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中日書物交流的盛事談起
「輯佚」顧名思義，是對已經失傳、但其內容仍以引用、節錄或某種複本的 形式，保存在其它傳世文獻中的材料，將這些古代的殘篇，加以搜集整理，使得 佚失的文獻最大程度地恢復原貌，即為「輯佚學」。古代文人往往出於對學問的 執著，對遠古文獻的好奇，或對某種古書版本亡佚的遺憾，而通過輯佚的工夫，
設法將散落的斷簡殘篇，形成輯本或者輯佚本；正是這份對古典文獻的求知慾，
文人對古本、佚本、海外孤本的追求動機，促成中、日書物交流的發端。
據傳早在秦代時，方士徐福，就曾率領三千童男童女，以及百工等人，東渡 日本列島，並攜去不少典籍。年代久遠，傳說早已不可考證，但宋代歐陽脩(1007
－1072)卻憑藉著揣想，寫下〈日本刀歌〉，更描寫出中國文人對蓬萊仙島──
「日本」，1此一神秘異域所藏之文物與書物的想像：
＊ 本章於資料考察、概念發想之際，曾獲 2018 年第二回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人文•社會科學相關 領域)訪日研究計畫資助，並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擔任訪問研究員，期間以〈東アジアに おける楊慎「六朝学」研究――日本収蔵の中国明代文献を中心にして〉(中譯：東亞視域下的 楊慎「六朝學」研究──以日本典藏之中國明代文獻為考察核心)為題，將本論題之初步架構，發 表於東京大學第 187 回目の東文研・ASNET 共催セミナー，2018 年 12 月 13 日。
1 筆者案：與日本相關之歷史、文獻、文物，在中國古籍中習慣於名詞前冠以「倭」字，例如：
《三國志‧魏書‧倭人傳》即記載，魏明帝曹叡(204－239)下詔封卑彌呼(ひみこ，約 170 年－約 248 年)為「親魏倭王」。又，如：「日本刀」亦稱「倭刀」(「倭刀」的相關研究可參見王鴻泰：
〈倭刀與俠士──明代倭亂衝擊下江南士人的武俠風尚〉，《漢學研究》第 30 卷第 3 期(2012 年 9 月)，頁 63-98。)，「和歌」又稱為「倭歌」、「倭詩」等。值得留意的是「倭鬼」一詞，中原 理惠於〈『廉明奇判公案』について〉一文，徵引民國早期藏書家周越然《言言齋古籍叢談》：
「查余藏小說中，有《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四卷。……余書於數年前以重價得之滬市，卷首
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
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閒雜鍮與銅。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丱童老。
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
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
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繡澀短刀何足云。
2
由域外傳入的日本刀，想及遠久時代以前傳入東瀛的逸書百篇，懷著這樣的緬懷 與揣想者，並非只有歐陽脩一人。導因於文獻中對日本國文物、書物的描摹，1877 年赴日的清朝首任駐日公使館參贊黃遵憲(1848－1905)，其駐日的最大目的，便 是蒐集流傳於日本的古本佚書，雖然，黃遵憲未能如願求得心目中的珍本，卻寫 下《日本國志》，豐富中國文人對日本的認識。黃遵憲是光緒三年(1877)(附錄表 1-1)3前往日本，三年後，光緒六年(1880)，同樣懷著廣搜海外藏本的目的，楊守 敬(1839－1915)東赴日本，任清朝駐日使館隨員，在此期間，楊守敬廣泛搜訪流
尾舊護葉有倭鬼手跋二則，又藏印二：一『就賢堂圖書記』，一『讀耕齋之家藏』，均六字朱文」。
