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寓的誕生

博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公寓的誕生

The Birth of Multi-Story Apartment Housing

劉欣蓉 Hsin-Jung Liu

指導教授：劉可強 博士

Advisor: John K. C. Liu, Ph.D.

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July, 2011

與他們的父親, 我那已在天上的先生, 陳志梧

「謝誌」從來都因為對比於正文能夠毫不掩飾地透露出作者的私語而受到翻閱者們 帶著偷窺式樂趣的關注，當然，它的確也是論文作者在長期撰寫過程中必須用力壓制那 糾纏在論文字句中各種歉意與感念的一次性宣洩。在這裡，我當然也不例外地利用這個 特權。只是，如何在好不容易學著以一種「去私人化」的口吻寫就出一段集體的故事（但 也正是在這裡，那個學舌般的「去私人化」口吻必須被好好質疑），又得回頭非常個人 地把一段除了寫作之外幾近空白的私人時光填滿各種感謝的私語，實在不比正文寫作簡 單。但它卻著實承載了更根本的生命重量，是正文得以或悠緩或急切地寫就的生命養份。

那個一大清早天色未亮就站在台北橋頭逢人就問有沒有工作的十四歲女孩身影，是 我寫作時最重要的生命養份之一。女孩站了兩天，在絡繹不絕鐵馬匆忙的人潮中，遇到 了一位好心人告知一間紡織工廠正在找童工，一天十四小時的工作除了工資還附早飯，

女孩當天夜裡幾乎不敢成眠地等著清晨的來臨，就怕睡過了頭錯失到橋頭等待好心人的 引領。進了工廠很快就熟練於在紡織機前敏捷地來回「穿梭」，一人抵了三、四人用，

為她掙得全家的温飽。不過，這個在戰後隨著母親與繼父及弟妹們由安幑輾轉來到台北 的女孩，從來也都個性十足，國民學校要求所有學生在秋意甚濃的清晨集合時脫去外套 只著單薄短衫，只她不從，倔強地在全校師生面前與師長對峙，卻也強悍地捍衛了自己 的身體感覺。

女孩呼吸著瀰漫於台北街頭的異國氣息，敏銳的嗅覺將她帶到了新聞局的耶誕賓果 晚會，幸運拿下了當年的頭彩賓果，並自年輕參事手上領取奬品時讓主持人一句玩笑話

「祝二位耶誕夜好事成雙」預言成真，半年後嫁給了當時那位才正由英語專科學校畢 業、努力於仕途的國防部新聞局參事。這是 1964 年的春夏之交。

這位年輕的國防部參事，婚後沒多久就退任軍職，靠著他熟練的英語溝通能力一肩 扛起家計。這是他這輩子第一次有一個像樣的「家」的感覺，雖然一開始只他和妻子二 人，蝸居於向公賣局官員分租來的平房小屋裡。後來，不論是在向朋友換來的眷村宿舍 中，或是配合外商公司設廠搬到高雄親手蓋出的二層樓房裡，乃至於中美斷交時用盡全 部家當換到一間空軍將領出走美國而轉賣出的仁愛路四層頂樓公寓，年輕父親最愛和三 個孩子在飯桌上聊著那得來不易的人生，訴說著他那還未出世就沒了父親的窮苦身世，

以及獨自一人來到這個島嶼，為了能進入軍隊當兵有飯吃拼命灌水增加體重，好不容易 進了軍隊為考英語學校半夜躲在被子裡自製收音機聽「鵝媽媽說英語」卻被電池在小手 指上劃破一道長長疤痕的種種。

的成績從小學跳級到了省城讀中學的鮮明記憶，在軍隊駐紮的學校旁聽到了教室內的讀 書聲，忍不住好奇的腳步將他帶到教室前，卻被教室裡的老師……話說到此，年輕父親 突然間一陣沈默，邊吃飯邊開心聽著故事的孩子們這才回過神來，望向那原本正大聲聊 著的父親，卻見他雙眼緊密，無法抑制地流著淚往房裡走去。

到現在我都還能清晰地記著當時空氣中頓時冒出的一片沈寂，和那張突然空了的椅 子。而那段沒有結束，後來也從未再被提及的往事，卻隨時提醒著我，讀書是生命中最 奢侈的事。父親自小到老不停歇地自我砥勵的態度是我寫作時另一項最重要的生命養 份。謝謝我的父親。謝謝我的母親。是他們在這個都市中用生命寫下的人生故事，給了 我讀書的動力、做研究的動力、寫作的動力。我這份論文最初始的動機，正是來自於想 要認識屬於他們那一代的、在這個島都如何變成和那遙遠出生地已愈形陌生的現代人的 故事。但更要感謝他們的是，在這段漫長的時日中隨時讓我把兩個孩子丟到他們面前，

揚長而去，不論是為了讀書還是其他任何原因。單親媽媽的苦，被我故意抛在腦後假裝 不知，卻真苦了父母和孩子。

重回學校讀書、拿學位，要是陳志梧還在世，應該是他做夢都想不到的事。但是他 大概不知道，正是他曾不經易透露出對於我專業發表的殷盼責切的眼神，帶給我難以抺 除的創傷，固執地想要在他面前坂回一成，即便這時他早已不知何在。可我還真是要舉 杯向天上的陳志梧再次大聲說謝，沒有陳志梧，我不可能在出了大學校門後短短五年內 得到人生與知識上的啟蒙，明確了我的世界觀，沒有陳志梧，我也不可能重新拾回對於 空間專業的興趣，更不可能有機會走向學術之路。生命總是令人哭笑不得，這些原本種 種不可能變得可能，卻都要以他的消失為代價。

由陳志梧引領而來的學術路途中，我很幸運地遇到了幾位影響我專業實踐極為深遠 的老師。最初當然是夏鑄九老師，夏老師或許不知，我大二那年一群教授前來中原建築 系進行評鑑座談時他的談話，讓我終於感到了智性上的滿足，第一次相信大學能教「大 學」的事。這一年多的論文寫作期間，隔壁研究室的老師極有耐心地閱讀我的文章並仔 細提出修改建議，用具體的付出給我鼓勵，無以感謝。曾旭正老師和我們過去同是無殼 蝸牛運動中並肩作戰的戰友，也都一起在淡水社區工作室中共同經歷過一段參與式專業 實踐的洗禮，他長期默默耕耘地方社區的執著，以及遇事冷靜有條理的處事態度，一直 是我偷偷學習的標杆。而讓我在城鄉所修習課程中備感壓力的畢恆達老師，更是用他的 敬業與自重像一面鏡子般地督促我反省自我承諾的必要性。原來，向自己承諾比想像得 難，但承諾之前的自我想像更難。進入博士班後我花了相當的時間修息或旁聽張小虹老 師的課，不僅努力想學習小虹老師交揉著情感與智性的思考方式，也連帶開始能夠想像 一個學術女人的模樣。自我想像的同時還要有實踐上的跨越，這時候最需要的是信心，

我親愛的劉可強老師，用他會說話的眼神以及堅定的態度，給了我信心，讓我逐漸回復

勵是最有效的教學良方。

這段博士班學習生涯與我在淡江建築系的教書工作幾乎重疊地佔滿我的學術能 量，要不是有難得的學術摯友，我確信自己很難在這段被壓縮了的時程中趕上應有的智 識理解。四年前拿到地理所博士學位的張華蓀和我是大學同學，台大的巧遇讓我們展開 了比大學時期還要緊密的同學情誼，一起去旁聽小虹老師的課，以及當時還在世新社發 所的王志弘老師辦的 Harvey, Lefebvre 讀書會，一起去 pub 喝酒跳舞，隨時享受她對我的 大聲稱讚，實在是這段博士生生涯中最愉快的回憶。而咖啡，這位年輕學長兼研究室室 友，更是我在修習博士班課程中最重要的學術依靠，博覽群書的他讓我每回與之對話都 有極大的收獲，學術功力也為之快速進步。也因為咖啡，我才比較有機會和眾多來串門 子和咖啡聊天的所上學長弟妹有稍許熟識，輝昌，維修，鴻濃，欣可，彥豪，千環，怡 帆，耕維，用青春、理想與熱情，提醒我知識的意義。

在這漫長的日子裡，我為了修課與寫論文曾經兩度留職停薪，淡江的同儕們在此期 間相當地幫忙，讓我人雖然不在淡水校園，卻仍感到並未離開這個待了近十四年的工作 地點。這十四年中歷經了鄭晃二、陳珍誠、吳光庭、賴怡成四位主任，他們都盡可能地 幫忙我減輕教學壓力，讓我感懷至深。王文安隨時耳提面命要我快快完成學位，令我動 容。王俊雄則是大方提供他手上的數位期刊檔案，大大減輕了我在搜尋資料時的負擔，

