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後，清朝中央政府算是有了正式的外交機構。不 過，總理衙門在一八六五以後，由於主持者恭親王被彈劾，又於一八七四年再度 被黜，兩次打擊使總理衙門權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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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也不能忽略，中國外交主導人之 一，必頇算李鴻章一份。李鴻章辦理晚清外交達卅一年（一八七〇至一九〇一年；同治九年至光緒廿七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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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梁啟超曾說：「李鴻章之生涯，半屬外交之 生涯也。」3
故晚清外交，雖名為總理衙門與李鴻章共理，實則李鴻章主導居多。外交，也是中德兩國交流相當重要的一環。然而，這一環節則是靠著筆者上 一章的「軍事印象」為基礎所催化而成的。如同上一章所述，德國的軍事實力在 一八七〇年代已為中國所發現，也因此，模仿德國成了時下最「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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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軍事產 業。但尌在這軍事交流過程中，中國以李鴻章為首，也嘗詴在外交領域上，聯絡 德國。至於李鴻章何時開始產生有「聯德」的思考，或對德國態度產生明確的改變 而與德國有緊密接觸？有學者認為李鴻章在一八七四年的日軍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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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涉中，尌
1 見王曾才，〈自強運動時期中國外交制度的發展〉，《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上冊，頁 158。
2 其主要交涉的事件有：天津教案（1870）、日本侵臺與琉球案（1870-1881）、中英滇案（1876）、
朝鮮問題（1875-1885）、中法越事（1883-1885）、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中俄密約（1896）、
辛丑和約（1900-1901）等。見李揚帆，《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國的世界觀念之研究》（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222。
3 梁啟超撰，何卓恩評注，《李鴻章》，頁 121。
4 按「夯」字假借為方言閩南語中的「烘」字語音。又「烘」字有熱鬧、繁盛之意。見中華民國 教 育 部 線 上 字 典 ， 網 址 ： http://dict.mini.moe.edu.tw/cgi-bin/gdic/gsweb.cgi?ccd=AJY3P7&o=
wframe02.htm
5 一八七一年，琉球船隻遭風飄流，難民數十為台灣生番所殺，福建督撫立即查辦，遣送生還琉 民回國。日本決心生事，翌年冊封琉球國王，進而窺伺台灣。一八七四年四月，派西鄉隆盛之弟 西鄉從道為「台灣番地事務都督」，率兵三千六百人，於是年五月七日登陸台灣南端，實施襲擊。
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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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拉攏德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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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李鴻章曾表示：今觀美德諸領事議論，可見東西各國垂涎臺灣番地已久，終慮我國 勢難獨守。據馮道面稱，英美實暗助日本，冀他日得地分肥，惟德 國甚嫉之，而不與其黨。若就斯議，似宜引德以陰持各國。此中操 縱機宜，惟卓裁臨幾審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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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論德國是否不與英美站在同一陣線，也不論德國是否對臺灣有所垂 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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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這番話道出了，至少他認為德國此時沒有與英美站在同一陣線，並 且可以利用之。可以感受到，李鴻章對於德國的看法，似乎從早期的槍砲的「軍 事」領域，轉而化成「外交」上可以聯絡、結交的對象之一。但這畢竟只是一種 思考，並未付諸實行。9
而筆者以為，李鴻章在政治上與德國有緊密接觸的最明顯時機點，應該是在 中英滇案（馬嘉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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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英人馬嘉理遇害後兩週，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 收到電報，並立即照會總理衙門，除了要求對於馬嘉理事件的賠償外，也趁機提 出了與馬嘉理事件完全無關的要求，但卻遭總理衙門所拒。威妥瑪最後以絕交相 威脅。11
這個事件的交涉過程直到隔年九月簽訂煙台條約後，才塵埃落定。而這 一事件對德國在中國勢力奠定的基礎有著直接關連。德國在一八七五年派遣巴蘭德接任李福斯的駐華公使一職。巴蘭德於一八七 五年二月七日上任，他認為中國的外交中心並非在北京，而是在天津，也尌是當
6 見郭明中，〈操縱離合：李鴻章對德政策的形成（1867-1876）〉，《中興史學》，8 期（2002.4），
頁 34-35。
7 李鴻章，〈采集臺事眾議〉，《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 2，頁 53。
8 事實上早在艾林波遠征團來華時，其任務之一尌是「在太帄洋海域和南美洲的南部尖端東邊海 島上建立普魯士的殖民地。」而殖民地選擇地點之一尌是臺灣。意即一八六〇年代，德國即使還 沒統一，也對臺灣有相當野心。見余文堂，〈普魯士東亞的遠征和「中德天津條約」的談判與簽 訂（1859-1862）〉，收入氏著，《中德早期關係史論文集》，頁 218、304。
9 李國祁，〈自強運動時期李鴻章的外交謀略與政策〉，《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 245。
10 一八七四年，英國組成一支約二百人的探測隊前來（滇地），由柏郎（H. Browne）率領，北京 英國公使命翻譯馬嘉理（Augustus R. Margary）取道湘、黔赴滇、緬邊境相迎。馬嘉理過騰越不 久，參將李珍國受岑（毓英）的指使，與當地士紳共謀阻止。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馬嘉理 自緬境折返，行抵蠻允遇害，柏郎退回八莫。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248-249。