當中「倭鬼」一詞，中原氏案語稱：「題跋者已死，故以鬼稱之」。(參見氏著：〈『廉明奇判公 案』について〉，《立命館文學──芳村弘道教授退職記念論集》(2019 年 3 月)，頁 351，總頁 623。)實誤解周越然之意。「鬼」字未必僅限用於亡故之人，如《世說新語‧方正第五》，陸機 (261－303)即以「鬼子」稱呼無禮之人(盧志，？－312)。由於 1932 年中日戰爭「一二八事變」，
日軍炮火燒毀商務印書館與東方圖書館，上海藏書家如易培基(1880－1937)、周越然(1885－1962)、
曹聚仁(1900－1972)、胡懷琛(1886－1938)、陸澹安(1894－1980)等人的大部分藏書，亦遭兵燹焚 毀於一旦，故周氏文中以「倭鬼」指稱「日人」，乃因其藏書遭戰火所毀之憾恨，蘊藏其身處特 殊歷史時空背景之緣故。詳細歷史記錄可參見周越然：《書書書──版本與書籍》(新版，周越然 作品集系列)(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 年)。
2〔宋〕歐陽脩撰、〔明〕胡柯編校：《歐陽文忠公文集‧外集》(明嘉靖庚申三十九年 1560 刊 本)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古籍)，卷第四，頁七。
3 由於本研究所兼及之中國明清人物、書籍版本等眾多，為求閱讀時能清晰掌握歷史年代、背 景等資訊，於附錄 1-1 以「明清年號西曆對照表」，簡單歸納明清兩代帝王、年號與西曆之資 訊。
散在日本各地的中國典籍，最後成功攜帶了二十餘萬卷，中國境內早已亡佚的珍
中、日書物貿易，使得「唐話學」興起，又因「唐話學」的日漸流行，更加促使 中、日書物往來的日益興盛。
檢視此一時期的中、日書物貿易資料，可發現：除了傳統中國經學典籍、日 本人喜愛的中國章回小說、筆記等書籍之外，明代的詩文集亦在江戶時期大量傳 入日本。早在慶長九年(1604)以前，江戶漢學家林羅山(1583－1657)便已藏有《皇 明詩選》(附錄表 1-3)；8其後，隨著《明史》、《名山藏》、《文苑英華》等書 的傳入，江戶文人亦受到明代文學之浸染，「唐話學」逐漸由原先學習小說中的 俚俗之語，轉而朝向學習漢文、漢詩的典雅文章。
在這些豐富的中日書物貿易記錄中，更能發現，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楊慎 (1488－1559)」的多種著作，最早於寬延四年(1751)便已隨中國貿易船被運往日 本。1751 年《持度書物覺書》中錄有《尺(赤)牘清裁》，91786 年《持渡書改目 錄寫》則錄有《丹鉛總錄》、《太史升菴文集》、《升菴外集》等書目，由此可 發現，楊慎著作東傳日本的時間甚早。
此外，中日書物交流的方式與歷史記錄，並不只有朱印船貿易這類存有官方 記載的活動，江戶漢學家們往往有其個人特殊的購書管道，或因於種種機緣，而 獲得私藏大批中國典籍的珍貴機會。10查考江戶紅葉山文庫、昌平坂学問所等處 的藏書目錄，便可發現江戶漢學家乃至幕府官學、官方藏書機構等，藏有《楊升
8 關於江戶時期，隨貿易船由中國傳入日本之明清書籍，包含錄有楊慎著作之《名山藏》、
《文苑英華》，以及楊慎之著作，詳細請參見附錄表 1-3「江戶時代輸入日本之楊慎相關著 作」。
9 楊慎原作「赤牘清裁」，而王世貞在重新編校時，將此書改作「尺牘清裁」。參見〔明〕王 世貞：《尺牘清裁》(十冊)(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請求記號：集１１４－０００２)。〔明〕王 世貞：《赤牘清裁》(二十八卷)(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買上文庫・田中慶太郎(救堂)舊 藏・特 8461(集部・尺牘類・附楹聯・總集)。筆者案：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藏本，電腦檢索之 書誌資料記作「亦牘淸裁二十八卷」，「亦」字誤，當作「赤」。
