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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意解《春秋》者，自孫復與敞始」97。在宋代治《春秋》學者中，孫復、劉敞 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由蘇轍自言「予少而治《春秋》，時人多師孫明復」（《春 秋集解》，〈春秋集解引〉，頁 2），正好可呼應此一說法。蘇籀論及蘇軾、蘇轍二 人早年同讀《春秋》的往事，言及家藏之《春秋說》，內文且「解注以《公》、《穀》、
《左氏》、孫復」98，便說明了孫復在彼時學術界的地位。雖然蘇轍對孫復「盡 棄三傳，無所復取」（《春秋集解》，〈春秋集解引〉，頁 2）的作法頗有微言，但 仍不免受其影響。
至於同時期稍早的劉敞，本身為著名的經學家，據《困學紀聞》所述，劉 敞實開時代風氣之先：
自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 矣。99
考諸史料，劉敞與蘇軾、蘇轍皆有往來，蘇轍於仁宗嘉祐六年（西元 1061 年），
便寫過〈上劉長安書〉求見之，文中借伯夷、叔齊的例子，規勸劉敞不要過於特 立獨行。蘇轍與其弟劉攽更是志趣相投，交情匪淺，不僅常有書信往返，更曾經 一起共事，如馮京曾「薦劉攽、蘇軾掌外制」100，〈潁濱遺老傳〉也提到「轍自 為中書舍人，與范子功（百祿）、劉貢父同詳定六曹條例」101。而蘇轍與劉敞子 奉世也頗有交集，據《宋史》所載，劉奉世於哲宗紹聖三年（西元 1096 年）遭 御史中丞邢恕彈劾，罪名是「合劉摯傾害大臣，附呂大防、蘇轍」102，劉、蘇兩 家的由此交情可見一斑，則《春秋集解》的成書，極有可能受到劉敞的影響。
為求釐清各家對蘇轍的影響，以下就分別論述之。
一、《春秋集解》對杜《注》的取捨
在《左傳》的流傳過程中，杜預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蓋杜預於撰述《春 秋經傳集解》時，採錄劉歆、賈逵、許淑等人的說解，加以融會貫通，在字義訓 詁、制度、名物、地理等方面，提出個人獨到的論述，頗有助於後人理解《左傳》。
蘇轍在撰述《春秋集解》時，便引用諸多杜預說法以詮解經文。
首先，在撰寫的觀念上，《春秋集解》採用了杜預「經闕文」的主張。所謂
「闕文」，指的是史書脫漏的文句，或是空缺存疑以待考查而未寫出的內容。蓋 古代史官於記錄史事時，遇有疑問處，便缺而不錄，以示慎重。由孔子曾發「吾
97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卷 26，〈春秋傳提要〉，頁 546。
98 宋‧蘇籀：《欒城遺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頁 178。
99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卷 9，〈襄 公〉，頁 10797。
100 元‧脫脫等：《宋史》（鼎文書局，1978 年 9 月），卷 317，〈馮京傳〉，頁 10339。
101 宋‧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點校：《欒城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8 月），卷 12，〈潁濱遺老傳上〉，頁 1293。
102 元‧脫脫等：《宋史》（鼎文書局，1978 年 9 月），卷 319，〈劉奉世傳〉，頁 1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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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及史之闕文也」103之嘆，可見此現象於孔子撰述《春秋》時即已存在。
待《春秋》成書後，由於用詞遣字極為精簡，敘事本就不甚完備，加以流 傳時間久遠，紀錄文字的差異，內容因此有脫簡漏抄之嫌。學者於解經之際，便 產生了歧異。有認為其中具有褒貶大義者，也有視之為簡編的散落者。以僖公元 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一事為例，《左傳》認為齊桓公殺哀 姜實屬過當之舉，然並未就「姜」字的有無做出論述。《公羊傳》主張經文不稱
「姜氏」，是為了譴責其參與殺害閔公的罪行。104《穀梁傳》則主張因哀姜氏殺 死兩個兒子，所以略去其姓氏以示貶斥。此外，也可能是出於諱言齊桓公殺害同 姓的考量。105杜預則視為史冊傳抄之誤，而以「闕文」106釋之。由此可見眾家說 法紛紜，莫衷一是。
考杜預對「闕文」的詮解，一概以文字闕漏釋之。其於《釋例‧終篇》中 便說道：
去聖久遠，古文、篆、隸歷代相變，自然當有錯誤，亦不可拘文以害意。
故聖人貴聞一而知二，賢史之闕文也。今《左氏》有無傳之經，亦有無經 之傳。無經之傳，或可廣文；無傳之經，則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魯，魯 君親之而復不書者。先儒或強為之說，或沒而不說。疑在闕文，誠難以意 理推之。107
由於《春秋》問世已久，加上文字的轉換，在內容上不可避免會產生訛誤，但治 經者不可拘泥於文句而誤解其大義。唯有運用既有知識並善用闕文，才能掌握其 真實意義。杜預復舉「無經之傳」與「無傳之經」為例，說明前者雖與經文無關，
但引用的史料仍豐富了經義，後者卻因缺乏傳文解釋，而難以瞭解其真相。如再 加上因避諱問題而未收錄的史事，則《春秋》存在許多難以釐清的內容。由於欠 缺資料佐證，導致追求「闕文」真相的難度甚高。因此與其妄以己意揣度，流於 穿鑿附會，還不如抱持「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態度，以文字闕漏的角度看 待「闕文」問題。
受到杜預的影響，對於存在疑問或是無法解釋的經文，蘇轍往往將其定義為
「闕文」。如對於莊公二十四年「郭公」一事，《春秋集解》的解說如下：
闕文也。《公羊》、《穀梁》曰：「郭公，赤也，失國而歸于曹也。」使郭公
103 先秦‧不著撰人：《論語》（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卷 15，〈衛靈公〉，頁 140。
104 《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然則曷為不於弒焉貶？貶必於 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見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 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卷 10，頁 122。
