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隻角」與「下隻角」：上海市民的自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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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又是鋼琴高音區響聲。修洋傘，洋傘修吧。阿寶翻幾頁，內心氣惱，放了書就 走了。（金宇澄，2013，頁43）。

金宇澄擅用寥寥數語，交代時間、地點、人物，並將回憶與現實、聲音與畫 面交織，使之具有如電影般的畫面感。從中看以出作者以電影片段的方式來呈現 小說的策略。作者以場景的形式來代替敘述，模糊了小說的時間性。正如電影剪 輯中，不連貫的片段可以有承接、倒敘、插敘之作用，也可以呈現兩段同時發生 的事，完全打亂了線性的、不可逆的時間關係。金宇澄在《繁花》中大量運用此 類手法，章節開頭多為交代某一地點，人物，建構出此章節所需的場景，強調了 人物與空間的關係。通過不斷的切出切入，造成如換幕的間隔效果，如此打斷故 事的時間流，使讀者更聚焦於相對靜止的時間、空間內各種關係的相互作用上（李 今，2002，頁 164）。

在蒙太奇敘事特色下，《繁花》的故事得以展開。碎片化、如電影場景般的 呈現方式，使得不同的時間、空間得以對話。無論是時間上的六七十年代與八十 年代末，空間上的上隻角與下隻角、高尚住宅與工人新村、上海與周邊城鄉等等，

都能產生互文或反差的效果，以達到作者的預期。

第一節 「上隻角」與「下隻角」：上海市民的自我認同

如今，世界上的許多城市都喜歡自我標榜為「國際化都市」，生活在其中的 市民對這種說法也習以為常。而實際上，都市由許多不同的區塊組成，「國際化 都市」的說法採取了化約論，將都市視為同質、均質的整體，忽略了都市中不同 地方的差異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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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不同區域的差異特質

與以往海派文學作品相比，《繁花》突出了城市之中不同區塊的差異性，將 其置於文化和歷史的脈絡之下。由於上海城市規劃的許多政策都是按區域進行，

並且實行就近入學的政策，因而上海市民的實踐許多是圍繞所居住的地方而展開 的，共同的日常生活經驗加深同一區塊中人與人的聯結，增強了地方認同。以地 域的分野建構人的自我認同，以及人的實踐使不同的地域得以區隔，這是一個互 為表裡的過程。由在地空間構成自我認同，在上海城市文化的演進歷史中長期存 在。因而上海的區域劃分，並不僅僅是行政區的劃分，也意味著身分、階級的區 隔，其中包含複雜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因素的互動。

空間理論學者大衛·哈維一直在強調空間的差異性，他認為對不同的群體來 說，他們對相同的空間的定義也不相同。比如居住在不同區域的市民，對「上海」

的描述皆不相同。他們生活的區域、行動的路線組成他們對上海的想像。

《繁花》人物的社會背景複雜，其中最為明顯的例子即是阿寶、滬生、小毛 三人的家庭背景、社會階級差異。金宇澄通過三人所處的空間環境暗示出這種差 異，製造《繁花》中最為關鍵的人物衝突。

阿寶十歲，鄰居蓓蒂六歲。兩個人從假三層爬上屋頂，瓦片溫熱，眼裡是半 個盧灣區，前面香山路，後面復興公園，東面偏北，看見祖父獨棟洋房一角，西 面後方，皋蘭路尼古拉斯東正教堂……（金宇澄，2013，頁 13）

在《繁花》的第一章，金宇澄就以空間來暗示阿寶的家庭背景。從上海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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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脈絡來看，盧灣區是典型的「上隻角」，曾隸屬法租界。租界時期，法租 界內的市政規劃、公共設施由公董局建設，將當時西方較為先進的城市規劃理念、

現代化設施引入租界。而文中所提及的復興公園，原名顧家宅公園，是當時公董 局請人按歐式庭院的樣貌進行設計的，有明顯的歐洲風格，也是曾經法租界政治、

經濟、文化活動的中心，1946 年公園改名為「復興公園」。至今為止，盧灣區依 然是上海較為高檔的住宅區。在全書開篇，金宇澄尚未對阿寶的家庭背景進行介 紹，而對上海城市歷史稍有了解的讀者通過空間的暗示，已能猜出阿寶的身分是 有別於當時的工人階級的。

大衛•哈維認為，城市的某個特定空間是由無數人類實踐行為造成的，因而 所有空間都帶著人類意圖的印記（大衛•哈維，2003，頁 268）。以盧灣區為代表 的曾經的上海租界，反映了從西方殖民者的管理意圖，而市民階級在其中進行不 同的生活實踐，為其賦予新的意義。

與「上隻角」相應的區位概念是「下隻角」，金宇澄花費不少筆墨描繪小毛 居住的大自鳴鐘一帶，位於「下隻角」。根據金宇澄的描述，讀者可拼湊出小毛 日常居住的環境。小毛家住靠蘇州河沿岸的大自鳴鐘弄堂，全家住在三層閣樓。

小毛家底樓，是弄堂理髮店，店中的王師傅、李師傅、張師傅皆說「蘇北話」（金 宇澄，2013，頁 21）。這一區域，工廠眾多，居住的大多為工人階級，及外來務 工人員，在傳統的上海市民觀念中，這一帶品流較為複雜。但小毛居住的弄堂，