我始終銘謝於心。李安瑞、陳尚平、關惠尤和我由於教學而熟識，又有著同樣的日常喜 好，這個以音響會友的聯繫實在難得。最值得感謝的是多年來始終如一的運動伙伴黃瑞 茂，他從未脫離自淡水社區工作室時期便開啟的社區參與熱忱，近年來在 OURS 也持續 扮演批判的專業者角色，這一年中更是將原本應該是我要承擔的工作攬在身上，義氣在 他身上無需嚷嚷，堅持在他手上也從未放下，欽佩。當然，OURS 的伙伴們更是我持續 專業反省的最大能量來源，除了多年相伴的理監事伙伴們之外，揚凯、德君、婷宇、小 媖和翊偉和隨時出入辦公室的年輕朋友們，讓我看到這個專業還是有改造的潛力。

奢侈的學生生涯，必須依靠各種物質與情感的支持方能存續。生命中幾位女性摯友 在這段期間給了我深刻的擁抱，讓我安然渡過情緒的低潮，這是我過去只會念書考試時 不曾享受過的友情滋味。自我說服能力極強的陳明芳總在與我促膝長談中讓我一再地看 到一位愛自己的女人那麼美麗，林麗珠真誠與純摯的替人設想讓我相信這個世界還有好 人，崔思雲則以忘年的優雅之姿陪我聽我。而每當生命漸形困頓時，便要隨著她們和週 遭的女人們，在各類暗夜女巫的讀心術中分享生命喜樂與挫折。女人們情感的維擊不需 要頻繁的酒肉對飲，卻是細膩的感受與理解，不論相互之間有多大的時空距離。自小和 我打鬥不停的老妹，雖然每年只見六、七次面，卻不減親情的濃度，在我這段專心論文 的日子裡兼作孩子的母親，過年過節帶孩子們買衣買鞋不說，還和老媽老爸一起成了我 的家計支柱。

人，五年來時時刻刻像個生命中的浮板一樣隨時給我安心的依靠。在孩子們口中叫著陶 叔叔的天為，卻是固執地讓我得跟著一起騎乘鐵馬曬太陽淋雨地四處遨遊。但我還是要 謝謝 David，讓我有機會接近原本離我很遠的世界，豐富了我對真實的認識。最後，我 要向兩個最最親愛的孩子說謝，九年前我入學時，昀小二升小三，易則是小一升小二，

兩個孩子卻都那麼懂事地接受媽媽週末沒太多時間陪他們去玩，從小練就了無法如自己 意的脾氣，看在我眼裡卻是只有心疼。謝謝皮皮，謝謝 eki，轉眼間你們已經大到沒法 和我擠在一張床上了，不論你們未來對我這份論文是否感興趣，它都是我們三人共同用 一段最寶貴的生命一起寫就的。

公寓的誕生

劉欣蓉

摘要

本論文嘗試以台北都市為觀察範圍，重寫「公寓」的歷史。在這個歷史的重溯中，

我對於「公寓誕生」的興趣主要在於希望能瞭解，究竟是哪些社會、文化條件 (不論在 論述層面或是物質層面) 支持了台北這個城市自 1950、60 年代開始快速形成的「公寓化」

過程? 同時，「住進公寓」帶給人們什麼樣的現代生活想像與期待？而一旦我們看到了 這些影響著我們成為一個現代主體的都會居住經驗後，該怎麼將它們編進一個帶著性別 視野的建築及都市歷程書寫中？並且又該用什麼樣的話語框架，來呈顯「公寓」作為被 歷史地建構為現代都市經驗的一環，為一個現代主體的形塑做出歷史準備？本研究將這 些環繞著「公寓」的種種提問放到「公寓體制」（walk-up apartment regime）的建構這個 研究視點上。亦即，我們用「公寓體制」來作為環繞著公寓而來的各種與現代性經驗有 關的權力、知識、制度性話語的概念總稱。在這個認識架構下，本研究以戰後初期的台 北市為主要觀察的時空範疇，嘗試從歷史檔案文件中探尋各類住宅治理方案及其體現的 現代性經驗，如何逐漸滙聚到「公寓」這個都市主要地景的過程。

在「公寓體制」作為視角的研究探問下，本研究初步得到三項發現。第一項研究發 現是：從戰後幾次住宅治理行動中，我們觀察到：一個帶著「擬帝國」想像的國族國家 主體慾望在各項住宅治理方案中縷縷浮現。亦即，不論在衛生現代性治理中所衍生的「理 想住宅」話語、或是國家首度展開的「都市住宅」示範興建行動、或由蔣宋美齡與婦聯 會積極推動的「軍眷住宅運動」、抑或是高玉樹代表的都市治理者手上端出的現代「公 寓」住宅方案，我們一再地看到治理行動及話語中反覆出現帶著西方的、美國式的「現 代」治理想像。

其次，公寓，這個由島都台北的都市治理者在西方都市情境中尋找到的一劑都市現 代化藥帖，在被推出的同時，也將那隨著西化、美國化而生出的、以資本積累邏輯為核 心的各種都市、住宅治理技藝帶到人們眼前。從歷史檔案中我們觀察到，「公寓」作為 都市現代性的治理技藝之一，不僅僅只停留在轉譯自西方「立體式」住宅形態的表面模

邏輯的態度，譬如，國家幾乎未曾將擁有良好、適當的理想住宅，視為社會弱勢市民應 有的居住權利，卻積極於提倡民間儲蓄運動，協助金融機構吸納大量民間資金，促使金 融機構展開住宅興建業務，繼而為住宅商品化打下了私人企業插手的基礎。

與此同時，一個帶著新自由婚戀與現代核心家庭想像、以及衛生現代性的家務規 訓、和學習理性算計的現代主體，歷史地在公寓體制的建構過程中被打造、銘刻。但這 樣的現代主體，卻從來都得以女性作為家務衛生規訓及新家務責任的承擔角色、乃至於 自我生育控制為代價。一個歷史地浮現的現代主體，明顯帶著性別化的印記，就是一個 性別化了的主體。

透過對 1950 年代到 60 年代各項住宅治理方案的歷史鋪陳，本研究試圖澄明，一個 性別化的、性化的現代主體，在同時經受著國族國家強力灌注各種「美國化」的現代文 化想像、以經濟理性為餌的住宅商品邏輯、以及自由婚戀與異性戀核心家庭的多重召喚 下，強化了它對於同樣在國族國家的「擬帝國」想像與商品邏輯下被打造而出的、支撐 著現代核心家庭、現代家務生活與現代都會情境而來的「公寓」的期待與認同。歷史地 看來，「公寓體制」的打造同時是這個島都中現代主體的打造；「公寓」的誕生，伴隨的 是眾多的「我」這樣一個集體的、性別化了的現代主體的誕生。

關鍵字：公寓、公寓體制、建築現代性、建築史學、現代主體、戰後台北市

Liu , Hsin-Ju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would attempt to conduct observation of Taipei City as its main scope, and re-write the history of “Gong-Yu”(公寓) (walk-up apartment.) During the retrospection of such history,my interestforthe“birth ofMulti-Story Apartment”is mainly placed in hoping to appreciate exactly what are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no matter if it is with the discursive or material aspect) that have endowed to support the fast process of

“apartment-ization”ofTaipeiduring thetimesbetween 1950-1960? Meanwhile, exactly what kind of imagination and expectation of modern life have brought to people as they move into apartment? Once we have seen those impacts that have affected us as modern subjects with urban living experiences, how then should we put them into the writing process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rocess with gender-based perspective? Besides, what kind of discursive framework should we employed to display Gong-Yu -- reckoned as a link of modern urban experience as site of history so that we can work to render a form of modern subject in preparation for history? This study would circle these issues of Gong-Yu as they are being placed on theconstruction of“apartmentregime”–the focus of this research. In other words,wewillmakeuseof“apartmentregime”asthetemporary concept for various kinds of related power, knowledge, and systematic language regarding modern experiences that embraces Gong-Yu. Under such framework of understanding, this study will base on post-war Taipei City during the early days as its primary time-spatial scope for observation, and attempt to discover various kinds of residence governance projects from archives of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ir realization for experiences of modernity so that we can gradually work to acquire the converging process of Gong-Yu as main urban-scape in this city.

With theinvestigation of“apartmentregime,”this study has, initially, obtained three findings. First of all, we have observed from several post-war actions of residential

we can, no matter if it is with ideal home derived from hygiene modernity, or demonstration construction action ofurban housing initially launched by thestate,or“military residence movement” actively marketed by Madame Soon and National Women’s League, or

“Gong-Yu”apartment residence project delivered by Kao Yu-shuei, who represents urban administration, once and again find the notion of western and American-style ideal house carried with repeated “modern” governance imagination in its governance action and language.

