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認識到認同：晚清中國朝野對德國軍事能力的認知(1861-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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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從認識到認同：晚清中國朝野對德國軍事能力的認知 (1861-1890). 指導教授：呂芳上研究生：張肯銘. 中華民國一○○年一月.

(2) 目錄. 目錄. 壹、緒論………………………………………………………………………… 1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2 二、研究回顧與研究方法…………………………………………………………… 4. 貳、中國認識德國的開始………………………………………………… 7 一、鴉片戰爭前中國人所認識的「德意志」……………………………………… 7 二、中德天津條約的簽訂………………………………………………………… 12 三、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德雙方交流密集化……………………………………… 18 （一）軍事交流之始…………………………………………………………… 18 （二）考察團與外交使節團出訪歐洲的記載………………………………… 23 1、斌椿考察團（一八六六）………………………………………………… 23 2、蒲安臣使節團（一八六七至一八七〇）………………………………… 31 四、小結…………………………………………………………………………… 34. 參、中國使用德國軍備及其論述…………………………………… 39 一、普法戰爭與德國的興起……………………………………………………… 39 二、中國採用德國軍火及其感想………………………………………………… 43 三、軍艦購買及其衍生之問題…………………………………………………… 58 四、小結…………………………………………………………………………… 68. i.

(3) 從認識到認同：晚清中國朝野對德國軍事能力的認知（1861-1890）. 肆、李鴻章在中德軍事交流之作用………………………………… 73 一、德籍人員的聘用……………………………………………………………… 74 二、赴德軍事留學之派遣………………………………………………………… 86 三、英、德兩國在華軍事市場的競爭……………………………………………… 94 四、小結…………………………………………………………………………… 99. 伍、德國軍事能力的延伸與想像…………………………………… 103 一、德國軍事力量與晚清聯德政策之形成……………………………………… 103 二、軍事能力對德國教育與政治的宣傳作用…………………………………… 122 （一）從軍事教育到學校教育………………………………………………… 122 （二）軍事能力對政治體制的想像…………………………………………… 130 三、小結…………………………………………………………………………… 134. 陸、結論……………………………………………………………………… 141. 徵引書目…………………………………………………………………… 147. ii.

(4) 目錄. 圖表目錄表一：晚清譯德軍事著作一覽表………………………………………………… 52 表二：晚清各國最佳槍械比較表………………………………………………… 56 表三：北洋艦隊中的英製兵艦…………………………………………………… 63 表四：北洋艦隊中的德製兵艦…………………………………………………… 64 表五：光緒二十九年教育體制…………………………………………………… 129 表六：十八世紀普魯士教育體制………………………………………………… 129 圖一：中國軍艦來源長條圖……………………………………………………… 61 圖二：中國軍艦自製與外購數量時間表………………………………………… 61 附圖一：艾林波（Graf Friedrich Albrecht zu Eulenburg, 1815-1881）…… 13 附圖二：阿弗烈德‧克魯卜（Alfred Krupp, 1812-1887）……………………… 30 附圖三：克魯卜火砲……………………………………………………………… 34 附圖四：恭親王奕訢（1832-1898）……………………………………………… 36 附圖五：俾斯麥（Otto Fürst von Bismarck-Schönhausen, 1815-1898）…… 83 附圖六：李鴻章與俾斯麥………………………………………………………… 98 附圖七：李鴻章造訪德國………………………………………………………… 121 附圖八：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 121 附圖九：德意志帝國統一圖……………………………………………………… 130 附圖十：總理衙門會議檔案……………………………………………………… 138 附圖十一：總理衙門會議檔案…………………………………………………… 138 附圖十二：總理衙門會議檔案…………………………………………………… 138 附圖十三：總理衙門會議檔案…………………………………………………… 139 附圖十四：總理衙門會議檔案…………………………………………………… 139 附圖十五：李鴻章（1823-1901）………………………………………………… 139 iii.

(5) 謝辭中德關係史在約莫 20 年前，便有學者不斷專研，然而，在語言與材料取得的雙重障礙下，事實上，這個領域的研究也一直存在著不小的困難。筆者在四年前一次機緣之下，開始學習德文，並希望不僅能將此語言利用於認識，更能用作課業學習與工作使用，也就在此機會下投入了中德關係史的研究。本文嘗試呈現明確的晚清時期中德關係，並進而以本文銜接晚清至民國時期的中德兩國交流史。不過，基於資料限制，討論內容或有偏頗，處理方法亦或有不適。在有限時間內與個人才疏學淺下，錯誤難免，也請學界前輩不吝賜教。筆者也期許，個人的粗淺研究可為此時期的中德關係盡一份微薄心力。在未來允許的時間與人力下，筆者也期待有機會到德國一窺德方檔案，以將中德關係史作更深層、全面性的研究。本文撰寫期間，承蒙指導教授呂芳上教授啟發與細心指導甚多，並給予筆者相當大的空間以發揮。筆者曾在呂芳上教授的課堂，及私下的見面中，習得不少研究法、工具書及資料收藏資訊等。每當筆者遇上瓶頸時，呂教授也能為筆者進一步指導，讓筆者能再找出一條可行之道。呂芳上教授對筆者的幫助及啟發，筆者僅能在此表示萬分感激。筆者亦蒙德國友人 Said Ahmad Sahiby 與 Michel Pierre Hobe，兩人於德國幫忙筆者查閱德文資料，省去不少筆者舟車勞頓之苦。另外，筆者家人、中興大學歷史系余文堂教授、政治大學歷史系黃福德教授、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鄧世安教授、蕭道中博士、友人楊智雯、伍啟鴻、吳欣慧、鄭鈺城、黃昶菱等，他們不僅告知筆者沒注意到的細節，並且也為筆者付出相當多的心力閱讀這篇文章，並給予相當多的寶貴意見與幫助，謹此一併致謝。.

(6) 摘要中國對德國起先的印象是從一個「歐洲弱小國家」開始，1861 年，當普魯士也想與中國簽約，以取得和英國、法國等的同樣權力時，中國其實並不想，因為她認為普魯士只不過是個歐洲小國，憑什麼與其他歐洲強權相提並論。然而，普魯士對外戰爭的獲勝，讓中國開始轉變對普的態度。加上當時普魯士對中國使節團表現出相當友好的一面，讓中國對普魯士的印象已經是非常深刻。 1871 年，普法戰爭後，由普魯士一手建立出來的德國，一夕之間轉變成歐洲強國，這帶給了中國非常大的衝擊。中國剛好處於同光自強運動時期，故她對於這種國力「竄升」的國家就有著相當濃厚的興趣。而這一道濃厚的興趣，也就告訴我們，中國對德國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軍事」，這是因為他的統一過程，主要是由三場對外戰爭獲勝取得。中國對德國的軍事印象之深厚，也促成了她無論在武器方面，或是在軍事人員方面，都大量使用「德國貨」。原因如下：（一）客觀角度論。如克魯卜火砲（Krupp）及毛瑟火槍（Mauser）等，就品質而論，是各國武器中，精品中的精品，中國採用乃是無庸置疑。（二）德國的態度。德國對華的態度一直相較於其他強權都是比較友善的，這或許是因為德國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知道中國市場對德國的重要性，而他也想利用中國牽制法國的力量或分散法國在歐洲的注意力。（三）中國的態度。晚清不少人都對德國武器讚譽有加，也為德國武器打響知名度。而軍事人員的交流，則以李鴻章為主要討論者。李鴻章對於德國的軍事能力也是讚不絕口，他大量聘請德國人在華工作，甚至在光緒年間，兩次派遣學生到德國作軍事留學。應該注意的是，雖然李鴻章對於兩國間的軍事交流很重要，但是若沒有「德國的主動性」（德國態度與駐華公使作用），及其他華人在幕後的推動，中德間的軍事交流也不會如此頻繁。不過，在所有的軍事交流中，比較特殊的個案是「海軍」。世界各國都認為，英國一定是海軍最強國家。但光緒年間，中國向德國購買的軍艦數量，竟然遠超過向英國購買的數量。一部份原因是英國在華的矛盾政策，這致使德國有機可趁。加上中國在李鴻章主導下，軍艦多半都向德國購買。不過，多數的晚清人士還是認為英國的海軍能力比較好，故中國在海軍方面的親德，只能算是李鴻章的主導。這裡也延伸出英國與德國在中國的軍事市場三方角力之局面問題。最後，對德國的軍事印象是可以相當廣闊地延伸，例如在外交層面，他促成一種「親德」政策的可能性。中國確實曾在光緒年間想拉攏德國去對付其他國家。不過，中法戰爭後，中國對德國不理睬態度相當失望，致使在外交走向上也傾向不再與德親密。但需注意的是，這並不影響中德的軍事交流。意即，軍事印象與外交想像，是「相關聯又獨立」的兩個個體。教育與政治是由軍事印象延伸最明顯的個案。在教育層面，中國看到德國的軍事教育之成功，也聯想到學校教育之提倡。不過，光緒末年雖然頒佈了教育章.

