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蔣宋美齡長期以她流利的英語以及犀利的文筆為中華民國尋找外交奥援，抵台 後又積極動員婦女投入國家重建工作的這段歷史，史家已多所評釋(秦孝儀主編，2003)；
但她多義的歷史地位在九○年代起研究台灣婦運歷程的論述中始終是爭論所在(范碧 玲，1990，許芳庭，1996，郭文華，1997，游鑑明，1999，洪國智，2003，封德屏，2006，
劉珊如，2009)。台灣婦運論者多以 1971 年呂秀蓮的「新女性主義」作為台灣婦運的發 端，對於日治時期或戰後的婦女組織則大多數論者認為不具有女性意識而被婦運論述懸 置（游鑑明，1999）。近期的討論則重新思考國族建構與女性賦權的關係。譬如，郭文 華以「家庭國家體制」這個帶有批判味道的論點，來重讀以蔣宋美齡與婦聯會為核心的 這段歷史(郭文華，1997)。 郭從蔣宋美齡「以國為家」的自我譬喻，以及她蒞臨台灣時 被民眾以幾近「國母」角色對待的這些觀察中，看到戰後台灣的統治者設法營造出「國 家即家庭」的統治氛圍，同時又吊詭地給予了以蔣宋美齡為首的女性們一個參與國家事 務的論述管道(郭文華，1997：72)。 在這個概念的兩面性中，「家庭國家」被拿來與「父 權黨國體制」的認識加以對比。郭文華認為，如果我們僅僅將蔣宋美齡及婦聯會的「婦 女報國」行動視為是「父權黨國體制」下的婦女動員而已，那麼我們就無法看到，以蔣 宋美齡為代表的女性所呈現「積極參與國事的旺盛企圖心」(郭文華，1997：75)。 雖然，
這個階段蔣宋美齡及婦聯會對於國事的參與，仍然是從女性被賦予家庭照顧職責的角度 出發，向國家、軍方，提供各項「慰勞工作」，包括：縫製征衣、慰勞國軍官兵、救濟 軍眷遺族及貧困難民、為傷殘將士裝配義肢、以及募款興建軍眷住宅等等3。這個從「家 庭國家」論點展開對當時蔣宋美齡帶領婦女向軍方官兵及其眷屬推動照顧工作的分析，
並不否認女性的母職與家務角色在此報國事業的過程中被一再強化，但卻強調我們可以 從中看到戰後初期女性參與軍事後備工作上的著力與企圖，以及其中女性刻板「母職」
角色得到擴大與轉換的可能；亦即，這個過程看來可以為女性提供一個暫時跳脫既有家 務工作範疇（時間上、空間上）的機會，而歷史地打開了女性「公共參與」的經驗。
郭文華語帶模棱的觀點，大概呈現出九○年代起研究台灣婦運歷程的態度變化。九
○年代初，在婦運研究者眼中，多將蔣宋美齡及婦聯會視為附屬於黨國機器中的婦女組 織(包括婦工會、婦女會、婦聯會)，視為統治機器的一環。在這樣的視野下，蔣宋美齡
3 引自郭文華，1997：78，表 2-2「婦聯會工作一覽」。
性本身性別意識的強化（范碧玲，1990）。即便婦聯會在統治者「家為國本」的呼喚下，
性化」中國主權來確保自身作為先進國的主權優勢（石之瑜，1996：172），而蔣宋美齡 以一介女性代表中國折衝周旋的中介角色，「大大降低了中國主權的威脅性，甚至使得 主權中國看來值得同情。」（石之瑜，1996：173）特別是美國，相異於其他西方國家對 中國的歧視及相應不理，美國由於蔣宋美齡曾長期旅居美國而因此透過她而與中國產生 了。」（石之瑜，1996：174）簡言之，中國從原本具有強烈父權表徵的天朝式主權想像，
被迫轉向以一個西方的陰性他者之姿學習成為現代主權國家的歷史過程中，蔣宋美齡結
族論述與母職實踐的歷史性聯結角色，她們更是將那美國式「現代」生活帶入這個社會 李戈曼夫婦，名教授司徒華，名記者紐好斯夫婦等。（婦聯八年，1958：4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