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共的「民主集中制」
第二節 「民主集中制」的運作效果與權力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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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民主集中制」的運作效果與權力面向
2.2.1 主動權與控制權在上位者
民主集中制的運作是反覆地「自上而下，由下而上」的過程，「在實行群眾 路線過程中，其能動的主體始終是領導者，群眾始終是被動的客體」(應克復，
2012)。何時發動，怎麼發動，採取什麼流程、形式與速度，在在都掌握在當權 者手中。就此而言，民主集中制流程的發動權與總結權都在中共中央或者是黨內 上級的手中，這是一個為上位者設計好的雙道過濾器或把關機制，可以把不合上 位者的議題與意見在自上而下的出發點就先過濾一次，49再在由下而上的終點再 過濾一次。幾個回合運用群眾中同儕或團體壓力的上下折騰，最終究竟還能剩多 少民主成份，不言可喻。
民主集中制的運作只是一個「傾聽民意」的諮商過程，或用現代的話說就是 一種民意調查的方式，可能在進行的過程中上位者聽取且採納了新的民意，改變 了自己的初衷，但是運作此過程與最終做成決定的權力是威權的、家長式的、不 經過民主程序制約的，則無須費詞多言。不過，中共對民隱信息的蒐集一直沒有 放鬆，自上而下，可佈建信息員，專門蒐集民間日常情報，在自下而上返饋集中 點，形成一個嚴密的社會監控網，迄今依然活躍。(丁學良，2011：84-87)有學者 研究胡錦濤的「學習型政黨」的黨建策略，發現胡利用政治局集體學習會的活動 主導學習方向、學習內容、外聘主講人的選擇等相關事務，透過主講人傳播他的 想法，並逐級建立類似的集體學習會，下達政治局學習的內容，並安排主講人依 據領導人的理解與意思到各地講演相關主題，以這種方式將他的想法與主張傳播 於黨內各個角落，建立起自己的意識形態正統地位。(Tsai and Dean，2013：
101-103)
2.2.2 超過西方學界的權力面向
這種運作方式包含了學界目前常提到的三種權力面向：驅使人照自己意思行
49 安格爾(Angle，2005：528)明白指出，在民主集中制中公民的前端參與(front-end participation) 極少，就算有參與，結果也沒什麼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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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能力、控制議程的能力、創造偏好或建構思想控制的能力。(郭秋永，2006：
231-239；Nye，2011：32-37)這三種權力的面向或形式都是根據西方民主社會發 展出來的，若是將非民主社會納入考量，它們的涵蓋性就會出現漏洞。中共理論 家自己都承認：
由於他們(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指馬克思、恩格斯與列寧)的哲學 是鬥爭哲學，因而他們認為，團結和一致只有通過矛盾和鬥爭才能 達到。在經典作家們參與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建黨過程中，幾乎每一 步都充斥著組織內部的各種思想和路線鬥爭。」(王滬寧、林尚立、
孫關宏，2004：263)
以這種內部鬥爭進行黨建的傳統令中國共產黨發展出一種在第一節已提 及、更令人膽戰心驚的權力面向，即只因想法不同就讓人肉體消滅的權力，如「打 AB 團」、「富田事變」、延安整風的「搶救運動」、乃至建政之後的各種運動以迄 文化大革命所引發的殺戮。50從此種思維出發，縱使改革開放後大幅度降低減少 了殺戮，中共在其統治地區仍然具有任意令人身在某個時間與空間消失或移位的 權力，這是一種權力擁有者「清場的力量」，完全依掌權者的需要控制空間純淨 度的權力。
這種權力在今天的中國大陸較諸已往已經衰減很多，但是還是存在，應用 在人身或物品上的例子屢見不鮮，如控制異議份子的居住地或直接關押勞教51、 控制出版品。改革開放後，借助市場機制進行經濟建設，由於具有這種「清場的 力量」可以決定什麼產品可在市場中出現或消失，重視中國大陸市場潛力的外商 就不得不將中國大陸政府所要求的技術交給中國大陸的合作廠家，例如，「市場 換技術」就是一個知名的例子，只是權力作用的對象換成了商品，採取的辦法不 同了，本質沒有改變。52在第三章可見到在文化戰略與戰略的設計中也不斷地出 現這種力量的運用。
50 根據擔任過毛澤東秘書的李銳估計，在 1920 與 1930 年代的「十年內戰中，中共以肅反之名，
自己殺自己就達十萬，而且多是精華，超過國民黨殺害共產黨好多倍」。延安整風起以至於文化 大革命，「愈演愈烈，整錯和冤死的更多了」。(何方，2007b：781)
51 2013 年 11 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廢除勞教制度，並於同年的 12 月 28 日郵人民代表大會正 式通過廢除。
52 鄧小平(1993：373)諄諄訓誨黨內同志不要怕「姓社姓資」的問題時說道：「更重要的是政權在 我們手裏。」意味著必要時可以動用國家暴力解決各種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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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集體壓力成為中央的工具
在這四個面向的權力主宰下53，一個組織很輕易地就能加強人類社會本來就 有之「集體主義」的特性，除了握有最高權力者之外的所有個人在集體的大旗之 下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可以被替代或犧牲的。換言之，中共中央統治者可以在 很短的時間內，利用集體的壓力在黨內外創造高度的一致性，黨中央的少數或甚 至一人可以創造多數，自然滿足了「少數服從多數」的形式，也沒人敢說黨中央 不民主了。是故，中共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到一個人或極少數人的身上，但都採用 了集體的形式與名義，套用了民主的概念，以此各個擊破，個人或個體在民主與 集體的大旗下，只能服從。苗佳瑛(2009：38-50)在北京市的實地問卷調查研究反 映出「存在著黨員權利“予奪由己”的潛在錯誤觀念」、「存在著以“維護集中統一”
為名壓制不同意見的潛在的錯誤」、「存在著黨內選舉中“組織安排”、“控制局面”
的潛在錯誤觀念」、「一些部門的“一把手”專斷獨行，個人決定重大問題，班子形 同虛設」等等現象，應該不會是北京特有的情況。
做過總書記、實際操作過「民主集中制」的趙紫陽有兩段話道出了民主集中 制的內情：「…就拿民主集中制這種組織體制來說吧，實際上執行的都是集中制 的做法，領導說了算；所謂群眾意見是由領導來貫徹；而領導意見也是由領導來 貫徹，都是集中性的，領導人不受制約。」(宗鳳鳴，2007：177)簡言之，民主 集中制始終是向黨的領導一元化集中的，而且以向最高領導集中為常態，在毛鄧 時期，這個一元化縮小到毛鄧個人身上，胡錦濤時期亦集中到中央常委會。這是 一個以身份與權力劃線的體制，凡是這種體制都會與強烈的排他性共生。
53 西方學者提出的三個之外加上「清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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