105 《穀梁傳》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見晉‧范甯 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卷 7，頁 70。
106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卷 12，
頁 197。
107 晉‧杜預：《春秋釋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卷 15，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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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國而歸于曹，將書曰「郭公赤出奔曹」。先書「赤歸于曹」，而繼之以「郭 公」，非詞也。（《春秋集解》，卷 3，頁 26）
蓋二傳將「郭公」二字連綴於「赤歸於曹」的經文下，《公羊傳》主張赤即郭公 之名，身份為失地之君。108《穀梁傳》亦主此說，並說明諸侯無出奔他國之理，
故稱名以示貶斥的書法。109至於其封地所在，又為何國所滅，二傳均未做交代。
蘇轍則採用杜預「蓋經闕誤也」110的說法，並從書寫的規則著手，反駁《公羊傳》、
《穀梁傳》乃穿鑿之說。又如釋宣公元年「晉趙盾帥師救陳」一事，《春秋集解》
的說法為：
《左傳》曰：「救陳、宋」，獨稱「救陳」，闕文也。（《春秋集解》，卷 6，
頁 61）
亦是自杜預「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111的內文轉化而來。
蘇轍更進一步將此觀念沿用於經文的詮解上。以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 桓公命」一事為例，相較於何休主張桓公有弒君之惡，周莊王卻遣人追賜命服，
實違背了天道，故去其「天」字以示貶斥，112《春秋集解》則以「不稱天王，闕 文也」（《春秋集解》，卷 3，頁 18）來做詮釋。
為明瞭孰是孰非，筆者將桓公即位後魯、周互動的史事撿出，條列如下：
（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十五年）三月，乙未，天王崩。
由引文可以發現，《春秋》一概以「天王」稱呼周桓王，期間周桓王更派遣祭公 至魯國，辦理迎娶王后的事宜。由於天子身份高於諸侯，不能自行主婚，必須委
108 《公羊傳》曰：「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見漢‧公羊壽傳，
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卷 8，頁 102。
109 《穀梁傳》曰：「赤，蓋郭公也。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見晉‧
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卷 6，頁 60。
110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卷 10，
頁 172。
111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卷 21，
頁 360。
112 何休曰：「不言天王者，桓實行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見漢‧公羊壽傳，何休 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卷 6，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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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同姓諸侯代為主持。此次由魯主婚，先至紀國迎娶王后，而後再連同王室公卿 迎王后返回京師，則魯、周的互動良好可見一斑。再者，桓公即位時，天下名義 上的共主乃是周桓王，而桓公去世後，追賜命服者則為周莊王。前者未能懲惡，
卻皆以「天王」稱之，後者僅追賜命服，竟貶而稱「王」，如何休說法屬實，則 褒貶將毫無章法可言。故此事應以蘇轍的說法為是。
又如哀公四年「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一事，《春秋集解》的說 法為：
當書「蔡人殺其大夫」，不言「人」，闕文也。（《春秋集解》，卷 12，頁 103）
考諸《春秋集解》之凡例（參附表二），殺大夫之例可區分為「稱國以殺」、「稱 人以殺」及「稱盜以殺」三類。其中「稱盜以殺」者，屬身份卑微者所為，與本 文無涉，故可置之不論。至於「稱國以殺」與「稱人以殺」，區別在於前者無罪，
113後者有罪。114而被殺大夫是否書名，也寓含有褒貶大義，其規則乃是「凡殺大 夫皆稱名，大夫生名，殺而名之，正也；殺而不名，賢之也」（《春秋集解》，卷 3，頁 25）、「大夫不名，非其罪也」（《春秋集解》，卷 6，頁 53）。
蓋當魯哀公元年，因楚國攻打蔡國，蔡昭侯向吳王告急求救，吳王以兩國 相距太遠，不易出兵相救為由，要求蔡國遷都，蔡昭侯遂不經大夫同意，就把國 都遷至州來。時至哀公三年，蔡昭侯將再度與吳王會面，眾大夫畏懼其又有遷都 的打算，遂有弒君之舉。其後文之鍇先殺死主謀公孫翩，復殺死公孫姓、公孫霍，
並將公孫辰驅逐出國境。考量公孫姓、公孫霍二人背負弒君之罪，按例應「稱人 以殺」並書其名，以示譴責，然經文則作「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因此 蘇轍認為當作「蔡人」為是，故以「闕文」釋之。
並將公孫辰驅逐出國境。考量公孫姓、公孫霍二人背負弒君之罪，按例應「稱人 以殺」並書其名，以示譴責，然經文則作「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因此 蘇轍認為當作「蔡人」為是，故以「闕文」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