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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者，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 子以其可辭而受之。」以仲子為惠公之母，疑於僖公成風故也。婦人既嫁 從夫，夫死從子，由其夫之喪而賵之，曰惠公仲子；由其子之喪而襚之，
曰僖公成風。禮不可以賵人之妾，而仲子獨無子乎？雖從其夫，禮也。（《春 秋集解》，卷 1，頁 5）
類似的資料相互參較，當有助於釐清蘇轍《春秋》思想的全貌。
再者，近年大陸學者舒大剛、李冬梅等人自《唐宋八大家文鈔》中輯出〈春 秋說〉與〈詩說〉，前者對《春秋》始於隱公、終於哀公的詮解，與《春秋集解》
「衰周三世說」頗為雷同，後者文中對《春秋》史事的說解，也與《春秋集解》
的說法吻合，實有其參考價值。
以下針對蘇轍《春秋》相關著作做論述，其中除《春秋集解》另有專門章 節進行討論，故僅就其撰述動機、寫作過程及版本作論述外，其餘作品則針對其 內容與《春秋集解》的關係做出討論。
第一節、《春秋集解》的成書及版本
欲瞭解蘇轍的《春秋》思想，《春秋集解》自為最主要之素材。據其個人所 言，此書從開始動筆至竣工，耗費其數十載的歲月。則蘇轍所以戮力於此，實有 論述之必要。其次，此書問世後，曾一度與孫覺的《春秋經解》並為宋代學者所 看重16，然或隨著理學的興起，胡安國《春秋傳》的流行，漸不為世人所重。作 為研究的文本，實有必要瞭解其傳刻過程與版本異同。再者，筆者為釐清蘇轍《春 秋》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曾從相關古籍輯出十數條疑似《春秋集解》之佚文，其 與《春秋集解》的關係，也有值得論述的空間。以下便分從撰述動機、過程，書 名、卷帙與版本等方面來做論述。
一、撰述動機及過程
蘇轍何以要撰述《春秋集解》，可由〈春秋集解引〉一窺究竟：
予少而治《春秋》，時人多師孫明復，謂孔子作《春秋》，略盡一時之事，
不復信史，故盡棄三傳，無所復取。予以為左丘明魯史也，孔子本所據依 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為本。杜預有言：「丘明受經於仲尼，身為國 史，躬覽載籍，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 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
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斯言得之矣。至於孔子之所予奪，則丘明容不明
16 葉夢得云：「今學者治經不精，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故皆信之」，轉引自劉敞：《春秋傳》
（臺北：臺灣大通書局，《通志堂經解》景印本），〈春秋原傳序〉，頁 10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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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故當參以《公》、《穀》、啖、趙諸人。然昔之儒者各信其學，是己而 非人，是以多窒而不通。《老子》有言：「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 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予竊師此語，故循理而言，言無所係，理之所至，
如水之流，東西曲直，勢不可要常，要之於通而已。近歲王介甫以宰相解 經，行之於世，至《春秋》漫不能通，則詆以為斷爛朝報，使天下士不得 復學。嗚呼！孔子之遺言而凌滅至此，非獨介甫之妄，亦諸儒講解不明之 過也。（《春秋集解》，〈春秋集解引〉，頁 2）
〈潁濱遺老傳〉亦提到：
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為之傳。17
〈歷代論引〉也有類似的說法：
予既壯而仕，仕宦之餘，未嘗廢書，為《詩》、《春秋集傳》，因古之遺文，
而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18
蓋孫復於詮解《春秋》時輒捨傳求經，時人起而效尤，加以學者各守己見，甚至 相互攻訐，導致詮解《春秋》之際未能見其真諦。而王安石則詆《春秋》為斷爛 朝報，廢之不列於學官。考量當時經傳並荒，蘇轍便作此書以圖矯正時弊。另一 方面，則是出於「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19的考量，
即如果不能見用於世，則透過著作的撰述，將個人想法傳揚於世。
至於《春秋集解》的撰述，蘇籀曾直言其部分內容，在蘇轍早年與蘇軾研 讀《春秋》時即已醞釀成形。20復以〈歷代論引〉所述為據，蘇轍自出仕後，便 一直致力於《春秋集解》的編撰。不過由其自言「予始自熙寧謫居高安，覽諸家 之說，而裁之以義，為《集傳》十二卷」（《春秋集解》，〈春秋集解引〉，頁 3）， 則蘇轍要到熙寧年間謫居高安後，方才真正開始撰述的工作。以史書考校，文中 高安當指筠州而言21，然而蘇轍於熙寧三年（西元 1070 年）為張方平辟為陳州州
17 宋‧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點校：《欒城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8 月），卷 12，〈潁濱遺老傳上〉，頁 1283-1284。
