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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上可劃分為用兵和軍備兩大部分，前者依照使用武力的程度，直觀上可以分 為戰爭性和非戰爭性等兩種層級；後者則涵蓋崛起強權的軍事科技在同時代其餘 主要單元的軍武科技水準中的位階。
軍事行為是一國權力的載體，也反映著他國對施展國權力的恐懼。使用武力 是權力展現的直接也是終極方式，是國家意志的主要表現之一，但是大多數情況 更常是因為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使得一國可以在未直接遭遇他國的武力打擊之前 便感受到對方使用武力的威脅與壓力。一國軍備的提升往往會引來他國的高度關 注，因為這種行為增加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也使他國對遭到武力打擊的破壞力度 感到憂慮。簡言之，直接使用武力（用兵）和提升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和破壞性（軍 備），都是軍事行為的主要表現，並根源於國家權力。本節探討的便是主要單元的 軍事行為是否如實反映著權力變化帶來意圖的改變以及對結構制約壓力的遵從或 反抗情形，以下將分別就軍事行為的意義、用兵與軍備等兩大部分進行闡述。
一、軍事行為的意義
自從人類出現組織及發展成社會，歷史成為戰爭與和平相互交織的歷程。77古 典現實主義者 Carr 認為，在國際政治中，潛伏的戰爭是主導各國關係的因素，軍 事力量自然是公認的政治價值標準，戰爭的原始動機是自保，也很快就會成為侵 略戰爭和獲取自我利益的戰爭。78然而 Carr 並未解釋戰爭的動機為什麼會從自保 變遷至侵略。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解釋了體系中單元自助以求自保的原因，
Mearsheimer 則闡述為什麼大國常選擇侵略他國，Robert Gilpin 則認為強權發動的 戰爭是為了追求國際地位的霸權戰爭，是對現存體系中大國相對地位轉變的最終
77 Melvin Small and J. David Singer, International War: An Anthology, 2ed (Chicago: The Dorsey Press, 1989), p. 1.
78 E.H.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2ed, p. 10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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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然而強權也會展現防禦性的軍事行為，Mearsheimer 便認為強權不總是會選擇侵 略的原因是進攻時機的效益比較：見機行事、伺機而動，考量成本因素選擇性按 致決定性的權力再分配，以及該體系的不平衡，最終以霸權戰爭來解決。參考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197-198；常璐璐，
「權力、認同與中國的國際地位—評《中國尋求國際地位：國際關係的重新調整》，國 際 政 治
Clausewitz 著，楊南芳譯，戰爭論，卷一（新北市：左岸文化，2012 年），82-102
81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37.
82 參考 James F. Dunnigan, How to Make War: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Modern Warfare in The 21st Century, 4th (NY: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2003), pp. vii~viii；丁樹範，「中美關於太空、導彈防衛 與核武政策爭議之研究」，中 國 大 陸 研 究，第53 卷第 1 期（2010 年 3 月），頁99-133；李承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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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黎明文化，1975 年），頁 67-92。有限戰爭的概念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1950-1960 年代 是概念形成階段，1960-1970 年代中期是發展階段，第三階段是 70 年代後期至今，為改良階段，詳情可參閱：安田，現 代 有 限 戰 爭 的 理 論 與 戰 略（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頁22-40。
Morgenthau 針對全面戰爭和有限戰爭進行分析，他認為有限戰爭自 15 世紀以來常涉及戰爭是非
正義的概念，以及受限縮的參戰人口比例，但是在20 世紀後歐洲普遍民族國家都奉行正義戰爭，
87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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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的權力威脅投射，88簡言之，軍備是國家權力展現的重要象徵，強權的軍備程 度能顯示其對軍備嚇阻效果的重視，也顯現其經濟實力轉換為軍事實力的意願。
科技在軍備中扮演核心的角色，替戰爭本質帶來革命性的改變，89以同時代強權的 軍備科技水準作為標準來判斷某一國的軍備強化程度，能更理解該國對外在環境 變化和內在認知改變的軍事反應。
用兵和軍備兩者構成的軍事行為組合，可以用修正主義和維持現狀來說明。
修正主義和維持現狀的二分法是許多學者青睞的分類方式，Morgenthau 認為「維 持現狀的政策旨在維持歷史上特定時刻存在的權力分配」90，即使有些微的調整，
國家關注的相對權力位階仍完好無缺，便符合維持現狀的政策。91Mearsheimer 則 認為所有的強權都是修正主義國家，會不斷追求權力，92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 Randall Schweller 指出，比起現在擁有的，修正主義國更看重他們所渴求的，並且 會採取軍事行動改變現狀。93他以維持現狀與否以及願付代價與否將國家分為四類：
滿足現狀者並願意付出高代價的體系維護者（Lion）、滿足現狀者但不願付出高代 價的弱勢國家（Lamb），這兩者都較重視本身擁有的利益而非對外貪求的利益；不 滿足現狀且願意付出高代價的體系破壞者（Wolves）、不滿足現狀且不願付出高代 價的投機國家（Jackal），這兩類則是看重對外貪求的利益勝於本身擁有的利益。
94Gilpin 則以「權力分配」、「聲望位階」以及「統治或至少影響國家間互動的權利
88 Jack S. Levy and William R. Thompson, Causes of War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2010), p. 30.
89 關於科技與戰爭的關係可參考：陳文政，「軍事創新的理論發展：科際比較研究的角度」，問題 與 研 究，第50 卷第 3 期（2011 年 9 月），頁 117-118；莫大華，「當前『軍事事務革命』的探討 與省思」，問 題 與 研 究 ，第38 卷第 2 期（1999 年，2 月），頁 69-74。
90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7ed. (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ies, 2005), p.51.