卻是上海上世紀最典型的居住空間，它是展現底層市民、工人階級生活的最佳場 域。

金宇澄藉阿寶祖父之口陳述「上隻角」與「下隻角」的分野。阿寶祖父不滿 阿寶父親與資本家家庭劃清界限，外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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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看不懂，人呢，還是要住法租界高乃依路，就是現在皋蘭路，講起來，

一樣是租房子，為啥不蹲「下隻角」呢，閘北滾地龍、「番瓜弄」棚戶，滬西「三 灣一弄」，為啥不做一做碼頭工人鬧罷工呢，革命麼，吃啥啤酒，吃啥煙斗絲（金 宇澄，2013，頁 25-26）。

此處阿寶祖父用了反問句，口氣中充滿反諷，可以看出「上隻角」與「下隻 角」對上海市民來說，是涇渭分明的不同場域，暗示了階級、地位及生活方式的 差異。這樣的命名不是官方出於行政考量的命名，而是民間自發的命名，並被沿 襲。對空間進行命名這一舉動，如學者 Tim Cresswell 所言，體現了人們將意識投 注於這樣的局部空間（Tim Cresswell，2006，頁 19），上海的不同區域因命名而體 現了上下之分。而後，這樣有象徵意義的空間也給在其中生活的人貼上身分標籤。

阿寶、滬生與小毛的決裂，是《繁花》一書中最大的人物衝突，也作為情節 發展、兩條時間線最終合二為一的重要線索。他們三人的人物矛盾，暗示著他們 所代表的上海內部區域性的差異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他們的性格差異、生活習 慣都可從他們所生活的環境中找到依據，有跡可循。從政治、經濟、文化的脈絡 來看，不同的區域存在種種差異，甚至上海每個區域都被賦予擬人化的特徵，生 活在同一區域的人通過對所謂的家庭背景、生活品位、消費習慣建構起想像共同 體，不斷強化自身對於所生活區域的認同，建立起與生活空間密不可分的身分認 同。

二、工人新村：時代與身份標籤

讀者隨《繁花》中的不同人物看到不同社會背景下上海的各個角落。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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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經歷可以被理解為「時間——空間中的生命之路」，開始於日常的各種運動 程序，包括從家到工廠、商店、學校又回家等，擴大到在一生中不同階段的各種 遷移，比如結婚搬家和遷往郊區，退休到鄉村等（大衛·哈維，2003，頁 265）。

《繁花》中描寫阿寶一家從盧灣區搬遷到曹陽工人新村，體現出地域與身分、

階級的緊密關係，這是海派文學、海派文化中比較特殊的一點。阿寶和蓓蒂曾以 為自己兒時所居住的盧灣區一代既是上海的全部。盧灣區，是上海殖民歷史和現 代化的縮影，所象徵的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而與之相對應的曹楊新村，在 當時普通的工人階級眼中，是十分理想的寓所，對阿寶一家來說則是由於身分地 位的下降。而這樣的空間變遷，是在革命的大背景下，由國家機器所主導、不可 抗的必然變化。

第二日一早，小阿姨跟了阿寶全家，爬上卡車，遷往滬西曹楊工人新村，阿 寶朝蓓蒂，阿婆揮揮手。蟬鳴不止，附近尼古拉斯東正小教堂，洋蔥頭高高低低，

阿寶記得蓓蒂講過，上海每隔幾條馬路，就有教堂，上海呢，就是淮海路，復興 路。但卡車一路朝北開，經過無數低矮蒼黑民房，經過了蘇州河，煙囪高聳入雲，

路人黑瘦，到中山北路，香料廠氣味沖鼻，氧化鐵顏料廠紅塵滾滾，大片農田，

農舍，楊柳，黃瓜棚，番茄田，種蘆栗的毛豆田，凌亂掘開的墳墓，這全部算上 海（金宇澄，2013，頁 136）。

金宇澄也畫出圖示以解釋何謂工人新村，「1950 年代建造的工人新村，上海 人稱「兩萬戶」，以實際戶數而得名，一說是仿自蘇聯集體農莊樣式，由蘇聯專 家參與設計」（金宇澄，2013，頁 251），早期的工人新村幾戶需要合用廁所及廚 房。但在當時的工人階級看來，這樣的房屋已是理想的住所，小毛母親就曾說，

廠裡的勞動模範才能搬到棉紡新村，住新公房（金宇澄，2013，頁 47）。對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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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資產階級、住盧灣區老洋房的阿寶一家來說，工人新村中公用的廁所、廚房則 意味一種倒退的居住環境。

從盧灣區到曹楊新村的變遷，體現出上海的整體性，盧灣區所代表的現代化 並不能囊括當時上海的真實樣貌，這樣的環境流變，讓阿寶感受到，更重要的實 則是作者想讓讀者體會到當時上海社會的多重樣貌，是現代與落後、殖民與本土、

精英群體和工人階級並置的。如今亦然。

三、弄堂：曖昧的空間符指

《繁花》中出現 133 次的「弄堂」一詞，「弄堂」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都市

《繁花》中出現 133 次的「弄堂」一詞，「弄堂」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