高雄久有『文化沙漠』之稱」，

⁵⁴

並在升格之後首次的臨時市議會第一次大會市長施政報告中再度強調「過去有人指稱本市為『文化沙漠』」。

⁵⁵

這些例子都說明了「文化沙漠」的陰影在 70 年代時已在高雄市朝野人士的心中滋生，揮之不去。

1980 年代以後，以「文化沙漠」形容高雄市文化建設匱乏的言論與文章更是頻繁可見，這段時間也可說是高雄市民對於這個不光彩的稱號最為在意的時期。在這段時間內高雄市地方人士所發表的言論、文章，只要與文化建設有關的，幾乎離不開「文化沙漠」這四個字。1980 年（民國 69 年）高雄市舉辦第一屆文藝季活動，高雄市地方報紙紛紛以「文化沙漠播下種子，生根發芽花果可期」、「高雄是一座工商繁榮的港都，過去市政建設，多偏重於物質方面，致有『文化沙漠』之譏。」等為標題或內容，來宣傳與推廣這場高雄市文化界的盛事。王玉雲市長並在活動結束後市政府所出版的《高雄第一屆文藝季》專書序文裡說到，這場文藝季活動「是我大高雄百萬市民從文化沙漠邁向文化綠洲的起點」。

⁵⁶

1981 年（民國 70 年）高雄市立文化中心落成，高雄市教育局長陳梅生所撰述的〈中正文化中心與本市文化建設〉一文

52 翁金山建築事務所，〈高雄大學長期發展計畫〉，《建築師》第 3 卷第 2 期，頁 54。

53 照史（林曙光），《高雄人物評述》（二），（高雄，春暉出版社，1985），頁 5、101-129。

54 《聯合報》，1979 年 6 月 26 日，第二版。

55 洪昭祥、林淑娟編，《高雄市歷任市長對議會施政報告彙編》，頁 10。

56 許漢章主編，《高雄市第一屆文藝季》（高雄，高雄市政府，1980），頁 88-89。

(19)

中，開宗明義提到：「本市因缺乏較大型表演展覽場所，以致全省性的較大型的演出和展覽，無法在本市舉行。致使本市有『文化沙漠』之譏」。

⁵⁷

1982 年

（民國 71 年），許水德（1982/04/19~1985/05/29）上任高雄市長，對於如何將高雄市這座「文化沙漠」化為綠洲，亦是念茲在茲，透過年年舉辦書展、

文藝季等活動，以及整理古蹟、爭取設立民俗技藝園、籌建高雄市立美術館以強化高雄市的文化建設。

⁵⁸

不過到了 1985 年（民國 74 年）蘇南成入主高雄市政府時，高雄市仍未擺脫「文化沙漠」的窘境。蘇市長一方面強調高雄市絕非文化沙漠，另一方面高舉文化建設的旗幟，展開一連串的文化活動。

在硬體建設部分是確定了高雄市立美術館的設立地點，讓醞釀已久的美術館建立案進入了積極規劃的階段；還敲定延宕多時的「民俗技藝園」規劃案，

並舉行了南部地區唯一的國立社教機構—「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動工典禮。而在軟體建設的部分則是舉行了數場大規模的藝文活動，其中最為人所知有「中華民國七十四年當代美術大展」與「海上大餐」、

⁵⁹

中山路「兒童萬人大壁畫活動」、

⁶⁰

「凱旋路兒童大壁畫」、「萬壽山彩繪大地」等活動，場場動員人數皆在千人以上。

⁶¹

蘇市長這種「數大就是美」的風格，並不是每個人都予以贊同。其中「當代美術大展」就遭人批評為「藝術的政治秀、藝術的大拜拜」；

⁶²

洪根深對蘇

57 洪士閔，《國族•神話•意識形態：高雄市立文化中心空間文化之形式分析》（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75。

59 章明會，《文化政策與城市風格的重構－以高雄市為例（1998-2005）》，（私立南華大學環境與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頁 45。

60 章明會，《文化政策與城市風格的重構－以高雄市為例（1998-2005）》，頁 46。

62 李培徽，〈藝術的饗宴－海上大餐暨當代美展〉，《高雄畫刊》第 7 卷第 1 期，1986 年 1 月，

頁 8。

(20)