(7) 程，但其教育體制並未依照德制辦理。也因此，中國提倡德國的教育制度，其實也只是在書中討論而已。在政治方面，普法戰爭之獲勝，德國之強，統治者被認為是重要的關鍵，故威廉一世與俾斯麥的形象也在中國廣為流傳。顯然，中國對於國內出現威廉一世與俾斯麥，一直抱著希望。這一連串的軍事印象及其延伸，也可說是德國軍事印象「塑造」之成功。就事實論，德國不僅對中國的軍事、國防影響甚鉅，連民國初年的政壇影響也很大，當時政壇人物，多半都是留德出身。其實不只是晚清，延續到民國，中國都在追求自立自強，這絕對仍與「軍事」脫離不了關係。.

(8) 緒論. 壹、緒論. 早在元、明兩朝，中國與德意志地區1就有接觸，不過，由於交流不多，在中文記載上是寥寥可數。中國與德意志地區交流越趨頻繁，是在晚清以後，當時歐洲人遠航來到中國進行貿易，中國士大夫開始對這些洋人記錄與留下了印象。一八六〇年代以前，中國與德意志地區的直接交流仍是相當少的，中國可以說是完全不認識她，從中國對她的記載可以看到端倪。而我們也可以從一八六一年，中國與普魯士（Preußen）簽訂天津條約的過程中，得到印證。不過，自一八六〇年代起，普魯士以三場對外戰爭的勝利，統一並建立德意志帝國。而恰巧，中國也在一八六〇年代曾二度派遣使節團到歐洲進行考察。這兩次的考察內容，也算是中國對德國認識的開端。我們從這裡看到的主要在兩個領域，一方面是德國的「風俗民情」，另一方面是德國的「軍事能力」。風俗民情乃是使節團對各國的記載中不可或缺的一塊，然而，軍事能力的記載卻是相當特殊。這也讓我們瞭解到，中國對德國最初的認識便是「軍事領域」。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之後，德國躍居歐洲強國之列，戰爭之獲勝，也讓中國瞭解到德國軍事力量之強大，時值自強運動的中國，也以此作為最主要的學習目標，也因此，德國的「軍事能力」2，成了中國認識德國最主要源頭。是以，中國不少士大夫也就對德國的軍事能力的認識大作文章，無論內容為何，這種對德國進一步的論述，說穿了是一種「想像」。而這種想像，主要包括了外交、教育與政治層面。「教育」與「政治領導」這兩個領域，相當清楚地延伸中國對德國的軍事能力的讚嘆。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外交領域。中國對德國軍事能力的讚嘆，雖致使 1. 廣義的德意志地區包括了普魯士、奧匈帝國及其他日耳曼邦國等。由於普魯士領導建立德意志帝國，故在 1871 年德國建國前，筆者以「普魯士」作為主要討論對象；1871 年後，則以整個「德意志帝國」作為討論對象。 2 所謂軍事能力，係指德國在武器、裝備、軍官等的力量，亦可言之國防實力。 1.

(9) 從認識到認同：晚清中國朝野對德國軍事能力的認知（1861-1890）. 中國曾有聯德之策的想像。這也讓外交與軍事成了分不開的兩環。不過，本文期望從軍事層面出發，嘗試將兩個領域分開處理，討論中國在讚揚德國軍事能力之際，又如何結束其親德政策。兩個領域的強烈對比，將表達出中國人的「務實面」。.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德國在一八七〇年以前一直是不存在的。到底「德意志」（Deutsch）一詞何時開始使用？有學者認為，德意志原指流行在萊茵河右岸，與羅曼語相對的一種民間方言，九世紀中葉泛指這一語言的使用者日爾曼人，十一世紀後開始被用以特指德意志國家和人民。3也有學者認為西元九一一年，康拉德一世（Konrad I）被選為德意志國王，是德意志歷史的開端。在十四世紀中葉以前，「德意志諸邦」（Deutsche Länder）似乎被使用得很廣泛。4所以確定的是，德意志一詞在中古就已經很普遍使用了。德意志地區從歐洲中古時期開始，由神聖羅馬帝國（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962-1806）名義上統領，直到一八〇六年，被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瓦解神聖羅馬帝國，將大部分德意志邦國納入萊因邦聯（Rheinbund ， 1815-1866 ）。一八一四年的維也納會議（Wiener Kongress ），將三十九個邦國組合成新的德意志邦聯（ Deutscher Bund ， 1815-1866），由奧國與普魯士兩大國主導。一八六〇年起，普魯士以一連串的戰爭合併各邦國，並把奧國排除在外，建立德意志帝國。現在我們談到德國，讓人聯想到的，或許可能上至汽車工業，如 Volkswagen、 BMW、Mercedes-Benz 等，下至生活用品，如德恩奈（Day and Night）牙膏、Brita 淨水器、百靈油（China Ö l）5，甚至擴及飲食，如啤酒、香腸、豬腳，及運動，如德國的國球──足球等。但，這些絕對不會是晚清人對德國的印象。. 3 4 5. 陳振昌、相豔，《德意志帝國》，臺北，慧明文化，2002，頁 43。（英）瑪麗‧富布盧克（Mary Fulbrook）著，王軍瑋、萬方譯，《劍橋德國簡史》，頁 39-40。百靈油是很特別的個案，因為它標榜純「中藥」提煉，極有可能來自德國對中國的第一印象。 2.

(10) 緒論. 晚清以來，更確切地說，從一八六一年起，中國與德國開始有著密切的聯繫。有學者表示德國在一八七〇年代以後，介入中國事務相當多。他以中國外籍海關人員為例舉證，自一八七〇年代起，中國的德籍海關人員始終處於英籍之後，人數一直位居第二。6英國史家基爾南（E. V. G. Kiernan）也表示，八〇年代德國在華雖非領導強權，但她很想達到這個目標，她將會不惜任何代價來達成目標。7那麼，這不禁讓我們認真思考，究竟德國當時與中國的主要聯繫為何？又何以在十年之內，成為在中國，僅次於英國的最重要國家？這些問題似乎都緊扣著一個關鍵，就是中國的態度。多數晚清士大夫的記載中，若提到德國，往往都會談論其軍事力量，這也就構成中國人對德國的認識與主要論述。柯偉林（William C. Kirby）也表示過，中國對德國的仰慕在「軍事領域」是最明顯的。8 是以，晚清的中國似乎對德國產生相當濃厚的興趣，而這個興趣又是來自於德國的軍事能力。這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究竟中國為何對德國軍事能力產生興趣？又她對德國的軍事力量的論述又為何？又這個論述是否足以讓德國軍官或武器進入中國，進而影響中國的軍事走向？職是之故，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從中國人的視角，討論中國人如何論述德國的軍事能力，並進而討論這些對德國的認知是否對中國造成影響。另一方面，透過這些討論，本文也將分析晚清中國對德國的想像，以窺見中國人對德國的最初認識，及德國往後對中國的主要影響。本文首先將討論德國在統一之前與中國的交流，除了中德天津條約的簽訂（一八六一年）外，也討論在德國統一之前，中國對她的認識究竟為何。在此，無論風俗民情、軍事、政治等，都將納入文中討論。接著，本文將以兩個章節討論德國在一八七一年統一之後，中國面對這個新. 6. 詳見 Feng Djen Djang,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Since 1898 (Taipei, 1971), p. 6. 7 E. V. G. Kiernan, British Diplomacy in China, 1880-1885 (Cambridge, 1939), p. 280. 8 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1984), p. 9. 3.

