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戰後以來，「住宅問題」一直都是台灣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科及政策制定領域不曾 停息討論的主題。然而，究竟什麼是「住宅問題」的論述核心，從不同論述者所處的結 構位置，可以看到不同的論述重點，並且在不同歷史階段之間也存在著不小的轉變。本 研究無法從各個面向逐一爬梳所有與「住宅問題」相關的談論，僅能就 1980 年代以前 與公寓體制的建構有關者提出片斷的觀察。在此，有幾個力量是我們不能忽視的，首先，
一個最主要的力量，是從國家的角度，先是將住宅問題定義成住宅在量上的匱乏，並且 在美國顧問的協助下進行了相關的居住狀況調查，為朝向一個現代化都市建設提供了認 識基礎，接著，在住宅政策措施開始導向由市場接手住宅開發的同時，住宅問題論述在 國家政策指引下轉而導向住宅品質課題，包括學院與行政部門都陸續展開了一連串各式
其次，在學院中，除了協助國家進行居住的科學化探究之外，部份知識份子在西方 現代主義建築論述的衝擊下，期待從建築作為文化再造基石的「傳統與現代」論述角度，
為一個正在浮現 (作為建築形態與生活形態基礎) 的現代住宅建築尋找可能的出路。
本論文有關公寓體制之空間基礎，亦即在扣聯上主體現代經驗的公寓建築形態方面 的討論，促使我必需從兩個面向：(一) 以國家政策為目標的住宅研究，(二) 學院知識份 子的現代主義期待，提出對於既有住宅研究論述知識模型的反省，並嘗試釐清本論文所 處的知識位置。
(1) 以國家政策目標為取向的住宅研究
戰後在政治局勢改變、政治移民大量遷台、全島人口暴增等等的情勢下，執政的國 民政府被迫面對「嚴重」的「住宅問題」。對於戰後本島「住宅問題」的界定，一開始 受到美國援華顧問的影響很大，台灣普遍的居住狀況與其他第三世界在他們眼中沒有兩 樣，特別是幾個首要城市中，到處遍佈著像是貧民窟的簡陋木造房舍，人們缺乏飲用水、
電力、排水等適當的居住條件，生活衛生習慣也被認為需要改善。
1970 年，一份厚達七百三十四頁的住宅研究文獻在當時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 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的手上出版，《國民住宅資料》詳細記錄了台灣自戰後 以來國家政策行動下各項與住宅議題有關的發展沿革、居住狀況調查、財務及相關法規 等等，成為後續各類住宅研究依重的關鍵文獻。(經合會都市住宅小組，1970)也正是在 這份文獻的基礎上，我們看到了一條明確的線索，住宅研究一直以來始終是國家政策作 為的延伸，不論我們如何評價其住宅政策。藉由這份文獻的引述，1970 年以前由國家所 發動的相關調查與研究皆由以呈現。至少該份文獻便簡述了自民國四十二年以來，大大 小小共計十二次有關台灣居住狀況的調查統計摘要。這些調查報告中，「住宅問題」在 以下幾個面向上展開。
首先是有關戰後居住生活品質低落的敘述。這樣的敘述首見於 1953 年由美國國外 業務總署駐華共同安全分署與台灣大學共同進行的《台灣之城市與工業》調查報告一 書，這是戰後第一次有關台灣城市狀況大規模調查行動的成果。該次調查雖是為求瞭解 台灣城市及工業現況為執行目標，然在該份文件中，台灣城市居住生活狀況被描繪成品 質低落之姿，「城市住戶三分之一以上養著家禽，他們常常隨意在房間內外漫遊。」(Raper, 1954: 275)「而在若干貧窮的家庭，一個偶然的觀察者會得到這樣的印像：抺布就是一塊 破布，抺什麼都可以用。可以看見有人用非常髒的抺布給孩子們擦臉，連瘡疱和流著的
1954: 276) 這種對於生活窘況的仔細描述在後續各項居住狀況調查中已不再出現，但居 住狀況良窳的判準卻也在此調查報告中確立。譬如，「一個住戶的生活水準，大體上可 以由其住宅情況決定。」(Raper, 1954: 137) 而「建造屋頂所用的主要材料，反映住屋的 一般品質」、「住房的地面也可以反映水生水準。」(Raper, 1954: 138) 同時，「另一測量生 活水準的基本尺度是住房的大小。」(Raper, 1954: 138) 在這些判準下對全台十七個城鎮 進行的調查數據顯示，「無論城市或農村住戶的居室，大多不合最低安全與衛生的要求，
無形中傷害了國民的身心健康。」(行政院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 組，1970：105)而這些調查項目，也為後續住宅調查工作中何謂「適切住宅」的基本品 質提供了對照的基礎。 宅計劃小組，1970：121)。至 1966 年每戶平均人口再度回到五‧八二人左右。而在 1968 年的《民國五十七年台灣省國民住宅現況調查》中，平均每戶居住人口維持在五‧六六