市長一連串的文化活動，更是下了一段註解：

（高雄）似乎一下子由「文化沙漠」變成了綠洲，好不令人興奮。但這種誇張式急就章的文化形態，形成的「驟雨」難擋「沙漠」中的驕陽，藝術環境的改變需要「質變」與「量向」的提昇，……，以大取勝在於能引起社會普遍的尊重參與文藝活動的意義。但是如果一再導向通俗普遍性的藝術活動，並未能改變市民對精緻文化，冷漠相待的態度，這對現代藝術的發展並無助益。……

⁶³

無可否認的，蘇市長的作法確實達到了宣傳的效果，促使更多人關注高雄市「文化沙漠」的現象，並進一步討論如何才能讓高雄市出現「點狀」甚至「大片」的綠洲。也正由於這一份關心，使得高雄市民比以往更為在意「文化沙漠」這朵盤旋在高雄市上空久久不去的烏雲，在文化建設已經成為全國上下共同關注的社會議題的 1980 年代，無怪乎讓 1985 年（民國 74 年）初來乍到的余光中苦於被頻頻追問：「高雄是不是文化沙漠？」

對於「高雄是不是文化沙漠？」這個問題，余光中的答案顯然讓高雄市民稍感安慰。他表示，高雄市的文化雖然不算興盛，比起臺北來遠遠不如，

但是高雄市畢竟有不少文化團體，還有不少文化人，在從事文化工作，參加文化活動。當然不能說是文化沙漠。

⁶⁴

的確，高雄市是個大都會，即使各項設施比不上臺北等大都市，但資源依舊比其他鄉鎮地區來的豐富，結合南部 7 縣市藝文團體的「南部美術展覽會」自 1961 年（民國 50 年）便由高雄市負責主導，畫展也完全在高雄市舉辦

⁶⁵

，至於各項重大藝文活動的巡迴展演，

63 洪根深，《邊陲風雲－高雄市現代繪畫發展紀事（1970-1997）》，頁 62。

64 余光中，〈寂寞與野蠻〉，收錄於余光中，《憑一張地圖》，頁 175。

65 鄭水萍，〈臺灣的南方意識初探〉，收錄自黃俊傑主編，《高雄歷史文化論集》（三），頁

(21)

也幾乎都會將高雄市列入。儘管缺乏專業的展演場地，郵局禮堂、體育館、

社教館仍能勉為一用；而高雄市主要在地報紙：《民眾日報》、《臺灣時報》、《臺灣新聞報》向來對高雄市的文化發展甚為關心，經常報導高雄市藝文界的發展動態，免費為各項活動進行宣傳。這些都是大都會地區才能享有的文化資源，這一點自然也是吸引洪根深等藝術工作者前來高雄市發展的主要原因。

高雄市既然享有比其他縣市更充裕的文化資源，為何卻被評為「文化沙漠」？蘇南成說那是外人對「港都文化」認識不清的誤解；曾任高雄市教育局長一職的陳梅生認為是因為缺乏文化設施才會遭此譏評；擔任過文化愛河協會理事長、無願讀書會會長、高美館資深導覽志工的許琇齡指出是因北部藝文團體到高雄市演出遭遇到場地設備不足、票房挫折、民眾參與熱情與意願低落有感而發的喟嘆。

⁶⁶

他們不約而同地指出，「文化沙漠」是高雄市以外的人士加諸於高雄市身上的惡評。

觀諸事實，藝文活動的缺乏、展演設施的不足是 80 年代以前東、南臺灣共有的問題，高雄市因人口密集，產業繁榮，文化資源雖然不及中、北部，

但已是東、南地區中的翹楚，故而或可說，「文化沙漠」更多的是來自高雄市民將自身與臺北、臺中等其他大城市相比，萌發遠在北部的中央政府不滿所生的批判。

身為臺灣的第二大都市、臺灣第一大港的所在，輕重工業的密集度亦為全臺之冠，十大建設之中，高雄地區就囊括了中船、中鋼、石化三大項，高雄市在中央政府的產業發展佈局中是如此的重要，但文化建設卻是遠遠不及

409。

66 許琇齡，〈社區人文知識再啟蒙〉，收錄於韓必誠編，《高雄•文化發聲》（高雄，高雄市正府文化局，2005），頁 111。

(22)

臺北與臺中。在高雄人的想法中，經過多年的爭取，中央政府仍是遲遲不願意在高雄市設立一所綜合大學。沒有大學，自然也就喪失了諸多改變一座城市的因素；高雄市也沒有像中興堂、國父紀念館一樣的一流文化展演場所，