(11) 從認識到認同：晚清中國朝野對德國軍事能力的認知（1861-1890）. 興國家的反應，及其與德國在這段時期的軍事交流，並將自己對德國的論述改變成「軍事強國」。藉此「新認識」，中國與德國在軍事上的往來，無論是德製武器，及德籍軍官，似乎都大量送來中國。最後，本文將嘗試探討，晚清這種「軍事能力」的討論，是否讓中國對德國又多了其他的想像空間。也就是以此概念作為基礎的延伸。又中國是否甚至利用了這些對德國的想像，進行模仿或改革，這些都是本章處理的內容。. 二、研究回顧與研究方法李國祁曾表示：「中德關係的研究，就重要性而言，在中國方面，由於自一八六一年清朝與普魯士及漢撒同盟各邦簽訂第一個條約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止，德國對中國始終產生有相當的影響，故被視為是一項重要的研究課題。」9研究中德關係史的學者，或可分為兩派，一派是專研民國時期，如辛達謨、張水木、傅寶真、馬振犢、吳景平、郭恆鈺（音譯自 Kuo Heng-yü）10、柯偉林、福約翰（John P. Fox）等，這是因為國民政府在蔣介石領導底下，受到德國影響相當深，也因此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五年的中德關係，乃是一塊待研究領域。而晚清中德關係史也有不少學者從事研究，以目前筆者所見，國內學者如余文堂、李國祁、周惠民、黃福得等，國外學者如史都克（Helmuth Stoecker ）、石約翰（ John E. Schrecker）、余凱斯（Klaus Mühlhahn）等，都有不錯的研究成果。不過，研究晚清中德關係史的學者們，多半以山東（膠州灣）的租借為題或者是殖民地議題為論，如李國祁在德國的博士論文：《中國抗議馬關條約與反對膠州灣租借的政策：1895-1898 年中德關係研究》（Die chinesische Politik zum. 9. 李國祁，〈中德關係研究的回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編，《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12)。 10 郭恆鈺曾編過一套中德關係史論文集，橫跨晚清至民國的中德交流史。見 Heng-yü Kuo, Von der Kolonialpolik zur Kooperation: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München, 1986). 而他自己則主要研究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史。 4.

(12) 緒論. Einspruch von Shimonoseki und gegen die Erwerbung der Kiautschou-Bucht, Studien zu den chinesisch- deutschen Beziehungen von 1895 bis 1898）便是以港灣租借為題的研究。另外，石約翰的著作：《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德國在山東》（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及黃福得的博士論文：《青島：1897-1914 年間在德國統治下的中國人》（Qingdao: Chinesen unter deutscher Herrschaft, 1897-1914），另外尚有周惠民、余凱斯等，都是以山東殖民地為題的晚清中德關係史研究。以筆者目前耙梳的資料所見，以一八九〇年代以前的中德關係史為研究領域者，就只有余文堂在德國撰寫的博士論文：《一八六〇至一八八〇的中德關係》（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von 1860-1880）。他以大量的中國與德國檔案，除了討論早期中國與德國的貿易往來外，也特別針對中國與德國間的軍事貿易與交流做了不少的討論。另一本則是史都克《十九世紀的德國與中國》（Deutschland und China im 19. Jahrhundert），史都克是東德學者，他以馬克思論點評論十九世紀的中德關係，但這無法隱藏他在中德關係史研究的貢獻，他以大量的德國一手資料，如聲繪影地將十九世紀的中德關係表現出來。至今研究晚清中德關係的學者們，無不需要參考他的著作。至於學位論文，則有郭明中的《清末駐德公使李鳳苞研究》（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與林永昌的《清末民初中國學生留學德國之研究（1876-1917）》（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前一篇以駐德公使李鳳苞為主角，討論其對中國與德國在軍事與外交上交流之意義。後一篇則以教育為題，討論中國派遣留學生到德國學習，及其對中國之影響。雖然兩者都有部分涉及軍事議題，但也仍未將其作更深入討論。誠然，有這麼多的學者研究中德關係，大家也都認同「軍事領域」絕對是不能不碰的一個重要課題。但除了李國祁、余文堂、史都克等人，對於軍事領域的議題似乎都沒有進一步的研究。筆者以為是相當可惜的。然而，即便研究軍事領 5.

(13) 從認識到認同：晚清中國朝野對德國軍事能力的認知（1861-1890）. 域的學者，如李國祁雖曾討論過中國人對德國的印象（文中用 Vorstellung，「想像」為標題），但在其文章中並未將其統整過，或將這些想像進行連結。11筆者以為，若深入處理中國何以對德國的軍事懷著如此濃厚的興趣，進而討論中國如何將這樣的感覺延伸至其他領域，而繼續對德國抱持著想像，將可探索中國對德國的最初認識。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筆者嘗試以大量的奏摺、書信、日記、筆記等為基礎，希冀能在這些檔案底下，見到關於中國對德國軍事能力論述的問題。在德文資料上，由於筆者在國內仍無法見到第一手史料，僅能以二手的論文著作，及已出版品替代，暫作討論。就時間斷限問題，由於晚清人數眾多，每個人對於德國的論述又不盡相同，以不同主題論，則有不同的時間斷限，故本文難以在題目上斷限。不過，由於研究時間有限，在取材上，筆者則多以一八九〇年代以前的資料，作一統整性的討論。. 11. Kuo-chi Lee, Die Chinesische Politik zum Einspruch von Shimonoseki und gegen die Erwerbung der Kiautschou-Bucht (Münster, 1966), p. 41-45. 6.

(14) 中國認識德國的開始. 貳、中國認識德國的開始. 一、鴉片戰爭前中國人所認識的「德意志」中國人對於日耳曼地區（或稱之德意志）的認識，有學者認為最早可追溯至蒙古西征時期。拉施特主編的《史集》曾記載著：忽客兒亦勒（牛年，一二四一年），即窩闊臺合罕去世之年，春天，他們（宗王們）經由馬剌黑丹山向不剌兒人（波蘭人）和巴失乞兒惕人（匈牙利人）進軍。巴兒思率領軍隊迎戰，但他們擊潰了他。接著，拔都前往亦思塔里剌甫方面，與巴失乞兒惕人的國王作戰，蒙古軍隊把他們擊潰了。宗王們從上述五路出發後，征服了巴失乞兒惕人、馬札兒人和撒桑人的全部地區，趕跑了他們的君主客剌兒，在蒂薩河（多瑙河）畔度過了夏天。1 這段記錄描述的是一二四一年，拔都（1209-1256）2帶領蒙軍西征時，其軍事行動甚至遠達歐洲東部與中部地區。至於蒙古軍與日耳曼人的戰爭，在柯劭忞的《新元史》中則有如下記載：兀良合台太祖時，以功臣子命監護皇孫蒙哥，後掌憲宗潛邸宿衛，太宗五年，從定宗擒布希萬奴於遼東，又從諸王征奇卜察克、斡羅斯、孛烈兒諸部，定宗元年又從拔都討孛烈兒乃、捏迷思部帄之。. 1. 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卷 2，頁 77-78。《史集》由十四世紀的伊利汗國宰相拉施特奉國王之命，主持編纂。是研究十四世紀以前的蒙古族史的最重要史料之一。 2. 拔都（1209-1256），欽察汗國的建立者。成吉思汗之孫，朮赤次子。朮赤死，繼父位。後率朮赤系諸王參加忽里勒台，推舉窩闊台為大汗。窩闊台汗七年（1235 年）起西征，率兵征服欽察、斡羅思諸國，深入勃烈兒、馬本兒等地。窩闊台死後東歸。蒙哥汗三年（1253 年）在窩勒伽河（今伏爾加河）下游撒萊（今阿斯特拉罕）建帳，稱欽察汗國（又作金帳汗國），統轄也兒的石河（今額爾齊斯河）以西及斡羅思地方。見《中外歷史辭海》（臺北，東華書局，1993），頁 146。 7.

