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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也借鑑國際體系理論。國際關係理論中，Morton Kaplan 是國際體系學說的 創始者，54之後Waltz 以更嚴謹與精確的方法，採用體系理論的途徑來探究國際政 治，將系統劃分為結構、單元兩部分，55奠基了新現實主義，並確立以體系層次分 析國際關係現象的優勢地位。56儘管結構現實主義具有高度的解釋力，但由於冷戰 結束了兩極的國際結構，使得結構現實主義遭批評未能對此種國際權力結構的變 化提出解釋，57因而留待補充的空間，然而崛起強權之研究因為可以替國際權力結 構的變化提出一部分的解釋，與此一方向不謀而合。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政治學的系統理論，立基在結構現實主義，承認結構作為影響國 際政治的變項，但與此同時，由於以國家為單元的功能並非完全相等，強權與中 小型國家依權力大小而有功能上的不同，58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予以修正，並針對 結構現實主義所著重的能力以及較忽略的意圖，就前者如何影響後者做較為細膩 之分析，並推導出能力對結構的變化產生的影響，繼之解釋能力如何使意圖和結 構對最終的行為表現發生因果關係。因此，本研究有以下四個分析變項：能力、
意圖、結構、行為。
54 王逸舟著，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135-136。
55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hilippine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 79.
56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2005 年，1-2 月），
頁120。
57 鄭端耀，前引文，頁 121。
58 Waltz 認為國家單元的差異是能力的不相等，不是功能的差別。參見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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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力
強權無疑是單元中的結構決定者，呈現結構中的權力的分配情形，其數目的 多寡決定結構中的「極」的數目。59然而國際結構的變化是動態的，強權的能力可 能有所增減，這導致結構也與之不同。對崛起強權而言，其能力的增長是崛起的 證明，用結構現實主義的話來說，國家能力意味著權力，因為權力是國際關係的 核心和關鍵。因此，本研究將能力作為自變項，觀察崛起強權權力成長的速度以 及持續的時間，並將之簡化為在長時間的發展下的能力變化之情形。崛起強權能 透過對自身能力的長時間發展，對其國際地位的起衰產生認知期待，改變其對國 際秩序的觀感。另外，能力增長的崛起強權使其發展能改變國際結構的強權數目，
國際體系因之改變，換言之，崛起強權本身與其他的強權同樣因力量的龐大而具 有更動國際體系的功能。
二、意圖
儘管藉由權力的變化可以判斷強權的崛起狀況，但單單如此並無法掌握崛起 的意涵，因為尚缺乏對崛起強權的意圖之觀察。因此，本研究的另一焦點，即觀 察權力的變化如何影響崛起強權的意圖。意圖是中介變項，由觀察崛起強權對自 身國際地位的認知和對國際體系滿意程度的變化來判斷。筆者以為，在一定的長 時間下，崛起強權的能力增長若與前段時間相比較後，能力增長的穩定提升或劇 烈下降將對其認知產生變化，因自身發展的趨勢將成為對未來的參照點。若能力 穩定提升，則代表國際體系有利於強權能力的增長，因此它必然滿意這樣國際體 系及秩序，反之則否。由此則可推測在認知不同的情況下，崛起強權更動國際體 系的動機的強烈程度，本文認為這會展現在崛起強權對外行為的呈現方式上。
59 前引書，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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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構
結構涉及到單元之間地位的排序與定位，是全體系範圍內的組成部分，使體 系被視為一個整體。60本研究認為結構動態來自於能力分配的改變所致，但結構的 本質產生的規範則影響到單元。首先，結構對單元的制約會自動產生獎勵與淘汰 機制，接受結構制約的國家有較大的機會成功。61其次，國際結構的特徵是無政府 狀態，權力分配導致不同的極數，對於結構的制約起著不同的規範強度。第三，
結構的制約所蘊含的和平壓力，將會形塑強權之間的行為表現。第四，崛起強權 的出現一定對強權數目的變化產生改變，即改變結構中的極數。綜上所述，崛起 強權的能力變化也對國際體系變遷產生變化，不同結構則對崛起強權的行為有不 同的壓力。值得注意的是，結構規範產生獎勵或淘汰的機制，雖然節制單元本體，
但是結構必須要居於能力和行為之間，才能在崛起強權理論中產生意義，本文也 將結構的差異對強權制約的和平壓力作為標的，以比較不同的體系對崛起強權的 行為之影響。
四、行為
上述提及以能力作為自變項，意圖與結構作為中介變項，本文還需對應的應 變項，也就是國家行為。本研究旨在探討崛起強權對國際體系的影響，亦即，它 是否維持既有體系，或是破壞現存體系，換言之，也就是改變結構的排性特性和 單元的存亡。睽諸歷史，暴力是國際政治最終的主宰，62維持或破壞國際體系的最 關鍵因素在於軍事行為的強烈程度。因此，筆者將國家行為的測量尺度限縮在軍 事手段的使用程度上，這也代表軍事行為不類似其餘的國際經濟行為那般直接影
60 體系由結構和互動的單元所組成，也因此可推論為體系係較大的空間概念，結構則是一種排列 性的原則。參考：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79~81.
61 前引書，頁 116-117。
62 Waltz 認為，武力在國際政治中不僅是終極手段，更是首選和常用的手段。參見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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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單元能力，而是透過體系才反饋至結構並影響能力。此外，由於同盟對於國際 體系的影響僅在於集團分屬間的差異，並未對國際體系的維持或破壞造成重大影 響，況且不論合縱連橫的結果如何，影響體系最深的關鍵仍是武力動用與否及程 度大小，因此國家間的同盟關係並非不在國家行為之考慮範圍內。
本研究擬探尋強權的能力、意圖、結構、行為以及國際體系的穩定之間的關 係。為了方便解釋，本研究的分析架構以下圖表示：
圖1-1：崛起強權分析架構系統（作者自製）
能力
意圖
體系 體系
輸出
輸入 結構
國家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