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春秋集解》的學術淵源
第一節、 承繼父兄，再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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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對蘇轍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除了與蘇軾、蘇轍兄弟有交情外，劉敞在《春 秋》學上可謂頗有建樹，《四庫全書總目》雖然對其「蓋好以己意改經，變先儒 淳實之風者」2的作為頗有微言，然而仍給予正面的評價：
蓋北宋以來，以新意解《春秋》者，自孫復與敞始。復沿啖、趙之餘波，
幾於盡廢三傳。敞則不盡從傳，亦不盡廢傳，故所訓釋，為遠勝於復焉。
3
由此即可瞭解劉敞在北宋《春秋》學上扮演的關鍵角色。則其《春秋》思想是否 影響《春秋集解》的成書，便有其論述的空間。以下就試著就《春秋集解》的思 想淵源作釐析。
第一節、承繼父兄，再創新局
筆者於第三章，曾針對蘇洵、蘇軾的《春秋》思想作了討論。在詮解之際，
兩人見解往往有其獨到之處。如蘇洵嘗提出「經、史相資」、「責人貴寬」的觀念，
蘇軾不僅主張以人情解經，方可明瞭《春秋》內文的是非善惡，針對《春秋》書 法，也釐析出「改變書法以示譏」、「詳書其故以示譏」等記事規則，皆予人耳目 一新之感。以父兄為師的蘇轍，自不免受到影響。透過相關篇章的比對，可以發 現三人思想輒有相涉處，然亦存在相異之處，以下就分別加以論述之。
首先，在解經的方法上，蘇軾主張以「人情」解經，在〈春秋論〉中，便 強調應從文辭中體會聖人的喜怒哀樂，方可掌握《春秋》經義。文中且引用「齊 仲孫來」、「季子來歸」、「鄭伯以璧假許田」、「天王狩于河陽」、「公子牙卒」、「公 子慶父如齊」等六則史事，分別比附以「喜」、「怒」、「怨」，說明掌握人情之喜 怒哀樂，將有助於瞭解《春秋》真諦。
受到蘇軾的影響，蘇轍亦將「人情」觀念導入《春秋集解》中。以閔公元 年「季子來歸」一事為例，《春秋集解》的詮解如下：
慶父之賊子般，季友奔陳。君幼國亂，魯人思其賢，請於齊侯而復之。齊 侯使召諸陳，公次於郎以待之。蓋魯大夫之出，未有言其至者也。書曰「季 子來歸」，喜之也。不書其出，子般之難，力不能禁，為之諱之也。（《春 秋集解》，卷 4，頁 30）
考季友為成就莊公遺願，遂酖殺異母弟公子牙，以確保子般能順利繼位。然子般 旋即遇弒，季友便出奔至陳國避難。待閔公與齊桓公在落姑結盟，始於齊國的協 助下返國。後慶父指使卜齮殺害閔公，季友復帶領莊公少子申逃到邾國，返國後
2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卷 33，〈七經小傳提要〉，頁 675。
3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卷 26，〈春秋傳提要〉，頁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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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擁立其為魯君，是為僖公，則季友對維繫魯公室於不墜，可謂居功厥偉。雖先 後剷除公子牙、慶父二人，對其後代仍照顧有加，在兄弟之恩與君臣之義間取得 平衡。故蘇轍認為《春秋》僅針對魯大夫出境來做紀錄，不曾紀錄其返國者，在 此卻特書「季子來歸」，表達出對賢者得以返國的喜悅之情。又以《春秋集解》
對閔公元年「冬，齊仲孫來」的詮解為例，其說法為：
齊仲孫湫來省難，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桓公曰：「若之何而去 之？」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
「猶秉周禮，未可動也。」故書曰「齊仲孫來」。存魯王魯，制在仲孫，
非齊侯之所使也。不書其名，嘉之也。（《春秋集解》，卷 4，頁 30）
當季友返國時，慶父與哀姜仍在國內，由其後閔公遇弒，便可知二人的影響力不 容小覷。所以齊桓公便派遣仲孫湫前來魯國，表面上表達慰問之意，實則有吞併 魯國的野心。然而仲孫湫直言魯國未曾拋棄周禮，形勢穩固，反規勸桓公應力求 安定魯國並親睦之，魯國因此免於亡國之難，所以《春秋》不書其名以為褒揚。
對比以蘇軾的說法，蘇轍對這兩件事的說解實帶有以「人情」解經的性質。
又，蘇軾嘗言及「因事發凡，不專為經」的詮解方式，乃是掌握《春秋》
意義的關鍵。蓋學者常拘泥於所謂凡例，其內容卻無法適用於各篇章，因此蘇軾 認為「夫以例而求《春秋》，乃愚儒之事也」4，唯有「去例以求經，略微文而視 大體」5，才是理解經義最重要且簡易的不二法門。其於〈論春秋變周之文〉文 中，便舉桓公十一年「鄭忽出奔衛」與桓公十三年「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
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兩事為例，說明鄭忽與衛惠公皆為未逾 年之君，按理應稱為「子」，然而鄭忽因無奧援為祭仲所逐，故書其名；衛惠公 不待宣公下葬即出會諸侯並參與戰事，故書其爵位。《春秋》即藉由改變書法，
表達對二人的譴責。
蘇轍在詮解《春秋》之際，也是抱持類似的看法。試以其對「鄭忽出奔衛」
一事的詮解為例，《春秋集解》的說法如下：
鄭忽，未逾年之君也，未逾年之君稱「子」。不稱「子」，何也？不能君也。
忽之為太子也，齊侯將妻之，忽辭。人問其故，忽曰：「自求多福，在我 而已，大國何為？」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或問之，曰：
「無事於齊，吾猶不敢，而況以師昏乎？」故其立也，國人不附，大國不 援，以至於出奔。蓋未嘗君也，故不稱子。（《春秋集解》，卷 2，頁 14）
蘇轍認為《春秋》一改「未逾年之君稱子」的筆法，卻直書鄭忽之名，乃是為了
4 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4 月），卷 3，〈論春秋變周之文〉，頁 77。
