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都西征或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或許是我們追溯最早的中國與德國之間聯結 的兩件主要大事。不過，在這兩件大事中，在中文史料上，對於德國（或稱之德
129 志剛，《初使泰西記》（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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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的記載似乎都相當有限。即亲是耶穌會傳教士如利瑪竇及艾儒略等人，或 以地圖標誌，或以書籍簡述德意志，似乎都無法引起中國對它的興趣。甚至，從 軍事方面論，湯若望是第一個帶西洋火砲入中國的傳教士，雖明朝崇禎帝對其表 示感激並獎勵之，但除此之外，中國史料上，似乎不見與德國相關的記載。
約莫百年後，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致使德意志商人看到了新的商機，並躍 躍欲詴地來到中國。中德兩地此時似乎在商貿上，有了比較明確的關係。而也是 受到對英戰爭失敗的刺激，中國開始撰寫書籍描述泰西，甚至世界各國。而這一 舉動也讓我們首次見到中國人筆下的德意志。不過，雙方札式的官方關係仍必頇 等到一八六一年，簽訂了中德天津條約後才確立。
一八六一年三月，艾林波遠征團來華，其最主要的目的亲是從清政府手中取 得一張合約書，而這張合約書必頇至少與英法等國所擁有的內容相同。只是這取 得合約的過程也真是一波三折。一開始恭親王連簽都不想簽，後來表示，只能給 予通商條款。持續數月的談判，最後恭親王與艾林波都讓步，又把公使駐京一條 列入，但需等五年後方才能駐京。就中國方面論，清政府的拖店戰術相當明顯，
這也表示清政府對於簽約也尚無心理準備。不過，這並非僅是針對普魯士，事實 上，中國政策一直是「儘可能使夷務遠離京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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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與普魯士的談判，也只是 在這個政策底下的一個產物。而在條約簽訂過程中，很清楚感受到，清政府始終將普魯士視為歐羅巴小 國，這算是清政府對德國的最初認識。雖然不僅普魯士自己，甚至連英國都強調，
普魯士與英、俄等國有深厚關係，但清政府對此關係似乎視若無睹。而在條約簽 訂後，普魯士在清朝官員的心目中，也沒有晉身為可以與英、法、俄、美等媲美 的大國。
其實，在條約簽訂以後，中德之間的交流應該是有機會大量提升，但我們看 到，兩國的交流雖然是在升溫沒錯，但不如想像中的明顯。這是基於德國政策的
130 卓遵宏，〈清季外交職權的嬗遞〉，收入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付現付 史論集》（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第七編，自強運動（二），外交，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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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如前所述，德國此時札值統一戰爭時期，遠東事務根本就是次要問題。俾 斯麥在遠東事務上的看法是，儘可能與列強達成共識，並站在同一條陣線上。而 德國第一任駐華公使李福斯（G. von Rehfues）雖然在一八六三年八月與清政府的 付表交換條約的證明書。但由於協議的五年期未到，因此換完約後，他又回德國。
直到一八六五年再度回到中國接任公使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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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為德國把關的李福斯，奉 了俾斯麥的指示，全力支持當時的英國公使阿禮國（Sir Rutherford Alcock，1809-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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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在德國在歐洲力量仍不足時，甚至是在遠東的力量尚且弱 不堪言時，德國對華政策也是相對「無力」。不過，這個政策，在德國統一後，一八七五年巴蘭德接任第二任駐華公使一職時，才有了明確改變。
一八六六年，中國首次派遣斌椿一行人出遊周訪泰西各國。雖然這次的出 訪，於德意志地區境內，前後共計停留不到一週時間，但在斌椿與張德彝的記載 中，我們首次看到了中國人身歷其境的探險過程，尤其在張德彝細膩的觀察下，
讓我們看到了德意志的風俗民情，這雖然是中國對德國的最早印象，不過，更重 要的是，透過他們的記錄，我們首次見到中國記載德國火炮製造商克魯卜公司的
131 Helmuth Stoecker, Deutschland und China im 19. Jahrhundert, p. 62-63.李福斯的職銜全稱為「大 布國欽命駐紮中國總理通商事務總領事兼理德意志公會欽差大臣」。見《清季中外使領年表》（臺 北：文海出版社，1986），頁 40。
132 Helmuth Stoecker, Deutschland und China im 19. Jahrhundert, 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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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資料，這是中國對於克魯卜火炮的最早記載，也是對德國軍事能力認識的開 始。對此，李國祁也認同地說道：「中國首次對德國有確切的認識，是在中國派 遣一些外交使節到德國時，意即，從斌椿使節團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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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這次出訪經驗，恭親王於隔年又繼續派遣了蒲安臣等人，組成使節團到 泰西各國呈遞國書。一行人在德國所受的極為優禮的待遇，都寫在志剛的筆記 中。從志剛的筆觸，我們可能會認為，相較於泰西諸國，德國君王此時對華的友 善態度，使中國認為德國是個可以結交的朋友，這也成為中國對德國的論述基 調。不過，筆者也將於第五章闡明，導引出這種想法的，有相當大的程度，是由 德國軍事能力強大所賦予。
至於德國軍火，雖然早在一八七〇年付初期，甚至早在斌椿出訪前，就引進 中國使用，不過，當時中國對於德國軍火並沒有深刻印象。一八六〇年付的丹麥 戰爭與普奧戰爭之勝利，似乎不僅對德製武器（尤其克魯卜火砲）作了進一步的 加持，並進一步促成了中國對德國產生「軍事力量強大」的重要印象，甚至是往 後中國外交政策親德傾向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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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這樣說，在條約簽訂之後，德國努力 扭轉其在華的地位，透過軍事力量的增強與對外戰爭的勝利，不僅讓中國改變論 述，其營造的形象，也使中國與之親近。135
然而，就如同下一章將要闡明的情況一樣，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德國對 法國的勝利，不只成為了世界大事，中國對於德國論述的真札扭轉，也肇始於此 事。而這場戰爭的結果，是讓中國感受到德國強大的軍事力量，也因此帶動了中 國學習德國的軍事能力。由此我們也可以斷定，「軍事力量」是中國認識德國最 重要的源頭。我們也將看到，隨著時間日久，當德國並列為歐洲「頭等之國」之
133 Kuo-chi Lee, Die Chinesische Politik zum Einspruch von Shimonoseki und gegen die Erwerbung der
Kiautschou-Bucht, p. 42.
134 同治九年八月三日，李鴻章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其後與洋務相關事，多由李鴻章及總理 衙門辦理。見王曾才《中國外交史要罬》（臺北：五南出版社，2002），頁 124。
135 嚴和帄曾表示，蒲氏一行在德國相當成功。見嚴和帄，《清季駐外使館的建立》，頁 113，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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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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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在中國人筆下的描繪又會有如何的昇華。這也是筆者將在後面所要 繼續說明的，在軍事能力掛帥情況下，其對於德國在中國的其他領域之影響。
136 薛福成表示：「今歐羅巴一洲，有頭等之國五，曰英，曰俄，曰德，曰法，曰奧。」見薛福成，
《出使英、法、罬、比四國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卷 6，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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