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共的「民主集中制」
第六節 民主集中制對黨文化的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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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民主集中制對黨文化的塑成
2.6.1 矛盾統一的辯證性格凸出
1938 年毛澤東開始發揮優勢影響力與掛帥掌權之後，逐漸出現以階級鬥爭 為綱，重視掌握各種矛盾的分析，為了鬥爭，沒甚麼矛盾也得弄出矛盾，清洗內 部，在此過程中毛對民主集中制有更深入的掌握與更精準的運用，將所有的事物 都以辯證的關係界定與處理，如兩條路線、左傾與右傾、反動與革命、新中國與 舊中國、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的矛盾、人民內部又有矛盾對立、民主與集中的矛 盾、…等的雙元對立關係不知凡幾。(毛澤東，1966e：364-365)自此中共黨內以
「一分為二」與矛盾統一雙元辯證的方法操作各種事物形成習慣，為了政治的目 標，必須針對目標製造相關的雙元對立組合，隨階段的發展，不斷地擬定出新的 目標，也自然不斷地需要鎔鑄新的雙元對立組合。83這種喜於矛盾統一的辯證性 格也自此在中共的內部深深烙下不可磨滅的印痕，發展出了很特殊的黨文化。
中共的這種「矛盾統一的辯證性格」是在中共的高度壟斷的政治權力結構中 發展的，深受此政治權力結構的養成與制約。在這種文化中，辯證本身就是權力 的體現，只有領導人有辯證的權力，其他的人都可能成為被辯證的對象，最終會 不會成為被辯證的對象全賴領導人決定，領導人主觀的任意性非常強烈，對辯證 關係的立場也成了一種身份識別證，也是下級對上級效忠表態的宣示與貢品。
1959 年夏天的「廬山會議」本是為「糾左」召開的，因彭德懷與張聞天等的諫 言，立即翻轉成「反右傾」。1979 年 1 月的理論務虛會議本是為了解放思想召開 的，在魏京生的大字報指責鄧小平也搞獨裁之後，結果變成了鄧小平提出「堅持 四項基本原則」的暖身場。由此可見中共最高權力在關鍵時刻可能出現的飄忽性 (volatility)。
2.6.2「奉上文化」與「一元化整體性控制意識」
中共的「文化」概念內涵既然是政治權力的，又是中共領導人主觀意識的，
83 林奎燮(2003：235)認為中共官方的意識形態向來具有兩面性(duality)，這個性質存在於此意識 形態本身。筆者以為，這除了意識形態本身的問題，應該還有現實權力運作的技術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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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大陸學者習慣用「以人劃線」，例如：何方(2004b：492)、韓光宇(2008a：18)，筆者在此又提 出「以權力劃線」，因為根本在於權力，「以權力劃線」很容易發展成「以人劃線」，這就是所以 新一波的控制行動。劉雅靈(2007：49)以「間歇性極權國家」(sporadic totalitarian state)指稱毛時 期的中共政權。實際上，真正發生作用的是中共中央已須臾不可離也的控制意識使然，至今依然 未變，劉氏的概念無法解釋改革開放以來的類似現象，對事實基本面的貼合度與統攝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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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相當力氣維持的，這恐怕也是為何中國大陸需要的維穩經費逐步攀升，而今高 於軍費的主要原因所在 (明報，2013)。
鄧小平(1994b：327)在 1980 年對長期以來中共黨文化的具體積澱有過深刻 的描述：
主要的弊端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份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
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官僚主義的) 主要表現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
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
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
以致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 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務中，
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
經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之後，中共的黨文化勢必應該有重大的轉變，江澤民 在 2001 年對中共黨風又有比鄧更為新近的描述，負面的情況與程度遠遠大於鄧 的描述。(江澤民，2006c：325、328-329)到了胡錦濤與習近平已經提高到「亡黨 亡國」的線上。(胡錦濤，2012；習近平，2012)
顯然，真正的重大轉變在於原有的問題程度加深，風紀敗壞的項目與範圍擴 大，真正的事實情況肯定要比鄧、江、胡、習所描述的更嚴重不知幾許。三十多 年的改革開放，物質生活大幅改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卻依然故我，貪污腐敗 更勝往昔，甚至多了思想空虛，連馬克思主義都不信了。這難道是歷史的偶然？
還是以權力劃線之唯物辯證下歷史的必然？這是中共中央值得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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