就算能有幸能邀請到藝文團體或工作者來高雄市演出，表演者與觀眾都必須忍受因不良的展演場所造的活動品質降低的惡果；產業過度向勞力密集的輕、重工業集中，也導致高雄市民人口素質結構受到影響，進而造成精緻文化難以推廣的困境。反觀臺北、臺中所以能在臺灣的文化建設中居於領先地位，主要是因為前者為中央政府所在地，後者為省政府所在地，所以當 1967 年（民國 55 年）臺北市升格為直轄市時，高雄市一度出面爭取設立為「省會」，

67

希望能藉此加強在產業建設之外的其他建設，可惜未獲同意。因此多年以來，高雄市的藝文發展無法與政經成長同步。倪再沁認為這就像一個人擁有一隻強壯的右手，而左手卻異常的萎縮一樣，造成高雄市的形象一直是「殘」

破的，當然更遑論展現出健全、鮮明的文化性格，進而樹立起其應有的地位與影響力。

⁶⁸

高雄市的文化藝術發展不斷遭「邊陲化」的結果，高雄市關心文化發展的人士心中的不滿便藉由「文化沙漠」一詞爆發出來。

「工業黑鄉•文化沙漠」看似是高雄市兩個並不相關的都市形象，但兩者實為高雄市長期發展失衡的一體兩面。1970 年代末中央政府以「十二項建設」大刀闊斧展開文化建設之際，高雄市一方面受挫於爭取大學設立運動，

一方面欽羨著臺北市的文化發展，遂而發出不平之鳴，高喊高雄市是「文化

67 《聯合報》，1967 年 7 月 7、8 日，第二版。自戰後以來，臺灣向以臺北為省會所在，50 年代後省政府疏遷至中部，但省會仍是設在臺北。1967 年臺北市升格為直轄市，不再隸屬臺灣省政府，高雄市府會認為如此一來，臺北即喪失了臺灣省會的條件，因此以產經優勢爭取設立為新省會，遭到臺中等縣市的反對。最後，省政府決定，仍以臺北市為省會。

(23)

沙漠」，並展開一連串將「沙漠綠洲化」的文化活動。其最具體的表現即是從

1980 年代初期以來不斷地興建大型展演設施，以及舉辦各式文化活動，期能

有朝一日，高雄市的文化建設能趕上物質的發展，達到直轄市應有的水準。

(24)

第二節　文化硬體設施的倡建與規劃

臺灣自 1953 年（民國 42 年）即已展開一連串的經濟建設計畫，但是對於文化建設，始終進度遲緩。儘管 1953 年蔣中正總統曾經發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作為文化層面的施政綱領與文化活動的指針，1966 年（民國 55 年）又再度號召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但在文化即教育的觀念影響下，文化事務始終無法獨立發展，再加上當時海峽兩岸的緊張情勢，使得所有的施政考量均在將臺灣建設成一個反共復國堡壘，文化政策淪更為政治的附庸，瀰漫著一種泛政治化的高昂激烈氣息。

⁶⁹

1970 年代以後，隨著經濟的成長，教育的普及，國人對於文化建設的需求日益殷切，各大藝文團體如雲門舞集開始在國內外發光發熱，各縣市同樣感受到文化設施的缺乏所帶來的文化發展難題，因此早在十大建設進行之時，已有人提出應將「文化建設」

列為第十一大建設，

⁷⁰

可惜政府並未及時回應。

1977 年（民國 66 年）9 月 23 日，行政院長蔣經國向立法院做施政報告時宣布，政府將繼「十項建設」之後，繼續進行「十二項建設」。其中第十二項建設即為文化建設，其內容包括「建立每一縣市文化中心，包括圖書館、

博物館、音樂廳」。

⁷¹

教育部隨即擬定〈文化建設規劃大綱草案〉，預計將在 5 年之內充實各縣市的文化展演設施。行政院的這項措施受到藝文界及輿論界的普遍支持。1978 年（民國 67 年）孫運璿組閣，依舊延續蔣經國的政策，

將文化建設作為新內閣的施政重點。同年 12 月，行政院通過了〈加強文化及育樂活動方案〉，以促進各縣市文化活動的推行，落實於地方政府的施政中。

69 李明芳，《臺灣文化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頁 19-21。

70 《聯合報》，1975 年 8 月 9 日，第二版。

71 《聯合報》，1977 年 10 月 25 日，第十五版。

(25)

72

此外，隨著文化建設日趨重要，過去將文化事務納入教育部業務的作法已經不合實際需要。1981 年（民國 70 年）11 月 11 日，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成立，成為中央文化行政專責單位，自此文化建設有其統籌主導之機關。