5 宋‧張大亨：《春秋通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春秋通訓 後敘〉，頁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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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顯其未能掌權的事實。究其原因，蘇轍將之歸諸於鄭忽兩度辭婚，以致內乏人 望，外無奧援，才會失去王位。據《左傳》所載，鄭忽尚為太子時，齊僖公曾有 意將文姜嫁予其為妻，然鄭忽以齊大國，鄭小國，鄭國不高攀為由，拒絕了這門 親事。對此，君子評價以「善自為謀」，即善於為自己打算，卻未能將國家整體 利益納入考量。其後鄭忽率軍援救齊國，大敗戎師時，齊侯打算把另一個女兒許 配與他，祭仲以鄭莊公寵幸的姬妾甚多，如果不藉此取得齊國的援助，將難以順 利繼承君位，勸其接受。唯鄭忽又以恐招來藉用兵之名娶親的譏諷，藉其父莊公 之命予以推辭。以鄭莊公的速葬觀之，鄭忽的政權恐不甚穩固，復從事件的後續 發展看來，鄭國政局果如《左傳》「君子曰」、祭仲所述，則蘇轍的詮解應有其可 信度。至於《春秋集解》對「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
衛師、燕師敗績」一事的詮解乃是：
衛宣公未葬，其子出會諸侯，非禮也。（《春秋集解》，卷 2，頁 15）
由此可見蘇轍對兩件史事的詮解方式，皆是承襲蘇軾而來。
另，蘇軾認為縱使書法相同，但事件的是非善惡，則需依據當時的實際狀 況來做判定，其於〈問大夫無遂事〉中便提到：
《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 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利 國，下之不足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為專。專者，
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 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 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 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稜，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 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
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 所以學為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遂之 皆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6 所謂「遂」，乃是指因一事而生另一事。蘇軾認為大夫出使在外，遭逢緊急狀況 時，如不能明快做出適當處置，則屬不知變通。然而對國家並無重大利益，原可 請命於國君，此時卻擅做決定，則屬專斷自為。文中且列舉莊公十九年「秋，公 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及僖公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 晉」兩事分別說明之。考公子結出境，本因魯、衛為同姓之國，衛國嫁女於陳國，
求媵於魯國，魯莊公遂命公子結護送媵女前去衛邑。案媵為無身份之從妾，則此 事本無紀錄的必要。然而公子結抵達鄄地後，聽聞齊國與宋國正召開盟會，商討
6 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4 月），卷 6，〈問大夫無遂事〉，頁 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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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攻魯國事宜，遂與齊桓公、宋桓公結盟。因其事關係國家安危，公子結能便宜 行事，故特書以示褒揚。至於公子遂聘周一事，原是為了回報稍早周襄王遣周公 閱來聘，其後前往晉國，則是致敬於晉文公。唯《公羊傳》認為公子遂去京師，
乃是奉君命而行，前往晉國則是自行其事，藉此說明魯僖公已無法獨專政事，同 時也表達了對公子遂擅自妄為的不滿。
蘇軾的主張，亦為蘇轍所沿用。觀《春秋集解》對「秋，公子結媵陳人之 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一事的詮解，乃是：
大夫受命以出，共命而不敢專政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不得已而專 之，可也；非利而專之，則是擅命者。不稱公子翬之伐鄭、伐宋，是也。
結雖擅命而稱「公子」，蓋許之也。（《春秋集解》，卷 3，頁 24）
說法與蘇軾可謂如出一轍，唯蘇轍另引用公子翬作為反證，且針對《春秋》書法 作了進一步的論述。考公子翬的事蹟分見於隱公四年與隱公十年，據《左傳》所 述，時當隱公四年，宋殤公請求隱公出兵助攻鄭國，為隱公所拒，公子翬請求出 兵，隱公亦未曾應允，公子翬竟自行率兵前去。因公子翬公然違抗公命，《春秋》
遂書之以「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以不稱氏的書寫方 式，貶斥其專權的行為。待隱公十年，公子翬復與齊僖公、鄭莊公攻打宋國。然
遂書之以「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以不稱氏的書寫方 式，貶斥其專權的行為。待隱公十年，公子翬復與齊僖公、鄭莊公攻打宋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