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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潛心稽考，老而著述大成。遺書具在，當以黃門《集傳》為證。據坡 公晚歲謂《春秋傳》皆古人未至，故附記之於斯。218
事實上，不論是蘇洵在〈春秋論〉文中提出之「詳內略外」219論點，抑或是蘇軾 詮解或援引《春秋》時，偏重以史事為主的《左傳》，而非深求大義的《公羊傳》、
《穀梁傳》之傾向，都可在《春秋集解》內尋得。因此如果能夠釐清蘇洵、蘇軾 的《春秋》思想，對於掌握蘇轍的《春秋》思想，當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至於蘇洵與蘇軾雖無《春秋》專著，但相關篇章散見於二人文集中，如蘇 洵的〈議修禮書狀〉、〈史論〉、〈春秋論〉諸文，以及蘇軾的〈春秋論〉、〈問定何 以無正月〉、〈論春秋變周之文〉、〈宋襄公論〉等多篇文章，都針對相關議題作了 深入探討。以下就利用這些資料，分別就蘇洵與蘇軾進行論述。
一、蘇洵的《春秋》思想
歷來對蘇洵的研究，多著重其文論或文學主張，至於經學思想則鮮有言及者，
僅吳武雄的〈蘇洵〈六經論〉意蘊〉220與陳致宏的〈蘇洵〈六經論〉次第與經學 思想探析〉221有較深入的探討。前者先分論各篇文章的意蘊，最末再予以整合，
得出其具有實用價值與創新意義兩大特性。後者則由〈六經論〉的次序及經學觀 入手，歸納出蘇洵從實用角度、人情觀點切入之思想特色，有其獨特的看法。至 於專論《春秋》者則付之闕如。實則在蘇洵作品中，間有與《春秋》相涉者，如 其佚詩〈自尤〉中，便表達了其對春秋時代人物洩冶的看法：
忠臣汝不見泄冶，諫死世不非陳君。222
此事發生在魯宣公九年，事件始末據《左傳》記載乃是：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 卿宣淫，民無効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 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
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223
218 宋‧蘇籀：《欒城遺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頁 178。
219 宋‧蘇洵著，曾棗莊、金成禮箋註：《嘉祐集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3 月）， 卷 6，〈春秋論〉，頁 162-165。
220 見氏著〈蘇洵〈六經論〉意蘊〉，《台中商專學報》，第 25 期，1993 年 6 月，頁 223-257。
221 見氏著〈蘇洵〈六經論〉次第與經學思想探析〉，《孔孟月刊》，第 37 卷，第 3 期，1998 年 11 月，頁 25-34
222 宋‧蘇洵著，曾棗莊、金成禮箋註：《嘉祐集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3 月），
〈佚詩‧自尤〉，頁 512。
223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卷 22，
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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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君臣與夏姬有染，洩冶進言勸阻，靈公表面上敷衍，私 下卻告知孔寧、儀行父二人，洩冶因此遭致殺身之禍。文中孔子引用《詩經‧大 雅‧板》的內容，指出公卿邪僻無道，洩冶進言直諫，只是危言取禍。對比以杜 預對此事的註解：
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名。224 則洩冶的作法，不過是不知變通的愚行。因此蘇洵不予肯定。
至於較完整的想法，經筆者耙梳其作品，在〈春秋論〉、〈史論上〉等作品中 檢出部分相關資料，經整理可歸納有下列幾項主張：
1、經、史相資
在〈史論上〉、〈史論中〉、〈史論下〉三篇作品內，蘇洵就經、史的關係做 了論述。唯在進行討論之前，實有必要釐清文中「經」的意涵。在〈史論上〉文 中，蘇洵指出《易》、《禮》、《樂》、《詩》、《書》諸經雖詳載聖人的學說和法則，
但未能以事實驗證之。因害怕後人誤會經書內容為其個人說法，孔子便依據各國 赴告的內容編修《春秋》一書，藉以表彰美善和懲罰罪惡。復因畏懼後世以為書 中褒貶乃其個人主觀論斷，故以《周禮》所載禮法制度作為全書通例。225則文中 所欲探討之經、史關係，實為《春秋》與史書的關係。
在〈史論上〉中，蘇洵言及經、史撰述的原因，皆起於「憂小人而作」226， 而二者也都具備記事要真實、文辭要優美、道理要通達，並能驗證以禮法等四種 功用，但是在體裁上則存在差異。這是因為《春秋》以道理和禮法取勝，史書則 以記事詳盡、文辭炫麗為擅場。蓋《春秋》為了達到教化的目的，或「從假赴而 書」，或「隱諱而不書」，所載不盡符合史實，如果沒有史書的佐證，將難以判別 其褒貶是否合宜。至於史書雖然內容豐富，然囿於論讚部分的體制短小，無法對 每一個事件做出適切的評論，讓天下人得以遵循效法。如果沒有《春秋》思想的 裁量，權衡功過就會輕重失當，227二者實具有互補的作用。
224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卷 22，
頁 380。
225 蘇洵曰：「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 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脩《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 以為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詞則務於簡。吾故曰：
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
詞勝。」宋‧蘇洵著，曾棗莊、金成禮箋註：《嘉祐集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3 月），卷 9，〈史論上〉，頁 229。
226 宋‧蘇洵著，曾棗莊、金成禮箋註：《嘉祐集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3 月）， 卷 9，〈史論上〉，頁 229。