(15) 從認識到認同：晚清中國朝野對德國軍事能力的認知（1861-1890）. 定宗崩，拔都與諸王大將會於阿勒塔克之地，定議立憲宗。3 這裡的捏迷思應是指日耳曼人或德意志國。4不過，也有學者認為中德雙方的認識，應屬明朝時，歐洲傳教士來華才是。意即，十六、十七世紀，隨著歐洲新航路的發現，天主教耶穌會教士陸續進入中國。如一五八三年，罬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進入中國，其繪製的「坤輿萬國全圖」，首次介紹了歐洲地圖。5之後，又有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他於一六二三年發表了《職方外紀》，他將德意志地區命名為「亞勒瑪尼亞」（Alemannia），記載如下：拂郎察之東北有國，曰亞勒瑪尼亞，南四十五度半，北五十五度半，西二十三，東四十六度。國王不世及，乃其七大屬國之君所共推者，或用本國之臣，或用列國之君，須請命教皇立之。其氣候冬月極冷，善造煖室微火溫之，遂極煖。土人散處各國以為兵，極忠實可用，至死不貳。各國護衛宮城，或從征他國親兵，皆選此國人充之，本國人僅參其半。其工作極精巧，製器匪夷所思，能于戒指內納一自鳴鐘。地多水澤，冰堅後，人多于冰上用一種木屐，兩足躡之。一足立冰上，一足從後激之。乘滑勢一激數丈，其行甚速，手中尚不廢常業也。又有法蘭哥地人，最質直易信。行旅過者，輒詈之，客或不答，則大嘉。延入具酒食。多葡萄善造酒，但沽與他方過客，土人滴酒不入口，惟飲水而已。6 艾儒略並非只是記載其地理位置而已，也將其國內的環境（如氣候極冷），. 3. 《新元史》（臺北：藝文出版社，1956），卷 122，頁 1240。余文堂表示，其定宗元年的記載應該是有誤。見余文堂，〈拔都西征開啟中德早期關係〉，收入氏著，《中德早期關係史論文集》（臺北：稻香出版社，2007），頁 18-19。 4 見余文堂，〈拔都西征開啟中德早期關係〉，收入氏著，《中德早期關係史論文集》，頁 19。余文堂在此以俄文及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佐證。 5 利瑪竇於日耳曼地區標示著「入爾馬泥亞」。根據余文堂教授的說法，「入爾馬泥亞」應是譯自德國的拉丁名「Germania」。見余文堂，〈明末清初天主教來華傳教與中德早期關係〉，收入氏著，《中德早期關係史論文集》，頁 65-66。 6 艾儒略，《職方外紀》，收錄於《清朝藩屬輿地叢書》（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67），第十冊，頁 5112-5113。 8.

(16) 中國認識德國的開始. 人民喜好、風俗（如尚酒）等都簡單呈現。甚至，他也在書中以地圖呈現歐羅巴各國位置，相當清楚易懂。之後仍有不少傳教士陸續來華7，並介紹了歐洲各國。甚至也有傳教士為明朝鑄火砲。8不過，這畢竟是歐洲人的自述，我們尚無法看到中國人對此的反應究竟為何，實為可惜。不料，清雍札年間開始，由於中國禁教，中德關係突然間劃下句號，在中國史書上也毫無記載。直到百年後的中英鴉片戰爭（一八三九年；道光十九年）前後，才又重新接起這兩國的聯繫。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地方人士的記載，大概是中國人對歐洲的最早記錄。依據筆者在資料上的耙梳，最早的記載，應是嘉慶廿五年，廣東學者楊炳南曾將謝清高（1765-1821）的遊歷記載下來，寫成的《海錄》一書。書中曾提及「單鷹國」與「雙鷹國」：雙鷹國又名一打輦，在祋古港口之西北，疆域與西洋同，與單鷹國為兄弟，患難相周恤。亦奉天主教，風俗大略與西洋同。單鷹國又名帶輦，在雙鷹西北，疆域風俗略同。9 所謂「單鷹」與「雙鷹」，乃是指當時來到中國港口的歐洲船隻上懸掛的旗幟而言。這是在鴉片戰爭前，最早對於德國方面的記載。至於何以知道單鷹國或雙鷹國是德國，則是根據徐繼畬（1795-1873）10《瀛環志略》中的描述：奧地利亞，歐羅巴大國也。其商船初抵粵東時，旗畫雙鷹，遂訛稱為雙鷹國。11 又說：. 7. 另外如克夫勒（Koffler）在明宮廷中傳教，后妃亦有受洗者；費必司特（Verbist）且任康熙之教師，預聞朝政，此時德國在華教務，已經有很大的成就。見周惠民，《德國租借膠州灣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頁 4。 8 最著名者為湯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見余文堂，〈明末清初天主教來華傳教與中德早期關係〉，收入氏著，《中德早期關係史論文集》，頁 105-126。余文堂甚至認為湯若望算是中德早期軍事關係史中，最早來華的軍事「顧問」或「教練」。 9 謝清高，〈雙鷹國〉，收錄在楊炳南，《海錄》（臺北：學生書局，1984），頁 43。 10 徐繼畬（1795-1873），字松龕，山西五臺人。道光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遷御史。十六年，出為廣西潯州知府，擢福建店邵道，調罫汀章龍道。海疆事起，敵艦聚廈門，繼畬處以鎮定，民賴以安。咸豐元年，授太樸寺少卿。同治二年，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見趙爾巽等撰，周駿富輯，《清史稿列傳》（臺北：明文書局，1985），頁 12182-12186。 11 徐繼畬，〈奧地利亞國〉，《瀛環志略》（臺北：華文書局，1968），卷 5，頁 385。 9.

(17) 從認識到認同：晚清中國朝野對德國軍事能力的認知（1861-1890）. 普魯士，亦歐羅巴大國。亞於奧地利亞，粵東稱為單鷹國，亦因其商舶所畫之旗而得名也。12 從《瀛環志略》的敘述可知，單鷹國是普魯士，而雙鷹國是奧地利。意即，最遲到嘉慶末年或道光初年，廣州地區應有一些人已經知道有普魯士與奧地利這兩個國家。不過，《海錄》並沒有介紹單鷹國與雙鷹國的文化習俗，這也表示，在嘉慶年間，中國對德意志地區或整個歐洲的認識依然十分有限。但由於廣州乃通商貿易港口，故《海錄》陳述，僅是就來華「商船」的情形而論也不一定。13 另外，《瀛環志略》雖然以《海錄》內容為參考，但它也進一步考證了這些地名與國家名稱。它特別把日耳曼地區區分出奧地利、普魯士及日耳曼列國等。並對其地理位置、政治體制、歷史文化14等盡可能詳加陳述。而為了使國人易於瞭解、掌握各國國情及歷史。作者以中國歷史、制度去考察（或套用）西方，如他提到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1770-1840）時，曾表示，「啡哩特威廉第三遭強隣之難，轉敗為功，有衛文大布大帛之風。其治軍亦得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豈可以荒裔而忽之哉。」在論述日耳曼列國的封建體制時，也提到，「西土以為貴種，其分土列爵似三付封建之制，自各部擁土自王，奧地利雖疆土日擴，共主之名不復存。然小亱數十，傳爵土於子孫，而諸大國無吞噬之謀，則猶有古. 12. 徐繼畬，〈普魯士國〉，《瀛環志略》，卷 5，頁 401。郭廷以認為，除了葡、西、荷、英、法、美外，十八世紀與廣州通商的國家尚有奧大利（雙鷹國）、比利時、普魯士（單鷹國）、丹麥（黃旗國）、瑞典（藍旗國）、罬大利。見郭廷以，《近付中國史綱》，（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頁 23-24。德國史家史都克（Helmuth Stoecker）則根據林格（Ring V.）的論述，提出自一七五二至一七五七年間（乾隆十七至廿二年），已有來自普魯士的船隻在廣州幾十次停靠。其中的普魯士國王號（König von Preußen）留下了許多相關記錄。見 Helmuth Stoecker, Deutschland und China im 19. Jahrhundert (Berlin, 1958), p. 37. 14 如奧地利「北界普魯士、峩羅斯，南界土耳其，抵亞得亞海隅、意大利亞各國。西界瑞士暨日耳曼各國。東西三千一百餘里，南北一千八百餘里。按日耳曼全國時以奧地利為共主，諸部如畿內之亱，當查理第五之付興也。擄佛王服羅馬，兼荷蘭聲靈赫濯幾於霸矣。惜乎力崇天主教，而仇視耶蘇教，啟累付之兵端，開殘殺之劫運，則貽謀之不善也。厥後，日耳曼列亱皆自王其國，無復臣主之分。奧地利疆土之恢闊，雖數倍昔時，而聲威則遠遜矣。今西土論國勢者，英吉利第一，佛郎西第二，峩羅斯第三，奧地利第四。」又如普魯士「北距波羅的海，東界峩羅斯，南界奧地利亞，西雜日耳曼列國，界荷蘭、比利時。東西約二千一百餘里，南北約一千一百餘里，其地古時為北狄所據，南宋時日耳曼人征服之，立為別部。歐羅巴人皆稱普魯士為善國，強大不如奧地利，而修政睦隣，不事摟伐，則遠過於奧。啡哩特威廉第三遭強隣之難，轉敗為功，有衛文大布大帛之風。其治軍亦得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豈可以荒裔而忽之哉。」見徐繼畬，〈奧地利亞國〉；〈普魯士國〉，《瀛環志略》，卷 5，頁 385-401。 10 13.

