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與衛生的治理，在 Foucault 看來，是生命－權力(bio-power)治理的當代形式，同 時也是在整個治理機制朝向當代以安全機制為重心的方向中主要的治理議題。Foucault 在 1977-78 年在法蘭西學院的演講中，集中討論了中古世紀到 17、18 世紀的司法－法律 治理機制，18 世紀沿用至今的規訓治理機制，以及當代的安全治理機制。Foucault 以麻 瘋病、鼠疫、天花三個例子說明這三種生命－權力治理機制的差別。中世紀對麻瘋病人 的排斥，主要是通過法律的規定，將麻瘋病人與非麻瘋病人進行二元劃分，並且空間地 將麻瘋病人排除於另一個封閉的領域內。但 16 世紀才出現針對鼠疫的法律規章，卻是 以非常不同的手段加以規定，更細緻地將遭遇鼠疫的地區及城市進行嚴格的空間劃分，
並且指示人們在什麼時候才能出門，在家裡要以什麼方式，在什麼時間，做些什麼、吃 些什麼，甚至要求家戶配合巡視員打開自家大門接受檢視，這正是 Foucault 在《規訓與 懲罰》中論及的規訓機制。但在天花的管控上，當代的治理機制便又複雜許多，不只是 要有規訓紀律，而且要能知道有多少人感染、什麼年齡、有什麼後果，以及死亡率是多 少等等。三種不同的治理機制並非時序上前後相繼的系列，而是同時存在於各個歷史階 段中，只是在不同歷史階段有著主導性的差異。以當代所強調的安全機制而言，各項安 全技術的建立將會重新考慮並運作司法要素及規訓要素，甚且因而更加複雜化、細緻化 司法與規訓二者的技藝手段。 ( Foucault, 2010: 3-7)
而這個當代生命－權力治理的安全配置有著一個特點：安全治理機制與紀律、規訓 為主的治理機制存在著不同的施行對象以及空間處理方式。在施行對象方面，以紀律為 主的治理，其規訓主要實施於個體的身體之上；而安全的技藝則是實施於整體人口之 上。在空間處理方式上，以城市治理來說，規訓通常屬於（廣義的）建築範疇，亦即規 訓通常發生於人為的空間之中，透過劃分等級和確保與等級分配相應的具體功能如交 易、居住等能夠適當地運作，將性別、階級、種族、年齡上差異的身體分別配置於不同 的空間中，並對特定身體予以特定的空間、時間規範以達到對身體細密的規訓效果；而 安全的治理機制，則依賴於城市中一系列給定的物質條件，譬如城市當地的水文、氣候 等等，一起發生作用，並且與規訓式空間處理以封閉為前題不同，安全機制強調流通、
循環，試圖確保城市的交通動線能達到衛生、通風、交易、貨物集散等功能。 ( Foucault, 2010: 8-15)
市治理處境有了比較的基礎，意思是，相對於戰前日本殖民統治的現代性作為，戰後台 灣曾經一度陷入了一段民心「復古」而國家尚待啟動新一波現代性統治作為之前的混亂 局面。以台北市而言，嚴重而持續的環境衛生惡化問題、四處叢生的違章建築，以及看 似青蜓點水的市民住宅興建行動，都是國家未能快速而有力地將安全治理機制整編到國 家機器中的治理現象。
在這個難以收束四散家務的都市治理困境中，都市治理行動開始緊抓著「衛生」的 現代治理不放，但由於仍然著重於衛生「規訓」的治理面向，整個都市仍然難以得到系 統性的安全掌控。但無論如何，新的「家務性」建構也就在這個都市規訓治理架構中，
以強調女性家務角色如何能夠適當地銜接衛生現代性治理穿透到日常家務活動，成為主 要的衛生治理機制。相較之下，空間治理卻始終在難以建立各種都市循環系統的現實 中，無法成為國家重要的治理工具。
(二) 家務性的歷史建構
世紀初的瓦特‧班雅明 (Walter Bemjamin)曾在他的觀察中提到，具有現代意義的
「私人」 (private individual)一直要到十九世紀才在歷史場景中上場，而這也是第一次，
這個私人的家開始與工作場所對立。在此之前，家不僅僅是小家庭的私人蔽護所，它還 同時是工作場所，甚且在家中也同時居住了親戚及工人；也就是說，十九世紀以前，住 宅全然不是一個像我們通常所以為的，存在著公／私分化下的私領域，同時，住宅在那 個 時 候 ， 也 並 非 像 我 們 通 常 所 宣 稱 的 屬 於 母 親 所 有 般 地 有 著 明 確 的 性 別 調 性 (Benjamin，Walter，2005)。也就是說，十九世紀以前公／私領域截然二分的情況並不明 顯，但資本主義的發展加速了公／私,、工作場所／家庭的二分，男性開始被認為屬於公 領域的工作場所，女性則開始被分派為家務工作者。男女的性別分工進一步被工業資本 主義的公／私領域區分所強化。
從這個角度來看，家務性也是自十九世紀才有的建構。同時，家務這個詞，牽涉著 一整組概念，既有來自工作與家分化的歷史過程的概念，也有關於強調男性與女性領域 愈漸分離的概念，而此概念又被某種強調性別之間存在著本質上差異的論調給合理化，