Second, “Gong-Yu”, a recipe of urban modernization located by the urban administration at the island city –Taipei –within western urban context, has been brought to the forefront of the people based on the logic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s the core for various urban and residence governance skills as it is being delivered by westerniz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also observed that “Gong-Yu,”being oneofthe governance skills of urban modernity, has not only stayed with superficial imitation such

“multi-story”residentialmodeastranslated from thewest,butthekey would bethatthe model of the entire residence production has, ever more, turned and tilted to the approach unveiled around the axis of profess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Meanwhile, the action of state residence governance has, furthermore, evidently followed the attitude of logic for commoditification. Take for instance, the state seems to have never any favorable and suitable ideal house deemed to be the supposedly residential rights of citize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ate has, on the contrary, actively promoted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for saving movement, and help financial institutes to massively engross civilian capital, thus facilitating financial institute to start construction businesses for residential apartment, and so as setting down foundation for residential products as intervened by private enterprises.

All at the same time, novel liberal love romance and imagination of modern core family, family routines and disciple of hygiene modernity, and modern subjects learning for rational computation are being historically sculptured and engraved upo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apartment regime. Nonetheless, such modern subjects have always resorted to female as the role of undertaker for family routines and disciple as well as new family responsibility and also control of self-reproduction as its price. Therefore, the modern subject that has

Through the historical elaboration on various kinds of residence governance projects since post-war to 1960s, this study has would attempt to substantiate that a gendered and sexualized modern subject has, at the same time, being vehemently invested by multiple calls as the race and state exploits various kinds of “Americanized” modern and cultural imagination for it employs economic rationality with logic of residential product as its bait, and makes use of liberal love romance, and core family built up with heterogeneous sex. In such away,ithasstrengthened theexpectation and recognition for“Gong-Yu”thatcomes along from mimetic imagination of the nation state and capitalist logical as it sustains modern core family, modern life of family route, and modern urban scenario. As one views historically,when “apartmentregime”isbeing generated,ithas,aswell,created thebirth of modern subjectattheisland city,and thedelivery of“Gong-Yu” hasthen accompanied the naissanceofcountless“I”--- such a collective and gendered modern subjects.

Keywords: apartment, apartment regime, architectural modernity, architecture history, modern subject, post-war Taipei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混亂與無序 …………2

第二節 『公寓體制』的現代性建構作為視點 …………11

第三節 理論引介與文獻回顧 …………15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 …………29

第二章

消失的理想住宅方案

第二節 衛生現代性的建築轉譯 …………41

第三節 理想住宅 …………47

第四節 都市園林意象下的示範住宅方案 …………57

第三章

變調的『美國夢』

第一節 家務「新價值」的催生 …………68

第二節 現代家庭景觀的打造 …………83

第三節 軍眷住宅「美國夢」 …………95

第四章

現代都市家庭的形成

第二節 現代節育經驗的打造 …………123

第五章

新住宅治理的競逐

第一節 公寓乍現 …………134

第二節 早產的公寓方案 …………144

第三節 都市住宅之爭 …………159

第一節 公寓體制浮現 …………173

第二節 公寓生活 …………184

第三節 新家務景觀的形成 …………190

第七章

結論：回望現實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97

第二節 本研究貢獻暨後續研究建議 …………201

參考書目 …………205

圖 2-1 示範住宅模型 …………34

圖 2-2 《中國一周》封面文字 …………34

圖 2-3 戰後初期衛生治理只能清潔既有的水溝 …………34

圖2-4 台北市深水井分佈圖 …………52

圖 2-5 合理的井 …………52

圖 2-6 改良廁所 …………52

圖 2-7 通氣口及入氣口位置 …………53

圖 2-8 室內自然採光條件 …………53

圖 2-9 傳統與現代的開窗方式 …………54

圖 2-10 理想住宅平面圖及透視圖 …………54 圖 2-11 報版理想住宅透視圖及平面圖 …………55

圖 2-12 甲種示範住宅外觀 …………55

圖 3-1 蔣宋美齡在美演講 …………77

圖 3-2 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第一次成立大會 …………77

圖 3-3 蔣宋美齡接見外賓 …………78

圖 3-4 蔣宋美齡及婦聯會以西式餐飲宴請外賓 …………78 圖 3-5 接待茶會大多以西式自助餐飲舉辦 …………79

圖 3-6 〈餐桌佈置術〉中的簡圖 …………79

圖 3-7 〈介紹幾種新式烹飪器具〉一文中展示的家電用品 …………80

圖 3-8 〈紙的妙用〉 …………80

圖 3-9 〈基本傢俱的選購與佈置〉 …………81

圖 3-10 船堅炮利的民主美國 …………85

圖 3-11 民主自由的壂堂 …………86

圖 3-12 電視科技進入家庭 …………86

圖 3-13 現代家居生活指導 …………86

圖 3-14 陽明山美軍眷區獨戶住宅 …………91 圖 3-15 陽明山美軍眷區獨戶住宅室內客廳、餐廳、廚房 …………91 圖 3-16 陽明山美軍眷舍 C1 平面圖 …………92 圖 3-17 陽明山美軍眷舍 C2 平面圖 …………92 圖 3-18 蔣宋美齡聽取軍眷住宅興建報告 …………94 圖 3-19 婦聯一村軍眷住宅社區配置圖 …………94 圖 3-20 影劇一村大門入口、村內電線桿及汲手邦浦 …………101 圖 3-21 1957 年第一批眷軍住宅 …………102

圖 3-25 1955 年公共工程局在基隆舉辦住宅規劃說明會 …………108 圖 3-26 美軍援顧問團團本部軍官夫人捐贈眷舍落成典禮 …………109 圖 3-27 美軍援顧問團團本部軍官夫人捐贈眷舍落成典禮 …………110 圖 3-28 蔣宋美齡陪同美軍顧問團團本部軍官夫人參觀眷舍 …………111 圖 3-29 婦聯會第六期軍眷住宅 …………111 圖 5-1 公寓初現：甲(右圖)、乙(左圖)兩種公寓平面圖 …………138

圖 5-2 市民住宅平面圖 …………146

圖 5-3 最貴的市民住宅－華僑新村 …………148

圖 5-4 台北市平民住宅外觀 …………150

圖 5-5 台北市第一個二樓公寓平面圖 …………153

圖 5-6 光復路三樓公寓平面圖 …………156

圖 5-7 台北市示範國民住宅配置圖 …………164

圖 5-8 雙併甲三住宅透視圖 …………164

圖 5-9 獨立甲三住宅透視圖 …………164

圖 5-10 連棟乙二住宅透視，平面圖，完工照 …………165 圖 5-11 雙併甲一住宅透視，平面圖，完工照 …………166 圖 5-12 公寓平面圖(上) 透視圖(下) …………169 圖 5-13 公寓正面(上) 公寓側面(下) …………170

圖 6-1 中華商場落成景觀 …………185

圖 6-2 水源路國民住宅 …………185

圖 6-3 1964 年 12 月底國泰建設公司推出「國泰信義公寓」廣告及平面圖 …186 圖 6-4 1965 年 5 月底國泰建設公公司推出第二批的「國泰信義公寓」 …187 圖 6-5 1968 年 10 月廈門街國泰永安大廈 …………188 圖 6-6 1969 年 1 月南陽街國泰敦化新村 …………188 圖 6-7 1969 年 10 月南陽街國泰二村 …………188 圖 6-8 〈國民住宅客廳的佈置法〉 …………194

第一章 緒論

2010 年 8 月台北市政府公告了一項「協助中低樓層老舊建築更新專案」，落實半年 多前市長郝龍斌的競選政見：「舊屋換新屋，容積變兩倍」，鼓勵市區老舊四、五樓步登 公寓進行重建更新。辦法中訂定，若重建基地超過 2000 平方米以上，其中四、五層樓 超過三十年的老舊公寓占至少三分之一時，得給予各項容積奬勵，最高容積奬勵加總可 達原都市計劃容積的二倍。此更新奬勵辦法一出，整個台北市立刻陷入了一場瘋狂的更 新搶地大戰，各家建設公司紛紛到有這種重建潛力的住宅區內設立都市更新辦事處，並 且積極走訪老舊公寓住戶，期待能從一塊塊基地中取得住戶的重建同意書，一旦能得到 超過重建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四分之三以上的同意，就意味著超過數億新台幣以上的利 潤已進入口袋。這場瘋狂的都市更新大戰才正要開始，我們已經可以預見到，在可見的 未來，現在這些沿著市區巷弄邊上蓋起的四、五層樓步登公寓即將被一片片地拆除，重 建成超過二十層樓、有華麗的入口門廳、中庭花園、健身教室與至少四、五層的地下停 車場，並且有保全人員全天候看守的大廈式集合住宅。

