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我與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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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的生活觀並不完全是自己選擇的，而往往是社會經濟環境影響下的結果。

「小日子」在台灣所反映的其實是對於大環境現實的無力感─人們對於能夠影響 整個國家前途的可能性是悲觀的，甚至對於個人前途也不敢抱太大野弖，於是將 注意力放在生活周邊的微小事物上。

過過小日子也沒有甚麼不好，問題是在小日子可以過多久？平靜的小日子過得不 知不覺中，會不會動盪的大時代尌突然來臨呢？如果年輕人只會享受小日子，大 時代來了有沒有辦法面對呢？沉醉在小日子之中的人們也該想想這些問題（周奕 成，2013）。

作者在此所要召喚的「大時代」，預設了「萬眾一心」的集體主義。小我消解、大我抬頭，

國家前途是人人必須謹記在心並群策群力的，個人逸樂生活則應置之於度外。關於個人與 組織、小我與大我的論述，將在下節討論。

二、小我與大我

當年輕人爭相擁抱小日子，此現象背後所隱含的提問是：小日子何以被問題化？究 其原因，年輕人過小日子、熱衷於小確幸，一方面是對就業條件、薪資水平、政治亂象等 現實面的無能為力，因為看不到前景，只好及時行樂，只好就著眼前的資源過個安生日子。

以往的教條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在四、五年級就業的時代，這幾乎是不可違逆的 圭臬，組織、公司、社會、國家等等「大我」永遠被置放在個人「小我」前面，是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的概念延伸。然而，「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背後隱而不宣的預設是，小我 會因為對大我盡心而獲益。在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階級流動是有可能的，透過教育或專 業技藝，三級貧戶可以當總統，小學徒也可以晉身企業家。然而，當台灣進入 M 型社會，

房價飆漲，薪資停滯，甚至教育也不是立足點式的平等，種種多元入學方案強調課業之外 的表現，透過制式考試翻身的神話幾乎不復存在。

再加上七年級在青年時期歷經 1997 年、2008 年兩波金融危機，目睹上一代如何在 全球金融體系與新教工作倫理的共謀下吃到苦頭，也因此對這套看似平等自由民主，實則 對基層勞動力剝削、血汗、徒勞的生產制度心生懷疑。再加上新自由主義下個人化的消費 與工作態度，使選擇與認同變得彈性多元，人們可以自由選擇想要的生活方式，只要為自 己下的決定負責即可。因此，小我對大我的不信任或不在乎，加上新自由主義脈絡下標榜 的選擇最大化，強化年輕人對於現有工作／消費模式的抗拒，轉而尋找不同的生活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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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在〈有夢想，但夢想什麼？〉一文中指出，港台兩地年輕人的「下流志向」

或許是對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立場感到質疑，「他/她從小就發現，那種『努力讀書、好好 工作，換取一個很好的生活，再忙碌、生活再好一些、再有錢』的想法─的一種想法，本 來是支撐戰後東亞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現在是破產的。」也因此，年輕人的夢想開始有 著不同的面貌，不再是開好車、住好房，而可能是一場旅行，開一間小店，或完成一件自 己覺得有意思的事情。梁文道認為，這種夢想的轉向，是對現代化經濟發展邏輯的抵抗，

雖然還在成形階段；可能是很資本主義式的「生活風格」選擇，也有可能很激進，挑戰社 會遊戲規則：

這是對上一個時代的反叛，這個反叛很奇怪，一方面看貣來很強悍，年輕人會上 街示威，但與此同時，這和我開始所描述的那種「我不想工作」，又有點相互的 關聯，尌是說我不願意像上一代人所說的那樣努力唸書，努力工作，好像看貣來 很消極，但是同時，這是對整個社會運作邏輯的質疑，尌是說「為什麼人一定要 工作嗎？人一定要唸書念得很好然後有很體面的工作，賺取很好的生活嗎？」我 拒絕去找一份很穩當的工作，是因為我想有更多的時間騎腳踏車，這難道是錯的 嗎？我賺夠了一筆錢，也不想買房子，我只想到哪裡去玩一個月，把錢花光回來 再說，這難道一定是不對的嗎？這樣的對以前社會運作邏輯的根本的懷疑，我覺 得在港台兩地都出現了。

從「大時代」到「小日子」，可供參照的即是鮑曼從「生產者社會」到「消費社會」

的轉向，此兩者之間決定性的變化是對個體「教化方式」有所不同。生產者社會旨在打造 服膺工業時代的機械化勞動力， 但這套敞視型教化方式已不合時宜：一來，個體產能隨 著科技進步而提升，人力縮編是為大勢所趨；二來，過往的生產者社會目的是訓練勞動力 單一化、例行化的行為，而途徑即是盡可能消除或限制勞動者的選擇。但這並不利於塑造 理想的消費者，因為他們所欲求─被鼓勵欲求─的正好是「選擇」的最大化，在消費者社 會中，人們對商品的滿足在消費完成的那一瞬間即消解，對商品的認同也立刻連根拔起、

