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莊子》的心術與主術
第三節 主術面向的展開:藉支離社會我以應帝王
一、「主術」之為修練方法:支離社會我
(一)支離社會我:解構共同世界中的對立
若將形與心的關係轉身向外,外在的身體形軀便表現為國家政體中的身分,
即社會政治主體;心則表現為與他者相對的成心與是非物論,即具有二分之相對 價值判斷的主觀意識之心,用《莊子》的話來說就是「成心」、「機心」、「賊心」
之屬。局限於人類共同世界的社會規範與價值標準的形與心,就是身分與成心,
可以「社會我」來概括之。《莊子》認為社會我的身分與成心,將造成共同世界 中的對立與爭端,導致「天下無道」的亂世,因而產生了支離社會我的思維意向。
1. 解構國家政體中的身分與人文建構:坐忘
社會我,是由國家政體中的身分與人文建構塑造而成的。是透過外在的、人 為的、強制性的、相對正統的規範與值標準所確立的,即由儒家聖王與其所制訂 的禮樂、仁義之教化所雕塑而成的。《莊子》說: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 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黥汝
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意而子 曰:「……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 邪?」(〈大宗師〉)
「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就是社會我被形塑的過程,同時 也是真我被異化的過程。《莊子》認為,建立在「仁義」與「是非」的基礎之上 的社會我,造成了個體生命、及自我與他者互動關係的異化。關於國家政體中的 身分所帶來的異化,前文談及「身心關係的文化語境」時已作處理,茲不贅述。
66然而,必須於此繼續追問的是,異化既已造成,是否有可能再解構異化、返本 復初呢?從「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來看,《莊子》的答案是肯 定的,人是能構解社會我的異化而自覺與復歸真我的。
接下來,就必須繼續追問,那麼,要如何解構社會我的異化呢?《莊子》告 訴人們,要「坐忘」: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
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 也?」曰:「回忘仁義矣。」67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
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
「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
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 也請從而後也。」(〈大宗師〉)
66 亦可參考本文第三章第一節點一之(一),及第二節點三之(二)的討論。
67 通行本皆先言「忘仁義」,次言「忘禮樂」。王叔岷說:「《淮南子.道應訓》『仁義』與『禮樂』
二字互錯。審文義,當從之。《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 後禮。』《淮南子.本經訓》:『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 修也。』道家以禮樂為仁義之次;禮樂,外也。仁義,內也。忘外及內,以至於坐忘。若先 言忘『仁義』,類乖厥旨矣。」據改之。參見其書,《莊子校釋》(臺北:台聯國風,1972),
頁62。
由「忘禮樂」到「忘仁義」到「坐忘」的歷程,層層丟棄「禮樂」的人文建 構與「仁義」的相對價值標準,最終「坐忘」,即「忘我」、解構「社會我」──
藉由「墮肢體」與「離形」解構被「禮樂」雕塑的外在身分,透過「罷聰明」、「去 知」解構被「仁義」刻鑿的二分成心(詳論於下點)。這是「吾喪我」在國家政 體場域中的意義與呈現。《莊子》藉由「坐忘」的寓言,清楚地表現出支離社會 我的意向與解構社會我的方法,就在由外返內,由遊於「形骸之外」,返身「遊 於形骸之內」(〈大宗師〉)。這裡的內外是在前述「天在內,人在外」的語境中 才能成立的。由外返內,實即由人為之「偽」,返歸自然之「真」,由社會我返身 向內自覺與體現自然的真我。
《莊子》實踐支離社會我的行為主體,包含了國家政體中的每一個個體,包 含了人民、眾臣,當然,也包含了一國之主。甚至,主要就是針對作為一國之主 的統治者言說的。因為統治有為的身分與成心,便是偽造「禮義」與「仁義」的 根本源頭。《莊子》的「主術」意在支離一國之主的社會我,一方面藉由解構一 國之主相對的尊貴身分,以消融君主與、眾臣、人民之間的對立,從而達致國家 政體的整體和諧;另一方面意在藉由解消人與「禮相偽」的人文建構之對立,來 泯除人與共同世界的對立。
2. 解構彼是二分的成心與相對價值標準:彼是莫得其偶
《莊子》說: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 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
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 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 其偶,謂之道樞。(〈齊物論〉)
