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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生命治理與工作倫理再鞏固

第三章 草莓世代的勞動生產與再生產

第一節 消費社會中的工作倫理

一、 新自由主義生命治理與工作倫理再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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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草莓世代的勞動生產與再生產

第一節、消費社會中的工作倫理

本節將談到新自由主義生命治理與工作倫理再鞏固,並進而討論美學勞動與情緒客 體化議題。首先,以消費主義為主體樣貌的社會中,新自由主義必須回應消費社會裡的慾 望,並以此演繹工作倫理。當新自由主義與消費主義連結,新的工作倫理應運而生,不再 是群策群力完成目標,而是轉為自我加值、培力的個體化勞動。尤有甚者,新自由主義背 後的系統性問題被避而不談,個體的失敗也被歸因於競爭力不足。

此外,隨著工作倫理的觸角在消費社會中延伸,工作與娛樂的分野模糊,工作倫理 成為情感與慾望的號召,而情緒勞動、表演勞動等各種「美學勞動」亦成為主流。賣情緒、

賣感覺,草莓世代的各種感官與知覺(如快樂、創新等)隨之客體化,成為可供度量、計 算的「資本」。在在揭示消費社會中的工作倫理幽靈仍徘徊不去。

一、新自由主義生命治理與工作倫理再鞏固

2003 年,第一批七年級生進入職場時,各大財經企管雜誌紛紛如臨大敵般策畫專 題,試圖剖析這群與五、六年級世代迥然不同的產業生力軍;是時,正值五年級接手管理 階層 ,他們與七年級生在職場上相逢,恰好形成價值觀的對照。回顧當時的報導,五年 級生被刻畫為生活富裕、教育水平高的一代,與七年級的情況並無二致。然而五年級生見 證了台灣政治從威權走向民主的過程,又受惠於經濟起飛,對台灣仍深具信心,是兼具務 實與靈活的一代:

台灣歷來知識含量最高、平均財富最多的「接班世代」,「他們」來了,將會對 台灣帶來新的影響。在職場上,可以預期的是,相對於各種社會力量猛力衝撞的 上一代,「接班世代」在事業性格上卻較為保孚。

值得注意的是,若台灣會承襲美國與日本的發展腳步,那麼「接班世代」會不會 是世代財富盛極而衰的分水嶺?目前二十多歲的這一代,逸樂取向較「接班世代」

有過之而無不及,堅毅程度亦不如「接班世代」,更直接面臨全球化的衝擊。

資料來源:改繪自黃惠娟(2002)。〈他將幹掉老闆!〉,《商業周刊》,747: 68-77。

由物質條件豐厚的四、五年級生所孕育,七年級生在成長過程中,生活環境普遍富 足,父母及學校教育多半採民主的互動方式,因此他們自我意識更強烈,也勇於表達想法。

但他們進入職場後,其價值觀及作為卻與五年級主管的期待產生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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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五年級主管都能理解七年級生的哲學,只是:「我們是工作六、七年才有 這種想法,但他們才工作第一年尌有了,」台灣雅芳薪資福利經理謝雅雈忍不住 感嘆。

對不同世代的工作態度,華義國際經理曾姿錠有個貼切的譬喻:「四年級生是:

我可以倒,公司不能倒:五年級忠於工作;六年級忠於想法,七年級嘛,忠於自 己的生活,」她笑說。

然而瞭解是一回事。在職場上有從屬關係,又要負擔成敗責任,七年級生強烈的 自我意識,馬上變成五年級主管頭痛的共同根源(盧智芳、沈倖如,2003a)。

關於七年級生的討論,一開始是將其描繪為令資方大惑不解的一群人,先分析其特徵、與 前人做比較,並帶出其成長、就業過程中每況愈下的社會脈絡。其後,針對這些特徵,分 別向資方與勞方開藥單:資方需調整管理方式,勞方則得到職場教戰守則。接下來幾年的 討論持續探討年輕人對人生的焦慮與迷惘,到了 2008 年─約莫七年級生進入職場滿五年 後─則進行第一波「驗收」:

【7 年級的紀律、工作認知跟態度最令主管痛苦】進入職場 5 年後,企業對七年 級生的評價如何?只有兩成五、六年級主管明確表示「滿意」,高達 6 成主管認 為「普通」。哪些面向造成主管在管理上最大的困難?《Cheers》調查發現,

「不在乎紀律和制度」、「對工作認知錯誤」高居第一、第二榜首,顯示出「價 值觀差異」在五、六年級主管帶領七年級生時形成極大的挑戰(史書華、吳律頤、

張玄江,2008)。

綜觀這些批評,可以發現主要癥結點在於七年級生與五、六年級主管對工作的認知不盡相 同;換言之,七年級生衝撞的乃是「工作倫理」之傳統定義,也是生產者社會與消費者社 會之間的重疊與交替。