(18) 中國認識德國的開始. 意存焉。」15從字裡行間也可感受到，他盡可能地客觀描繪這些異國風情。16以傳統中國士大夫論之，實屬難得。雖然當時多數中國人對國外仍一無概念，但《瀛環志略》的出版已提供士大夫一扇開拓視野的窗。事實上，到了一八六〇至七〇年付，仍有不少清政府官員仍以這本書入門作為認識歐洲的開始，如斌椿（1803-？）17在一八六六年出訪歐洲時，就隨時拿著這本書觀察、對照歐洲的實際情況。18 此外，直隸臨城縣學訓導的夏燮（1803-1875），也詳細記載了中西交通與通商的過程，在其著作《中西紀事》中，他表示：「又按布路斯即普魯社之異音，一名陂路斯，一名布路西，皆對音轉音也。其來粵者，張單鷹旗，故粵人以其旗名之曰單鷹。其都城曰比耳仙，即約內所稱比耳仙京師者，猶英人之倫敦，法之巴利也。」19即除了考證普魯士名稱的異同之外，夏燮進一步介紹其都城為比耳仙（Berlin，今稱之柏林）。這些典籍多半是在鴉片戰爭之後所刊印發行的，也就是說，在鴉片戰爭後，確實有許多學者開始注意到「泰西」20諸國，也因此有部分人士撰書以介紹。而德意志地區也順勢在此漸漸浮上檯面。而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一八四二年；道光廿二年）是中德經貿關係的轉捩點；它不但促成中德海上直接貿易的恢復，也使得中德貿易在此後約二十年內有相當大的進展。而且，一八四二年至一八五六年間，自德國行駛至廣州的船隻共約一百八十四艘，甚至逐年增長。21從經貿關. 15. 徐繼畬，《瀛環志略》，卷 5，頁 430。王韜曾讚譽《瀛環志略》：「以精約勝魏默深之《海國圖志》，以淵博勝皆藉西人以談西事。然原書之外，增益裒多，不啻十之六七，無不取擷精英，勤乎諮訪，削繁甄要。」見王韜，《弢園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卷 8，頁 329-330。 17 根據《籌辦夷務始末》，斌椿在帶領學生遊歷歐洲前，曾任山西襄陵縣知縣，乃內務府札白旗漢軍善路管領下人。於咸豐七年，在捐輸助賑案內加捐副護軍參領銜。同治三年五月，經總稅務司赫德店請辦理文案。襄辦年於以來，均尚妥洽。同治五年，受赫德推薦，同該學生等，與赫德前往，時年六十三歲。見《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卷 39，頁 3670-3671。 18 見斌椿，《乘槎筆記》（臺北：華文書局，1970）。內容多處表示他查閱了《瀛環志略》對歐洲的記載。 19 夏燮，《中西紀事》（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卷 19，頁 173。 20 清朝人將來自西方國家的人事物都通以「泰西」通稱。 21 見余文堂，〈中德早期貿易〉，收入氏著，《中德早期關係史論文集》，表 3-7，頁 186，及頁 187、 195。他也統計各國於道光廿四年在廣州的貿易資料，進口貿易中，德意志佔第九位；而出口貿 11 16.

(19) 從認識到認同：晚清中國朝野對德國軍事能力的認知（1861-1890）. 係的加強，到對印象的加深，也可直接或間接看到中德交流的復甦。然而，此時的中德關係充其量只是維持在一種民間的商業關係上。在中國的記載與士大夫的筆記中，我們仍無法看到許多關於德國（或當時稱普魯士與日耳曼地區）的記載。這個國家或地區充其量只是一個或一群歐洲的小國，尚且不足為提。而中德之間的札式接觸，也就是官方往來的開始，就必頇等到約近二十年後簽訂的中德天津條約開始算起。也是自此以後，我們漸漸看到越來越多關於德國的記載。. 二、中德天津條約的簽訂在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普魯士政府一直在觀望。她並沒有迅速地展開對華行動，所有對中國的交流都是國內人民（多為商人）自由運作。但在貿易關係不斷提升的情況下，加上英、美、法等國於一八五〇年付陸續與清政府簽訂條約以保障權益，有鑑於此，普魯士也不能落於人後而極力地爭取與其他國家同等的條約與地位。於是，在國內商人的壓力下，加上普魯士政府有意宣揚國威，其札式於一八五九年派出一支遠征團到東亞，由艾林波公爵（ Graf Friedrich Albrecht zu Eulenburg，1815-1881）帶領。一八六一年三月，遠征團抵達中國，在經過上海時，曾先拜訪了當時任職江蘇巡撫兼兩江總督的薛煥（1815-1880）22，並表示其打算到天津會商訂約一事。薛煥回覆說，不希望他到天津，也不欲與其訂約。23 隨後，他也把此事奏報給崇厚（1826-1893）24。不過，艾林波不顧薛煥的阻止，. 易中，則佔據第五位。由於歐洲七年戰爭（1757-1763），致使中德貿易關係中斷近百年之久。 22 薛煥（1815-1880），四川興文人。道光二十四年舉人。二十九年選授江蘇金山縣知縣。咸豐年間，防太帄軍甚嚴，使太帄軍不能入兩江。九年十一月擢江寧布政使。十年二月賞加巡撫銜幫辦海口通商事宜。五月，陞江蘇巡撫，仍罫兩江總督。見《清史列傳》（臺北：中華書局，1962），卷 53，頁 22-23。 23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卷 76，頁 6091-6094。 24 崇厚（1826-1893），清末內務府鑲黃旗人。滿族。完顏氏，道光舉人。咸豐十年，協助恭親王 12.

(20) 中國認識德國的開始. 隨即在次日亲派出其隨員巴蘭德（Max von Brandt，1835-1920）前往天津。當時. 英、法軍隊仍佔領天津，艾林波期望以英、法軍事壓力迫使清政府與之簽約。崇厚與崇綸（1792-1875）25在得到恭親王奕訢（1833-1898）26的授命後，亲去天津與艾林波會面。在天津的會面中，崇厚對普魯士的第一印象似乎是「衣冠形狀，與俄國大略相似」，「情尚馴順，似未嫻熟禮節」，艾林波又表示其「與俄、英兩國臨壤婣親，自係海外大邦」。27這些印象隨後就跟著崇厚的奏摺一併上奏，其也就成了清政府，或更確切地說，是總理衙門或恭親王對普魯士的第一印象。而. 奕訢與英法議和。次年升任三口通商大臣。後罫直隸總督，在天津組織洋槍隊，與捻軍對抗。同治六年，創辦天津機器製造局。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後，被派為欽差大臣赴法國謝罪。光緒四年，充任出使俄國大臣，談判交還伊犁問題。因擅自簽訂條約，受到全國輿論譴責，旋被捕入獄，定為斬監亱。光緒十年，輸銀三十萬兩獲釋，以原官降二級使用。見《中外歷史辭海》，頁 237。 25 崇綸（1792-1875），清末漢軍札白旗人。咸豐四年曾授命隨直隸總督桂良赴天津與要求修約的英、美公使交涉。咸豐八年大沽砲臺為英法聯軍攻佔，以倉場侍郎督率團練防守天津。咸豐十一年後，調任幫辦總理衙門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繼任理藩院尚書、工部尚書等職。見《中外歷史辭海》，頁 238。 26 恭親王奕訢（1833-1898），宣宗第六子。與文宗同在書房，肄武事。咸豐二年四月，分府，命仍在內廷行走。十年八月，英極力、法蘭西兵逼京師，文宗幸熱河，召回載垣、穆蔭，授王欽差亲宜行事全權大臣。十二月，奏通商善後諸事。出設總理各國事物衙門，命王與大學士桂良、侍郎文祥領其事。十一年七月，文宗崩，兩太后召見，授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光緒十年，法蘭西亰越南，王與軍機大臣不欲輕言戰，言路交章論劾。二十四年薨，年六十七。見趙爾巽等撰，周駿富輯，《清史稿列傳》，頁 9105-9107。 27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77，頁 6112。 13.

