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級」與「草莓族」的符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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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七年級」與「草莓族」的符號意義

一、台灣世代語彙「年級論」

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曾就文化層面探討世代，他認為世代是社會的產 物而非自然形成，人們因共享習癖（habitus），使世代成為社會力量。習癖鑲嵌在 行動者的生活實踐中，不僅呈現出世代歷史經驗的軌跡，也是世代成員自我表述的 形式 （張鈞凱，2012）。「年級論」以人們的出生年分作為區分標準，是近似於 年齡團體的指涉方式，更是晚近出現在台灣的世代論述。劉維公（2003）指出，社 會中存在一套語意系統以界定不同年齡的社會文化意義，說明各年齡層所應有的責 任、義務、生活形式等問題。然而這套語意系統以僵化社會框架賦予個人生命歷程 中的種種角色規範（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面對當前多元的社會發展趨勢 已顯得不合時宜，「年級論」的出現也因此饒富意義：

「年級」或「世代」都嘗試建構一套更貼近於「生活世界」的社會語意學─

不是從個人的身體生命史去詮釋年齡，而是從不同年齡層的時代成長背景、

共同享有的集體生活經驗與價值觀念，捕捉不同年齡層對生活的不同認知與 實踐方式，突顯出年齡的社會文化意涵 （頁 45）。

換言之，這波年級熱意味著對舊有社會語意系統的反動與補充，不但記錄著台灣社 會中生活型態的種種演化，也跳脫過去黨國體制下以政治事件為參照的時間軸，回 到著眼於日常生活的時間意識。

劉維公肯定年級論在台灣社會語境下的意義，但王智明（2007）則指出，將 年級（即出生年分）與世代認同掛勾，不僅手法粗糙，相應的年代（period）也變 得僵固，失去其應有的分析效度。回顧年級論出現的過程，是由一群出生於民國五 十至五十九年間的「五年級生」，在 2000 年時開設〈五年級訓導處〉新聞台，回 顧那一代人在年輕時所共同經歷的生命經驗，而這奠基於集體記憶、充滿懷舊元素 的網站也迅速走紅，甚至集結成《五年級同學會》一書。「年級」自此成為台灣獨 有的世代語彙，看似是以年齡團體為區辨、指認人們客觀身分的中性詞語，背後卻 暗示了這群人的集體記憶，尤其是以消費構築而成的記憶。

進一步說，「消費政治」即是五年級生與上一代人生活方式最大的差異。身 為四年級生的作家劉克襄（2003）認為，五年級以前的世代由於經濟條件較困苦，

通常對人生軌道的認知清楚明確，也會堅定地執行，但五年級生並非如此按部就班；

而兩代人之間最明顯的差異，則顯現在五年級生的消費態度及娛樂行為上。學者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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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公（2003）亦指出，五年級生開始勇敢消費，對品味要求，也認知到辨識符碼、

建立生活風格比起擁有的物件數量還來得重要。

年級論不似釣魚台、野百合等世代，是經歷傷痛事件、覺悟啟蒙而衍伸出的 自主意識；反之，它標示出不言自明卻又精確的世代位置，不需成員主觀認同、更 毋須產生集體意識或行動參考架構，直接指涉的是基於消費行為而展現出的成員屬 性及思維。

年級論衍生出的「X 年級生」實為一全稱性的指涉方式，成員屬性異質而多 元，並非單純集結。因此，當我們將七年級生指認為「世代」，其實只提供了一個 空洞的符徵，難以使聽者立即得知其具體面貌。因此，若要具體勾勒出世代，若只 仰賴其客觀身分必定有所不足，七年級生的世代特色除了可從消費行為觀察，社會 大眾也時時刻刻參與其身分建構。

二、標籤的意義

年級論以其年齡團體式的、簡單明瞭的定義，將人們劃歸為不同群體。和大 多數的世代劃分方式一樣有邊界曖昧不清的問題，例如「六年級末段班」與「七年 級前段班」的生長背景其實相去不遠。既然固定以每十年作為度量，標註在每個

「年級」內部成員身上、且與其他年級不同的記號，也就只剩下以消費為本的集體 記憶。因此，單憑年級論所賦予的身分是中性的，既不像「二十世代」隱含該年齡 所面臨的社會期待，更不若「野百合世代」清楚標記歷史事件對那一代青年的銘刻。