91 Ibid, p. 54.
92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29.
93 Rande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 105.
94 Ibid., pp. 9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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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規定」，說明修正主義國尋求根本改變這三種控制國際體系的要素。95然而，
Morgenthau 指出的「調整」因為程度難以估量，技術上很難被判定是修正主義或 是維持現狀；96Mearsheimer 認為「在達到完全控制體系之前，國家不會成為維持 現狀」的權力最大化論點，並不能解釋為什麼有些大國比其他大國更具擴張傾向，
97此外，在Mearsheimer 的描述下僅有美國得以倖免於修正主義傾向也顯出一種「美 國例外主義」；Schweller 以邏輯推論得出四種類型的維持／不維持現狀國家，但是 願意付出代價的原因係根據相對權力的大小（針對維持現狀者）和向外擴張利益 的欲望強弱（針對修正主義者）來區分，並非邏輯性地使用單一概念分析，使得 願意付出代價的原因尚待更進一步的探討。儘管如此，Morgenthau 指出「相對權 力」改變的重要性，Schweller 的分析邏輯可作為將修正主義和維持現狀分類的縝 密框架，Gilpin 詳述了「國際地位」與「支配」作為修正主義傾向的強權尋求改變 的動機。至於Mearsheimer 仍待補充的「有些強權更具擴張性」的問題、Schweller 闡述的「願意付出代價」的原因，正是本文對認知和體系變遷的解釋客體。
如上一節指出，崛起強權認知上樂觀或悲觀的差異，與單極、兩極或多極的 體系變遷有不同程度的和平前景。本文假設，愈和平的環境，需要倚賴軍事行為 的程度愈低，對自身地位認知的悲觀或樂觀則產生了「某些大國更具擴張性」的 情形，「願意付出代價」的程度差異反映在不同戰爭風險的體系變遷過程，亦即在 感受到危險時願意付出代價以在軍事行為上維持或爭取自身利益，反之，戰爭機 率較小時則較不願意付出代價。如表2-8 所示。
95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p. 29-35.
96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 4 (Spring 2003), p. 9.
97 李永成，霸權的神話—米爾斯海默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 年），頁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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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者採取依附策略，軍事行為表現為較弱程度地用兵以及保持軍備水準，在此 狀況下，樂觀的崛起強權依附現狀可以獲得最大的利益／權力。在樂觀認知的條 件下，由於兩極變遷的和平環境次於單極變遷，國家相對應出現加強軍備的行為，
但是整體上仍是維持現狀的和平狀態，不願主動強化用兵，對國際體系採取順從 策略，這也反映出維持現狀比起破壞的利益來得多。然而，在和平前景最為低落 的多極變遷中，樂觀者反應為制衡策略，持續軍備加強的政策以應對可能來到的 戰爭，但仍屬不主動強化用兵的維持現狀者，這時樂觀的崛起強權會比兩極變遷 的狀況更為加強軍備，意在降低一旦現狀被破壞將被迫付出的成本，以及儘量拖 長維持現狀所能獲得的利益。
至於認知悲觀的崛起強權都是不滿現有國際地位的修正主義者，但是因和平 環境的差異而有策略層次的不同：單極體系下，和平環境的制約壓力較強，崛起 強權採取彈性漸進的方式改變體系，起初不打算強化用兵且維持相同的軍備水準，
然而其最終目標是改變體系，因此若無法用和平的方式改變現狀，則會改採加強 軍備、強化用兵的軍事行為以謀求自身利益，這也代表破壞現狀的成本會因為軍 備的加強而降低，進而使用兵能獲得的利益大於必須付出的成本；98在和平壓力次 之的兩極變遷下，修正主義者面對可能來到的戰爭，加強軍備之外也願意強化用 兵來改變體系，但是由於和平環境仍未極端惡劣，因此軍事策略類型為守勢使用 武力，在範圍、規模、用兵時間長度等方面都會節制，不尋求徹底立即的全面變 革，此時破壞現狀的利益大於維持現狀，但是破壞現狀的成本也隨戰爭風險升高 而增加，因此著重在如何拿捏戰爭的最大利益和最小成本；至於最不和平的多極 變遷，體系中戰爭的機會大增，崛起強權在霍布斯式的戰爭風險中，將會加強軍 備、積極的強化用兵，採取攻勢使用武力策略，以最極端手段改變國際體系，這 時破壞現狀的利益遠高於維持現狀的利益，也遠大於破壞現狀的成本。
98 軍備帶來的科技優勢將使得贏得戰爭所需的成本愈來愈低，使武力手段超越了和平手段改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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