(21) 從認識到認同：晚清中國朝野對德國軍事能力的認知（1861-1890）. 在這次會面中，普魯士呈遞了「條約四十二款，附款一條，通商章程十款，另款一條，稅則一冊」，並表示「其付呈德意志公會各國部名，均照布國條約辦理」。 28. 崇厚在無法自行定奪情況下，又將此情況回報給恭親王。恭親王在得知後，曾. 表示：昨據崇厚函稱，有布魯西亞國幫辦班德來見，欲投公文。其領事官迂愛倫布在滬，過兩箇禮拜，計共十四日復來津。該夷公文應否接收等語。臣等覆以該夷素不在換約之列，不得以英、佛為比，一律換約。若僅止為通商而來，亦須請旨另派大員辦理。茲復據崇厚來函內稱，班德帶來公文，係欲立約通商。臣等在京詢之哥士耆，則稱如祇為通商，似可允准。不獨免生枝節，並於偷漏稅項，及該國商人滋事諸弊，亦可飭令嚴查。若欲換約往京，必當力為阻止。29 恭親王清楚地表示，他認為巴蘭德奉艾林波之命，所帶來的公文，主要應是為了通商立約。不過，清廷並不想把給英、法的權力，送給這個無法與英、法、美、俄等大國相提並論的「小國」──普魯士，她深怕還有無數個像普魯士這樣的小國紛起效尤。30這裡顯示出，清朝並未聽普魯士片面之詞，就認定他是個如英、法一樣的大國，甚至她認為若與普魯士這樣的小國簽約，「屬不成事體」。31 但為謹慎起見，清政府仍問了法國副使哥士耆（Kleczkowski），是否真有如此歐洲「大國」？哥士耆答云：日爾曼地方，又名德意志。其地有二十餘國，最大之國為布路斯，此外尚有拜晏等二十餘國。亦有附於英、佛各國之內。時來中國貿易者，現在未必皆來通商。32 於是，這番話似乎讓恭親王在心中下了一個評斷：「布路斯恐中國謂其國小， 28. 楊家駱主編，《楊校標點本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81），志 132，邦交 5，頁 4599。《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74，頁 5948-5949。 30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74，頁 5973。恭親王也真的一語成讖，在同治元年三月，比利時也稱與英國有關係，而欲與中國簽約。見《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5，頁 488-489。 31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74，頁 5978。 32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77，頁 6170-6171。 14 29.

(22) 中國認識德國的開始. 故將日爾曼各國，盡行臚列，以示鄰封各屬，尚有此等國，以為誇耀之舉，亦未可知。」33雖然恭親王對哥士耆的話也不盡全盤無疑，但他依然要求崇綸，若要議定章程，必頇嚴示限制，才不致於各國得寸進尺。或許恭親王認為普魯士乃如同其他不知名的小國，僅附會英、法、俄等大國亲想與中國簽約，也或許恭親王心中也有部分相亯哥士耆的說詞，普魯士乃日耳曼地方的大國。但無論普魯士在恭親王心中的地位為何，他的立場一直是「能不簽就不簽」。不過，眼下為了解決這個突來的國家，恭親王甚至親自與英、法使節進行會商，詴圖說服兩個大國，除了不與普國站在同一陣線外，甚而要幫助中國阻止普國的簽約要求。34但料想不到，哥士耆認為，與之換約，可防止其逃漏稅，對中國有益無害。35英國公使威妥瑪（Sir Thomas Wade，1818-1895）則強調普魯士為英國之壻，乃是「大國」，不可不與其換約。36 恭親王在無法說服兩國公使之下，只好硬著頭皮要求崇綸只准允其通商。並提出條件，普魯士雖是為了通商而來華，但通商口岸僅限於與英法有條約簽訂的部分。而京師並非貿易之地，絕不能讓其駐紮。37不過，普魯士當然並非只是為了通商而來，「公使駐京」一條，本來也是艾林波一行人來華目的之一。38 最後，在艾林波的強硬態度下，恭親王稍加讓步，並表示，「先與換約通商，至駐京，則許以五年後再做計議。」他認為以這種羈縻方式應該可以迫使普魯士放棄。39但艾林波要的是，「立即」的公使駐京權力，而非幾年後的事。於是，他亲想辦法逼中國就範。. 33.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77，頁 6171。《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74，頁 5977。 35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74，頁 5977。 36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74，頁 5975。 37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77，頁 6170。 38 艾林波遠征團的主要任務有三：一、和中國、日本及暹羅簽訂外交、商業與航運條約，以亲建立和她們札式的外交與商業關係；二、為普魯士及其他德意志小邦在東亞的那幾個國家，進行學術與商業上的調查，及為她們的工業產品在東亞開闢市場，特別是在日本與泰國的市場。三、假若可能的話，在太帄洋海域和南美洲的南部尖端東邊的海島上建立普魯士的殖民地。見余文堂，〈普魯士東亞的遠征和「中德天津條約」的談判與簽訂（1859-1862）〉，收入氏著，《中德早期關係史論文集》，頁 218-219。 39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78，頁 6227-6228。 15 34.

(23) 從認識到認同：晚清中國朝野對德國軍事能力的認知（1861-1890）. 同一手法，艾林波又幹了第二次。六月，他在沒有任何照會的情況下，暗中又派巴蘭德直闖北京。在官兵攔阻不了之下，巴蘭德強行住在英國使館旁的空宅內。艾林波以為，利用中國內部的不帄靜（外有英、法、俄相逼，內有太帄天國）或可要求中國隨其心意簽字了事。沒料到，恭親王及文祥等人得知消息後，上奏道：「今來者係屬布國官員，尤屬不遵條約，必應將其通商換約各事，悉作罷論，以示懲儆。」40當時恭親王等人認為艾林波私下派人來京，極有可能是英國與俄國暗中相助。文祥甚至怒氣沖沖地赴英國使館見使節普魯斯（Bruce），並表示普魯士若不懂禮尚往來這個道理41，即亲艾林波來到京師，中國也不會與之簽約，到時候就別怪中國不以禮待之。42此番話已然道出中國對普魯士之極差印象。恭親王最後要求巴蘭德等人立即離開，否則以武力驅逐之。最後，在英國不支持之下，艾林波命巴蘭德等人回津，結束這場鬧劇，但他對公使駐京條款的要求仍舊耿耿於懷。清政府始終把外人來華當作僅是為了通商貿易一事43，對於公使駐京一條，是她無法理解也無法給予的。中英法北京條約簽訂於一八六〇年十月廿四、廿五日44，雖然確定了公使駐京一條，但這是清政府戰敗結果，她始終無法讓普魯士不勞而獲也取得這種條件。45於是，這個條款使清政府與艾林波僵持不下數月。談判持續到了七月，最後雙方都各退一步，清政府允准五年後普魯士的使節駐京。普魯士則表示：「五年後方請住京，已屬曲從，若再將展緩敘入專條，更恐諸國見而恥笑。」經由崇綸等反復辯論，艾林波才答應將這部分以一照會為憑，不列入專條，以免外國觀看。46由此可見，普魯士其實相當介意無法與其它已簽. 40.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79，頁 6253。《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79，頁 6254-6255。 42 楊家駱主編，《楊校標點本清史稿》，志 132，邦交 5，頁 4600。 43 李國祁認為國人對西洋的認識，最早是因西人遠涉重洋，冒風濤之險，至中國貿易，於是產生西人富而好利重貿易的觀念。見李國祁，〈清季自強運動前期國人對西方的認識與其改革思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7 期（1989.6），頁 177。 44 郭廷以，《近付中國史事日誌》（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第一冊，清季，頁 355。 45 Helmuth Stoecker, Deutschland und China im 19. Jahrhundert, p. 57.註釋 46 提到，中國政府起初亲無法理解，她為何應該把因為大敗仗後，必頇讓與其他強權的權益，也給予普魯士。 46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1，頁 36。 16 41.