如此看來，「七年級生」一詞理應是客觀到近乎空白的，但以實然面而言，社會卻 無時無刻不在創造更多標籤，用來填充此「年級」符徵。

「可怕的是，媒體為了創造新議題，每年都會推出不同的水果或點心想要取 草莓而代之，像香蕉、釋迦、蘋果、果凍、布丁等等，橫豎就是想要說成不經放、

不耐用、不可壓，達到抹黑目的就對了 （洪雪珍，2013）。」近年來諸如「蛋殼 族」、「草莓族」、「果凍族」等稱號層出不窮，指涉從五年級以降的各代青年，

用詞以貶意為多，形容青年們外表雖姣好但本質脆弱，普遍缺乏抗壓力云云。從古 到今，「一代不如一代」的說法從未消失，社會雖對青年的軟弱多所撻伐，但也總 是有另一面向的論述告訴他們改善之道。負面標籤的兩面手法即是同時指出應然面 與實然面：既然已被劃歸為蛋殼，就必須想辦法擺脫不耐壓的缺陷；如若發現自己 身為低頭族，那麼最好自省對科技的依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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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貼上與撕除的過程若化為病理學用語，即可類比成指出病徵、提供治療 方案以至痊癒的過程。疾病是一種與常理不符的狀態，而幫助病人找出病灶、對症 下藥，不外乎是為了指認異己並進行規訓。標籤即是區辨異己最簡單的方式，當個 別變異行為被貼上標籤，即意味著這些變異量已經被統合成為可供辨識的族類，進 入國家治理範圍。不論標籤是從媒體或專家學者論述而來，其共通點是明白列舉徵 兆，或製成各種行為量表以利自我診斷，最後再提供相應的療程指南，目的不外乎 是將個體定位、安置、馴服，成為有效生產力的一員。

生產力、競爭力、就業力所代表的同樣是資本主義邏輯下自我規訓的勞動主 體。進入後工業時代，國家治理已非傅柯式的規訓社會，隨著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

監控是以更加幽微、卻又受到人民託付的方式進行。新自由主義強調計算理性與自 我治理，個人的責任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透過自我激勵與規範，達到利益的極 大化。胡綺珍（2009）以此概念解釋了中國字幕組的無償勞動，成員們投入字幕翻 譯的動機並非為了有形的薪資，反倒是融合新自由主義工作倫理與利他主義的使命 感，包括與其他翻譯單位的競爭心態，以及中國歷史性情境下的國族情感。

比起規訓社會，控制社會操弄的毋寧是更形而上的情緒、情感，但對於身體 的規範卻不遜於前者。中國字幕組的成員具有高流動性，以降低個體一旦脫序所造 成的意外風險，使組織能維持高效能運作。此案例中，翻譯字幕雖是無償勞動，但 同樣的生產模式也出現在其他組織當中。以日本為例，在 1990 年代泡沫經濟結束 後，政府引入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藉由「去規則化」增加市場彈性，出現大量以 短期兼職維生的「飛特族」，以及無力負擔房價而必須借宿全天候營運網咖的「網 咖難民」（毛利嘉孝，2009）。飛特族即是非典型勞動的型態之一，他們負擔的派 遣工作不但碎裂化而且毫無保障，隨時可能被解雇，如同城市裡的遊牧民族。

社會學家鮑曼 （Zygmunt Bauman） 討論新自由主義下產生的勞動邏輯，指 出需求面所宣稱的「彈性」在事實上悖反其命題，必須藉由剝奪勞動者的「彈性」

而達成。資方眼中的彈性勞動（flexible labour）意味著勞動者具有柔順、高可塑性 等特質，隨時可被切割或整編。也因此，藉由達成理想的彈性勞動力，勞動者的變 動性反倒被剝奪：失去選擇的自由，失去拒絕遵照模式的可能，更遑論制定自己的 遊戲規則。勞動者被迫剝除而非養成工作倫理，包括自我實現的志業及對工作環境 的慣性、認同等，如此一來便可在勞動市場中移動無礙：「像所有最前線的價值一 樣，「彈性」（flexibility）的概念掩蓋了社會關係的本質，包括以下的事實：所謂 的勞動彈性，必須經過權力的重新分配，同時也隱含了一個全面徵收抵抗力的意 圖，而正是這些抵抗者的「僵化」必須被克服。（Bauman, 1998 / 張君玫譯，2001，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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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唯有當勞動不再是投資者計算中的未知量，勞動才不再是「僵化的」。

據此，勞動者不再是異質化的個體，這些服膺於新自由主義工作倫理的身體化為資 本，方便投資者管控。鮑曼指出，全球化金融體系的流通與整併使資本力量凌駕一 切，國家在執行決策時也因而面臨資源調度失靈的問題，治理成效大打折扣。連帶 產生的是以能動性作為指標的新社會條件，位於金字塔頂端與底層的成員分別具有 極端的跨地域能動性與在地性，但絕大多數的「新中產階級」則居中擺盪，隨時掙 扎於「存在不確定性」（existential uncertainty）的焦慮中。當這種兩極化現象發展 到極致，社會開始傾向於將理想規範之外的另類現實加以定罪，藉由妖魔化「不動 的生命」（the life of immobility）來緩解「變動生命」（life on the move）所製造 的不安 （Bauman, 1998 / 張君玫譯，2001）。

三、小結

當資本凌駕政治力並與之共謀，對生產力的收編、馴化遂更加鉅細靡遺地滲 入社會各個面向。外顯的控制轉為內化的焦慮與自我監控，個體被貼上標籤安置於 不同層級，基於自我治理與自我激勵的新自由主義精神，必須逐步向上提升，使自 己更具「競爭力」。

年級論所指涉的是客觀但意義空白的消費主體，社會論述藉由標籤化的過程

年級論所指涉的是客觀但意義空白的消費主體，社會論述藉由標籤化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