面對這個「公寓之死」的戲碼即將在眼前上演，本研究在「公寓的誕生」這個主題 上的開展，受到現實情境的推波突然間顯得既吊詭又急切。作為台北市半世紀以來主要 的住宅形態，「公寓」在還沒有被理解到它已經為這個城市的人們帶來了一個難以抹滅 的集體空間文化經驗時，就即將成為過去。當我們正嘗試對「公寓」帶來的特定文化經 驗展開歷史面向上的認識與分析時，這個眼前的研究對象卻瞬間即將成為歷史。但也因 此讓我們更加確信，正是由於挾帶著龐大資本積累力量的都市更新這個現實戲碼不斷地 在加速「公寓之死」，歷史地重構那與現代主體生成相牽連的「公寓的誕生」，將有助於 為這個在都市現實中即將成為過去的集體居住文化經驗找到歷史的再生契機。

過去被這個城市中的人們視為降低了人際互動的「公寓」居住模式，是否會在即將 遍地開花的華廈大樓那旋麗門廳與中庭花園中有所改善，實在難以預測。但可以預見的 是，不久的未來，生活在這個都市中的下一代即將體驗到一個全然不同於當前的都市居 住經驗，一個在未來與現在之間斷裂的經驗，一個在都市居住模式上愈加被區隔、分離 的經驗。正是這個對照，讓我們更加好奇於過去與現在之間那看似理所當然的「起飛」、

「發展」的「進步」歷史，是否真的為人們提供了美好未來的基石？也正是這個眼見得 到的未來，讓我們更需要回頭檢視，自戰後到現在，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為這個城市帶 來了無以停歇的變動，以及在這歷史變動中的人們究竟又受到了什麼樣的影響與改變？

其實，我們只要稍微掀開一小頁戰後都市治理話語的歷史，立刻就會被排山倒海而來 的、各種難以招架的都市治理情境給潑撒出滿身臭味。

1946 年，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展開接收台灣的工作。這個表面上看似順利開展各項 內政業務的治理行動，實際上在缺乏財務及人力的調派下，一時間許多應執行業務均處 於停擺狀態。首先是港口檢疫工作的虛設。日治時期在基隆、高雄、淡水、花蓮四大港 口設置的檢疫設施均遭到戰爭的破壞，以致於在行政長官公署交通處港務局接收之後，

長達三個月閒怠無事，也無力從事復原工作，而各港口的疫檢所也在缺乏檢疫設備與人 力、甚至尚未有適合於台灣的檢疫法規公佈施行的情況下，完全無法運作。如發現入港 船支有人患疫，也只能消極禁止其入港，但又因為駐守人力不足，無法防止人們逕行潛 入。在這個難以防範外來疫情的疏漏中，沒多久台灣便出現許久以來不曾發生的霍亂及 鼠疫疫情。(陳淑芬，2000)

先是 1946 年四月在台南發現霍亂，立刻便傳入市區，後又傳入布袋、高雄等地，在 短短不到三個月內，霍亂患者在台南市內就有三百多人。接著霍亂疫情便開始大肆向全 島傳開，到了七、八月時最為猖獗，截至當年十一月中才逐漸消沉，但據統計當年患者 已達三千八百多人，死者二千二百多人，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五十八，是近三十年未見的 霍亂大流行。另外，鼠疫也自 1917 年以來完全平息的三十年後首度出現，當年患者 14 人，死亡 4 人。而天花更是在 1946 年二月復發流行，並且於 1947 年將天花致死率衝高 到 33.2%，比日治時期 1920 年當時天花大流行時還要高(當時死亡率為 28.63%)，死亡人 數多達一千七百餘人，是台灣史上天花死亡人數之最。(陳淑芬，2000)

這些疫情的突然出現與擴大，除了國家尚未恢復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之外，近年來 有關於戰後衛生防疫的研究論者多認為與戰後社會出現「復古」心態有相當關聯。(陳 君愷，1993；陳淑芬，2000) 這些研究指出，戰前日人的衛生治理工作存在著「強制」

與「取代」兩項治理方針。所謂「強制」，就如上述在鼠疫爆發流行期間，日本殖民者 透過衛生警察的監督以及保甲制度的施行，不僅嚴格規定各戶捕鼠數量要到一定標準，

對情況嚴重的疫區甚至會下令隔絕與外界的交通，必要時則將全村予以焚毀。這種為了 防止疫情蔓延的嚴峻防疫手段，明顯地必需透過衛生警察以保甲連坐的強制作為來達到 成效。而在平時的衛生治理，衛生警察對於家屋環境清潔與飲食衛生亦多所管制，甚至 最讓台人不滿的是連過去認為不是問題的隨地便溺都可以被警察擅加干涉處罰。另外，

日本總督府也積極地以西洋醫學取代台灣傳統漢醫體系，並且依《台灣違警令》嚴格取 締依附在傳統宗教信仰之下的乩童等民間醫療舊慣。(陳君愷，1993)

但日治五十年間的衛生治理具有強烈的外塑性格，尚未能全面內化到台人的生活習 慣中。(陳君愷，1993：116-117) 雖然日人以「現代化」取向的同化政策試圖改變台灣社 會，但除了台灣社會菁英之外，一般民眾並對於「同化」與「現代化」並未細究。對大 部份台人而言，它們都是殖民統治者以強制性地國家干預要求人民聽令改變。正是這個

即表面上台人聽命於殖民統治者，但私底下台人依舊盡可能地保有、維續著傳統習俗。

(吳文星，1992：372)

這個枱面下的抵制在戰後立即就以一種文化習俗上的解放心態快速在台灣社會中蔓 延。特別是對於日化程度較淺、保有傳統文化慣習較深的一般民眾而言，「光復」意味 著一種回到從前生活方式的「復古」狀態，(陳君愷，1993：133) 各種傳統宗教儀式以 及民間習俗開始在街巷中搬演，再也不需要擔心各種過去的生活習慣會被取締、處罰。

面對社會大眾在殖民規訓治理消失後的種種解脫行動，先前「同化」－「現代化」程度 較深的社會菁英表現出明顯的擔憂，「復古」這樣的命名正是這些菁英們當時的感受。

我們從日治時期曾留學日本的台南醫師吳新榮所著《震瀛回憶錄》中可以看到菁英眼中 戰後社會拒絕科學、拒絕現代的景象：

恰巧這時候天花、霍亂等樣樣的傳染病，大流行於全省，這樣和光復同時帶來的瘟 病，都是夢鵠所未曾見過的東西。而且一般人都誤信光復是復古，把科學和醫生都放在 一邊，而捧木偶和乩童來做老祖公，因之下層階級的受災者不計其數，例如北門鄉蚵寮 一村，因拒打預防針，反對灑消毒水，因而霍亂一時，斃命達數百人。(吳新榮，1989：

202-203)

這種所謂的「復古」心態不僅僅呈現在拒絕接受身體上的衛生規訓，同時也很快地 擴展到漠視空間的規訓要求上，快速改變了過去日治時期對於都市生活的嚴格管理區 分，這也讓當時的社會菁英感到無比憾顏：

日本戰敗了，他們不敢再管我們。台灣是我們的，我們自由了，我們要怎樣就怎 樣……。一夜之間，台灣社會遽然變成了無政府狀態。於是一向被規定應於市場內設攤 營業的，此時都為了『爭取生意』竟把攤位移到市場外、人行道上和馬路旁，因為市場 門口都被攤位堵住，顧客不能進出，生意受到影響的肉販、魚販和菜販，也都惱羞成怒，

競相遷出馬路旁。

另方面，街道的髒亂日甚一日，攤販們隨地任意傾倒垃圾。自家門口給攤販所堵，

以致垃圾車無法靠近的……住民，也不得不將家裡的垃圾任意傾倒在馬路中央。

這種丟人現眼，豪無公德心的事實……連日都有人反應到楊逵的『首陽農場』。每日 到街上賣花的楊夫人葉陶，也搖頭嘆息說：『台灣人難道真非日本人用水油抽來強迫不 可嗎？自己不能作主人，自己不能昂首直腰。(鍾逸人，1993：282-284)