強化了男性被認為適合於在公共領域中工作，而女性則逐漸被限縮到私領域的家中，為 了她們的丈夫、子女、父親及兄弟佈置舒適與放鬆的環境。當男人離開了家中的工作場 所，到別處去成立作坊、工廠、公司作為其經濟生產的基地時，一種將性別區分為賺錢 養家者及養育照顧者的意識形態合法性便成為可能。這樣的意識形態牽涉著性別、空 間、工作與權力，並且精確地描述了各種規範，有關：家庭生活的基本需要、養育子女
活動的恰當方式，清潔衛生的需要等等 ( Heynen，2005: 7)。家務性也因此得以從各種正 當生活安排、空間的組合、行為模式、社會效果，以及權力群集的層面加以討論。
另外，建築史家朵莉‧海頓(Dolores Hayden) 更早便在其《家務革命》一書中展開 對十九世紀各種對家務性有著烏托邦想像的女性主義者們，如何具體地推動各種實驗性 社會住宅的描繪 ( Hayden，1981)。而魯絲‧史瓦茲‧柯望(Ruth Schwartz Cowan)在〈家 庭中的工業革命：20 世紀的家戶科技與社會變遷〉一文中，俱細靡遺地細數了西方二十 世紀以降各項家務科技的變革歷程及其對女性家務工作的影響 (Cowan，2004)。在這個 由西方社會發動的物質文化與技術變遷脈絡下，我們清楚地看到家務性隨著資本主義經 濟體制挾其科技變革的威力，出現了歷史性的轉變。
(三) 家務的身體規訓
然而，我們似乎還需要在此研究視野的基礎上更細緻地探問，究竟歷史性的物質、
科技變革在改變了家務內容與既有的性別分工的同時，為身體主體的日常踐履帶入了什 麼樣的異國／文化姿態？再者，這種帶著空間與物質文化印記的家務性，是否有可能得 以從一個系譜學式的歷史敘述中，展開與性別主體生成關係的權力銘刻旅程？在這裡，
系譜學主要引自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觀點，系譜學意味著關心事件的歷史，
亦即關於各種不連續而被任意地接合起來的事物或過程，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縫合或斷裂
（Foucault, 1992）。同時，系譜學不去假設事物存在著形上學的起源，相對地，用伊莉莎 白‧葛羅茲(Elizabeth Grosz)的話說，系譜學「研究各種已經被詮釋了的諸元素，是要目 標於擾亂各種牽涉在歷史生產中的既定知識模型與認識論假設。」同時，傅柯的系譜學
「關注著歷史事件及其轉變，究竟花了多大的物質上的、肉身上的代價。」(Grosz, 1994)
帶著這樣的史學視野，傅柯在其《規訓與懲罰》中細緻地透過豐富的歷史檔案，向 我們展示了權力如何藉由知識、論述對身體加以部署。在傅柯眼裡，身體是一個對象、
目標，是權力的工具，是為了讓權力操作得以運行的重要投注場域。身體作為一種物質 性存在，就像是一種媒介，讓權力得以操作於其上，並且也要透過它，權力方能行使。
身體被銘刻，被凝視；資訊從其而出，學科規訓體制則加諸其上。對傅柯來說，知識是 權力主要的工具與技術；知識只有透過與權力體制之間的結盟，方能夠運作；權力與知 識相互協助對方以便各自得以運作；是在這樣的知識－權力關係中，身體被模鑄 (Grosz, 1994: 146)。權力甚至藉著懲戒及其相關知識系統及物質架構的施行直接在人的肉體上操 作。
葛羅茲在傅柯的權力／知識／身體部署的理論架構下，更進一步以肉身銘文
透過知識系統、學科規訓體制對身體進行一連串社會性的銘刻，而銘刻的手法有社會 監督式的，訓律式的，也有自我規律式的。在當代以西方為首的文明中，銘刻可以是 暴力的方式，也可以是透過細緻的形式。前者包括：各種矯正和訓練的制度／機構，
監獄，表少年之家，醫院，心理治療機構，這些機構都試圖透過手銬、電擊，束衣，
使藥物上癮再戒，規則化的時間與勞動分工，細分又被單獨的圈限監禁，行動力的剝 奪，警察銬打等等，將身體維持於一種被限制，被束縛，被監視，被嚴格控管的狀態。
後者，則是根據身體的形態學與分類系統，將各種在文化上或是在個人層面的價值，
規範和承諾，銘刻到具有各種社會意義的群體中—男人與女人，黑人與白人，等等。
透過這些手段與形式，身體被塑造成對於權力 (power)能遍及各處負有責任。除了身體 作為一表面的銘刻之外，身體同樣也被各種裝飾的形式加以雕刻；透過運動或慣習性 的運動模式，透過對週遭環境的調控，透過服飾與化裝，身體被標註、建構為一種適
透過這些手段與形式，身體被塑造成對於權力 (power)能遍及各處負有責任。除了身體 作為一表面的銘刻之外，身體同樣也被各種裝飾的形式加以雕刻；透過運動或慣習性 的運動模式，透過對週遭環境的調控，透過服飾與化裝，身體被標註、建構為一種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