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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二、蘇軾的《春秋》思想
在五經中，最被蘇軾看重者，應屬《詩經》與《春秋》，這是因為蘇軾視二 者為掌握孔子之道的關鍵，其於〈孟子論〉便說到：
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 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 不相賊，而足以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為悌矣。
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為 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 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 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 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為也。不觀於《詩》，
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252
蓋蘇軾認為天子欲教化百姓，勢必從容易實行的事情入手。因此《詩經》透過歌 唱舞蹈等悠閒安樂的方式，導正百姓的行為，使之合乎法度與規矩。然而動亂往 往始於細微末節處，一旦人們儀容缺少修飾，抑或是言行失當，禮義恐將因此喪 失，進而衍生出君臣互相侵奪、上下互相殘害的後果。為了釐清似是而非或是非 不明的狀況，《春秋》便以嚴正態度指出不能做的事項。因此唯有精研《詩經》
與《春秋》，才能掌握孔子有條不紊的治道。
蘇軾在《春秋》的學習上，可謂下足功夫，由其晚年謫居儋州時所作〈夜 夢〉一詩所述：
夜夢嬉游童子如，父師檢責驚走書。計功當畢《春秋》餘，今乃粗及桓莊 初。253
便可瞭解其早年刻苦攻讀《春秋》的情況。蘇軾於仁宗嘉祐二年（西元 1057 年）
赴禮部試時，更藉以嶄露頭角，據《宋史》所載，乃是「以《春秋》對義居第一，
殿試中乙科」254。此外，蘇軾亦曾以《春秋》授人，張大亨即自言「予少聞《春 秋》於趙郡和仲先生」255，而趙郡和仲實即蘇軾，在在足以證明蘇軾對《春秋》
必定相當嫻熟。
252 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4 月），卷 3，〈孟子論〉，頁 96-97。
253 宋‧蘇軾：《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卷 41，〈夜夢〉，頁 2252。
254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78 年 9 月），卷 338，〈蘇軾傳〉，頁 10801。
255 宋‧張大亨：《春秋通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春秋通訓 後敘〉，頁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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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詮解經書之際，蘇軾輒以《春秋》為論據，如詮解《周易‧小過》初六 爻時，便引用《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的說法，詮釋「飛鳥以凶」的爻 辭。256晁公武在評論《東坡書傳》之際，也強調其「以〈胤征〉為羿篡位時事，
〈康王之誥〉為失禮，引《左氏》為證，與諸儒之說不同」257的寫作特點。
此外，蘇軾也常援引《春秋》內容，作為論政的依據。在〈上圓丘合祭六 議劄子〉中，便引用《詩經》、《尚書》、《春秋》的內容，說明天地合祭為是，分 祭為非：
《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 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岱也。」又或曰：「分野 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
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
經籍散亡，學者各以義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
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258
蘇軾並無《春秋》學專著，但散見於文集中的相關篇章，則有〈春秋論〉、
〈問定何以無正月〉、〈論春秋變周之文〉等二十餘篇，259內容或探討歷史事件，
或評論褒貶人物，或探究《春秋》大義，對於瞭解蘇軾的《春秋》思想，皆有一 定的幫助。其中〈春秋論〉與〈禮論〉、〈易論〉、〈書論〉、〈詩論〉合稱為〈五經 論〉，乃是研究三蘇經學思想的重要資料，但歸屬卻一直含混不清。蓋〈春秋論〉
輒見於《蘇軾文集》內，但刊行於世的蘇轍《欒城應詔集》也有收錄，顯然存在 一文兩屬的情況，故實有釐清之必要。
針對〈春秋論〉歸屬的問題，顧永新分別從二蘇別集對校所產生的異文、〈五 經論〉的思想內容、進文五十篇以應制科的情況，以及二蘇別集的傳刻情況等方 面作了考察，認為〈春秋論〉應屬蘇轍作品。260吳叔樺則從現存典籍版本、他人 著錄及〈五經論〉的內容、風格、次第等方面作考證，得出相同的結論。261至於 劉倩則分從版本流傳、文字章法與思想內容進行比對，認定〈五經論〉實為蘇軾
256 宋‧蘇軾：《東坡易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卷 6，〈小過〉， 頁 114。
257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10 月），卷 1，
〈書類〉，頁 58。
258 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4 月），卷 35，〈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頁 1003。
259 凡計〈問定何以無正月〉、〈論春秋變周之文〉、〈宋襄公論〉、〈問初稅畝〉、〈論鄭伯克段于鄢〉、
〈論會于澶淵宋災故〉、〈論黑肱以濫來奔〉、〈論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論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王者不治夷狄論〉、〈論取郜大鼎于宋〉、〈問魯作丘甲〉、〈問魯猶三望〉、〈論用郊〉、〈問侵伐 土地分民何以明正〉、〈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問雩月何以為正〉、〈論魯隱公〉、〈論 齊侯衛胥命于蒲〉、〈論鄭伯以璧假許田〉、〈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問君子能補過〉、
