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討論了中國在外交、教育與政治三個領域，與德國的進一步連結。透過 第三章與第四章，關於軍事交流的討論，我們大致可以發現，中國對德國的軍事
186 宋育仁，《泰西各國采風記》，收入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臺北：廣文書局，1964），
第 8 冊，頁 5A。
187 徐建寅（1845-1901），清末科學家。江蘇無錫人。科學家徐壽之子。同治六年在江南製造局 與李善蘭、華衡芳等翻譯西方自然科學書籍。後調天津機器局工作，又轉任山東機器局總辦。光 緒四年派任駐德使館參贊，考察德、英、法等國海軍、兵工及所造兵船。回國後，在金陵機器局 任職會辦，主持製造鑄鋼設備和新式後膛槍。光緒廿四年總辦湖北省營務、督辦保安火藥局。光 緒廿七年，詴製火藥失事，被炸身亡。見《中外歷史辭海》，頁 214。
188 徐建寅，〈德國議院章程序〉，《皇朝經世文新編》，卷 3，官制，頁 220。
189 徐中約（Immanuel C. Y. Hsü）著，計秋楓等譯，《中國近代史》（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08），頁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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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讚賞乃在各國之上。不過，這一章說明了，中國把這些想像又進一步延伸 到外交、教育與政治等領域。
外交是個相當特別的領域，一八七一年德意志帝國成立，其對外交涉權統 一，對華商業日盛，這些均在友好氣氛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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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八七五年三月，巴蘭德來 華擔任駐華公使，他是個相當老練的外交家，誠如他的名言：「欲於濁水中釣魚，先確認水乃混濁得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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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善於製造中國的混亂，更善於在中國的混亂中得 益。一八八〇年代以前，中德關係之良好，儼然是「天時」與「人和」二者互相 配合而成。意即，中國正好碰到中英滇案，加上當時各國對華的態度並不如德國 為善。一八七六年三月，李鴻章決定派遣學生至德國學習軍事，期間距離巴蘭德 來華不過才一年，如此快速的與德國關係之好，即為明證，也相當令人玩味。
不過，根據筆者於文中討論的，聯德外交政策的實施，一開始顯然受到德國 軍事能力的影響相當深。也尌是說，即便與中國交好，但若國力不夠，中國也沒 有必要與之聯盟。有學者認為，中國在李鴻章的領導下，外交政策乃是「以夷制 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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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學者認為，李鴻章聯德政策乃是一種「操縱離合」，意即其只是利 用德國對付或離間其他國家。193
或許清政府真的有意親近德國，以抗衡其他西方 國家，在外交上坐收漁人之利194
，但無論他當時用意為何，中國在一八八〇年代 前期基於對德國仍有良好印象之故，加上其軍事能力之高，在外交政策實施上，確實有一段期間欲行「聯德政策」。
但時至中法戰爭，德國表面上不介入，實則支持法國。中國發現德國與自己 已經是「同床異夢」，聯德政策遂尌此罷住。中國自此於外交政策方面，不再考
190 周惠民，〈自帝國主義成因看一八九〇年前後德國東亞政策之轉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 報》，頁 85。