依據組織規章的規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職責是統籌規劃與協調、

推動、考評文化建設事項，在組織上採委員制，以相關部、會、局機關首長與學者專家及文化界人士組成，做為決策機關。其下的業務單位有 3 個處：

第一處主要負責文化建設基本方針與重要措施的研擬推動、文化資產保存、

文化中心輔導、文化資訊系統研究等。第二處負責文藝、戲劇、文化傳播、

文化作戰方案與計劃的審議及執行之協調等。第三處職司音樂、美術、表演藝術的統籌規劃與推動等。另外並成立文化資產、語文圖書、影劇傳播、表演藝術、文藝、音樂 6 個專業委員會，負責各領域業務的諮詢及對策的擬訂。

從一開始，文建會本身的職能界定上為「西歐式」，也就是文化行政體系的職權，不在消極管制監督，而在積極策劃與贊助文藝活動，賦予民間較大的展演空間，並保障創作自由。對於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不以控制為要，而是建構「良好的創作環境與提供獎助」。

⁷³

72 李雅玲，《解嚴後臺灣民間社團的發展與社區文化重建－兼以臺北市八頭里仁協會為例》，

頁 41-42。

73 施志輝，《「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研究（1966-1991）》，頁 167。

(26)

圖 3-2-1：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組織結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文建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簡介〉，1988。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主任秘書

第一處第二處第三處會計室人事室秘書室文化資產委員會語文圖書委員會文藝委員會影劇傳播委員會音樂委員會表演藝術委員會

(27)

1977 年（民國 66 年）蔣經國宣布實施十二項建設之前，各縣市普遍都有文化展演設施不足的問題，嚴重阻礙了文化活動的推展；甚至因為政府常年來不斷精簡人事編制，讓原本已有的文化機構半陷入癱瘓，若干縣市興建的體育場，因乏人管理，也沒有維持的經費，已形同廢置；南部一縣的社教館也因同一因素而發揮不了社教功能。

⁷⁴

蔣經國時代「十二項建設」的實行，

對地方政府而言即代表著大筆經費的補助，臺灣各縣市的文化建設於是就從硬體的充實中開始了第一步。對於當時已飽受「文化沙漠」惡名之擾的高雄市，自然地蒙受該項建設之惠。在硬體的充實上，除了接受中央計畫下的建設方案外，更是不斷促使更多的文化機構在高雄市設立。這些文化硬體設施對於高雄市的地貌與文化生態的改變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一、十二項建設下的文化硬體建設－以市立中正文化中心與國立科學工藝博

物館為中心

（一）、市立中正文化中心

在十二項建設中提出在每一縣市建立文化中心的計畫之前，除臺北、臺中之外，臺灣各縣市都普遍缺乏專業的藝文展演設施。臺北市雖為臺灣各方面的首善之區，戰後初期亦無妥適的展演場所，僅能以中山堂充之，但仍有不少表演在臺北舉行。1970 年代後，國父紀念館改善了舞臺、音響及燈光等工程以後，擁有了亞洲第一流的表演場所。

⁷⁵

此後，隨著民間藝術創作風氣

74 《聯合報》，1977 年 10 月 25 日，第十五版。

75 何凡，〈注意會場公德〉，《聯合報》，1977 年 12 月 13 日，第九版。

(28)

的盛行，市長李登輝的致力，臺北的藝文活動更趨興盛。在臺中方面，省政府於 1972（民國 61 年）落成的中興堂，因是奉蔣中正總統手諭辦理，所以有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其參考歐美最新式音樂舞台設備設計，占地廣達 800 坪，有 2095 個座位，具備國際水準，為當時臺灣最完善的表演場地。

⁷⁶

臺中人也並未閒置這所藝文場所，當地工商業人士成立臺中市文化基金會，用雄厚的資金舉辦藝術活動，邀請臺北的聲樂家、器樂家及民歌手至臺中演出。

⁷⁷

一時之間，臺中的藝文風氣直逼臺北，良好的硬體設備，是臺中市異軍突起的主要原因之一。臺北、臺中之外的其他縣市，由於缺乏理想的表演場所，

確實造成藝文活動推展的障礙，在紐約演出後的林懷民表示他其實更想為屏東、宜蘭服務，但就是苦於沒有表演場地。

⁷⁸

1977（民國 66 年）宣布即將要進行的十二項建設其重點工作即是加強各縣市的文化硬體建設。

事實上，早在蔣經國宣布「十二項建設」之前，鑑於臺北、臺中在硬體設施完備後帶動了文藝活動的蓬勃發展，高雄市民殷切地希望有間具備專業水準的展演設施以吸引更多的藝文活動來到高雄市表演，帶動高雄市的文化發展。高雄市即已開始尋地興建文化中心，初名為「中正堂」。在 1970 年代初期，高雄市朝野即倡議興建中正堂，充實藝文展演設施。1974 年（民國 63 年）春，市府決定興建「中正堂」，一方面表示對先總統蔣中正的崇敬之意，