18 宋‧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點校：《欒城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8 月），卷 7，〈歷代論引〉，頁 1212。
19 宋‧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點校：《欒城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8 月），卷 7，〈歷代論引〉，頁 1212。
20 蘇籀曰：「潁川吾祖書閣，有廚三隻，《春秋說》一軸，解注以《公》、《穀》、《左氏》、孫復。
卷末後題「丙申嘉祐元年冬，寓居興國浴室東坐第二位讀三《傳》」。次年夏辰時坡公書名押字。
少年親書此卷，壓積蠹簡中，未嘗開緘。籀偶開之，一一對擬今黃門《春秋集傳》，悉皆有指 定之說。想爾時與坡公同學，潛心稽考，老而著述大成。遺書具在，當以黃門《集傳》為證。」
宋‧蘇籀：《欒城遺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頁 178。
21 據《元史‧地理志》記載：「瑞州路，上，唐改建成縣曰高安，卽其地置靖州，又改筠州。宋 爲高安郡，又改瑞州。」見明‧宋濂等：《元史》（臺北：鼎文書局，民國 67 年 9 月），卷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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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授，熙寧六年（西元 1073 年）起改任齊州掌書記，至熙寧十年（西元 1077 年）再度被張方平辟為幕僚，任應天府簽書判官為止，期間並無於筠州任官的紀 錄。一直要到神宗元豐二年（西元 1079 年）受蘇軾牽連，蘇轍才被謫監筠州鹽 酒稅，但實際赴任所述職，還要推遲到元豐三年（西元 1080 年）六月，故當以
《古史書後》所述為是：
元豐中，以罪謫高安，五年不得調。職雖賤且冗，而予僚許閒暇，乃以其 間終緝二傳，刊正《古史》，得七本紀、十世家、七列傳，功未及究也。22 此外，蘇軾於〈與滕達道六十八首之二十一〉與〈與王定國四十一首之十 一〉文中，亦嘗提及二人致力於經義的詮解。據吳雪濤考證，兩篇文章分別寫於 元豐三年（西元 1080 年）與元豐四年（西元 1081 年），則〈春秋集解引〉所載 當為筆誤。而由《古史》的初步編撰工作，因蘇轍於元豐七年（西元 1084 年）
改知歙州績溪縣中斷來推論，《春秋集解》的初稿當完成於此時。不過書成後，
蘇轍仍持續修改補正的工作，其自言「每有暇，輒取觀焉。得前說之非，隨亦改 之」（《春秋集解》，〈春秋集解引〉，頁 3），可以得到印證。元豐八年（西元 1085 年）哲宗立，高太后垂簾聽政，召轍為秘書省校書郎，旋改任右司諫，自此平步 青雲，元祐元年（西元 1086 年） 八月，再升權中書舍人，此後歷任戶部侍郎、
御史中丞、尚書右丞等職，至元祐七年（西元 1092 年）積官至門下侍郎，可謂 政務纏身，自無餘力從事修訂的工作。一直要到紹聖元年（西元 1094 年）哲宗 親政後，蘇轍因奏對獲罪，落職出知汝州。居數月，再責知袁州，赴任途中又改 命以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紹聖四年（西元 1097 年），蘇轍責授化州別 駕，雷州安置。元符元年（西元 1098 年）又遷循州，徽宗即位後，遇赦北還。
自此才有比較充裕的時間進行相關修訂工作。以〈春秋集解引〉文末標注時間為 元符二年（西元 1099 年）：
紹聖之初遷於南方，至元符元年凡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之白雲橋，杜門 無事，凡所改定，亦復非一。覽之灑然而笑，蓋自謂無憾矣。……二年閏 九月八日志。（《春秋集解》，〈春秋集解引〉，頁 3）
可知《春秋集解》已基本完成。然而改定工作未曾停歇，由〈次遠韻〉與〈歲莫 二首〉所述：
萬里謫南荒，三子從一幼。謬追《春秋》餘，賴爾牛馬走。憂病多所忘，
問學非復舊。23
〈地理志五〉，頁 1509。
22 宋‧蘇轍：《古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書後〉，頁 653。
23 宋‧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點校：《欒城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8 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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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世事知難了，手注遺編近一新。粗有《春秋》傳舊學，終憑止觀定吾 生。24
則蘇轍非但沒有停止修訂，甚至可能做出頗大幅度的更動，其用力之勤可見一 斑。
《春秋集解》最末的改定工作，由成書於崇寧五年（西元 1106 年）的〈春 深三首之三〉內容所述：
前年僅了《春秋傳》，後有仁人知我心。25
以及同年撰述之〈潁濱遺老傳下〉中，蘇轍嘗自言「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許 六年。杜門復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26， 可以推斷蘇轍應該在崇寧三年（西元 1104 年）作了最後的改定。則《春秋集解》
耗費蘇轍數十載的歲月方告竣工，其治學態度嚴謹可見一斑，《四庫全書總目》
以「蓋積十餘年而書始成，其用心勤懇，愈於奮臆遽談者遠矣」27，誠非過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