將住宅基本品質予以明確條例，不論是有關居室房間數、每戶必備之廚房、浴廁及居室 面積及天花高度的最低要求，建築牆壁、樓地板、屋頂、樓梯構造材料與尺寸的基準要 求也都加以明列。另外一方面，在國家開始將住宅建設納入經濟建設的路途上，住宅研 究也開始朝向更廣泛的方向，不論是住宅生產制度及施工估價、住宅開發及相關法規等 方面，也都自 1960 年代開始，在市場取向的政策方針上展開各項研究調查工作。
在這些 1970 年代之前的住宅研究中，不論其論述重點為何，我們可以暫時歸納出 幾項論述特徵。首先是論述立場大都站在一個以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為模範的標準下，將 台灣的居住處境歸類為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必然經歷的情境。譬如，在美國駐華共同安 全分署指導下，過去在日治時期似乎不曾被問題化的居住狀況--住宅內眷養家禽、住宅 衛生條件等等──開始被稱做是「問題」。這當然和台灣戰後以美國為首的政策指導密 不可分。我們可以說，戰後以美國顧問的視角所展開的台灣「住宅問題」探究，在一開 始便帶著一個文化殖民的印記，透過論述的鋪陳，將一個原本並不屬於這個社會的現代 住宅準則在各式各樣的調查、討論、報告製作中被拉進人們的視界中。
同時，也因為這樣的論述立場，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在這些戰後展開的住宅論述中，
一種要求具有「科學性」的知識認識被提出來。而這種「科學性」的呼籲，作為西方實 證主義知識範型的代名詞，最具體的切入點就是著重對事實的理解，以及切實記錄下各 種事實的方法，這樣的態度可以由美籍顧問們在《台灣之城市與工業》的結論中得知，
他們不僅要求戰後台灣在農業及工業生產層面應儘速注入新的科學方法與技術，更明確 地表示，他們所能提供給「自由中國」的最大幫助便是：
促使中國方面對其自然自然資源之勘測，編錄，及開發等工作發生興趣，…促使中 國方面充分發揮其人力資源的潛力，並由以下數端著手，即：詳細編錄人口數字及其特 性，…提醒中國的官員與學者們，…唯有對於本身的各種基本事實澈底瞭解之後，…解 決方法始為可能。實際資料為制定政策之依據，充分承認其重要性，將可促使熟悉實際 資料之人士早日在中國社會中提出權威性的意見；…(Raper, 1954: 309)。
這個「科學之眼」，更直接成為台灣戰後住宅機構觀察描述各地住宅狀況的視角。
上述國家自 1953 年起到 1960 年代末期之間進行的各項住宅調查，幾乎都採取了量化統 計與圖表陳述方法，試圖透過各類主題 (如「住宅戶按房屋結與水電設備分」、「住宅戶 按房屋結構與房間類別分」、「住宅戶按戶量與每戶房間數分」、「住宅戶房間數百分比」…) 予以統計量化及百分比呈現，彰顯普遍的住宅情況。在一連串的交叉比對中，「住宅問 題」經由各種分類分項的表格化過程,似乎也變得愈加具體可見。
平行於上述的國家住宅政策行動，自 1960 年代起，由於不滿於國家 60 年代後，住 宅政策「提供的集合住宅，僅限於捐助、福利性的所謂『平價住宅』，以解決移遷妨害 都市發展的違章建築戶為其主要目標，並非真正『關心』民居問題」的短視立場 (建築 與計劃，1969，2：16)，以及由於缺乏強而有力的地方政府，使得「台北市的居住建築，
自然成為一門賺錢的行業，變成投機者的樂園。」(建築與計劃，1969，2：17)促使一些 築與計劃，1969，2：17)，並且「加上地主到銀行貸款的特權，加上代表所有者權益的 計劃觀念，加上落伍的建築法規的限制，加上低能的建築師，加上企求暴利的開發商人，
7 社論，〈正視國民住宅的根本問題〉，1962，5：1；吳梅興，〈人口、教育、交通與國民住宅〉1962，5：4-8；
張博英，〈調查台北市內『政府興建的國民住宅』後〉1962，5：9-14。
8 〈人口、土地、社會經濟組織與住宅政策〉, 1963, 8 (9):6-12；〈廉價住宅之設計〉, 1963, 10 (10):8-16。
9 社刊編輯室, 〈台北市違章建築的研究〉, 1969，3：17-39；張祖璿，台灣國民住宅之過去、現在及未來〉，1969，4：
14-19；李如南，〈台灣國民住宅面臨的問題〉，1969，4：20-23；黃寶瑜，〈區域都市與住宅建設問題〉，1969，4：24-27；
蔡添壁，〈違章建築處理與整建住宅計劃問題〉，1969，4：28-31；張鴻鈞，〈社區發展與國民住宅〉，1969，4：32-27。
後五篇文章是1969 年 5 月在東海大學舉辦「住宅與都市發展」座談會中發言的文字稿。
的角度，希望對社會既存的住宅問題提出建築解答。唯學院論述中所界定的住宅問題，
11 陳啟明，1982，《國宅之發展與居住型態演變之探討》，成大碩論。蕭惠文，1986，《臺北市都市集合住宅空間形式轉 化硏究》，中原碩論。王文安，1987，《光復後台灣居住空間型態的演變與未來發展之研究》，淡江碩論。張哲凡， 1995，
《光復後台灣集合住宅發展過程之研究》，成大碩論。
同時，自 1980 年代開始，伴隨著國家展開有關國民住宅空間品質狀況的政策性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