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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文化戰略目標與方法配置的潛在矛盾

第四章 「民主集中制」對文化戰略的影響

第二節 新近文化戰略目標與方法配置的潛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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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近文化戰略目標與方法配置的潛在矛盾

中共中央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訂下的〈新近文化戰略〉總結了過去的文 化戰略,並開啟了新的文化戰略的面貌。而中共中央所採用的主要的具體辦法有 第三章第二節之三所列出的五項:一、 堅持正確創作方向;二、重視哲學與社 會科學的研究;三、以政府財政為支撐大力發展公有文化事業與公私文化產業;

四、重振傳統文化;五、黨管人才。這些方法在此戰略框架中的合理性程度的高 低將直接影響其達成目標的潛力,本節將逐一檢視。

4.2.1 堅持正確創作方向

中共中央在這方面鼓勵「熱情謳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偉大實 踐,生動展示我國人民奮發有為的精神風貌和創造歷史的輝煌業績」(中共中央,

2011),企圖從最初始的根本上控制人民認識世界的機會,模鑄人民的世界觀,

內容已經有明顯的侷限性與相對的封閉性,而且具有高度的「中共特色」,連「中 國特色」的水準都未達到。這樣指定性的內容在今日對生活已經多元化的中國大 陸人民,究竟還有多大的號召力?在全球化環境中對習慣於開放性思考的國家人 民究竟有多大的溝通能力與吸引力?值得懷疑。中外歷史上,凡是思維封閉的國 家或地區最終都會走向衰弱,具有中共中央特色的「熱情歐歌」可以與美國所代 表的開放價值理念與流行文化競爭嗎?可以找到抵禦「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西 化”“分化”的圖謀」的支撐點嗎?這恐怕是中共中央要嚴肅面對的挑戰之一。接 受「北京共識」14的國家或許超過全球一半以上的國家,但幾乎都為貧窮落後、

獨裁封閉的國家,或同為金磚類組的國家,其統治者仰慕中共以專制獨裁成功駕 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成果,這些國家的仰慕未必有助於中國大陸與美國在軟實 力上的較勁,美國人民未必因此就對中國大陸產生好感。

依據 BBC(2013)發表的民調發現:「法國是對中國持負面看法比例最高國家,

達 68%;美國、德國、西班牙緊隨其後,多達 67%的受訪者對中國持負面觀點。」

14 應該是新聞記者約書華‧古柏‧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在 2004 年率先提出的 (Gill and Huang ,2006:20) ,哈爾珀( Halper,2011)也接續使用的概念,與美國的「華盛頓共識」相對,

但性質不同。華盛頓共識是一套新自由主義的總體經濟的意識形態,北京共識只是在體現中國大 陸越來越多的國際影響力,未必已經發展成一個意識形態體系。(丁學良,2011:3-10)

過 30%。(Zhu,2013)

16 習近平夫人彭麗媛女士在 2013 年隨同習主席與歐巴馬在「安納柏格莊園」(Annenberg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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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社會科學的素材」,中國大陸擁有豐富迷人之研究材料的數量絕不亞於西方,

這是中共發展社會科學的絕對優勢之一;以中國大陸近六十多年精采的活動,加 上背靠幾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對許多西方人散放 著致命的吸引力,這也是中共發展社會科學的另一優勢。簡言之,中共中央要發 展自己的社會科學觀點與方法的條件與勢能已經充分地存在。

筆者在第一章討論社會科學的本質時已提到,社會科學的觀點與論述有自我 實現的作用力,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觀點與論述就是希望達到這個自我實現的結 果,此外,奈伊(Nye,2011:142)說得更是通透:「論述成為軟實力的通貨 (currency)。」論述就是社會科學擅長的領域。問題是,如果這些觀點與論述是 要「做到堅持正確方向、服從服務大局」 (劉奇葆,2013),面對中共中央這個 政治要求所發展出的社會科學就有脫離事實基本面的風險,這個風險一定會反映 在研究成果之中,可預見的合理結果將是研究成果偏離事實基本面,甚至都可能 存在編造或偏狹的內容。22在民智越來越增長與成熟的進程中,這種要求下的研 究成果將越來越難說服有正常判斷能力的人民,反而會誤導判斷力不足的人民,

激成偏狹的民粹情緒,非但不利於中共以此抵禦西方的分化,還有可能禍起蕭牆 之內。

若是在此同時又要求「發揚學術民主、銳意改革創新」(劉奇葆,2013),就 是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遵循學術規律,鼓勵大膽探索,…,就 是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劉奇葆,2013)。社會科學既然稱為 科學,就必須根據事實,發掘真相,解釋真相,就有一個「認事、認理、不認人」

的內在本質,同時,在學術界,知識份子的良心所獲取的研究成果才是最有說服 力的。那麼,極有可能出現一種結果,就是社會科學研究出來的結果與中共中央 所作所為或主張倡導的差距甚大,令中共不但無法向外爭勝,對內也無法服人,

屆時是否還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遵循學術規律」?對照中共中 央「七不講」與「堅持正確創作方向」的要求,應該是做不到的。