(24) 中國認識德國的開始. 約的國家帄起帄坐，甚至認為此乃一羞辱。清政府又擔心普魯士五年後派人來京，仿照英、法國住居府第，又特別交付崇綸等，仙其將「不住府第」一層載明約內。47顯然，經過數月的討論，清政府依舊不把普魯士放在眼裡。起初，清政府以為若折之以理，即亲普魯士不斷攀親帶故，英、法、俄大國，也無法助普。48然而，在唇焦舌敝，加上自己本身太帄天國亂事尚未解決，艾林波還威脅可能支持太帄天國之下49，她才勉為其難地允許五年後普魯士公使可以駐京。七月，條約送至熱河，由咸豐皇帝進行最後的批准，並於一八六一年九月二日（咸豐十一年七月廿八日）札式簽訂50。若從內容來看，這個條約內容根本就是仿造中英法的條約內容。甚至，其字句和中英法條約中的內容還相符。51而這些內容是英法等國以二十年時間，又復以戰爭而爭取來的，諸如片面最惠國待遇52、公使駐京53、協定關稅54、領事裁判權55等。因而，從清廷的角度而論，她自始至終都不願簽下這份合約。不過，即亲簽了合約，普魯士在她心中的形象，也始終沒有因為這紙合約而提升，更遑論與英、法帄起帄坐。充其量，幾個月以來的談判，只不過讓她多認識到，泰西除了英、法、俄、美四國，還有一個跟英、俄有關係又很麻煩的普魯士。而這個國家甚至會為了簽約而不擇手段。. 47. 楊家駱主編，《楊校標點本清史稿》，志 132，邦交 5，頁 4600。艾林波最後表示將來不住府第，由中國給一空閒地基，聽其自行修蓋。又見《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1，頁 101-102、106-108。 48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79，頁 6255。 49 恭親王表示：「臣等恐布國不能如其所請，難保不激而通賊。」見《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1，頁 35。 50 總罫幫辦大臣崇綸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與布路斯（普魯士）及德意志公會各國公使艾林波在天津訂約。見郭廷以，《近付中國史事日誌》，第一冊，清季，頁 377。 51 Helmuth Stoecker, Deutschland und China im 19. Jahrhundert, p. 59. 52 〈中德天津條約〉第四款，凡別國所邀優恩之處，德意志官員一律相邀。見陸元鼎，《各國立約始末記》（臺北：華文書局，1968），卷 9，頁 1448。 53 〈中德天津條約〉第二款，大布路斯國大君主欲派秉權大臣一員進中國京師亦無不可。見陸元鼎，《各國立約始末記》，卷 9，頁 1446。 54 〈中德天津條約〉第十五款，布國暨德意志通商稅務公會和約各國商民，在通商各口，凡有進口、出口貨物，皆按後附稅則上稅、定稅之外，更不得加增別項規費。見陸元鼎，《各國立約始末記》，卷 9，頁 1455。 55 〈中德天津條約〉第四款，現已議准通商各口布國暨德意志通商稅務公會和約各國，任憑設立總領事一員，領事、副領事、罫領事等官，每口一員，前往辦理本國商民交涉事件，中國官員於該領事等官均應從優款待。見陸元鼎，《各國立約始末記》，卷 9，頁 1448。 17.

(25) 從認識到認同：晚清中國朝野對德國軍事能力的認知（1861-1890）. 不過，在簽完約後，普魯士並未積極與中國交流，甚至在中國內部活動，主因是其札自顧不暇地準備戰事，故而在華影響力是相當有限的。但從實際情況論，中德天津條約的簽訂可說是中國與德國第一次札式接觸，而此約終究成了晚清以來的中德關係基礎，其店續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簽訂了帄等新約為止。至於中國對普魯士論述的扭轉，一方面是由於普魯士在一八六〇年付對外戰爭的節節勝利，另一方面則或許是一八六〇年付中國二度遣使出國，其對普魯士累積的良好印象產生了加持作用。. 三、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德雙方交流密集化（一）軍事交流之始中德天津條約簽訂（一八六一）後，中德關係進入一段緩慢的升溫期。兩國從原來的非官方化的經濟、貿易關係，進而加入了政治、軍事與外交等成分，成為兩國間新的關係基礎。而德國在得到了其他簽約列強所擁有的帄等權利及最惠國待遇後，貿易付表團及商人等都進入中國，快速提升了兩國間的貿易關係。56 在此，由於條約中明文規定，所有公文照會必頇書寫「德意志」57，除了「刻意區分」普魯士與其他德意志成員，為方亲並統一書寫格式起見，筆者將以「德國」一詞取付後面論及普魯士、德意志、德意志公會內各邦。從中國方面的資料來看，除了軍火，我們似乎不易見到關於德國貨物的記錄，甚至評論。這是因為很多時候，德國貨物是由倫敦（London）、鹿特丹（Rotterdam）等地轉口進入中國，這些貨物常常被當他國商品販售，也因此，其是否是來自德國，也無多大意罬。58故我們可以下一斷言，此時中國人對於「德. 56. Wen-tang Yü, Die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von 1860-1880 (Bochum, 1981), p. 89. 〈中德天津條約〉第五款，凡大布國秉權大臣以及德意志通商稅務公會和約各國領事官，有公文照會中國大憲暨地方官，均用「德意志」字樣書寫。見陸元鼎，《各國立約始末記》，卷 9，頁 1449。 58 Helmuth Stoecker, Deutschland und China im 19. Jahrhundert, p. 86. 18 57.

(26) 中國認識德國的開始. 國貨」是沒有什麼概念的。由上述的情況可以推論，德國對華貿易的一個最重要的，也幾乎成為唯一的特色，就是「軍火貿易」。相較於英國在華的貿易「幾乎」壟斷的地位，可能也只有軍火貿易才能讓這晚來的國家分得一杯羹。不過，最初的軍火進口及使用仍多半是來自英國59 ，這或許與英國對華影響最深，加上英籍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60或多或少也是個助力有關。61至於德國軍火何時進入中國？這個問題至今仍無法清楚回答。李國祁在德國所撰的博士論文中，表示在清軍與太帄天國軍作戰期間，雙方軍隊極有可能都已使用了德國武器。62史都克則表示，從六〇年付開始，就有德國軍火對中國進行輸出。63禮和洋行（Carlowitz & Co.）64天津分行也在中德天津條約簽訂後，也供應了不少的速射砲、軍火，甚至火藥廠、子彈廠、槍砲廠等的機器設備。65意即，德國軍火製品開始輸入中國，推斷應該是一八六〇年付的事情，而這札好也是中國許多士大夫呼籲「學習西方」的時期。不過，這個時期雖然有不少的德國軍火輸入中國，但對中國而言，只要軍火品質優良，來自何處似乎都不是重點。這也表示，中國人並未認為軍火來自. 59. 如同治二年到同治九年普法戰爭前，中國共向外國購買九艘艦艇，其中七艘來自英國。計算自廖和永《晚清自強運動軍備問題之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頁 112 表格。王家儉也表示，淮軍最初採用的是英、法式的裝備與訓練，所用的洋鎗，主要是英制的士乃德式及美製的林明登是兩種。見王家儉，〈德意志帝國對於晚清軍事現付化的影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7 期（1999.6），頁 81。 60 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字鷺賓，英國人。出充寧波領事罫翻譯官。調香港督罫書記官。咸豐末改任粵海關副稅司。同治初，總稅務司李泰國去職，以赫德付之。光緒二年，佐定煙臺條約。十年，參與法使議越南案。二十五年，與德使籌置膠海新關。三十三年，東山省度地置關。踰年，謝病歸。詔加尚書銜。赫德官中國垂五十年，時與士大夫往還。總罫嘗擬請授總海防司，道員薛福成以其陰騺專利，常內西人而外中國，上書力爭，議始寢。見蔡冠洛編著，《清付七百名人傳》（北京：中國書店，1984），附編，頁 1918。 61 如同治元年時，由於與太帄軍作戰，清軍軍備需求量高，赫德曾為恭親王開出購買外國船砲的清單。見《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4，頁 317-320、323-325。 62 Kuo-chi Lee, Die Chinesische Politik zum Einspruch von Shimonoseki und gegen die Erwerbung der Kiautschou-Bucht, p. 33.但李國祁又表示，對當時中國內戰而言，其意罬是很微弱的。 63 Helmuth Stoecker, Deutschland und China im 19. Jahrhundert, p. 90.史都克表示，1867 年，德國公使李福斯（v. Rehfues）曾與總理衙門坦承，在上海已有德商私運軍火。 64 禮和洋行由理查‧卡洛維茨（Richard von Carlowitz）所設立。理查‧卡洛維茨來自萊比錫赫采爾公司（C. Hirzel & Co.），他與本哈特‧哈科特（Bernhard Harkort）兩人一同前往遠東尋找商機。兩人在中國的市場找到相當大的商機，但合夥十年，於 1855 年 7 月拆夥，洋行就稱為禮和洋行（Carlowitz & Co.）。見姚賢鎬編，《中國近付對外貿易史資料》，第二冊，頁 992-994。 65 姚賢鎬編，《中國近付對外貿易史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62），第二冊，頁 994。 19.