殖民統治的規訓框架解除後短短不到幾個月內，台北都市很快就陷入了比戰時還無 序的狀態。台北市戰後首任市長黃朝琴就明白指出當時都市所處的混亂局面：

積如山的垃圾，淤塞不通的臭水溝，更是骯髒不堪，蚊蠅叢生，嚴重威脅市民健康。其 二，戰時為了開闢防空曠地，在房屋麟次櫛比的密集區域，拆除了很多完整的建築物，

同時人行道和幾條主要馬路的安全島上，到處築有防空壕洞，市民更利用其間有限的空 地，種植了蔬菜豆類，於是整個的市容面目全非。其三，空地上、廢墟中，到處都是簡 陋的房屋，尤其大街轉角的兩側，都搭起了簡單店面作小本經營，這種基於棲身與謀生 的需求，便是都市中違章建築的由來，從而予以市政建設帶來極大的困擾。(黃朝琴，

1989：145)

然而，就算看到了都市的這些混亂景象，但對於方才接手都市治理任務的執政者來 說，由於尚未建立如日治時期強制統治的制度基礎，(姚人多，2008：47-108) 完全不知 治理行動該如何下手。譬如，原本過去不成問題的預防注射，戰後也遭遇到極大的阻礙，

人們不再配合接受預防注射，其成效也就立即降低。(陳君愷，1993) 衛生行政單位只能 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最表面的環境清掃動員。根據葉龍彥的整理，以台北市而言，在 1945 年 11 月國民政府接收工作一開始便舉辦了為期十天的「清潔旬」環境衛生運動，

但在人力與清潔工具有限而民眾忙於重整家園的情況下，「街道垃圾幾乎原封未動，污 水遍，蚊蚋叢生」。(葉龍彥，1991：102) 接著又在不到兩個月後的 1946 年元月中旬由 黃朝琴市長再度發起「勞動服務週」，總共動員了全市學生一萬多人，到各地進行清掃 活動，並鼓勵市府職員組織勞動大隊，參加清潔勞動服務。黃市長也每天到各處巡視，

一再向民眾演說清潔衛生的重要性，甚且台灣廣播電台也派了宣傳車加入宣傳行列。但 就在勞動服務週結束後沒多久，「走到台北街上，尤其是延平路（舊太平町）一帶，則 見垃圾滿地，污穢不堪，下水道淤塞，蚊蚋叢生，市容大有每況愈下之勢。」(台灣新 生報，1945.11.11，5 版)

為此，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 1946 年公布「台灣省各縣市市容及環境衛生整理辦 法」，詳加規定各縣市衛生機關及警察機關負責事項，希望能有效改善當時的環境衛生 問題。同時，中央也於民國三十五年上旬頒布「夏令衛生運動實施辦法」，接著，省也 依此辦法制定「台灣省各縣市清潔大掃除推行辦法」，但就在這些規定辦法還未公布前，

當年三月就在中壢發現天花疫情，四月在台南又發現霍亂開始蔓延，六月又在台北市發 現一名鼠疫患者，搞得人心惶惶。省行政長官公署也立即要求各縣市政府於十月中旬再 次舉辦全省秋季大掃除。

就在國家接收後一時的無力統治與民間社會脫離殖民統治後的「復古」心態中，戰 後台北又在 1948-49 年湧入大量隨國民黨來台的政治移民，大批的違章建築快速在都市 中增生漫延，加重了都市衛生治理的困難，並且為當時的環境衛生帶來嚴重的惡化問題。

戰後初期台北市出現大量由大陸移入的人口，不僅嚴重惡化了都市的環境衛生狀 況，也帶來了嚴重的居住問題。1949 年一年內湧入台北市的大陸移民人數超過十萬人，

佔了原本台北市人口的四分之一。這些移民中除卻有軍籍者及其眷屬靠著軍隊暫居公有 地或學校房舍內之外，其中不少人不論是靠著關係或是實力擠進當時的公務單位，得以 分配到一幢公家房舍，有些則靠著自己微薄的薪資在都市中尋覓住處。後者為當時的台 北市創造了居住的需求，也創造了大量難以辨認是否合法的簡易木造住宅。

隨著這些來自大陸內地政治移民的大量移入，台北市的地景在戰後出現了快速的變 化。首先，大批大批的軍隊來到這個城市中，為著紮營的需要，必須暫借當時不少學校 的操場空地。接著，自基隆港登岸後一波波輾轉來到台北這個城市的眾多非軍籍移民，

也立即為這個城市帶來了龐大的住房需求壓力，促使不少私人地主開始在空地上自行興 建成排的簡易木造房舍，再以每月約 10-20 元不等的租金，將每間房舍出租給大批不論 有沒有軍公教職身份的政治移民。這些成排的木造或竹造房舍，由於絕大多數並未申請 任何營建執照，因而被歸類為「違章建築」，並且在短短一、兩年內快速佔據台北街頭，

形成當時特有的都市違章地景。

在這一片片的都市違章建築中，中華路沿鐵道兩旁的棚屋大概是戰後初期最蔚為奇 觀的一個事件。這些棚屋原本是台北市政府在民國 38 年搭建的攤棚, 用來提供攤販舖 放商品之用, 其目的是為了試圖減少沿路散亂的攤販, 使其能集中於一處。原本設置的 攤棚，主要以竹材搭起蓬架，四週並無牆壁。而且，只准攤販日間營業，晚間不得住宿。

(中央日報, 1956.12.22，第 3 版) 最初的攤棚從北門開始設置，沿著鐵路東側的中華路一 直延伸到西門當時的小公園為止，總長約六百五十公尺。(美國國外業務總署駐華共同 安全分署，台灣大學，1954：179-193)

但不到數月，搭設這些攤棚的目的完全改變。 「在該年下半年, 大陸來台同胞無以 棲身, 乃就原來之攤棚加築墻壁, 作為居所, 並多將原來佔地四公尺見方之攤棚, 向前 後延展至最大範圍, 約達五公尺至六公尺半左右。其中尚有不少改建為簡陋樓層。建築 物之間僅有寬一公尺至二公尺的小衖。」(行政院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 計劃小組，1970：222) 並且，隨著大批來自內地移民人口的激增, 這些棚屋迅即沿鐵道 兩側的路基蔓延開來，除了原本東側兩長列之外，西側又增加一長列，而且三排的長度 沿著鐵路繼續往南綿延長達一‧二公里，最後總面積為原來設棚時的三倍，其中的住戶 總數, 單單調查當時就已增加到一、四三○戶。就這麼，原本中華路傲人的三線道，在 短短一年半內，「竟闢為人口密集之新居住區。」(美國國外業務總署駐華共同安全分署，

台灣大學，1954：180)

(行政院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1970：221-2) 這都是因為台北市 從 1949 年開始在極短的時日中，迅速湧入了大批的移民人口所致。根據朱萬里的整理,

「民國三十五年, 台灣光復後, 大部日人于該年底遣回, 該年年底台北市人口之統計數 字下降為二七一、七五四人, 其後因大陸政局激蕩。外省遷台者日多, 至民國四十一年 底全台北市人口已達五八五、四五九人, 其中外省籍者為二一五、九六六人, 佔三六‧

九%, 而至四十二年全市人口更突破六十萬之記錄。」(朱萬里，1954：22) 這其中包括 出生率持續高達 40%以上所致的自然增加人口, 以及以政治移民為主的社會增加, 特別 是後者, 自戰後開始陸續遷入台北市的義民難胞, 到了 1951 年已近二十一萬六千人, 占 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強。總體來說，自戰後至民國四十二年短短七、八年的時間裡，台 北市的人口增加了一倍有餘。

快速增加的都市人口與居住需要讓這些違章建築不只佔滿中華路，也佔滿中正路（現 忠教東路一段）、羅斯福路一、二段、新生南路、光復路、信義路以及南京東路等計劃 道路上。也就是說，除了當時台北城內及週邊已發展區內的校地擠滿了軍隊駐紮以外，

大約以中山南北路為界的城市東側諸多地段，幾乎也都被大片的違章建築佔滿。據估 計，台北市在 1954 年時已有約 15,000 幢的違章建築(內政部，1954：60)

台北城外漫無邊際的違建地景所呈現出的嚴重人口問題，加速了有識之士的擔憂。

早在 1949 年 5 月台灣大學陳正祥教授即已在《公論報》上發表〈生活水準與人口問題〉， 認為人口的快速增加將影響生活水準的維持，這個觀點基本上是沿自馬爾薩斯的人口 論，認為快速的人口成長會扼殺經濟發展，而台灣當時人口壓力極大，論者呼籲要嚴正 視之。當年全台北市人口已達十萬三千四百六十六戶，共計四十八萬八千三百二十四 人，其中男性二十五萬四千九百八十三人，女性則有二十三萬三千三百四十一人，(中 央日報，1949.12.17，第 3 版) 較前一年增加了近十一萬人。隨後陳正祥又陸續發表了四 篇文章，向當局呼籲台灣人口問題的嚴重性，並建議應設法節制生育。

