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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外有方伯連率，是將有發其姦者，然後從而治之，何後焉？故《春 秋》者，有待於史而後足，非自以為史也。世之為《春秋》而不信史，則 過矣。（《春秋集解》，卷 9，頁 77）
據《左傳》所述，由於鄭僖公對臣下子罕、子豐、子駟等人無禮，侍者勸諫其應 待大夫以禮，也遭到殺害，故子駟遣人弒鄭僖公。然《春秋》卻直以「卒于鄵」
錄之，果如此，亂臣賊子將得以逃過譴責。對此，蘇轍引用《論語‧憲問》的內 容來作詮解，認為毋須預先懷疑別人的詐偽，也不應憑空揣測別人是否信實。他 國既以此赴告，史官即據此記錄之。蓋國內自有公卿大夫處其事，國外則有諸侯 霸主施行制裁，臣子弒君的惡行仍將無所遁逃。唯由此也說明了《春秋》需配合 史事，方可見其真相。蘇轍認為《春秋》紀錄哀公十年「三月，戊戌，齊侯陽生 卒」，亦是沿用同樣的觀念：
八年，齊侯請師于吳，將以伐魯，既而季姬有寵，乃辭吳師。吳子怒，反 與公伐齊。齊人殺其君以說，而以疾赴，《春秋》從而書之，猶鄭髠頑也。
（《春秋集解》，卷 12，頁 105）
蓋齊悼公早年出亡魯國時，季康子把其妹季姬嫁予悼公，待悼公即位後欲將其接 回，卻因季姬與季魴侯私通，季康子不敢將她送回。悼公發怒，遂遣鮑牧帶兵進 攻魯國，並派人到吳國請求發兵伐魯。其後魯國與齊國講和，並將季姬送回，悼 公大悅，不僅將讙地和闡地歸還魯國，另遣公孟綽到吳國辭謝出兵。此舉引發吳 王夫差的不滿，遂聯合魯國討伐齊國。齊人畏懼兵禍，遂弒君以求討好吳王夫差。
如僅憑《春秋》所載，恐難以釐清事實。唯有配合以史事，方可了解事件真相。
由此可以明瞭蘇轍「以史解經」的治學特色。
一、不沒其實，善惡自見
《春秋》雖名為經書，實際上則具有史書紀實而書的色彩。雖然存在「為 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爭議，然《春秋》內容仍以直書其實者居 大宗。蓋據事直書，將事實擺在眼前，既無從辯駁，罪行也就無所遁形。從《春 秋》詳載魯桓公夫文姜出境之事，即可得到印證。考文姜與齊襄公有染，屢次出 境相會，相關紀錄遍見於《春秋》中：
（桓公三年）九月，齊侯送姜氏於歡。公會齊侯於歡。夫人姜氏至自齊。
（桓公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於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莊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莊公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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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公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莊公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甚至在齊襄公死後，到莊公二十一年文姜過世前，《春秋》仍持續記錄其出境事 蹟：
（莊公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莊公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
莊公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則《春秋》毋須做出評論，文姜不能恪遵婦道的失當舉措已昭然若揭。故杜預論 及《左傳》為例之情有五，其四便是「盡而不汙」13，意即直書其事，具文見意。
章學誠亦主張史家應本著《春秋》「據事直書」的精神來修撰史書：
史家法度，自學《春秋》據事直書，期於適如其事而已矣。14
由此可見如實將史事記錄下來，避免歷史真相遭到扭曲，乃是《春秋》書寫的特 色之一。
蘇轍亦將此精神應用於解經上，進而提出「不沒其實」的說法。以桓公十 二年「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為例，三傳僅《左傳》有說解，然僅止於「宋 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15寥寥數字，交代因宋莊公拒絕調解，桓公遂與鄭 厲公結盟，以為其後魯、鄭伐宋的張本。然而《春秋集解》則作了一番論述：
鄭伯，突也。突篡其兄而立，《春秋》以君許之，何也？諸侯雖以篡得，
苟能和其民而親諸侯，內外君之，則以君書之，不沒其實也。雖君而實篡，
雖篡而實君，皆因其實而已。不然則否，不能君也，衛周吁、陳佗是也。
（《春秋集解》，卷 2，頁 14）
考鄭厲公之位實出於篡立，《春秋》卻以「鄭伯」相稱，蘇轍認為《春秋》乃是 出於「不沒其實」的考量。如果能夠獲得人民支持及諸侯認同，則不論其獲得君 位的方式是否有所爭議，《春秋》便視之為君，照實而書。至於如同衛州吁、陳 佗一般，未能獲得人民支持與缺乏奧援者，《春秋》則不以君視之。
又，莊公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三傳皆無說，《春秋集解》