一方面亦是為了增進高雄市的藝文活動，地點選在十七號公園。

⁷⁹

十七號公

76 何凡，〈臺中之驕傲〉，《聯合報》，1973 年 3 月 28 日，第十二版。

77 例如如中國文化學院立校 14 年首度走出臺北市的演出即是 1979 年（民國 68 年）5 月底在臺中舉辦。受邀由海外返回臺灣參加音樂季演出的音樂家，亦紛紛至臺中舉辦個人音樂會。《聯合報》，1979 年 5 月 20 日，第七版。

78 《聯合報》，1980 年 1 月 21 日，第九版。

79 李書錚，〈中正文化中心與高市文化建設〉，《高市文教》創刊號，1980 年 4 月，頁 22。

(29)

園位於高雄市林德官，鄰近高雄師範學院，市府有意將該地區定位為未來高雄市政治文教中心，因此選擇此地作為此項大型建設的落址之處，而該地原來有座楊金虎市長時期未完工的棒球場，荒廢甚久，中正堂的動工，適可剷除掉此座都市之瘤。

⁸⁰

1976 年（民國 65 年）4 月 4 日「中正堂」工程正式破土，宣告高雄市文化建設進入新的時代。

⁸¹

在市立文化中心興建之前，高雄市官方並沒有一個專業的展演場所，每逢舉辦藝文活動，場地的尋覓就成為主辦單位在票房之外憂慮的問題。高雄市並不是沒有展演場地，但缺乏「合適」的地點。就日治時期在高雄市已經蓬勃發展的美術而言，每當畫會或畫家欲舉辦畫展時，總得大費周章找尋適合的空間，銀行的交誼廳往往成為最常借用的展覽空間。如 1953 年（民國 42 年）戰後高雄市首屆美術界的大事－第一屆南部美術展覽會即在鹽埕區的華南銀行舉行。除了華南銀行外，第三信用合作社、第一銀行、彰化銀行、

高雄區合會

⁸²

也曾提供過場地。由於展示空間的迫切需求，1958 年（民國 47 年）開幕的大新百貨公司，也在六樓規劃了「文化展」展出場所。雖然這些場地均非專業的展覽場地，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畫家也只好勉為「求借」。

1960 年代以後，南部第一所藝術沙龍正式設立，亦即「新聞報文化服務中心」，由當時南臺灣第一大報—《臺灣新聞報》所設立的。該報社長趙君豪

80 蔡高明攝影、王蜀桂撰稿、徐碧雲編，《舊情綿綿五十年－蔡高明「寫真」港都攝影展》

(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1999)，頁 106。

81 「高雄市政專輯」編輯委員會，《高雄市政改制十週年紀念專輯》（上），頁 691。

82 區合會係指民間合會制度規範所產生的地區合會儲蓄公司，在 1948 年至 1953 年間陸續成立。高雄區合會後改制為高雄中小企業銀行。丁桐源，〈臺灣金融機構之發展〉講稿。網址：

http://www.ntpu.edu.tw/ctd/download/finance.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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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高雄市文化各領域的傑出人才因缺乏適當的表演地點而遭到埋沒，決定興建〈文化服務中心〉，作為南部藝術圈人士展現才華之處。1961 年 6 月 20 日〈文化服務中心〉在林今開企畫、葉源設計及高雄市知名人士陳啟川、劉啟祥等人支持之下隆重開幕了。這是高雄市第一個正式的展覽場地，服務項目包含了展覽（美術、攝影、書法、文化經濟展…）、集會（學術座談會、音樂欣賞…）、觀光（協助國內外導遊及提供有關觀光的一切智識）等 3 大項。