接著，1950 年 12 月，農復會美籍委員貝克博士亦發表關於人口與生產平衡的演說。

貝克指出，台灣的人口增長過快，應儘快予以控制。緊接著，1951 年主持農復會的蔣夢 麟亦陸續在台灣新生報上發表人口與土地問題等三篇文章。農復會並且在美籍顧問的建 議下，於 1952 年邀請巴克萊來台進行台灣人口資料的整理研究，並於 1954 年完成一份 關於戰前人口的研究報告《台灣的拓殖與人口》，同時於 1955 年再向農復會提出一份戰 後的人口狀況《台灣人口研究報告》。在這一連串針對台灣人口的研究與呼籲中，大體 上一致地認為台灣人口自然增加率實在太高，短期內便會為體質欠佳的台灣經濟帶來雪 上加霜的壓力，並一致要求國家採取控制人口的政策方向。 (陳肇男、孫得雄、李棟明，

2003：11-13)

五歲到十歲人口所佔人口比例極高¹，造成應就學人口數量大增，讓台北市義務教育下的 國民學校自 1950 年代開始幾乎年年遭遇教室數量不足的困境。學校為應付容納超額的 學生，二部制、三部制成了不得不的教學選擇。1950 年 7 月，教育單位表示學生人數即 將達到五萬五千人，比前一學年度又將增加三千四百多位學生，若依每班五十五位學生 數，至少需要一千零二十二班教室，然而，全台北市當時只有二十六所國民學校，四百 七十一間教室，完全無法依每個班級一個教室的正常方式上課，大部份學校早已開始實 施二部制（即上下午分兩班上課）、三部制（三天教兩班）、甚至四部制（隔天教一班），

但若再增加額外學生數 ，則將出現學生沒有教室可以上課的情況 。(中央日報 ， 1950.07.11，第 5 版)

不僅教育設施上出現負荷過重的現象，人口增加也讓居住況狀面臨極大挑戰。戰後 自民國 36 年開始由於人口自然增加率始終高居不下，36%到 40%，再加上大陸政治移民 也向台北市湧入，造成人口暴增，但合法建築的興建數量卻趕不上人口年增的速度，違 章建築也就自然愈拆愈多。據估計，自民國三十八年到民國四十二年間, 單單就台北市 政府處理過之違章建築之數量, 每年平均都有一千七、八百件(朱萬里，1954：386), 但 這僅僅是那無以統計的違章建築中極少的數量。按照陳紹馨對當時違章建築的推估：

「據非官方的資料統計, 西元一九四六年台北市有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七戶住屋和一 萬四千三百八十三戶非住屋的建築物, 總面績約佔三百四十萬方公尺。每一戶的空間有 十三[13]平方公尺, 或者是平均八個人在一間房子裡。八年之後這種景象變得更糟。直 到西元一九五五年, 住屋增加到三萬七千三百九十七戶, 佔地總面積約為四百萬平方 公尺。在此時期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半。結果每一戶居住空間由十三平方公尺減為六平方 公尺。另一方面, 每一間房子的居住人數也由八人增加為十八人。同時, 許多違章建築 諸如竹棚、木造或磚造的小屋紛紛沿著街道和大建築物的後面建造起來。據非正式的統 計, 像這樣的違章建築於西元一九五三年已有一萬八千戶, 而根據目前的統計, 其數 字已高達三萬戶以上。」(陳紹馨，1979：219-220)

這個大規模蔓延叢生的違章地景，正是由一排排木造的臨時矮房構成的。有些，像 中華路由住戶自行搭建的房子更是克難，時常是撿拾廢料拼組而成，以致不少屋舍在簡 陋的營建條件下，逢雨漏水或牆能穿孔幾乎成了常態，而狹小到只有五坪大的一間統房 裡擠著五、六口人更是常有的事。然而，這樣的居住環境對當時許多隨著國民當來台但 卻缺乏身份或關係進入軍隊或公家單位工作並取得宿舍居住的人來說，至少算是已經能 有一個遮風避雨的處所。只是這個居住狀況，看在當時在台灣設立安全分署的美國專家

1 以 1954 年美國駐華共同安全分署與台灣大學所進行的調查顯示，台灣人口中五歲以下人口數占總人口數 的五分之一，而五至十歲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十一至十五歲者占百分之十點五。《台灣的城市與工 業》, 第 205 頁。

大學合力完成的《台灣的城市與工業》調查報告中，指陳台灣當時的都市除了人口的集 中以及工商業開始起步尚稱發達外，完全不具備現代都市應有的環境水準。譬如，「城 市住戶三分之一以上養著家禽, 他們常常隨意在房間內外漫遊。」大概讓這些國內外專 家學者認為極度不可思議。(Raper, 1954: 275) 而且，人們平常的生活習慣也相當不符合 現代衛生的基本要求，「…在若干貧窮的家庭, 一個偶然的觀察者會得到這樣的印像：抺 布就是一塊破布, 抺什麼都可以用。可以看見有人用非常髒的抺布給孩子們擦臉, 連瘡 疱和流著的鼻涕一起擦。誰也不知道這塊抺布剛才是做什麼用, 和下一次還會用來做甚 麼。」(Raper, 1954: 276) 家戶生活難以符合現代衛生標準，當然也就別提都市環境的惡 劣處境。

堆積如山的垃圾與糞便

在人口與違章建築的擴張與漫流中，城市始終存在著難以改善的環境衛生問題。這 裡面又屬每天不斷增加卻無處可去的垃圾與糞便，是最大的都市治理難題。

1949 年為展開清潔週而召開的記者會上，市府明白表示在當時人口大增的狀況下，

警力實在難以配合有效改善環境衛生。以該年底已有四十八萬多人的人口計算，台北市 每日大概要生產一百二十噸的垃圾量，但以當時既有的二百多位清潔伕以及一百二十輛 手推車，每日只能清潔三十噸的垃圾，距離完全清除每日垃圾幾無可能，(陳淑芬，2000：

131) 以致於全市到處都充斥著垃圾。另外，全市人口驟增，每日需要處理的水肥量也同 樣暴增，但水肥清運的人力及車輛不足，向市區外清運的運費又高於向農民販售水肥的 價錢，讓執政者對於日日量增的水肥完全難以招架。

1950 年吳三連競選首屆台北市民選市長時的施政綱要《台北市政三年計劃》中，在 都市環境衛生方面曾提出要擴增公共廁所、垃圾焚化爐，改善水肥處理辦法等，並預計 要擴充台北水廠、增補配水管、開闢新水源、並加強增設自來水設備等等，作為其都市 衛生治理的主要推動方向。(引自陳淑芬，2000：127) 然而，實際的市政建設面對的卻 是水資源不足、給水系統及配水管線大多仍損壞未及修復、既有下水道設施淤積堵塞、

水肥運送人力物力不足等等的各方難題，在市政經費極為窘迫的現實壓力下，不僅要能 維持既有的市政品質就已相當困難，實在更難以應付大量暴增的人口及其家戶每日不斷 產生的垃圾與糞便。這讓民選的吳三連市長事後也只能承認「我任期中的台北市長之於 台北市政，實在不是能做什麼市政建設，只不過是在問題的後面拼命追趕，充其量不過 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罷了。」 (吳豐山，1991：134)

嚴重的環境衛生問題，特別水肥問題，對一般人的生活帶來了相當的不便。報端不

家戶的日常水肥必需等待多日才有挑糞伕至家中清除水肥。但通常的狀況是，糞坑滿 了，挑糞工人卻經常不能如期清理。雖然當時的台北市水肥處理委員會還特別設立了一 具專用電話，告訴市民只要家中糞坑滿了，可以先一日電話通知，該會可以於次日派工 到府去清理，但是實際上每每都要等上兩三天方能等到人來。(聯合報，1954.04.19，第 3 版) 就算「第二天工人也確實是來了，但來的時候不是正值你吃早飯就是正值你吃中 飯，弄得臭氣四溢，食不能甘味」，(聯合報，1954.04.19，第 3 版) 又或是，這些挑糞 伕們「都是挑了一擔即走，使得糞坑不二日仍舊是屎尿滿盈。」要不就是「走路時故意 大加顛簸，把屎尿拋洒的滿院都是。」 (聯合報，1954.04.19，第 3 版)

都市中除了既有的店屋、日式宿舍及官廳建築外，一般簡易住宅中中因為空間有限 多未設置「厠所」，人們的如厠習慣被迫只能以在家中擺放尿桶方式處理，在公廁又極 端缺乏的情況下，不僅住宅區中每日清晨都要上演眾家端尿桶至公廁倒置的都市戲碼，