191 E. V. G. Kiernan, British Diplomacy in China, 1880-1885, p.89.
192 李國祁，〈自強運動時期李鴻章的外交謀略與政策〉，《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上冊，
頁 244。
193 郭明中，〈操縱離合：李鴻章對德政策的形成（1867-1876）〉，《中興史學》，頁 48。
194 徐健，〈晚清第一批官派留德軍事生：動因、表現及影響〉，《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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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聯繫德國。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外交政策上，已經不再行聯絡德國，中德 軍事交流仍然持續進行著，即使在德國率兵進入中國鎮壓義和團，甚至強租膠州 灣，中德之間的軍事交流仍然持續，並未因此中斷。這也表示中國的外交政策是 獨立於其軍事印象之外，亦可說是中國在政策實施上具有相當程度的「務實」。 另外，更值得一提的是，李鴻章與巴蘭德的友好交情，大概自一八七五年開 始，由於滇案而相當好，但早自一八八〇至一八八一年起，由於巴蘭德不斷對修 約提出要求，使巴蘭德不僅在李鴻章，也在總理衙門中的印象變差。不過，有趣 的是，李鴻章此時身邊仍有一位重要的人物為其服務──德璀琳。李鴻章相當支 持德璀琳，「德璀琳係德國人，極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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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俄伊犁交涉到中法越南交涉，再到甲午戰爭議和時的「非正式代表」，德璀琳幾乎事事參與，若說他是中國外 交首腦，似又不為過。
從軍事教育延伸到學校教育的想像，似乎清楚呈現晚清士大夫對德國的另一 項記憶。中國過去的學術教育， 誠如一八八〇年代支持維新變法的李端棻
（1833-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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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他將中國開辦學堂的主要缺失分列五點。首先，中 國雖二十年來設立了無數的學堂，如實學館、廣方言館、水師武備學堂、自強學 堂等。這些學堂開辦之初雖都講求盡可能中西合併講學。但實施之後，諸館皆徒 習西語、西文，而於治國之道、富強之源，一切要書多未肄及。其次，他認為除了湖北學堂外，其餘各館都不將學問「分門別類」，以致學 徒不重專業。又各地的學堂沒有機械或作品可供實驗、操作，也未派人至國外遊 歷，整天只知於書中背誦，終成空談，無法致用。第四，學生的學習年齡都過於 年長，在學習吸收上總有困難。最後，全國共十八個行省，但只有幾個館中的學 生可以學以致用。這尌如同「孤木無法成巨廈」一樣，要以這些人治理天下，尚
195 李鴻章，〈寄譯署〉，《李文忠公全集》（電稿），卷 2，頁 36。
196 李端棻（1833-1907），清末維新派，貴州貴筑人。同治進士，歷任學政、刑部侍郎等職。支 持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主張。光緒廿二年疏請設立京師大學堂。光緒廿四年密薦康有為、譚嗣 同於光緒帝。旋任禮部尚書。戊戌政變時，被革職，充軍新疆。光緒廿七年赦歸。曾主講貴州經 世學堂，並首倡自辦貴州礦產和鐵路。見《中外歷史辭海》，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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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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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教育不足，又一昧追求軍事目標的狹隘見識，或許尌如德國首相俾斯麥 所表明的，中國「只知選購船礮，不重藝學，不興商務，尚未知富強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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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見血地道出，當時中國教育捨本逐末之弱點。從軍事教育去判斷教育的優劣，是晚清相當重要的特徵。如宋育仁曾提出：
「德國兵皆知地輿，識書算，英國兵不能盡然，則英之學校不如德也。民皆入小 學，英與德同。德惟人盡為兵，故學校之法，二十以前皆加意輿地、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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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軍事上著手，或許過於粗陋，但這畢竟是個「開端」。中國士大夫在引進德國 軍事教育同時，也看到了德國的學術教育制度。日本的影響或許也是部分原因之一。由於日本實施明治維新以來，在政制、
軍事、教育、思想、音樂、醫學等方面便刻意仿效德國；將從德國吸收而來的經 驗再加以變革，因此明治維新中期以後仿效德國的成功經驗也間接促成中國人前 往德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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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也如前面所討論的，中國最後並沒有採用德國的學校教育 制度，這些對於德國學制的討論，也僅存在於士大夫的想像之中。最後，從軍事印象延伸到政治領導，也是中國對德國的另一種延伸想像。尤 其對於當時帶領德國統一的領導人物。崔國因曾說：「查德法師丹之戰，乃德國 轉弱為強德意志即日耳曼人，以為王氣所鍾。從前頗為法國所制，一千八百七十 年，其君威稜第一，相臣畢斯麻，將臣毛奇，特合謀戡法，遂霸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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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 點出了皇帝威廉一世與宰相俾斯麥是最大功臣。是以，此二人也尌在中國的記 載、筆記中「絡繹不絕」。這兩人在中國的印象是如此強烈，李鴻章也毫不客氣 地接受他是「東方的俾斯麥」這個稱號。202
197 李端棻，〈請推廣學校摺〉，《皇朝經世文新增時務洋務續編》，卷 1，時務 1，頁 9。
198 彭玉麟，〈盛世危言敘〉，《皇朝經世文三編》，卷 3，學術 3，頁 51。
199 宋育仁，《泰西各國采風記》，收入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 8 冊，頁 14B。
200 李永昌，《清末民初中國學生留學德國之研究（1876-1917）》，頁 31-32。
201 崔國因，《出使美日秘國日記》，卷 2，頁 193-194。
202 見崔國因，《出使美日秘國日記》，卷 6，頁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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