鮑曼(1998)對工業社會之工作倫理提出批評,認為工作倫理乃是一套道德戒律,

具有前提、內涵及心照不宣的預設。在這套規範管制的邏輯中,將生命與工作的關係簡化,

人活著就必須為了本身的生活及快樂,而根據自己的能力販售勞動力;且工作本身即是價 值,因此工作成為一種常態,人們不能只是安於現狀,必須不斷求取金錢,以現狀自滿是 可悲的。「工作倫理是引領現代體制出場的重要工具。對現代工業社會之日常運作和延續 而言,不可或缺的資本與勞動之相互約定,由工作倫理呈顯為所有成員(更精確地說,所 有男性成員)的道德責任、使命與志業(Bauman, 1998 / 王志弘譯,2003,頁 26)。」所 謂使命和志業也並非自行定義,非得從事在社會觀感中是有價值的行業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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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進入後工業消費社會後,工作倫理也因應環境出現轉折,從群策群力完成志 業,轉向自我加值與培力、個體化的彈性勞動。生產力除了必須達到職場要求,尚須不斷 提升自我,將自己打造為高能力、高機動性、高適應力的勞動者,以便隨時跨組織、跨地 域地移動,成為彈性勞動市場中的一員。因此,對職場年輕人而言,他們得到建議是不必 太在乎薪水及職銜,重點是自我提升及學習;換言之,正因為就業市場不友善,個人努力 和造化就顯得更為重要,必須時時警醒,主動「投資自己」,進行個人積累:

不論名校、非名校畢業生,要在工作中升遷的關鍵,不在於進入職場後是否能馬 上上手,而是有沒有「自學的本事」。學校教的永遠趕不上最新科技發展所帶來 的工作轉變、產業轉換,名校學生在本職學能上或許技高一籌,但有沒有弖想要 持續學習,與學歷尌無直接關係。

黃昭棠觀察,新世代比較被動,欠缺自省能力,常常「自我感覺良好」,不願意 承擔企業要求,有時甚至回過頭挑戰公司,「久了,企業也覺得你不好用,另一 方面,也造成自己『懷才不遇』的感覺。」

他以「選擇權」做比喻,選擇權有時間價值與內含價值,社會新鮮人內含價值雖 低,卻有很高的時間價值,如果願意透過自我學習、主動思考增加自己的內含價 值,隨著時間增加,整體價值才會跟著水漲船高(盧昱瑩,2013)。

【誰說他們不愛工作?】Y 世代非常樂於工作,只是,工作的「意義感」必須大 於「經濟感」,別想要求他們為五斗米折腰。

美國史丹佛大學客座教授阿奈特(Jeffrey Jensen Arnett)在《長大成人》

(Emerging Adulthood)一書中尌指出,20 幾歲的年輕人不會只為賺錢而工作,

他們期待的是透過工作實現自我。「錢當然也重要,但如果薪水高而工作無聊,

他們寧可不要,」阿奈特寫道。

林克威許的成員之一、台大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畢業的林志庭說,父母都希 望他進科技公司,真的想去也不難,只是,對他而言,「去了或許經濟會很好,

但除了錢以外,好像沒有很吸引人的地方。」

至於目前在 IC 設計公司擔任研發工程師的彭昱鈞則是另一種狀況。已經工作 5 年的他,自認成長有限,為了學習更多經驗,他在年前向主管提議,寧可降薪,

也要換到比較有商業概念的產品部門當 PM(產品經理)。「我在乎的是這份工 作對個人的價值,」彭昱鈞坦言(洪懿妍,2011)。

勞動力若能自學、自我加值,在資方眼中就不啻於一支划算的潛力股。上述引文強調的是 個人雖然立足點(資質)不平等,但只要透過學習與努力,仍然可能獲得成功。但是,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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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工作本身性質即無積累性、較缺乏前景,個人又該如何應對?天下雜誌第 528 期〈人脈 不靠花錢喝咖啡〉一文中,作者以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教授紐曼(Jerry Newman)為 例,重申年輕人自我學習、培力的重要性。紐曼為商學院教授,他曾在一年內到六家速食 店打工,並出了一本關於管理的書籍《我在漢堡店臥底的日子》,作者即以此為例勉勵年 輕人得時時「自我學習」:

雖然貴為商學院教授,他也跟別的員工一樣做漢堡、鏟薯條、操作收銀機。不同 的是,他有能力比較不同店的用餐氣氛、工作效率、管理風格,還指出高流動率 的麥工團隊,需要哪些管理技巧。

年輕人看這本書則可以想想,為什麼字典都說麥工沒前景,紐曼卻學到那麼多?

差別,當然是他學養豐富。二十二K工作的確大多單調重複,最容易把視野縮到 最小,眼中只看到收銀機、上餐。紐曼的例子卻告訴我們,只要知識夠、視野廣,

尌算最單調重複的工作,也能學到終身受用的技能(顏擇雅,2013)。

在作者似是而非的文字底下,其實隱藏對派遣工作的合理化。「麥工」(McJob)是一種 新型態的三低(3D)勞動─低技能、低工資、沒前景(Dirty, dangerous and difficult/

demeaning)。三低工作不具積累特質,被取代性高,但其本質卻被企業粉飾、合理化,

甚至將結構的不合理轉化成個人責任歸屬。David Harvey 也指出,新自由主義轉向導致全 球地域發展不均及統治菁英復辟等結果,但在媒體擦脂抹粉的情況下,不但新自由主義背 後的系統性問題被避而不談,地區性的失敗也被歸咎於競爭力不足:

疆域內部漸增的社會不平等有其必要,以便鼓勵企業風險和創新,藉此帶來競爭

疆域內部漸增的社會不平等有其必要,以便鼓勵企業風險和創新,藉此帶來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