227 蘇洵曰：「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 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正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 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宋‧蘇洵著，曾棗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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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論中〉，蘇洵從史書的角度論證經、史關係，說明史得經義，就不會 輕重失當。蓋《史記》、《漢書》所以能成為史書典範，與其雖為史書，卻能在「隱 而章、直而寬、簡而明、微而切」等四個方面，隱約可見《春秋》道、法勸懲之 意有關。其中「隱而章」、「直而寬」兩者，據張高評指出，即後世史書習用之「互 見法」，而「互見法」又是從《春秋》的「屬辭比事」演變而來，228則觀史可見 經義，由此可見《春秋》與史籍的密切關係。
在〈史論下〉，蘇洵則列舉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撰史時的缺失，從而 感嘆史才難得。蓋《史記》有「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汩亂其體」
之嫌，班固撰寫《漢書》時，則存在著「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屑屑然曲記其世 系」的問題，范曄不僅記事「多失其人」，且「是非頗與聖人異」，至於陳壽「以 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229的觀點，顯然與史實不符。究其原因，乃是由於四 人未能掌握經義之故。則雖論述史學之失，用意仍在闡明「史不得經，無以酌其 輕重」的論點。
總而言之，以上三篇文章雖名為〈史論〉，實際上乃在強調修撰史書必須配 合以經義，由此可見蘇洵經、史相資的觀點。
藉由以上討論，復可推論蘇洵研讀《春秋》時採行的方式。由於《春秋》
用字精簡，以區區一萬六千五百餘字，紀錄魯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許 多事件僅以一個字或是一句話帶過，並按照年、月、日加以排列，要掌握事件全 貌和具體內容已屬不易，更遑論蘊含其中的褒貶大義。因此自《春秋》問世以來，
學者提出各種不同的主張、看法，試圖釐析其真實意涵。其中《左傳》著重以具 體史實解經，或列舉相關之史事補充、改定經文，為理解經義提供參考。《公羊 傳》與《穀梁傳》則偏重以義理解經，常常採用設為問答的方式，對所釋經文逐 字逐句提出問題，然後進行解說。偶有記事成分，目的也是為了詮解經義。由此 可見三傳在編撰旨趣上有明顯的差異。趙匡便指出「《公》、《穀》守經，《左氏》
通史」230，葉夢得有「《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穀》
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231的說法，皆說明了《左傳》偏重史實，
《公羊傳》、《穀梁傳》偏重義理的治學特色。考量蘇洵於〈史論上〉文中「史待
金成禮箋註：《嘉祐集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3 月），卷 9，〈史論上〉，頁 229。
228 張高評曰：「筆者以為，『屬辭比事』之《春秋》書法，在《史記》一書衍變為『互見』之史 法；會通而觀之，可以窺見司馬遷筆削褒貶之微言大義。這種『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的互 見法，具體存在於《史記》流傳一千年之後，首先被宋代的蘇洵發現。於是比觀前後、會通詳 略，能收相得益彰之效的『互見』法大明於世，誠有功於《史記》史法之闡揚。蘇洵〈史論〉
所謂『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隱而章』，『直而寬』者，即是『互見法』。」見氏著：《春秋 書法與左傳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 1 月），頁 83。
229 宋‧蘇洵著，曾棗莊、金成禮箋註：《嘉祐集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3 月）， 卷 9，〈史論下〉，頁 238-239。
230 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卷 1，〈趙 氏損益義第五〉，頁 384。
231 宋‧葉夢得：《春秋傳》（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春秋傳序〉，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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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232，的說法，顯然其治《春秋》是以《左傳》為本。
2、詳內略外
在〈春秋論〉中，蘇洵針對孔子撰述《春秋》的動機作了論述，提出所謂
「詳內略外」的看法。
文章首先點明賞罰與是非的差異性，前者可行諸天下，但唯有執掌權位者，
才能執行獎賞或處罰的行為。後者則屬一己之私，僅能透過個人的褒揚貶抑，使 人感到榮辱有別。
其次，則言及孔子撰寫《春秋》，乃是基於「假魯以行權」的考量。蓋面對 當時禮崩樂壞的時局，孔子縱使有心撥亂反正，但賞罰乃是天子、諸侯的權責，
以其一介平民的身份，自無立場行賞罰之事，只能憑藉道義來論斷天下是非。然 而孔子寫作《春秋》時，孔子除了指出人事的是非對錯外，還透過「賞人之功，
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
233等方式，對人、事作出褒貶。基於「私不勝公，而道不勝位」的考量，孔子此
233等方式，對人、事作出褒貶。基於「私不勝公，而道不勝位」的考量，孔子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