1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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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直隸總督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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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任職駐華公使的十八年期間（一八七五至一八九三 年），他極力爭取德國在華地位。誠如史都克所描述的巴蘭德：在巴蘭德於北京這十八年的駐華公使期間，他以一種熱忱、堅毅不 懈的態度，欲促成德國的資本主義於經濟與政治方面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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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蘭德對華外交策略一向是「高壓懷柔並施」。他對李鴻章多半以懷柔，對 總理衙門多半以高壓，但有時卻又相反，端視情況而定。當巴蘭德來華後，時值 中英滇案讓李鴻章相當頭疼。他立即到天津與李鴻章會面，並陳述「該國存銀四 五千萬鎊，如中國借用，祇要二、三釐息銀，亦可二、三十年分還。現存克鹿卜 佳礮千數百尊，可照原價奉讓等語。其意似頗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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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巴蘭德骨子裡盤算 為何，其所開出的條件讓李鴻章確實相當心動。雖然，李鴻章回覆道，「借銀非 鴻章所敢擅議，礮位已屬德領事璧斯瑪詳細開單，再行商辦。」15
但其實，李鴻 章早已盤算著要將德國「設法籠絡，俾為我用」16
。不過，曾任艾林波遠征團團員，又任駐日使節的巴蘭德，是相當精明能幹的 外交官，他並沒有這麼簡單尌放過李鴻章。也尌正值馬嘉理事件辦理得如火如荼 時，也尌是中英雙方關係陷入低潮時，他對李鴻章進行下一波「懷柔攻勢」，務 求一口氣先抓住李鴻章的心。他跟李鴻章強調「德國距華較遠，既無邊界毗連，
又無傳教及販賣洋藥等事，可與中國永遠實心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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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可以看出，巴蘭德 不只先參了各國一本（邊界毗連指涉俄國；傳教事件指涉法國；而販賣洋藥則是 英國），又以「與中國永遠實心和好」一語，把李鴻章的心牢牢套住。不僅如此，他又保證「將來若欲派人赴泰西學習船政、軍政，他國縱有悋嗇，彼國（德國）
12 Max von Brandt, Dreiunddreißig Jahre in Ostasien (Leipzig, 1901), S. 35. 轉引自 Kuo-chi Lee, Die
Chinesische Politik zum Einspruch von Shimonoseki und gegen die Erwerbung der Kiautschou-Buch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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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elmuth Stoecker, Deutschland und China im 19. Jahrhundert, p. 95.
14 李鴻章，〈論滇案並閩毀電線〉，《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 3，頁 71。
15 李鴻章，〈論滇案並閩毀電線〉，《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 3，頁 71。
16 李鴻章，〈論滇案並閩毀電線〉，《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 3，頁 71。
17 李鴻章，〈德國官兵請給寶星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25，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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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當盡心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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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此時猶如「久逢知己」般，興奮之情油然溢於顏面。也因此，在上給朝廷的奏摺中，便把他對德國「極佳的印象」表露無遺：
臣思外交之道與自強之謀相，相為表裏。德近年發奮為雄，實與英、
俄各邦並峙。今仰慕聖朝威德，情殷效順，自應相機聯絡，予以體 面，藉事羈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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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李鴻章首次公開發表欲與德國有所直接聯繫。而在這句話的背面，又可 以進一步察覺到，李鴻章心中打的算盤乃是所謂「伐謀伐交」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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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英國 長期以來，對華產生相當大的壓力，致使中國對英國態度也相當反感。剛任職駐 華公使的巴蘭德對此事早已耳聞，並表示絕不可與那個被中國所厭惡的英國一同 行動。21
從上述看來，中國抵制英國應該是不在話下。但聯德的最直接關鍵原因 則是因為中英滇案期間，德國公使巴蘭德以「中國好友」的姿態登上臺面。意即，英、德兩國帶給李鴻章「兩極化的印象」，似乎使李鴻章產生了「聯德制英」，這 種「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
巴蘭德對於總理衙門則多半表達強硬態度。關於這種外交手段，則可以在「安 納船案」交涉過程中大略見到端倪。正當中英滇案發生時，中國沿海也爆發安納 號船殺人事件。一艘往返於天津與廈門之間，載運糖的德國籍帆船安納號（Anna）
發生海上喋血事件。該船上雇用的中國籍水手楊細細等人，因不堪長期遭受德國 籍船長的毆打，便在航行途中，將船長與丹麥籍的舵工殺害。屍首拋入海中，船 上一半的糖由水手們運走，剩下的則在水手們棄船後，任由船隻觸礁擱淺，船載 為福建海濱居民所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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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國最後將水手處刑，並追回贓款，但判案並不 是德國的重點。德國只想藉此事件進行「修約」，其主要目標是增開口案及釐金 問題。總理衙門尌表示「德國公使已藉詞要挾，即各處新聞紙亦頻頻言及，該國18 李鴻章，〈德國官兵請給寶星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25，頁 121。
19 李鴻章，〈德國官兵請給寶星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25，頁 121。
20 梁啟超撰，何卓恩評注，《李鴻章》，頁 122。
21 Helmuth Stoecker, Deutschland und China im 19. Jahrhundert, p. 100.
22 郭明中，〈操縱離合：李鴻章對德政策的形成（1867-1876）〉，《中興史學》，頁 39-40；李鴻章，
〈覆德國巴使〉，《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 6，頁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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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有兵船數號來中華理論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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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中國修約，巴蘭德乃是不斷逼迫總理衙 門。一次，他帶著翻譯阿恩德（Karl Arendt）到總理衙門議論，對話節錄如下：成大人云：修約之事，裁減裁減就可辦了。
成大人云：修約之事，裁減裁減就可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