而在當時,諸子有是有非的思想理論,基本上都是「務為治者也」,多數在向統 治者獻上「君人南面之術」(〈論六家要旨〉),提供統治者統御術與人文建構之 施設政策與方法。在〈齊物論〉作者的眼中,這一套套的「君人南面之術」若為 統治者所採納,便將落實為一套套治國的相對規範與價值判斷,一套套「易其 性」(〈駢拇〉)的統御術與人文建構。而生活在「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 敢不聽而化諸」(〈應帝王〉)的共同世界中的人們,其心靈無不受縛於統治者的 有為統御與相對的人文建構的桎梏之中,被塑造出社會我的形象與姿態,導致了 真我的異化與對道的遺忘。
《莊子》洞察到人間世中相對的規範與價值判斷,實際上是伴隨著人二分的 主觀意識「成心」而生的。「成心」在不同的情境與條件下,建立不同的價值判 準之標準,而這些相對的價值判準,正是引起人與人之間對立、國與國之間相互 征伐,導致「天下無道」的人間世的根本原因。「天下無道」的原因,在於天下 之「分」;而天下之「分」的根源,則在於「成心」之「分」,尤其是一國之主的
「成心」之「分」所造成的異化。因為「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一 國之主的異化將導致國家政體與其中組成分子的異化。
「成心」最大的特色,就是「彼是」之二分。無論是自然的「死」與「生」,
還是人為的「可」與「不可」、「是」與「非」,皆肇始於「彼是」之二分。塑造 出身體我與社會我,造成真我的異化,乃至「天下無道」的根源,就在一個「分」
字,尤其是「『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的二分,故有「絕聖棄知而天下 大治」(〈在宥〉)的激進主張。《莊子》認為,若是能將「成心」之二分解消,
就能使心恢復其作為觀照主體的功能。
因此,《莊子》藉由「彼是方生」來解消「彼是二分」。《莊子》認為,從根 本解消「成心」之二分的意識型態,便能自然泯死生、富貴、窮達、可與不可、
是與非等一對對「彼是」對立的概念;進而在「知忘是非,心之適也」(〈達生〉) 中達致個體生命的自適自得;終能在「彼是莫得其偶」中,解消二分與對立,便
由「分」而「齊」,自然實現「君民一齊」68的整體和諧。
(二)以無為應帝王:解構統治者的有為 1. 以「主術」為「心術」之餘事
《莊子》對於《老子》的思想,有所承繼也有所轉化。一國之主,是「心術」
和「主術」範疇的集合與中介,在《老子》中是如此,在《莊子》中亦然。《莊 子》說: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天地〉)
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 之功,聖人之餘事也。(〈讓王〉)
由「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可看出如同《老子》般治國須先治身、
由「心術」而「主術」的思維模式,亦即〈天下〉篇所云,由治心而治身而治國 之由內而外層層展開的「內聖外王之道」。但不能否認的是,由其以治國「主術」
為「緒餘」、「土苴」,及「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的主張來看,在「心術」與
「主術」範疇之間,《莊子》關切的核心,實際上是「心術」而不是「主術」。《莊 子》之支離社會我的目的,是為了「吾喪我」以恢復真我,是以實現「真人」的 理想人格與「逍遙遊」的存在活動為終極關懷的。莊子學派不同於既有「聖人」
形象的「真人」,及以「主術」為「心術」之餘事的主張,清楚地表明了《莊子》
在《老子》治身與治國的雙重意向中,選擇了以個體生命的治身之道與個體價值 的自我實現為優先考量的立場。
而個體之不能自我實現的原因,有很大的部分,是來自於共同世界的制約與 束縛所雕塑而成的社會我。而共同世界的制約與束縛,則是來自於國家政體中一 國之主的有為統御與妄作施設。誠如陳鼓應所言:
在莊子的思想體系中,外王只是餘緖,從某種意義上講,莊子的外王 主張實際是外不王。如〈在宥〉篇所說:「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 無為。」莊子之特別重視內聖與外不王的主張與其處於天下無道的情 勢之下有關,這從〈天地〉篇「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
『道』,則修德就閑」中即可看出。莊子對政治權力造成的災難有痛 切的體認與剖析。他揭示了人治、德治之弊以及刑治之害。他認為政 治措施及政治勢力之擴展造成了如〈馬蹄〉篇所說的馬的死亡與〈至 樂〉篇所說的鳥的死亡。69
要解除個體生命的異化,要確保個體的自由發展,要達致「齊」之個體價值 與群體價值的整體和諧,就現實層面之國家政體的場域而言,其關鍵便在於統治 者的社會我(一國之主之的「身分」與「成心」)的消解,故有「外不王」的思 維傾向,以解構「聖人之過」所帶來的異化。70
既然以「主術」為「心術」之餘事,《莊子》的「主術」思想呈現出非常特 別的思維意向。在解構一國之主在國家政體場域中的身分與成心之後,在解消一 國之主箝制人民的人文建構之後,「主術」面向的重新展開,並不意在新的理想 統治者與人文建構之確立與重構;相反的,《莊子》的「主術」,實際上正是在解
既然以「主術」為「心術」之餘事,《莊子》的「主術」思想呈現出非常特 別的思維意向。在解構一國之主在國家政體場域中的身分與成心之後,在解消一 國之主箝制人民的人文建構之後,「主術」面向的重新展開,並不意在新的理想 統治者與人文建構之確立與重構;相反的,《莊子》的「主術」,實際上正是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