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主集中制」對文化戰略的影響
第四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弔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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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弔詭
根據第三章的分析，中共文化戰略到十七屆六中全會與十八大實際上已經走 到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軸心的情況，因此，本論文不應迴避對它的解析。
在此筆者將從鄧小平重視發展力的長期觀點作為起點，以「工具理性」的概念呈 現發展產力的內涵及其與一元化思維的連帶關係。從這個一元化工具理性的起點 進而檢視中共對市場機制的運用與民主集中制內涵的聯繫，以及所產生的正負效 果，藉以凸顯一些可以調整的方向，並指出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在這方面的新轉 機。從此再進入到呈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共政治體制密切的聯繫，並觸 及後者所明顯表現的一些問題。根據筆者在第三章的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實際上應為一個政治模式，趙紫陽在 2003 年 10 月 25 日明確地說過：「所謂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鞏固一黨專政。」(宗鳳鳴，2007：349)可見政治因素在「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份量。在此筆者同樣會採用觀察文化戰略的三個層面的框 架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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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具理性邏輯下的生產力 ─輕忽了許多人類價值
4.4.1.1 靈活發展生產力是鄧小平的基調
在第三章根據中共官方的文件已經指出，中共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化戰略有一 個重要的核心議題，就是發展「物質文明」43，而其核心思維在鄧小平之處就是 發展生產力。中共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的重點主要聚焦在經濟建設，在精神思想 層面不搞爭論，念茲在茲的就是不斷地鼓吹發展經濟物質層面的「生產力」，44並 明白宣示：「社會主義的任務很多，但根本一條就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1993：
137)他在敘述中國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時，進一步指出：「不管天下發生什麼事，
只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鄧小平，1994b：406）45。似乎認為只要經濟 搞好了，中國的問題就好辦了，要搞好經濟就是先抓生產力。「生產力」的定義 很簡單，就是單位時間內投入與產出之間的效益商數，假使時間的用量一定，在 同一工作領域的某一項生產活動投入 100 單位的成本創造出 100 單位的效用，與 另一項投入 100 單位的成本只產出 50 單位效用的生產活動相對比，我們會說，
前一項的生產力優於後一項的。站在此基礎上，可以使用更明確之金錢的計量，
再不斷地將「生產力」加強成為：在一定單位的時間與相同的條件下，以一定的 投入獲取最大的產出，或者在產出需求固定之下投入最小的成本。這個「生產力」
的思維模式就是「工具理性」。
43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中提到「經濟」30 次，並寫道：「…為此目的，必須首先調動我國幾億 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必須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雙引號為筆者所加)，…。」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7a：23-24)胡耀邦的十二大報告提到「物質文明」11 次，「物質文化」
2 次，他說道：「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是社會主義生產和建設的根本目的。」(中 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7a：240)
44 鄧小平長期多次提到發展生產力對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的重要性，可說是念茲在茲。(1994b：
86、135、231、314；1993：10、28、130、137-138、149、157、171、178、203、224、225、241、
251、255、256、262、264、265、274-276、370、373)
45 趙紫陽也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答辯時說道：「我原來曾想，只要把經濟體制搞好，把經濟發展 起來，人們的生活水準得到提高，人民就會滿意，社會就會安定。」(宗鳳鳴，2007：17-18)這種 經濟決定論應是中共中央當時普遍存在的內部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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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 工具理性的內涵及影響
由於「工具理性」具有可計算與客觀比較的性質，(Weber，1978：10；
Alexander，2000：245；Oakes，2003：38-39)生產力已不可能再只是一個抽象的 想像或綜合的評價，而是有具體的與客觀可比較的方法或指標。不幸的是，它基 本上只是一種經濟範疇的邏輯，而經濟生活只是人類生活的一個部份集合，若是 以馬士樓(Maslow，1943)久經考驗的需求理論而言，屬於比較低的層次。是故，
在經濟以外的範疇使用這個邏輯就未必合理，甚至會破壞人類生活中的重大價值 理念，如：公平、正義、相對的均衡、乾淨健康的環境、優良的生活品質、合理 的各種價格、合理的工資水平、尊嚴、自我實現、人與人之間的情誼、傳統文化 等等。在這種強調生產力的思維作用下，無法在短期內迅速以數據呈現的成果或 無法以數字具象表達的精神思想或抽象文化層面的事物將遭到排擠與貶抑。
