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11 年至 2015 年間，烏國對俄戰略又再一次重現深化雙邊、拒斥多邊的 分裂走向，實際上烏國排斥獨立國協體系的傾向在上一個十年走入尾聲之際就已 經有所表露（羅英杰、崔珩，2013：43）。首先是 2009 年 6 月，集體安全組織成 員國簽署《建立集體快速反應部隊協議》時，烏國以介入內政的擔憂為由拒絕簽 署該條約；另外，同年 8 月烏國針對俄國在吉爾吉斯南部的駐軍問題提出抗議，
認為該區域乃為吉爾吉斯、塔吉克以及烏茲別克三國交界處，俄國若在此地提升 駐軍數量，則將再次引發區域軍事競賽。此兩件事端的發展都再再讓烏國感受到 來自於俄國方面對自身主權自主性以及國家安全威脅程度的提升，也因此激發出 烏國在對俄戰略上高度警戒的狀態（宋志芹，2014：58-9；新華網，2009）。
東南亞和中亞國家避險戰略比較(1991-2015)
是以烏國從 2009 年起便暫停在集體安全框架下的合作，屢屢缺席集體安全 框架內的國家峰會，甚至 2011 年獨立國協創立 20 年紀念峰會，烏國也拒絕出 席。而 2011 年集安組織的新發展，更為烏國再次退出集體安全組織的決定埋下 導火線。2011 年，集安組織通過新決議案中，規定成員國在未經全體成員國同意 以前，不得讓域外國家在本國區域內建立新的軍事基地。此一規範顯然有利於俄 國坐擁區域傳統強權地位，但以區域國家共同決定單一國家事務的本質，已然對 集安組織成員國形成主權侵害，對此甚為不滿的烏國最終在 2012 年再度退出集 體安全組織（宋志芹，2014：59；羅英杰、崔珩，2013：42）。只是面對區域安 全事務，烏國清楚終須借助俄國之力，因此在退出集體安全組織以前，先行與俄 國簽署《深化戰略夥伴關係宣言》，加強與俄國的雙邊戰略合作關係。只是從烏 國一貫的戰略模式來看，透過政治或安全雙邊協議與俄國維繫關係的方式，通常 更能體現出烏國對俄抗拒的心態。因為烏國採取的分裂形式合作關係，實際上是 在對俄國表達烏國的戰略意志，僅有以完整的主權平等關係為前提才能發展出堅 實的合作關係。
而當烏國戰略選擇偏離俄國的同時，美國理應成為補足烏國戰略能量的重要 環節，然而從烏國 2011 年到 2015 年間對美戰略來看，在美國對區域秩序維護許 下更切實的承諾以前，烏國並不打算與美國再行深化合作關係。對美國而言，面 對從阿富汗撤軍在即，還有在吉爾吉斯馬納斯空軍基地(Manas air barse)駐軍權利 即將被收回等戰略限縮壓力，必須尋找下一個駐軍的戰略投射支點，而烏國絕佳 的地理位置和雙方共同的安全目標從而成為美國主要爭取合作的對象（羅英杰、
崔珩，2013：42）。因此美國多次接觸烏國，希望烏國能允許美軍在境內駐軍。
而烏國在 2012 年退出集安組織的敏感時機，也多讓外界解讀為是向美國駐軍烏 國鋪路。只是烏國在 2012 年 8 月分的通過的外交政策法案，斷絕了美國的戰略 意圖，乃該法案明文禁止烏國境內設立外國軍事基地。即便如此，美國還是未曾
第伍章 烏茲別克避險戰略研究
間斷拉攏烏國，例如美國決定在 2014 年完成撤軍行動後，將部分軍備贈送給包 含烏國在內的區域國家，便帶有明顯的示好意味（宋志芹，2014：61）。
整體而言，烏國在對外戰略上仍然選擇與俄、美兩強保持距離，以便保全國 家安全與主權的自主與獨立，因此面對俄國於區域的控制力量再興之時，便警覺 性的從該制度框架中跳開，堅定表達出高度自主的國家意志；另外，面對美國戰 略性的接觸與攏絡，烏國顯然並不願過多介入美國與俄國間的區域競逐，因此在 區域秩序變動程度超出烏國負荷範圍以前，並無意願與美國再行深化合作關係，
僅延續上一個十年尾聲就阿富汗議題的合作。而烏國同時對俄、美保持間距的合 作方式，再次展現烏國務實、謹慎的外交特性，只要能夠確保區域情勢不對國家 安全產生危害，則烏國也懂得隔絕外在力量對國家的干涉，從內、外兩層次上共 同防堵對國家安全及主權獨立產生的威脅。
而就戰略意識而言，面對俄國強勢的收編，烏國的應對方式包含了有限扈從、
拒絕支配以及間接抗衡三種戰略組合。雖然在多邊層次上明白表現拒絕俄國支配 的意志，卻預先透過提升對俄雙邊關係維護安全合作鏈結，展現出對俄國的有限 扈從。同時，在一定程度上與美國維持區域安全合作，做為退出集體安全組織可 能引發維安力量消退的疑慮之補充，以此避免俄國在區域安全事務上減弱合作意 願，屬於對俄國的間接抗衡。而在美國方面，烏國戰略則帶有有限扈從及拒絕支 配的特色，在重建阿富汗議題上配合美國對區域秩序的需求，共同合作求取安全 的同時，不忘與美國保持距離，藉由強化與俄國的雙邊安全戰略合作，減少對美 國的軍事依賴，是為拒絕支配戰略的表現。
東南亞和中亞國家避險戰略比較(1991-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