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與專家學者除致力於節約糧食、最低營養需求的研究外，也必須積極開發 各種新食糧，這方面的努力也反映在當時的報章媒體上。
1935 年神戶又新日報出現一篇文章，描述最近日本國內養兔事業興盛的情況，
並宣傳兔肉「富含蛋白質，作為牛肉豬肉的代替最近需要量增加，在海軍因為購買 兔肉，配合兔毛皮的內外需求，養兔事業前景更加看好。」1131941 年的大阪朝日新 聞甚至出現名為「『蛹』も立派な栄養食糧に」的文章，積極鼓吹蠶蛹的食用化。蠶 蛹過去在日本農漁山村，向來被當作肥料與魚餌充分利用，此時一躍成為重要的「國 民營養來源」，農林省蠶絲實驗場在昭和 8 年(1933)起，將至今為止僅用作肥餌料或 丟棄的蠶蛹進行更生實驗，發現生蛹的成分有「50%蛋白質、30%脂肪、8%維他命、
其他糖原等，作為糧食與營養供給有 100%的價值…目前從德國進口 1 萬 4 百円維他 命 B2，約 50 円左右蠶蛹就可簡單取得，之後再精製做成糧食的話，一年內可補充 兩倍分的牛肉營養價…」114蠶蛹在戰爭期間被視為日本補充蛋白質、維他命的重要 來源。
1941 年大阪每日新聞則刊載了一篇探討國民營養與水產政策的社論，從營養學 角度對日本的節約糧食政策提出建言，希望增加動物性食品攝取，其解決方案可說 延續了大正時期諸多學者的看法，主張善用日本的海產資源。
該社論首先肯定政府近期實施的米穀配給制，在相當大程度消除都市中配給不 均的憂慮，但配給制可確保糧食平均分配、卻無法讓全國擺脫糧食短缺的陰影，且
112江原絢子，《日本食物史》(東京都 : 吉川弘文館，2009)，頁 292-294。
113作者不明，〈売るに心配ない…養兎 : 飼い方・売却方・規格など…陸軍の買上げ規則〉，《又新 日報》(1935 年 2 月 4 日)。
114作者不明，〈「蛹」も立派な栄養食糧に : 味噌や石鹸の原料にもなります〉，《大阪朝日新報》(1941 年 8 月 12 日)。
節約米糧與提升產量固然重要，但營養方面—特別是蛋白質不足的問題無法輕忽：
「日本人蛋白質、脂肪，特別是動物性蛋白質的攝取量與比例，與中國人和西洋人 相比甚少，這是周知的事實，根據營養學者說法，日本人若能在副食品中更增加動 物性物質，即便不像現在吃這麼多米，營養也應當變好。」該文從營養均衡角度提 出新的解決方案：「若平均比現在更多地攝取動物性食糧這項政策成功的話，不只日 本民族體位提升、米糧問題的嚴重性也能多少緩和。這是為何需要大大獎勵動物性 食品的食用、努力將之普及。」不過，文中也承認以目前日本的產業與資源狀態，
無法供應豐富廉價的蛋與肉類，因此期待以海產補足動物性蛋白短缺：「四面環海、
和魚種豐富的海洋接壤的日本，現在是世界第一的漁業國，且立國以來在島國生活 的日本人，是世界第一的魚食人種。…開發此天賜資源、提供國民豐富低廉的動物 性食糧，是最經濟的食糧問題解決方法。」115
從上述報導可知，戰時動物性糧食短缺使日本更加意識到日常飲食中肉類/蛋白 質攝取不足，焦慮於其對「國民營養」與「民族體位」的衝擊，並透過鼓勵漁業、
開發過去非食用動物資源來因應動物蛋白來源短缺問題。
五、小結
日本近代營養學發展過程，無法忽略西方營養學研究帶來的影響，包含引進西 方重視肉類營養價值的觀念、參考西方人體營養需要量數據等，然而，隨著日本國 內營養研究的成熟，日本政府、學界也有自己的研究關懷，特別是關於日本人蛋白 質攝取量的長期關注，是日本營養學的一大特色：1920 年代以降西方學界對蛋白質 研究熱潮消退、維他命研究興起時，日本亦及時引進最新的維他命研究，但各界對 蛋白質營養的重視並未因此減少，學界乃至媒體上仍常見各種有關蛋白質需要量與 拓展蛋白來源的討論，這種對蛋白質攝取的重視，以及對蛋白質不足的焦慮現象，
一方面源自日本傳統飲食習慣本較少肉食、國民平均蛋白質攝取量低於歐美國家，
一方面也受到明治以來列國競爭壓力與一戰中糧食危機警訊，使日本擔心蛋白質攝 取不足將使國民營養不良、民族體格落後其他國家。
115作者不明，〈国民の栄養と水産政策〉，《大阪每日新報》(1941 年 3 月 24 日)。
營養學透過食品成分分析、人體營養需求研究，可合理、有效且經濟地分配糧 食，在一次大戰的糧食危機中受到日本政府重用與推廣，1920 年營養學正式成為獨 立學科後，營養研究所便積極展開推廣營養知識的活動。日本的營養學不僅在研究 課題上能與國際同步，並且也有意識地發展有日本特色的營養知識：例如制定符合 日本人體格的蛋白質營養攝取量，並且為因應日本米主食、少肉食所造成的營養不 良和腳氣病，特別重視蛋白質與維生素 B 研究等。另一方面，營養學的傳入與營養 知識的普及，也引發日本食養家反過來提倡符合日本風土特色的飲食，強調應基於 國土與民族體質差異來調整飲食，反對基於西方營養學而鼓吹肉食的風氣，形成另 一股與營養學知識相抗衡的論述。
日本營養學在發展過程中獲得國家支持與資助，其發展也與國策緊密結合，上 述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侷限了營養學的研究議題，特別在戰爭期間，營養學者在國家 要求下紛紛投入代用食、最低營養需求研究，不過，此時可看到學者認定的營養標 準與政府實際採用標準存有落差，大眾媒體上也有個別學者基於自身之營養專業對 糧食政策提出建言，雙方並非總是步調一致。
明治以來引入日本、於一戰後受政府推廣的營養知識，也傳入了日本統治下的 台灣，綜觀當時發行量最大的《台灣日日新報》，可發現關於營養的報導在 1920 年 代起逐漸增多，此時恰逢日本成立國立營養研究所、積極普及營養知識之際，因此 第二章將以第一章為背景，鎖定蛋白質相關議題，探討 1920 年到 1937 年台灣媒體 上呈現的營養知識，其內容與特色為何，檢視台灣營養知識與同時期日本營養學發 展的關係，並注意議題選擇上是否因台日風土與飲食差異而有不同；第三章則處理 戰爭期間營養學蛋白質議題的變化，並分別觀察在台日人與台灣人如何理解、運用 與蛋白質相關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