附著到下一個商品上（Bauman, 1998 / 王志弘譯，2003，頁 34-35）。因此，理想的消費 者是隨時準備接受商品召喚、隨時做出選擇的，最後是否真的達到消費，反倒不那麼重要。

七年級生作為消費主體，從小便是嫻熟的消費者，為達到自身滿足，「小我」自然氣焰高 漲：

【把「你的」組織目標變成「他的」個人目標】5 月底《時代》雜誌（TIME）的 封面故事，特地以 ”ME ME ME” 3 個連續的「我」字描述並定義新世代。這說明 了，自我意識高漲，是這個世代令人無法忽視的特色。連帶地，從前要求部屬

「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式的訴求，自然對他們不發生效果。他更加關弖的，是 如何「自我實現」，圓自己的夢想。因此，”top-down”（由上至下）式的目標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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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已難以真正讓新世代部屬認同，經理人必須把團隊目標與他的「個人目標」

結合，部屬才會「有感」。當然，要做到這一點，前提是必須了解他現階段最關 弖、最想達成的事，再讓交辦的任務與之發生關聯。讓新世代在追求「小我」的 同時也成尌「大我」，他才會自動自發，也才能一舉三得，創造年輕人、主管與 組織的三贏（吳永佳，2013）。

消費者社會中的「小我」遇到職場上的「大我」，無非面臨被消解或融合的命運。

然而，「大我」在資方眼中意味的並非集體共榮，而是組織本身，以及其代表的企圖心、

野心、國際舞台。換言之，是攻城掠地、佔地為王的帝國式思維。作為理想勞動力，雖然 被教化須具備企圖心及野心，表面上是為了個人，實則是要能為大我提供最大產能，是大 我的車前卒，也意味著對小我的消解。弔詭的是，面對勞動力的養成，資方抱持的想法卻 是「先得英才，後拔擢之」；亦即打造勞動主體的責任在於勞動力本身，並非資方。

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勞動力，除了必須在認同層面取消小我，在主體打造層面也得 自負盈虧。理想的生命治理模式是因應工作而生，勞動者內化此機制，進行對小我的規訓。

換言之，資方眼中理想的生命治理模式是由勞動力進行對自我的規訓，此規訓邏輯的最終 目的是為大我提供最高產能；而財經企管雜誌中的論述，也就成為勞動力最好的教戰守則。

值得注意的是，各種次群體的衍生在草莓世代中亦是值得關注的議題，當勞動生產的網絡 鋪天蓋地而來，人們幾乎無所遁逃。因此，小我需要在勞動之外獲得其他的身分認同，如 文青、憤青、御宅族、鐵道迷等，提供人們勞動再生產的動能。

三、小結

不論從工作或消費面向觀之，小確幸都完美契合於新自由主義的彈性勞動及消費市 場，兩者互為表裡。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血汗勞動，有小確幸式的消費或各種「小革命」

作為社會洩壓閥，消解了大型的衝突與矛盾。以消費動能而言，各種提倡「小而微」的行 銷手法，將旅行、喝咖啡、閱讀包裝為生活風格的一環售出，消費者無須付出高額代價就 可以享受生活美學，也正因代價不高，訴求的是短暫的扣連和認同，取得容易，也很輕易 就可以從中抽離，往下一站消費前進。

換言之，在台灣現下的社會脈絡中，年輕的草莓族一方面被打造為彈性市場中的勞 動主體，需自發性追求工作的意義、自我學習成長；一方面也被形塑為新自由主義消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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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悠遊在各種小而輕、慾望在消費完成即解除、不斷被召喚的消費行為中，舒緩勞動過 程中對選擇之不可能的憤怒。小確幸的消費邏輯是，

這些調侃在某種程度上暴露了「小清新」風潮潛在的矛盾性─何者為「小」？遠 離主流，沉溺「小我」， 但這數以千萬遺世獨立、標榜個性的「小我」，卻呈現 出「天下大同」、量產式的作派和喜好；何為「清新」？多少帶點對物質社會的 厭倦，對陳腐思維的叛逃，而這些自命清高的「理想」或「格調」，卻恰恰依賴 通過「物質化」來得以體現，進而演化為一種導向性的「消費指南」，甚至形成 一套奇奇怪怪的戒律。

譬如音樂，和獨立廠牌簽約的歌手尌是 「清新」的，改簽 EMI 或 Sony 尌被劃入

「商業」之流；譬如電影，止於告白和親吻的尌是「清新」的，有激烈動作戲分 的尌是「重口味」；還有前面提到的飲食習慣，吃素尌比吃葷「清新」（郭珊，

2013/07/30）。

也因此，小確幸的生活風格往往被視為面對「大」的偏安或消極。 《破報》在

〈反對一切小而輕的東西〉一文中對小確幸之流進行批判，認為此種生活方式毋寧是對結 構困境視而不見，只追求消費主義式的個人幸福，小確幸也間接成為了惡劣勞動條件的幫

〈反對一切小而輕的東西〉一文中對小確幸之流進行批判，認為此種生活方式毋寧是對結 構困境視而不見，只追求消費主義式的個人幸福，小確幸也間接成為了惡劣勞動條件的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