再談到哲學,雖然心靈活動的自由度大於社會科學,有時可以超乎事實基本 面立論,以違反經驗之精神思想直指人心,感動人心,開創未來的經驗與未來的 事實基本面,但這種自由度本身的內涵似乎就已經與為特定政治範式與目標服務 相背道。其次,哲學研究的成果勢必最終還是會被有思考能力的人民放在事實基

22 中共的黨史編纂學就以編造歷史出名,歷史都能在政治的要求之下編造,社會科學的研究又 何嘗不能?這應屬合理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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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面上檢驗,特別是改革開放的哲學基礎就在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最終還是會回到事實基本面。是故,它對中共中央的願望所可能產生的潛在負面 效果並不會低於社會科學。

總之,中共中央在「重視哲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這點上,方法自身、方法 與方法以及方法與戰略目標之間充滿了無法調和的潛在矛盾。中共中央處在一種 既需要哲學與社會科學的功用、又無法讓哲學與社會科學全力發揮的困境,這種 困境的本源來自於一元化整體性控制國家的思維,害怕失控。何其矛盾。在此矛 盾心理與情境之下,哲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在本質上很難真正具備生產力,達成 目標,結果常常是糟蹋了世界一等一的人才,李克強的恩師龔祥瑞23就是一個說 明這個問題的好例子。

根據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國家統計局,2012),2008、2009、2010 與 2011 年的「全國圖書與期刊進出口情況」顯示如〈表 4〉,中國大陸在哲學、

社會科學的傳播力近兩三年有衰退的現象,而且圖書期刊的進口數量與金額遠高 於出口數量與金額,多少反映了這方面實力的強弱。

23 龔祥瑞(1911-1996)1930 年代就讀清華大學政治系,畢業前已頗具社會科學功底,著書兩冊:

和樓邦彥合著的《歐美吏員制度》與畢業論文《北平市民營公用事業監督》。1936 年獲庚子賠款 資助,留學倫敦政經學院,拜在大師哈洛德‧拉斯基(Harold J. Laski)門下。1940 年代,龔氏對 方法論已有不俗的見解,以為行政學的目的之一「在求中國政治學的出路,亦即不能使政治學永 遠停留在概念時期,也不能以學歐美為足,必須另作研究」(陳惠芬,2012:275)。毛時期遭到 完全糟蹋與埋沒,無庸多言。改革開放之後,幫助中國大陸作育英才,建立法制,建樹頗多,但 也難有更高層次的發揮了。若龔氏生活在自由國度,相信中年之後必能成為世界一流的社會科學 家,而今要不是有李克強這麼位學生,恐怕難得有人記得他。龔氏生平可參考陳惠芬所著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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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全國圖書與期刊進出口情況

2011 年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哲學、社會科學圖書出口數量

(萬冊、份)

101.52 105.32 84.04 122.10

哲學、社會科學圖書出口金額 (萬美元)

752.50 826.18 686.62 690.78

哲學、社會科學圖書進口數量 (萬冊、份)

117.99 61.11 87.32 60.21

哲學、社會科學圖書進口金額 (萬美元)

2,476.69 1,606.47 1,856.34 1,728.55

期刊出口數量(萬冊、份) 252.89 194.79 211.65 92.05 期刊出口金額(萬美元) 573.44 423.97 351.13 218.13 期刊進口數量(萬冊、份) 439.93 420.66 448.09 448.86 期刊進口金額(萬美元) 13,906.17 13,828.96 13,661.47 13,290.74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12,經筆者合併整理。

4.2.3 以政府財政為支撐大力發展公有文化事業與公私文化產業

在第三章已經提到,中共中央這次發展文化戰略也大力借重市場的作用力,

一方面希望藉市場的力量繁榮文化相關產業,作為國民經濟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 份,另一方面則有控制此產業的發展方向的意味。而且在文化領域中,希望由公 有體系包攬市場,運作市場的方向與經濟建設由公到私的政策正好相反。這種做 法存在一些發展策略的內部問題。首先,如果都要以公有為主軸,私有為輔,那 麼,公有體制下的文化產品的數量必需要大幅超過私有企業才能撐起這個戰略設 計的基本盤面。鑑於中國大陸的社會私部門不斷地快速增長,增幅與速度超過公 有體系,而且,這個情勢還在持續擴大之中,這個戰略設計的前景堪虞。

根據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國家統計局,2010 與 2011),文化產 業在「全國藝術表演團體基本情況」方面 2009 年與 2010 年的總體表現如下〈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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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勢必會產生公有產品上市的速度追不上私有產品,在相同條件下,公有 單位的效益嚴重落後私有單位。上市速度與效益是生產力的重要指標,這麼一 來,勢必要抑制私有文化企業的成長速度與空間,也會嚴重挫傷文化產業的生產 力。假使文化,一如中共自己論斷的,關係到社會整體的生產力,這也就是說,

這個政策必然最終會傷害中國大陸的整體生產力。其次,從經營效益的角度觀 之,改革開放以來,公有企業的經營效益早就被私有企業超越許多24。根據「天 則經濟研究所課題組」(2011:2)的研究結果顯示:

2001 年至 2009 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平均的淨資產收益率

2001 年至 2009 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平均的淨資產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