中共為了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提倡生產力，其結果就是要找 到可以測量生產力的具體指標奉為圭臬，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自此成為了 最上位的判斷標準。為了破除中央計劃經濟，調動全國各地的積極性，「放權讓 利，分灶吃飯」，成為不得不然的配套機制，同時採用不同於中央計劃方式的市 場機制為手段。其目標就是要讓大家一齊努力發展經濟，而發展經濟就是讓經濟 增長，越多越好，無論是中央或地方，GDP 的增長成為評定幹部績效的最佳，
也最能服眾的指標，很自然地，幹部的價值就在它能創造多少增值而定。(Baum and Shevchenko，1999：342)而 GDP 的增長是個年度經濟的總體指標，只是一個 短期指標，是否達標，最終是以全國的總和是否達標為判準，整體內部的個體之 間的「質量上」的差異不再被重視。偏偏這些不同個體之差異的「比較優勢」或
「競爭優勢」是最有可能產生創造性之根苗所在，都會在重視總體指標之下或被 扭曲，或被排擠。46同時，它沒有辦法估算社會成本，無法評量各個增長部門的 真正的效益、品質與人民的生活內涵，更無法告訴我們目前的增長模式是健康還 是不健康，人民是否幸福或痛苦，分配是否符合公平正義，資源的使用是否有效 率等等關係到國家發展的重大向度與問題，這使得 GDP 作為經濟發展指標備受 爭議。(鄧聿文，2011)中共中央這種特別重視整體產出之結果的思維，其實還是
46 鄧小平(1993：240)說：「我們的效率是高的，我講的是總的效率。」可見，在注重「總的效率」
之下，讓中國大陸作為一個整體，富裕起來，但也在「總的效率」之下分配傾向「一小部份人先 富起來」，這個邏輯一直運作的結果令中國大陸走上兩極分化，應該不是歷史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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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54、367、375、377)，龐大的國家的發展始終受制於聚焦於 GDP 的成長 速度，形成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何江澤民、朱鎔基 在 1990 年代，未讓農村接續 1980 年代的蓬勃發展再上一個大階梯，反將政策更 進一步大幅度向城市傾斜48，壓抑了農村的發展，(Huang，2008：109-174)可能 是因為城市比較具有快速創造 GDP 的能力，知識份子多，較能發展鄧小平的「第 一生產力」。49自然也可回答黃亞生(Huang，2008：109-174)對江朱體制在此方面 之決策與施政的深沉抱怨。今日中國大陸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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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做多也給了各級官員上下其手，賣租貪污的機會，甚至侵蝕了生產力，而且腐 敗的規模隨著經濟的發展越來越令人咋舌，中共官僚體系的貪污腐敗的增長也與 時俱進，對中共中央所希望培養的行為模式造成衝擊，在第三章已有多處呈現。
在以資本主義為方法的邏輯之中，這種強調工具理性之「生產力」的目標必 然要與市場機制結合，以市場機制為達成此目標的必要手段，結果是，本身就會 摧毀人類重要精神內涵的市場機制50更強化了以生產力為目標的片面性與偏狹 性。將在下面討論。
50 普拉尼(Polanyi，2001)就持這種看法，布洛克(Block，2001：xxii-xxvii)對普拉尼(Polanyi)的這 個看法有精要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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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概念的不確定與缺陷
─犧牲了分配公平
自有資本主義以來，市場機制對人類的生活從精神思想層面到行為模式與物 質文明的層面都已產生重大影響，中共的改革開放因它造就了驚世傲人的成果，
但也出現一些難解的問題，都與前述之過度重視生產力的同時未在精神思想層面 並行發展密切相關。在此筆者只上承前小節，談市場會造成不公平與對文化戰略 傷害的相關問題，就不再談已經歷歷在目的經濟成果與其它問題了。
4.4.2.1 不存在沒有政治運作的市場機制
在討論市場機制與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關係之前，應先對其性質有些基本的 認識。我們應可先看看幾個在號稱全世界市場最自由的國度美國所發生的真實故 事。2005 年，中國大陸的「中海油」公司在經過冗長談判之後，即將購併美國 優尼可(Unocal)石油公司之前，美國國會兩黨議員以事涉國家安全的理由跳出阻 止該案成局，柯林頓總統時期的中情局局長在美國國會軍事委員會上作證時說：
「有人相信這純粹是個商業交易，…我認為這些想法極其天真。」(轉引自 Halper，2011：200)。此外，2008 年金融風暴爆發時，有悠久歷史的華爾街財務 公司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在美國政府不援救的決定下宣告倒閉，其它的財 務公司卻因政府的資金挹注得以逃過相同的厄運。美國兩大房貸機構房地美
（Freddie Mac）與房利美（Fannie Mae）因美國財政部的資金介入，免於倒閉，
美國的汽車製造業也受到政府大量的資金扶持而度過難關。連世界號稱最主張自 由市場的國家的政府都會在市場中運作，遑論其他國家了，因此，政治介入市場 應是人類生活中的常態。51
中國大陸有了發展生產力的思維與決心，要有一個場域或手段實際落實生產 力的發展，鄧小平看準了「市場」的功能，認為「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
51 普拉尼(Polanyi，2001：147)堅持主張：「放任是計劃出來的，計劃則不是。」他的《大轉型》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的基本命題就是：「自我調整之市場的觀念隱含一個強烈的烏托邦。」
(Polanyi，2001：3)史帝格利茲(Stiglitz，2001：ix)則明白斷言：「真正自由的勞動力或貨物的市 場至今從來不曾存在過。」史帝格利茲(Stiglitz)同時舉證歷歷，呈現美國與 IMF 大力主張自由市 場的同時也進行干預市場。兩位大師都認為，所謂的自我調節的市場(self-regulating market)必然
(Polanyi，2001：3)史帝格利茲(Stiglitz，2001：ix)則明白斷言：「真正自由的勞動力或貨物的市 場至今從來不曾存在過。」史帝格利茲(Stiglitz)同時舉證歷歷，呈現美國與 IMF 大力主張自由市 場的同時也進行干預市場。兩位大師都認為，所謂的自我調節的市場(self-regulating market)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