此後，「新聞報文化服務中心」成為舉辦畫展的首選之地。除了因場地理想之外，畫家在此舉行展覽，還能享有新聞報義務性的宣傳服務，不僅讓畫家省下不少時間，還提高不少知名度。因此，這個中心的設立不啻為向來乾旱的高雄市藝文界，開闢了一方綠洲。另外，在 1960 年代時，高雄市議會〈中山室〉也常常出借給畫家作為畫展的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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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繪畫之外的其他各項藝文活動，如演唱、舞蹈、戲劇等表演就沒有這麼幸運。畫展只要有足夠的空間空調設備即可勉強應付，但演唱、舞蹈、戲劇等藝文表演則不然，需要有專業的舞台設備與燈光，缺乏適當的音響設計，

再優秀的歌手也展露不出他的才華；一小塊地板的不平整，有可能毀掉舞者最寶貴的雙腳。雲門舞集的創辦人林懷民率團至各地演出時，在表演前都會要求工作人員細細地檢視每一吋地板，因為在各縣市文化中心建立之前，各地不夠專業的展演場地往往可能成為舞者的隱形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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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民國 56 年）因〈梁山伯與祝英台〉一劇紅遍臺灣南北的主角凌波女士來高雄市舉辦為期 10 天的個人演唱會，主辦單位將演唱會地點安排

83 倪再沁，《高雄現代美術誌》，頁 59-62。

84 《聯合報》，1980 年 1 月 21 日，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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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雄市體育館內，結果在表演的第一天，場面極為冷清，觀眾僅佔全場座位十分之一，且大都是持招待券入場。凌波表演完畢，一到後台淚水就奪眶而出的新聞引起轟動。輿論紛紛討論凌波演唱會賣座失敗的原因。有人指出票價太貴造成女學生無法入場，有人則認為問題出在場地，因為體育館沒有適合演唱的舞台，而且場地太大，要坐滿確實十分困難。其實凌波在高雄市的演唱會賣座並不比在臺北市差，但臺北市是在第一酒店舉行，座位有限，

要營造「高朋滿座」的場面並不困難，但高雄市體育館的座位多達 8 千多個，

即使票房不差，觀眾看來還是稀稀落落，如此一來不免影響到表演者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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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場地而言，凌波並非是唯一一個在不適當的場地進行表演的藝術工作者。在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落成以前，高雄市常用來作為畫展之外的展演場地僅有戲院、飯店、體育館及分散在各公家單位的禮堂等。高雄市國寶級的芭蕾舞蹈家李彩娥女士，1956 年（民國 45 年）3 月 21 日至 4 月 1 日在高雄市的首度公演即在勝利戲院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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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民國 57 年）4 月 23 日音樂家馬思聰夫婦的小提琴音樂演奏會在光復戲院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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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民國 58 年）

7 月 6 日聲樂家孫少茹在華王飯店 14 樓音樂廳舉辦獨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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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民國 69 年）雲門舞集在高雄市體育館舉行文藝季的巡迴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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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適當的展演場地，造成許多藝文工作者對於前來高雄市裹足不前，這也是高雄市民認為蒙上「文化沙漠」惡名的一項原因。

85 《聯合報》，1967 年 12 月 2 日，第五版、1967 年 12 月 3 日，第三版、1967 年 12 月 4 日，

第三版。

86 《聯合報》，1956 年 3 月 26 日，第五版。

87 《聯合報》，1968 年 4 月 23 日，第五版。

88 《聯合報》，1969 年 7 月 4 日，第五版。

89 《聯合報》，1980 年 4 月 13 日，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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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對「中正堂」興建工程十分重視。為期此一建築得以完美、

實用，曾多次邀請國內學者專家，與地方各界首長、文教人士集會討論。當時市長王玉雲一再強調，必須在長遠計畫上著眼，不論在容量上、音響、光度、功能上務期做到完備及一流的標準，洗刷過去凡較具水準之大型藝術性展示活動，以無適當場地為由，不能來高雄市展演之遺憾。把握此興建之目的，各界研議後，決定其內容空間之配置，除了分設「蔣公」彪炳勳業及文物兩陳列館外，另有大會堂、音樂廳（兼國際會議廳）、圖書館、畫廊、室外集會場等部分，具備了多目標使用上之功能。1975 年（民國 64 年）3 月 17 日市府公開徵求「中正堂」之設計藍圖，初選委員從 32 份藍圖中選出 6 份佳作進入複選，當時各複選委員認為興台建築事務所設計之藍圖具有 3 個優點：1.造型採正方形，莊嚴宏偉，平實無華，充分代表了先總統蔣中正一生憂勤國事，志節宏毅，生活儉樸，不計個人安危得失，平凡中亦見其偉大。

第三章 1980 年代文化建設潮流中的省思與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