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述針對東南亞區域戰略研究之爬梳可看出，冷戰甫結束之際，專家學者 對東南亞區域之形勢與發展的認知頗為分殊，因而對東南亞區域國家之戰略論 述，無論是抗衡、扈從、交往與約束、避險，皆各成一家之言。直到東南亞多邊 區域組織成形、區域國家與周邊強權建立正常關係，等等區域情勢形成脈絡後，
才逐漸發展成目前學界對東南亞區域國家戰略以避險為大宗之主流認知。
相較於東南亞，專家學者對中亞區域國家之戰略認知則較為趨同。主要原因 在於，冷戰結束之後，中亞區域各國才紛紛從蘇聯體制中獨立，在莫斯科傳統勢 力的固守之下，其他強權勢力尚無介入餘地，導致中亞區域國家在經濟、國防等
13 本研究之戰略分類即選用學者郭清水的五種避險戰略，關於各項戰略之戰略意涵及其界定方 式請參見本文 p.30 研究架構。
東南亞和中亞國家避險戰略比較(1991-2015)
層面上仍高度依賴莫斯科，此種外在情勢與內在需求的相互加乘作用，使得中亞 區域國家一時之間並未能夠發展出國家在內政與外交上的獨立自主性，只能選擇 扈從於俄羅斯。學者吳玉山便指出，中亞區域國家即便不乏與莫斯科產生流血衝 突之歷史紀錄，但因為缺乏外援支持，又無充足經濟實力得以脫離莫斯科奧援，
因而在獨立之初明確的採取扈從俄羅斯戰略，即便是該區域較具有實力且行事風 格強勢的烏茲別克領導人卡里莫夫，也只能選擇扈從（吳玉山，1997：75-79）。
然而時至今日，區域情勢已然產生轉變，目前學界已然不再以扈從描述區域 國家戰略。學者楊成點出此一轉捩點可從 2001 年起算，因為在該年度，基於維 護區域秩序穩定之共識，莫斯科方面默認美國力量進駐中亞區域，吉爾吉斯、烏 茲別克與塔吉克等國都與美國有不同程度之軍事合作；而意識到此一情勢變遷可 能危及自身區域利益的中國，也積極促成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希望利用多邊區 域框架與中亞國家發展更多面向的合作，並維持與區域國家的穩固聯繫。是以原 本默默無聞的中亞區域國家轉瞬間成為強權相互競逐的焦點，而在楊成的論述 中，這一情勢變遷也賦予中亞國家更高度的戰略自主與動能，在強權競逐的互動 中保有戰略操作空間，提高對區域和本國事務的自主權（楊成，2009：18-20）。
以區域國家哈薩克為例，國家領導人納札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在 國家獨立之後，便提出「多維度外交」(multi-vector diplomacy)的政策方略。14 此 一外交政策標舉阿斯塔納不願意受到任何強權主導國家事務之意圖，其政策內涵 實際上體現避險戰略之要旨。按照 Brukhanov & Chen 對中亞國家戰略之描述，
並指出哈薩克並不侷限於單一戰略之操作，且因為和多邊國家都能夠維持平等的
14 納札爾巴耶夫對「多維度外交」所發表的論述為：「哈薩克需要與在全球政治層面以及和哈國實 質利益層面上扮演要角之行為者發展友好且可預期的互動關係。以哈薩克具備之地緣戰略位置 和經濟潛質，不應僅僅侷限於區域性的議題。如果在對外關係上過度侷限，則不只無法向國內多 民族組成之人口有所交代，更無從說服全體國際社群。哈薩克的未來與歐亞相連，東西向並重。
若能夠落實此項政策，則能夠避免對哈國安全產生的各種威脅。並藉由哈國之政治與經濟轉型強
第壹章 緒論
互動，減少國家受制於單一強權力量操弄，進而強化國家主權自主性(Brukhanov
& Chen, 2016:2130)。
Brukhanov & Chen 更進一步指出，多維度外交得以讓哈國執政者在內政與 外交上為自己創造有利條件。首先，在對外關係上多邊交好強權，包含俄國、中 國、美國、歐盟國家、土耳其、伊朗等都是哈國主要交往對象，與區域主要行為 者皆保持友善但不過度之聯繫，得以使哈國卸除在強權選邊站的壓力，甚至在強 權產生矛盾時，可基於較為中立的立場成為強權間調解衝突之平台(Brukhanov &
Chen, 2016:2131-2132; The Astana Times, 2016)。其次，在內政上，多方交往在積 極意義上可以滿足哈薩克國內不同族群群體之想望，消極意義上，則能夠避免當 國家政策過於偏依單一強權時，可能引發特定族群對國家執政者的怨憤情緒 (Brukhanov & Chen, 2016:2131-2132)。
此外，中亞區域另一指標性國家─烏茲別克─也以等距外交作為外交政策基 調 ， 以 此 做 為 強 化 國 家 主 權 獨 立 及 國 際 參 與 地 位 為 的 運 用 策 略 (MOFA of Uzbekistan, 2016)。烏國前總統卡里莫夫在政策操作上，以國家利益為首要依規，
