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飾飲食：瑣碎的生命史與宏大的歷史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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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有執著的熱情，也不避諱對物質的慾望與嚮往；蓓蒂、姝華則暗示小資文化 盛行的舊時上海，她們純潔無暇，嚮往單純的情感關係和美好的事物，渴望接觸 西方文學藝術……不同年齡、階級、類型的女子粉墨登場，在不同時代訴說的，

都是「上海」這座城市。

對於這些女子的刻畫與描摹，實則是對於「上海」這位情人的書寫，體現了 金宇澄「陽剛敘事」的策略。金宇澄並未在《繁花》中呈現人物的心理狀態和活 動，讀者只能依靠人物的行為、對話、種種蛛絲馬跡去揣測人物的內心世界。直 到《繁花》的結局，金宇澄才借小毛之口，告訴讀者對於阿寶、滬生來說生命中 最重要的女性是蓓蒂與姝華。

如張愛玲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所傳遞的觀念，得不到的人事物永遠最美 好，因為失落反而升華。因此對於阿寶來說，蓓蒂永遠是「窗前明月光」，而姝 華則是滬生「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姝華與蓓蒂在《繁花》中仿佛是上海舊時 代的隱喻，最後無論是蓓蒂肉身的失蹤，或是姝華精神的幻滅，如張旭東所言是 時代的「感傷註腳」，都代表屬於上海的某個時代一去不回，其中包含了金宇澄 對於六七十年代的懷舊，他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態度及對生命無常的無奈。

第二節 服飾飲食：瑣碎的生命史與宏大的歷史敘事

金宇澄曾說,之所以以《繁花》為書名，是取其「盛極必衰」的含義。《繁花》

中人物眾多，人物關係極其複雜，但結局卻是人人寂寞，人人落寞。金宇澄筆下 的人物似乎沒有內心世界，但他們的行動、語言皆帶著各自的生命經驗，映照出 整個上海、甚至當代中國社會的悲歡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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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中交錯的時代，是中國現代社會最為動蕩、經歷種種波折的大時代，

但金宇澄並未宏觀地描繪時代背景，而是著眼於每個人個體的生命歷程，事無巨 細地描繪日常生活的種種軌跡，梳理人物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權力及情慾關係。

金宇澄對於日常生活的關注，沿襲了張愛玲、王安憶的海派文學的傳統，根植於 上海的市民文化和歷史脈絡之中。

一、服飾：審美趣味與細微抵抗

張愛玲在《紅玫瑰白玫瑰》、《金鎖記》、《十八春》中有諸多對女子服飾的描 寫，《更衣記》中更是回溯旗袍的歷史並賦予它們時代的特徵。王安憶在《長恨 歌》中寫王琦瑤的粉紅旗袍，「粉紅旗袍段子上的花，卻是溫暖著她的心，那細 針密線，繡的都是她的希望」，而蘋果綠的洋裝的裙裥，「開司米的面料把光收進 去，沉下去」（王安憶，2014，頁 57）。王安憶寫王琦瑤做菜，「事先買好一隻雞，

片下雞脯肉留著熱炒，然後半隻燉湯，半隻白斬」，其餘還有鹽水蝦、皮蛋、紅 燒烤麩做冷菜，雞片、蔥烤鯽魚、芹菜豆腐干、蟶子炒蛋做熱菜（王安憶，2014，

頁 153）……在這些關於上海的文本中，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佔據了大量篇幅。

上海市民階級，尤其是所謂的小資產階級對於日常生活的種種細節的注重，

雖在不同年代甚至現在都不斷招到非議，但仍舊是海派文化不可撕去的標籤。《繁 花》淋漓盡致地展現了這一點。

《繁花》中有一段是梅瑞回憶母親整理衣物，她向康總說：

我姆媽笑笑，悶頭翻箱倒櫃，大忙特忙，這天清理一大堆的廢品，房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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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都包含了大眾穿越了「權威」對記憶的重新使用，這些正是日常實踐的意義 所在（塞托，2015，頁 34-35）。正如革命時期的上海城市居民，特別是青年男女，

仍然使用一種不公開的方式來實現對物質或美感、生活習慣的追求。

與之相對應的是，金宇澄對九十年代初期的女子打扮也略著筆墨。但社會風 氣越來越開放，上海試圖重新追趕全球化的潮流，人們對穿著的注重不再通過種 種細節實現，而是體現在對品牌的追求上。如梅瑞，時而穿「香港中環新品」套 裝，剪裁得當，濃芬襲人，時而全身名牌「愛馬仕」，時而身著高開衩單肩設計 Versace 禮服裙……可見九十年代初期，上海女子對於時尚潮流的追逐與七十年 代的政治導向完全不同。無論是開始講究品牌，或追逐香港、日本等地的時尚潮 流，都是改革開放以後隨著經濟崛起出現的新趨勢。

金宇澄揭示了服飾所承載的時代性，也借對服飾潮流的變遷表達了自己對上 海獨有的海派文化的看法。

七十年代初期，上海女子的裝束細節，逐漸隱隱變化，靜觀上海，某些號召 與影響，一到此地，向來是浮表，南京路曾經日日夜夜廣播北方歌舞，扭大秧歌，

舞紅綢，打腰鼓，頭扎白毛巾，或時髦蘇式列寧裝，「徐曼麗」式工裝褲，「布拉 吉」，短期內，可以一時行僑，終究無法生根，因為這是江南，是上海，這塊地 方，向來有自身的盤算與選擇，符合本埠水土與脾性，前幾年以軍體服裝為榮的 政治跟風，開埠後衣著趣味最為粗鄙，荒蕪的煎熬，逐漸移形，走樣，靜然翻開 另一頁（金宇澄，2013，頁 227）。