許多地方的住戶直接將屎尿倒入住家旁的水溝中所帶來的衝鼻氣味，更是整日瀰漫在都 市的大街小巷中。一位參加台北市環境衛生家庭訪問工作的衛生行政人員將其訪問所見 作了仔細的描述：

我常看見小孩蹲在街旁或馬路上大便，也看見過蹲在人家的院子地上大便的，甚至有一 次在電影院裡，聽見一個母親告訴一個四五歲的女孩蹲在兩排椅子當中的窄路上小便；

至於男孩子在地上小便，更是司空見慣，就是見到男人在街上小便，也不足為奇 了！……(朱亮，1955：36)

便器應倒在廁所坑裡──有很多貧苦人的家裡沒有厠所，如果附近有厠所，也只有男 人方便去用，家中應備有便器為婦女及小孩應用。本市有些住戶是這樣的，但是用完以 後，沒有把便器倒在厠所裡，有的拿到公厠去，離厠坑很遠，向其潑去，於是弄得厠內 滿地都是；也有的是倒在溝裡或附近小河裡，這都對附近居民的健康影響很大，甚至影 響到全省的環境衛生問題！(朱亮，1955：36)

這些「黃禍」帶來的薰天臭氣在有教養的人們眼裡，認為是大眾的衛生習慣出了問 題：

隨地大小便，完全是習慣不良之故，每一個母親都應訓練其兒女，自嬰兒時期起，

就按時在便盆裡大便及隨時在便盆裡小便的良好習慣，這是要費很多心血的。很多做母 親的不覺得小孩隨地大小便是個嚴重的問題，認為隨時掃去已是很夠清潔了。在這樣環 境裡長大的人，必不認為大小便必須便在厠所裡的，所以用厠所的時候很不留心，將大 便弄到坑外地上，後來的人怕髒了自己的腳，就放棄坑而不用，便撒在厠所裡的地上，

於是有很多公共厠所裡滿地是大小便，而並非由坑裡溢出的。(朱亮，1955：37)

國家對於為何無法有效處理垃圾及糞便等棘手的環境衛生問題，並非不清楚。這可

制不足、清掃機具不夠、經費有限一時間難以充份添購必要機具車輛等等的內容可以得 知。在缺乏這些必要的治理資源條件下，國家實在難以在短期內有效改善日益嚴重的都 市環境衛生問題。其唯一的治理手段，便是不時地以「人海戰術」動員全體市民將各種 不潔不淨的環境問題透過大掃除的方式暫時還給眼前一點像樣的都市容貌。但這個自 1947 年就開始的每年春秋季大掃除行動，從來沒能讓這個都市乾淨超過十天。（葉龍彥，

1991）

都市中外溢四散的家務地景

這個城市的居民除了原有居住於舊城區的店舖住宅之外，將近一倍的人口在戰後短 短兩三年內開始佔據中山北路以東的區域，絕大多數居住在簡陋狹小的木造平房中。一 般住屋不僅缺乏厠所、浴室，就連清洗、晾曬衣物的空間也十分有限，特別在各式簡易 住宅區域裡，衣物晾曬於戶外多為思空見慣之舉。而家務工作中主要烹煮食物及燒水洗 澡的生熱工具依舊是使用著生媒，一個個煤球爐通常都被每個家戶置放在前後院，沒有 前後院的家戶便只好置於家門前，以免生煤燃燒的煙灰嗆入室內。就這樣，街巷或家前 空地成了家務空間的延伸，家務在那樣的景況中不可能被妥善安置於住屋之內。整個城 市的街道成了人們日常私密生活的重要場景。

面對都市中這些外溢四散的家務活動，國家明顯地束手無策，只好頻頻在道德規訓 的層面，嘗試將衛生問題規範在家戶之內。我們由 1952 年台灣省政府大肆於全島推動

「環境衛生運動」，並為此訂定「推行改善環境衛生運動實施辦法」中可以看出，國家 將環境衛生的治理瑕疵，鎖定在個別家戶值得商榷的「習慣」問題上，嘗試以各種細微 的規定，明訂各項維持環境衛生的作為，並透過「取締」嘗試對不符合規定的行為予以 懲罰性矯正。

從這個環境衛生運動實施辦法中，我們看到國家將環境衛生問題區分成六大類，包 括：清除垃圾、水肥清除、溝渠清掃、飲食店舖衛生管理、衛生教育及其它。在這六大 類環境衛生問題中，國家明訂個別家戶務必要「各戶門前及住宅四週二公尺以內須各自 掃除經常保持清潔，垃圾並應倒入箱內，各偏僻小街巷則由各對住戶或里鄰住戶各負責 清除掃。」(聯合報 19520427, 第 2 版) 其次，「每家(以門閂為準)置一垃圾桶或箱，並 放置戶內為原則，(住宅區可二戶合備垃圾箱一個)，如有損壞即自行修理」 (聯合報 19520427, 第 2 版) 除了垃圾箱，還規定「每家(以門牌為準)應置廁所一所為原則並應經 常保持完整如有損壞或容量不敷時應自行改善修建，」以及，「住戶及各機關家屋內之 溝渠應自行清理戶外之溝渠由衛生隊負責辦理。」(聯合報，19520427, 第 2 版)

衛生習慣及平時家務活動，舉凡隨地吐痰、畜養家禽家畜、晾曬衣物等事物，都一再重 申不得出現在公共場所：「不得隨地吐痰及便溺，……瓜果皮核廢紙污物不得沿街拋 棄，……應設有適合衛生之盥洗室及廁所並每日清掃消毒一次，……應有痰盂之設備每 日清洗並加消毒，……市區除農耕地區外不得畜養豬羊，……店舖及住戶不得將貨物器 具等放置騎樓下或街上，並不得涼晒衣物」 (聯合報，19520428, 第 2 版)

這些管束文字突顯地正是現實的難以管束。也正是從這個環境衛生改善辦法和它所 處的現實脈絡，我們得以理解，這是一個正開始努力想從農業地景朝向都市地景過渡的 階段，整個城市在那些無需有明確家務內外邊界的農業地景，和一個逐漸朝向高密度、

高聚集、乃至於高度衝突的都市地景之間徘徊、疊置。原本四散於家戶四週的家務活動 曾經是農業地景中常見的景象，卻在集聚了大量人口而被期許為首都城市的都市地景中 變得唐突而欲將之排除於城市街景之外。看來，一個被期待的現代都市實在難以允許各 類帶著私人印記的家務活動外溢到家戶門外，然而，一時間台北這個城市卻完全不知道 該怎麼處理當時這些個令人焦慮的公／私、都市／家務的區分治理議題。

第二節 「公寓體制」的現代性建構作為視點

在那時刻被四溢的垃圾、水肥濺起的黃禍之戰擾攘得臭氣薰天的台北城市裡，各種 家務生活不斷地溢出家屋之外，讓我們很難想像，二、三十年後一個看似嶄新、潔淨、

毫無異味的現代城市如何能在這樣的都市環境中脫胎而出。當時究竟是哪些力量介入、

改變了這個都市？從來自批判的政治經濟學筆下的規劃史論述，戰後初期的台北城市治 理，大致是沿著將國家視為一「威權政體」²以執行「戒嚴城市」這個觀點展開。國家在

「反攻復國」的總政治作戰目標下，不論是在市區中大量修建防空避難設備（包括：搶 修日治時代留下的防空設備、加建都市騎樓前防彈壁、河岸防空工程、整修全市防火水 道與防空洞等），或是擬定「台北市修拓疏散道路搭建橋樑實施計畫」，並依此計劃推動 八段道路的拓寬工程、新築一條道路、加寬兩座既有橋樑及興建四座便橋等等，都是因

2 這個試圖將國民黨政權以「威權政體」定位其國家特性的論述，出現在八○年代改革氣氛逐漸高張的學 院中，並得到大部份研究戰後台灣政治經濟發展學者的同意。(曾旭正，1994：34）所謂「威權政體」意味 著政治體制在威權國家的掌控下，僅少數人能參與國家決策，亦即，國家這個政治領域是個封閉的、不開 放的系統，國家不隨便允許社會中的個人組織政黨並任意進入政治領域。也因此，威權政體不鼓勵也不同 意任何公民團體參與政策制定過程，當然也不會允許社會以群眾動員方式達成特定政治目標。（張景森，