13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卷 1，〈春 秋左氏傳序〉，頁 14。
14 清‧章學誠：《章氏遺書》（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 年 1 月），卷 3，〈外編‧丙辰札記〉，頁 874。
15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卷 7，
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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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詳盡的詮解：
鄭伯，鄭子儀也。桓十五年五月，書「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九月書「鄭伯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殺忽而立子亹。十八年，齊襄 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殺子儀而入。則遇於垂者子 儀也，然則鄭有二君矣，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 衎與剽是也。突、衎終為君，儀之君鄭十有四年，剽之君衛十有一年，皆 既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 入也以篡，衎之出也以惡，儀、剽雖國人之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 為安也。故四人《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而已。（《春秋集解》，卷 3，頁 19）
蘇轍先列舉《春秋》所載史事為證，說明此段經文所陳述之鄭伯，乃是指子儀而 言。果如此，則將出現「一國二君」的情形。故蘇轍隨後引用《春秋》曾出現過 的類似事件為例，說明此乃《春秋》「不沒其實」的作法。考鄭厲公（突）欲除 去祭仲不成而逃亡出國，祭仲遂扶持子儀繼承君位。衛獻公（衎）則因怠慢執政 之甯殖、孫林父遭驅逐，二人遂推戴殤公（剽）出任國君。鄭厲公、衛獻公皆屬 失德之人，雖一度失去君位，最終卻都能返國重掌政權。至於子儀、殤公執掌政 都有一定時日，顯見能獲得人民支持。《春秋》雖不認同四人的行為，但基於皆 有執政之事實，故直書其事以備考。
再，對於《春秋》所載定公四年「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 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按吳、楚同屬夷狄，何以一稱「子」，一稱「人」，
《春秋集解》的說法乃是：
吳稱「子」而囊瓦稱「人」，何也？吳以夷故不得稱人，又不可言以吳，
特稱「吳子」，書實也。囊瓦以貪致寇，不能死而出奔，稱「人」，賤之也。
（《春秋集解》，卷 11，頁 99）
蓋蘇轍認為吳因屬夷狄，故不得稱「吳人」，然「以吳」又不成詞，故照實書「吳 子」，至於囊瓦稱「人」，則是因為「柏舉」之戰，係其貪求蔡昭公的美裘不得，
竟將其拘留數年才將其釋回，引發蔡昭公不滿，遂聯合吳國伐楚所致。戰敗後又 未能以死報國，反奔逃至鄭國，故書「人」以示譏諷。
復如定公八年「從祀先公」，三傳所重不同，《左傳》詳述其始末，說明陽 虎欲去三桓而專魯國之政，遂結合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叔孫輒、叔仲志以 逞其志。故藉由調整魯國宗廟昭穆之機會，遍祀列祖列宗。《公羊傳》、《穀梁傳》
則褒美定公將閔公神主改置於僖公之上，復逆祀於正。《春秋集解》則將重點置 於《春秋》紀錄「從祀先公」的用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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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順也。先公，閔、僖也。逆祀則稱「躋僖公」，順祀則稱「先公」，何 也？徧祀先公也。於是陽虎欲去三桓，故順祀而祈焉。虎之謀去三桓，亂 也；而其順祀，則禮也。《春秋》善惡不以相及，各書其實而已。（《春秋 集解》，卷 11，頁 100）
考「躋僖公」見於文公二年，蓋閔公年幼嗣立，死後由庶兄僖公嗣位。出於尊父 的考量，文公遂將僖公神主升於閔公之上，然如此實屬非禮。至於陽虎何以要遍 祀先公，傅隸樸認為季孫意如驅逐昭公，並於昭公死後，將其葬於道南，直到孔 子為司寇時才得以與祖塋合。故陽虎欲藉此正昭公之祀，彰顯季氏之惡，為謀殺 季桓子正名。16蘇轍認為陽虎謀去三桓，固屬大逆不道之事，然陽虎置閔公神主 於僖公之上，使昭穆得順，亦有其值得肯定之處。故基於「善惡不相及」的考量，
《春秋》如實紀錄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