金宇澄認為，上海始終有其特殊的城市特性，融合原生的江南地區的地域特 性以及殖民歷史造成的種種影響。上海市民注重於生活的瑣碎細節，將之提升到 重要的位置，以抵抗革命浪潮的席捲和特殊時代國家機器的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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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飲食：唇齒間的地域特質

除了對衣著服飾的描摹，金宇澄也花費大量筆墨在「吃」這件事上，無論是 家庭日常的晚餐，如他常常描繪的阿寶家的晚餐，或各種飯局，《繁花》的人物 關係很大一部分是靠此維繫，有了上海街頭巷尾大大小小的飯局，《繁花》中新 的人物才得以出場，矛盾衝突也愈演愈烈。

法國學者 Luce Giard 認為，吃飯不是單純滿足人生物機制的一項活動，同時 也能使人和環境的關係具體化，吃飯本身也成為空間-時間的參照物之一（Luce Giard，2014，頁 243）。

金宇澄描寫過數次阿寶家搬到「兩萬戶」後的吃飯場景。

小阿姨出門，買來兩包熟食，檯子拉到床跟前，端菜盛飯。五人落座。小菜 是叉燒，紅腸，蔥烤鯽魚，糖醋小排，炒刀豆，開洋紫菜蛋湯（金宇澄，2013，

頁 140）。

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這頓飯已經算是相當豐盛。而阿寶一家三口、小阿姨 和伯伯五人，是在緊靠床的小桌子旁吃飯，可見居住環境之逼仄。這些菜餚，在 今天的市民家中可能只是普通的家常菜，但在當時的社會脈絡下引起居委會幹部 的懷疑，甚至詢問他們吃這麼多菜，是不是「慶祝國民黨生日」（金宇澄，2012，

頁 141）。

吃飯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常不過的例行公事，具有私人性，但在中國傳統文化 中也具有某種儀式性。Luce Giard 認為，飲食實踐不僅能表現出各個時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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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每個社會之間的飲食都呈現出極端的多樣化。李維·史陀也認為「烹飪構 成一種語言，在這種語言中，每個社會都傳輸了很多信息，它們都反映出社會面 貌的一部分」（Luce Giard，2014，頁 239）。上文引用的阿寶家吃飯的場景，還原 出金宇澄記憶中七十年代的上海市民階級的飲食，這些上海市民熟悉的家常菜有 濃郁的地方特色，從空間上反映了上海的地域性，而將整個吃飯的場景放在時間 脈絡中，也可看出當時的社會背景。

而後有一次，阿寶的伯父關於吃的回憶讓人印象深刻。

點高級西餐，一般是西冷牛排，香煎小羊肉，奶油葡國雞，焗洋蔥湯，焗蝸 牛，中餐名堂，就更多了，雅一點，比如「金粉滑金條」，阿寶說，啥。大伯咽 一口饞唾說，就是蝦籽蹄筋，燉到豆腐一樣，比如「西湖莼菜羹」，人世第一羹，

玉皇大帝最喜歡，真叫是滑，鮮，比如「金銀蹄」，火腿燉鮮蹄，「荷葉粉蒸肉」， 上好五花肉，憑戶口肉票根本買不到，切塊加料醃透，渾身滾滿炒得噴香糯米粉，

荷葉裹緊，上籠蒸透，「扁口八寶」，扁口就是鴨子，肚皮裡八寶，十八寶，樣樣 名堂，全部到位（金宇澄，2013，頁 242）。

阿寶的伯父出生於資產階級家庭，從小貪吃，文革時成為批鬥對象。這段他 關於吃的回憶，體現出當時上海多元的餐飲文化，當然與殖民歷史息息相關。他 所回憶的這幾道菜，十分講究，本幫菜的特色是做工精緻、菜色隨時令不同而改 變。

而在上海的飲食文化中，吃蟹佔據相當重要的地位。因此金宇澄將人物陶陶 設定為以賣大閘蟹為職業。

陶陶說，螃蟹和大碟，道理一樣，必須了解對方背景，有不少大領導，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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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寶和滬生都認為，外灘、十里洋場或是許文強，都不是真正的上海。它們 儘管一時作為上海的象徵，但對於上海本地人來說，日常生活的場域才擁有真正 的上海生活底色。重慶路、長樂路為代表的老馬路，浸透著上海市民階級的生命 經驗，比建構出的種種表徵更能代表上海。

上海常處於一種快速的流變之中，生活節奏的加快，城市空間的壓縮，多元 文化的洗禮，使市民產生一種無所適從的心理狀態。空間不斷以新的形式重現。

無論是大自鳴鐘弄堂、曹楊工人新村，還是盧灣區的馬路或電影院，都是使得市 民得以建構記憶的都市空間，它們的物質性讓回憶有跡可循。而隨著城市建設的 速率越來越快，地景的更新速度超出了人們的想像，熟悉的日常生活脈絡與城市 空間剝離，熟悉的景觀覆滅，回憶和情感無處投射，市民們的記憶難以定錨，集 體患上失憶症候群。

城市空間的流變難以把握，而日常生活的重複性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市民階級

城市空間的流變難以把握，而日常生活的重複性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市民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