1991：2-1）這樣的威權政體在面對一般大眾時，必須藉由社會整體的必要性等意識形態論述來強制說服人 民接受國家的決策，這也因此使得國家必須藉由特定的治理行動向人民呈現其施恩示惠行動，以強化其政 權的「正當性」(legitimacy)。(郭正亮，1988：:71，引自曾旭正，1994：34）規劃史論者觀察到，國民黨在 接收台灣之後，透過「動員勘亂」體制的確定，停辦中央民代選舉，完全控制了中央的政權機構。即便在 20 年後的 1969 年允許補選增額立法委員及國民大會代表，但在國家特許的選舉機制下，這些民意代表亦僅 能遂行國家決策意志，完全沒有民主體制中應有的制衡功能。(張景森，1991：2-1) 而這樣的威權體制不僅 作用於 1950 年代開始啟動的政治經濟發展上，並且也支配了這個階段的台北都市發展。(曾旭正，1994：34）

治理方針的依據。(曾旭正，1994：32-42) 對於因為大量人口湧入台北所帶來的各種生活 治理課題，則或由於著眼於國家威權體制的政治性格而幾乎不曾出現在既有規劃史論述 的話語中，即便論及城市中任意滋生的違章建築與國家的拆除行動，亦是將其視為必要 的防空疏散功能所著眼進行的相關治理行動。（張景森，1991；曾旭正，1994）至於當時 嚴重的環境衛生及住宅治理課題，則多未曾受到細究³。當然更遑論垃圾與水肥等清梳難 題，它們從來就上不了治理論述的枱面。就這樣，即便是批判的規劃及住宅史論述，在 聚焦於國家、資本等結構性因素對都市、住宅治理的政治經濟作用的同時，仍然預設了

「權力」乃掌握於國家及資本手中的宏觀性認識，理論地排除了現代治理技藝對於現代 主體日常實踐帶來的論述與身體權力作用，並進而讓城市治理所帶有特定家務性意涵的 性別分析視野難以出現於此類論述畫定的話語範疇內。

然而現實中，大部份生活在台北這個都市的人們，自戰後以來大多有著類同的都市 經驗，當這個城市開始出現「公寓」這種新的住宅形態時，人們不僅紛紛投以欣羡的眼 光，也忽然間似乎知道這個城市開始在改變，城市中的人們開始在改變，城市生活的未 來也愈來愈被期待，而想像自己有一天能夠住進那些一幢幢拔地而起的立體式分戶公寓 中，也成了人們努力衝刺生命的最大動力⁴。這些具有共同記憶的場景自 1960 年代中期 開始愈加明顯。那個時期，正是台灣步入所謂經濟起飛的初期階段，快速降臨的經濟榮 景，給了住宅建築在短期內改變都市地景的市場條件，也讓許多前後來到台北打拼的人 們嚐到了步入現代化生活的欣喜滋味。在這段加速都市化的過程中，公寓不知不覺中成 了人們體驗現代都市生活的主要基地。住進公寓中，幾乎就等於踏進了現代生活的門 檻，也就等於脫離了被鄙視的舊有生活。這樣的感覺結構在 1980 年代之前即已存在。

然而，各種對於都市化帶來社會問題的控訴與質疑也隨之出現，其中 不少是以環繞著

3 既有規劃史論述聚焦於國家都市政策的政治經濟脈絡，少有關於都市現代性的討論；住宅政策方面，除 了蔡添璧的博士論文，曾細數戰後以來國家住宅政策之外，其他論者多認為，戰後初期國家因為時刻期待 反攻大陸的政治目標，住宅治理行動並不積極，直到 1960 年代中期反攻無望後，方才在國家重大經濟建設 計劃中展開國民住宅建設行動，也才開始積極推動長期低利金融貸款政策，自 1970 年代起，逐漸支撐出一 個資本運作為主的住宅市場化政策方向。（米復國，1988，許坤榮，1988，曾旭正，1994）但本文並不滿足 於既有住宅政策研究論者的看法。實際上，國家自戰後開始，未嘗沒有試圖進行過積極的住宅治理，其形 成的治理效果也很難只從興建住宅戶數的量化面向加以評斷。

4 在一次論文前期的訪談中，受訪的朋友說了一段話：「我記得有一天週末，我父親帶我們一家子去看那時 候已經預訂了還正蓋著的公寓，在那個已經快蓋好的房子裡，我印象好深，我聽到父親很感嘆地說了句話，

意思大概是，他終於對得起我們這些孩子了，大家至少有個像樣的家了。」（2010.03 訪談記實）。我自己也 有類似的經驗，小時候住在中和眷村裡，中美斷交(1978 年 12 月)時，已退伍多年在美商公司工作的父親聽 聞公司附近的台北市仁愛路一戶四層樓公寓的頂樓要出售，特別找來母親和當時只小學年紀的我、妹妹和 弟弟開了家庭會議，我們孩子都相當興奮於能夠住進這種不曾體會過的「公寓」房子裡，但由於該幢公寓 是空軍將領的宿舍，面積相當大，房價也相對昂貴，父親表示若要買到這幢公寓房子，必須把手上所有房 地產全部變賣才能買得起，但家中就沒有任何積蓄了，可是在讀小三的弟弟一句「以後就算喝稀飯也沒關 係」的話中，全家鼓掌通過這個決定，從 1979 年開始了屬於我們家的公寓生涯。另外，就在不多久前，我 無意間看到一個電視節目訪談一位自小刻苦出身的企業家時，也說了幾乎有著同樣情感結構的話。家境清 寒、自小學開始就要靠幫家裡做資源回收賺取生活費的現任某大企業董事長談及他小時候的一個深刻經 驗，他記得每次推著回收車吃力地走在台北街頭，看到一排排嶄新的公寓房子立在眼前時都心生嚮往，時 時提醒自己未來一定要住到這樣的房子裡去。

代名詞。這些不論正反的話語與經歷，我相信是大部份戰後到 1970 年代前後落腳都市 人們的共同記憶。公寓生活，曾經意味著一個「像樣的」、符合現代生活最起碼的居住 條件；公寓生活，給了人們在這個逐漸龐大疏離的都會中，一個安穩的家的基礎；但與 此同時，它也帶給了人們一個完全不同於過去的居住環境，並截然改變了日常生活中的 人際互動與生活節奏。

這個明顯來自都市及住宅治理的「現代性」經驗，不只在都市規劃史學論述中難以 納入，在既有建築現代性的論述中也同樣闕如。台灣「現代建築」論述自戰後以來，一 直都以轉譯西方現代建築話語為主。1954 年台灣從學院發出第一份建築刊物《金日建築》

以來，引薦西方現代建築理念以及現代主義建築大師作品是必備的內容。這些面向也逐 漸成為學院建築論述的主軸。然而學院內，除了反覆地確立這個以西方「現代建築」為 核心的論述以形塑其知識權威外，1970 年代起逐漸填滿台灣都市地景的各種建築行動，

卻始終不在「現代建築」的話語中出現。

90 年代開始，學院首度從「依賴的現代性」、「移植的現代性」這樣的批判角度重讀 台灣戰後現代建築話語。在這個批判視野中，建築在國族建構及全球政治經濟分工中的 角色首度被加以反省與解構，現代主義也不再只從建築理念上的精神導師這個角度被思 考，而是將現代建築放到與國族認同建構工程的折衝面向上理解其複雜性。與這個反省 的同時，近兩三年來針對台灣「現代建築」歷史書寫的論述建構行動逐漸浮現⁵，其主軸 仍依循戰後初期學院論述的步調，試圖尋找台灣現代建築的「起源」，尋找在西方現代 主義建築大師影響下的承傳作品。

在此論述範疇中，一個令人不解的現象是，不論在哪一個階段或是持哪一種論述位 置者，近五十年來台灣的現代建築論述及相關的史學書寫，不論其立場批判與否，其主 要指涉對象集中在有著明顯知識血緣的建築師及其建築作品，而且各類建築作品幾乎都 以公領域的建築類型為主，而被歸類於私領域的住宅，特別是集合住宅，除了少數被尊 奉為現代主義大師的住宅作品會被提及之外⁶，似乎從未存在於此論述範疇中。然而，引 介現代建築論述者不可能不知道，對於人類居住的關注，特別是普羅大眾的居住議題，

是西方現代建築運動發軔之始。然而，即便住宅建築偶有出現在台灣建築史論著中，也 是被歸類為「傳統建築史」論述範疇，將清朝以降、日治時期的「原住民族家屋」、「傳 統合院」、「長條街屋」及「日式宿舍」，是台灣傳統建築史論述討論典型家屋類型時必 會提及的主題，但戰後住宅的發展卻幾乎未被納入建築及住宅史學論述內。當然，也就 更遑論從一個主體的現代性經驗視角重新書寫建築史、住宅史。

5 譬如, 2007 年的「久違了, 王大閎」, 2009 年的「粗獷與詩意：台灣戰後第一代建築展」，在新生代建築史學者手上展開。

6 只有極少數例外, 如蔣雅君論王大閎的博士論文中曾專章討論王大閎的住宅作品。(蔣雅君，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