必要時也會技巧性的拒斥俄國對區域事務的介入。
簡言之，哈、烏兩國在對外關係策略之選用上皆有操作避險戰略之設定，但 綜觀目前現有之文獻，對中亞區域國家戰略的討論，並無明確以「避險」戰略描 述中亞區域之論述。究其原由，本文認為有下述兩個原因，使得中亞國家戰略操 作中的避險特性無法彰顯：
1. 安全事務上倚賴強權
中亞區域國家在脫離蘇聯體制獨立後，區域情勢因意識形態崩解及權力真空 而引發內部多股力量紛雜匯流，主要表現為宗教極端主義以及分離主義，隨後又 面臨美國勢力介入而點引的恐怖主義威脅，使得中亞區域秩序至今仍未見穩定。
東南亞和中亞國家避險戰略比較(1991-2015)
面對中國所稱的「三股邪惡勢力」(three evils)安全威脅，縱使集合所有中亞國家 的力量也無力回天，因此域外強權成為穩固區域秩序的重要因素。以哈薩克為例，
除了加入由俄國主導之獨立國家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CIS) 框架下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CSTO)以及 中國主導建立之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也加入 以美國為首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中的 和平夥伴關係計畫(Partnership for Peace，PfP)，藉廣泛加入多邊區域組織與強權 國家實質上或形式上的軍事接觸，達到維持區域秩序穩固之成效。是以中亞國家 維持基本之國家安全生存需求，主要寄託於域外強權的合作，又國家安全乃立國 根本，在安全議題上對強權的倚賴使得中亞國家保有的自主性程度難免受到侵 蝕。
2. 強權戰略主導中亞對外關係發展
除了安全上的依賴性可能導致中亞國家主權平等受到強權壓迫，其與強權的 互動及交往更高度受限於強權的區域戰略利益。即使美、中勢力進入中亞區域皆 具有戰略意識，然其戰略設想不盡然能夠如區域國家所願。以中國因素為例，中 國與中亞國家的合作以能源合作以及基礎建設為主，對中亞國家的安全需求實質 幫助並不大，更無從協助中亞國家削減對俄國的軍事安全依賴。主要原因乃在於 中國並無意與俄國相爭，為避免在國家後方樹立敵人，中國與中亞國家的合作只 專注在經濟層面。如此一來，中亞國家在戰略選擇上等同受到限縮，高度受制於 強權自我設定的戰略藍圖。
3. 區域組織之代表性不足
在東南亞國家的避險戰略中，該區域的多邊組織東南亞國家國協(ASEAN)扮 演區域內國家與區域外強權互動交往的重要平台，而其純然由區域內國家組成之
第壹章 緒論
量，對外部強權行為產生約束性的影響效果，替東南亞國家向外部強權爭取多一 份自主性。反觀中亞區域，現下較為活躍且具有實質影響力的區域組織為上海合 作組織(SCO)，但許多學者主張，上海合作組織從草創期至今，皆擺脫不了中國 與俄國對組織的操作意志，如 Timur Dadavaev 認為上合組織實質上無法切實體 現中亞國家的利益與需求，導致中亞國家多半將上合組織詮釋為為大國實現自我 利益之工具(Timur Dadabaev, 2014:108-111)。是以在避險戰略的操作上，中亞國 家缺乏具備區域代表性的集體、多邊區域組織，作為向強權發聲、爭取國家利益 之利器。
然而，本文主張近年來中亞區域國家對外的戰略操作縱有上述闕漏之處，仍 然可界定為避險戰略，主要原因在於：以中亞國家近年之處境而言，避險戰略是 實現國家利益最適切的選項。首先，當環顧中亞國家面處之情勢得以發現中亞區 域國家因為緊鄰俄、中兩強，因此在權力關係上如同東南亞區域國家一樣與強鄰 間存在高度不對等的差距。即便如此，俄國與中國實際上並未對中亞區域國家形 成領土安全與政權維繫之迫切威脅，而當以上述情勢來推估中亞對外戰略，可看 出對中亞國家來說，並不存在操作抗衡或扈從戰略的必要性，因為強鄰的力量並 未對國家領土與主權完整產生立即性侵害。此時，對中亞區域國家來說，得以實 現國家利益最好的方式，就是與周邊強鄰維持良好互動關係，善加利用其力量維 護中亞區域面臨的複雜安全情勢，中亞區域國家除了得以藉此將維護國家安全之 成本降至最低，也能夠共享穩固之區域安全秩序，作為國家前行發展之重要基礎。
與此同時，中亞國家也必須開放與域外強權的互動，盡可能將多方行為者納入區 域發展中，使各方行為者間形成共同利害關係，於不同層次之議題上約制單一行 為者對區域事務過度置喙。
若將上述中亞區域國家的戰略內容套用至學者郭清水的避險戰略五類型分 類中，除了具備約束性交往之意涵，也有操作有限扈從以保有國家自主性之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