10 據傳荻生徂徠所收藏之明代文學書籍，乃其大約三十九、四十歲時，從破產的藏書家處大量 購得，成為他學習明代復古文學的契機。參見〔日〕吉川幸次郎編：《徂徠學案》，收於《荻 生徂徠》(日本思想大系第三十六集，東京：岩波書店，1973 年)，頁 646。
菴詩》、《楊升菴詞品》、《升菴先生文集》、《楊升菴先生批點文心雕龍》等 等，共計七十二種百冊以上的楊慎著作(附錄表 1-4)，11同時，楊慎著作傳入日本 後，更有江戶文人手錄之和鈔本複本，以及重新批點刊刻之和刻本，其數量實遠 超出既往《舶載書目》的記錄。由這些現象或可推測：楊慎學說在江戶日本，極 可能受到漢學家某種程度的喜愛與重視，既往在明代文學史中，於「復古派」的 長篇論述外，楊慎學術往往被忽略，甚至略去而隻字未提，相反地，在江戶漢學 界，楊慎的著作顯然受到很大程度的青睞，甚至被學人廣泛使用，才能使得其著 作不但有明清刊本的傳入，更因讀者的閱讀需求，而有和刻本的發行；由此，或 許可想像，在江戶漢學領域裡，楊慎的學術，或能從中尋得新解，尋得不同程度 的重視與學術地位。
(二) 江戶復古學派與明代復古文學
與明萬曆年間（1563－1620）約莫同時期，日本由於德川幕府成立之初，推 尊儒術，促使這時期成為日本「漢文學」的全盛階段，並且如前文所述，因中國 明代書籍的大量輸入，仿習明代各家文學，並創立門派之漢學家者眾。在眾家當 中，儒學家荻生徂徠(おぎゅうそらい，1666－1728，名雙松，字茂卿，號徂徠，
又號蘐園)即仿傚明前後七子之復古理論，將明代「復古派」(筆者案：日本稱為
「古文辭派」)的文學見解，結合日本人學習漢文之經驗，回應江戶漢學的種種不 足，發展成「古文辭學」此一專業學門，並據此創立蘐園學派(參見附錄表 1-5)，
12繼而由經學與詩文兩方面，力倡學習漢文、漢詩，應仿效學習「古文辭派」，
明代「古文辭派」(筆者案：即中國文學史上之「復古派」)更因其述介，而對日 本江戶中後期漢學產生極大的影響。爾後，又因徂徠的弟子、後學者眾，促使「古
11 關於江戶漢學家之私人藏書，以及幕府私人所藏之楊慎著作，詳細請參見附錄表 1-4「江戶 時代私人收藏楊慎相關著作。
12 關於荻生徂徠「古文辭學派」之成立，詳細可參考〔日〕吉川幸次郎：《荻生徂徠》(東京：
岩波書店，1973 年)。又，屬於「古文辭學派」之漢學家，參見附錄表 1-5「江戸復古學派人物 一覽表」。
文辭學」理論，經由日本漢學各家仿效與詮釋，成為日本漢學之顯學。至今，不 少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乃至明代經學與文學的學者，皆致力投於入於鑽研江戶
「古文辭學」之內涵。13
論及明代「古文辭派」，由眾多文學史著作可得知，其代表人物為前後七子，
於明中葉先有李夢陽(1472－1529)、何景明(1483－1521)倡議「文必秦漢，詩必盛 唐」，14復有李攀龍(1514－1570)、王世貞(1526－1590)提倡等人承其餘緒，15開 啟明代文學復古的風潮。16然而，若詳細檢視荻生徂徠的著作，卻可發現其在論 述中國文學時，除了前後七子的言論外，實際上夾雜諸多楊慎的看法。
13 張崑將：〈荻生徂徠「不言」的詮釋方法析論〉，《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3 期 (2005 年 11 月)，頁 139-169。藍弘岳：〈荻生徂徠的翻譯方法論──訓讀與徂徠的「譯學」〉，《翻譯學研 究集刊》第 11 輯 (2008 年 12 月)，頁 85-117。藍弘岳：〈荻生徂徠的古代中國史觀與政治思想
13 張崑將：〈荻生徂徠「不言」的詮釋方法析論〉，《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3 期 (2005 年 11 月)，頁 139-169。藍弘岳：〈荻生徂徠的翻譯方法論──訓讀與徂徠的「譯學」〉，《翻譯學研 究集刊》第 11 輯 (2008 年 12 月)，頁 85-117。藍弘岳：〈荻生徂徠的古代中國史觀與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