〈問大夫無遂事〉、〈問供養三德為善〉等。
260 顧永新：〈二蘇「五經論」歸屬考〉，《中國中世文學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1484-1502。
261 吳叔樺：〈二蘇〈五經論〉作者考〉，《國文學報》，第 7 期，2007 年 12 月，頁 9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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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262
就版本源流而言，劉倩指出目前收錄〈五經論〉的三蘇作品早期版本，如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與《三蘇先生文粹》，幾乎都將〈五經論〉歸屬蘇軾 名下，而王若虛、明清學者也大多以〈五經論〉為蘇軾所作。此外，《重廣分門 三蘇先生文粹》於卷二「五經論」內收錄了蘇軾〈易論〉（附〈易說〉）、〈書論〉、
〈詩論〉、〈禮論〉、〈春秋論〉等作品，卷三「五經論」則收錄有蘇轍〈易說〉三 首、〈詩論〉與〈春秋論〉。其中〈易說〉三首可於《欒城第三集》內尋得，至於
〈詩論〉、〈春秋論〉二文，較之收錄於蘇軾「五經論」者，實屬截然不同的作品。
反倒與《潁濱先生文鈔》所收錄之〈詩說〉、〈春秋說〉，雖然篇名不同，內容則 一致。
對此，筆者查考呂祖謙（西元 1137－1181 年）標注之《三蘇文集》，其亦 是將〈春秋論〉歸入《東萊標注東坡先生文集》，在《東萊標注穎濱先生文集》
內，則收錄有〈春秋論〉一文，經查考其內容，實與李冬梅輯自《唐宋八大家文 鈔》的〈春秋說〉相同。而呂祖謙的生卒時代，與南宋紹興中刻本《重廣分門三 蘇先生文粹》及紹興三十年（西元 1160 年）饒州德興縣銀山莊谿董應夢集古堂 刻本《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的成書年代相去不遠，復考量呂祖謙對三蘇的喜 愛，斷不至誤植才是。
就思想層面來說，吳淑樺將〈五經論〉歸屬於蘇轍，其認為〈書論〉在辨 析三代的「王」與商鞅的「霸」時，二者用心雖異，但事業均有所成，對商鞅的 霸業持肯定的態度，與蘇轍《古史‧秦本紀》論讚部分所持觀點雷同。反觀蘇軾
〈論商鞅〉則對商鞅變法深惡痛絕，故推論蘇軾不當寫出兩篇觀點相反的作品。
又〈春秋論〉中論及「天下之是非」、「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的觀點，並 批評《公羊傳》、《穀梁傳》以「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的不當，見解與《欒城先 生遺言》所載相符。至於蘇軾與《春秋》相關之作品，則不見與〈春秋論〉有何 關連之處。
但筆者檢閱《古史‧秦本紀》，文中對秦國君臣的描述，乃是「今夫襄公以 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 狃於為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 此勝天下」263，顯然是以負面角度看待二人。至於《古史‧商君列傳》更嚴厲批 評商鞅制定之刑法違逆人情，且輕重失當，實為秦國施行嚴刑峻法的始作俑者。
264至於蘇軾〈論商鞅〉一文，學者每言其實乃借題發揮、以古諷今之作，藉以表
262 劉倩：〈二蘇「五經論」歸屬再考證——兼與顧永新先生商榷〉，《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9 卷，
第 4 期，2010 年 8 月，頁 69-72。
263 宋‧蘇轍：《古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卷 6，〈秦本紀〉， 頁 252。
264 〈商君列傳〉曰：「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
今鞅使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賦，
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為收孥。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哉？其後始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
夫為寄豭者，殺之無罪；妻為逃嫁者，子不得母，法皆與情不應。至於偶語《詩》、《書》者弃 市，以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鞅發之。然鞅之死至於車裂，而李斯之死至具五刑，皆被赤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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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對王安石變法的不滿，265則本文是否能代表蘇軾對商鞅的真正評價實不無疑問，
因此吳淑樺的推論仍有討論空間。另〈春秋論〉內「《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
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己矣」的說法，其概念與蘇軾〈論鄭伯以璧假許 田〉文中「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嚮而得之」266，以及〈論閏月不告朔 猶朝于廟〉言及之「《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為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 矣」267的說法雷同。所以吳淑樺認為〈五經論〉乃蘇轍作品的推論實有待商榷。
由上述資料可以推測，蘇軾、蘇轍兄弟皆曾各自撰文，針對《詩經》、《春 秋經》做了論述，而〈春秋論〉實應屬蘇軾作品。
至於蘇軾治《春秋》的主張，根據筆者歸納，大致有下列幾點：
1、主據《左氏》，兼採《公》、《穀》
蘇軾於解經之際，對三傳說法皆有所採納及批判。如《東坡易傳》於詮釋
〈小過〉內文時，對弒、戕的解釋乃是：
《春秋》臣弒其君，故曰弒，或曰戕。弒者，其所從來有所漸；而戕者，
一朝一夕之故也。268 其說法實脫胎自《春秋釋例》：
列國之君，而受害于臣子，其所由來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
列國之君，而受害于臣子，其所由來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