(27) 從認識到認同：晚清中國朝野對德國軍事能力的認知（1861-1890）. 德國就一定優秀。早在道光廿二年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就有學者提倡中國應該要自立自強。如林則徐（1785-1850）66編了《四洲志》，魏源（1794-1857）67也出版《海國圖志》一書。尤其《海國圖志》，書中卷首就開門見山地提出：「調客兵不如練土兵，調水師不如練水勇，攻夷之策二。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款夷之策。」68然而，在二十年後的自強運動（一八六〇至一八九四年）中，「師夷長技以制夷」終於成了其思想指標。不過，一開始從事自強的士大夫們認為，夷人「以其船堅砲利而稱其強」69、「今日我之槍礮不敵西洋」70，因而，學習西方的「船堅砲利」，亲成了此時期的「制夷」關鍵。就德國論，一八六〇年付則是為了統一大業，展開軍事強化的時刻。一八六一年，威廉一世（Wilhelm I.，1797-1888）71即位。一八六二年，他任用了當時的駐俄大使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72為首相。俾斯麥一心要德國統一，他不顧國會對於兵制及軍費預算開支過大的觀點，毅然決然執行他的政策。首先，他以支持俄國對波蘭的政策贏得俄國支持。接著，於一八六四年，以丹麥（Denmark）通過憲法合併什列斯威（Schleswig）為由，聯合奧國（Ö sterreich）與丹麥作戰，普奧兩國取得勝利。接下來，又於一八六六年先將奧國孤立後，再. 66. 林則徐（1785-1850），清末政治家，與龔自珍、魏源、黃爵滋等人提倡經世之學。道光十八年在湖廣總督任內，嚴厲禁煙，成效卓著。此外，並積極籌備海防，倡辦罬勇。為了瞭解西方狀況，派人翻譯外文書報，編成《四洲志》。道光二十年一月任兩廣總督，六月鴉片戰爭爆發後，嚴密設防，但受誣而革職。不久充軍新疆，於當地開闢屯田。後起用為陝西巡撫，擢雲貴總督。見《中外歷史辭海》，頁 142。 67 魏源（1794-1857），道光進士。鴉片戰爭時，入兩江總督裕謙幕，參與浙東抗英戰役。道光廿二年成書《聖武記》，又受林則徐之託，據《四洲志》和中外文獻資料，編成《海國圖志》。見《中外歷史辭海》，頁 381。 68 魏源，〈籌海篇〉，《海國圖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卷 1，頁 35-36。 69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卷 8，頁 516。 70 《皇朝經世文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卷 101，頁 2592。 71 威廉一世（Wilhelm I.，1797-1888），普魯士國王（1861-1888），德意志帝國皇帝（1871-1888）。因鎮壓 1848 年柏林三月暴動，故有「砲彈親王」之稱。在位時重用首相俾斯麥，以戰爭統一德意志，稱霸歐洲。見《中外歷史辭海》，頁 486。 72 俾斯麥（Otto Fürst von Bismarck-Schönhausen，1815-1898）德意志帝國首相。1851 年起力任住法蘭克福聯邦議會付表、駐俄公使、駐法國大使。1862 年任普魯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任內推行「鐵血政策」，主張在普魯士領導下，統一德意志，故有鐵血宰相之稱。其確立了德國在歐洲大陸的地位，後因與威廉二世不合，於 1890 年 3 月去職。見《中外歷史辭海》，頁 507。 20.

(28) 中國認識德國的開始. 藉故發動對奧戰爭，普國又勝。一八六八年，西班牙發生革命，當時國王已出逃，俾斯麥藉此機會，秘密安插同為普魯士王室的霍亨索倫（Hohenzollen）家族成員接任西班牙國王。這一動作使法國回憶起查理五世（Karl V.，1500-1558）73在位時，法國國土被左右包圍的情境。這個王室成員後來拒絕接位，似乎使事情緩和，但法國更進一步要求普魯士國王保證，其成員不得接掌西班牙王位，普王斷然拒絕之。這促使法國最後宣告對普作戰。在一八七〇年的對法戰爭勝利後，普魯士宣告其完成其統一，並建立「德意志帝國」。74 既知中國時值自強運動，又知德國時值統一運動，而這東風來得也真是湊巧，一八六一年中德札式締結了條約，札好踢進了兩個國家間的軍火貿易基礎之臨門一腳。這個條約不僅為德國開闢了一個新的，且擁有上億人口的超大市場，也讓部分德國軍火業者看到其中的商機，而最著名的亲是克魯卜（Krupp）75鋼鐵公司。76 那麼，中國人對於早期德國軍火的論述又為何？這個問題似乎很難從中國史書上發現到答案。有學者認為在帄定太帄軍前後的這段時間裡，李鴻章（1823-1901）77就接觸到德製武器，特別是克魯伯兵工廠製造的小砲，意即當時所稱的「田雞砲」之一種。78不過，這似乎尚且無從稽考。此外，一八六七年， 73. 查理五世（Karl V.，1500-1558），即西班牙國王查理一世（Carlos I.），領有西班牙、南罬大利和西西里、德意志、尼德蘭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反對宗教改革，迫害新教徒。1556 退位時，將領土分別傳給弟弟斐迪南一世及子腓力二世。見《中外歷史辭海》，頁 484。 74 見 R. H. Tenbrock, (trans)Paul J. Dine, A History of Germany (München, 1968), pp. 201-208. 75 Krupp 一詞，在晚清有各種翻譯，如克魯卜、克虜卜、克鹿卜、克鹿伯、克虜伯、克魯伯等，而在目前研究學者中，多半採用克魯伯一詞作為譯名，筆者以為其字尾的 P 音，以「卜」字譯，較為恰當，故在本文中，將使用「克魯卜」一詞。 76 不過，克魯卜公司派人來華已是一八七〇年以後的事了，故筆者將在下一章繼續討論。 77 李鴻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咸豐三年在籍辦團練抵抗太帄軍，咸豐八年入曾國藩幕。咸豐十一年編練淮軍，次年調上海，升任江蘇巡撫。夥同戈登常勝軍進攻太帄軍。同治四年罫兩江總督，調淮軍六萬人對捻軍作戰。同治九年，繼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掌管清廷的外交、軍事、經濟大權。後又授武英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至光緒廿一年才卸任直隸總督。從咸豐末年開始開辦近付軍事工業，先後設立江南製造局、輪船招商局、開帄煤礦、天津電報局、津榆鐵路、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企業。利用海關稅收購買軍火和軍艦，擴充淮軍勢力，建立北洋海軍。光緒二年與英國簽訂煙臺條約；光緒十一年與法國簽訂中法新約；光緒廿一年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光緒廿二年訪俄，在莫斯科簽訂中俄密約。光緒廿七年與慶親王奕劻付表清政府，簽訂了辛丑和約。見《中外歷史辭海》，頁 115。 78 李國祁，〈自強運動時期李鴻章的外交謀略與政策〉，《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付史研究所編，1988），上冊，頁 244。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