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行動者執行業務的信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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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捐登錄中心扮演著各醫院之溝通、協調、監督及與輔導等多方角色，在事件發生 後為強化器捐登錄中心的功能，於一些器官勸募網絡的相關規則在釐定同時，也賦予一 些法律的位階及違反時的罰則，以器官分配原則為例，2014年10月1日「人體器官移植 分配及管理辦法」通過實施後，即將器官分配原則納入辦法內，雖僅為行政命令且是最 低位階，但在此之前，器官分配原則是沒有相當法源依據，也因此在無法規可約束的狀 況之下，造成當時仍有一些醫院不全然依據器官分原則進行操作。

例如有受訪者提到，在器官分配時，勸募醫院還是有他的運作空間，包括曾有勸募 醫院「 擺明要違規，以對方沒有接到電話等非屬醫療考量理由」來回應器捐登錄中心 的查詢，但該中心也沒有辦法可以約束這樣行為產生（T2-E-84），然而依據修法後的 規定，如果確實有問題就會陳報給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經查獲屬實，就可要求地方衛生 局依法，向違法的勸募醫院進行裁罰，包括停止醫院、醫師權限1個月以上不能進行該 項移植手術等（T2-E-83）。因此器官誤植事件後將此重要法規入法，一旦違法可施予 醫院行政制裁。讓曾一度被立法院認為未充分發揮功能，建議裁撤的器捐登錄中心，於 器官誤植事件發生後，在往後推動相關業務上，更顯張力。

第三節 主要行動者執行業務的信念分析

壹、對於器官缺乏亟待協力推動業務，一直以來認知充足

非營利組織成立的宗旨，本就以公益為主要的訴求，而政府以專業與效率考量，採 用捐贈成立的非營利的財團法人器捐中心、及勸募醫院串連合作醫院的網絡模式，輸送 公益性的服務業務給予需要幫助的器官等候者。在訪談中，勸募醫院下的計畫執行者在 言談的話語中，普遍認為無論醫院或計畫執行團隊本身，即便有其他影響的動機想法，

但在第一時間回答上，都瞭解到捐贈器官數遠不足於等候器官移植人數，許多病人仍然 在等不到器官的狀況下失去生命，而政府推動器官勸募業務立意良善，因此對於參與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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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網絡計畫的推動，期盼對於漫長等待器官的病人有所幫助（H1-B-1；H2-B-1；H3-B-6）， 這部分是一直認知充足且有相當共識部分。即便沒有被衛生主管機關硬性要求，有受訪 者表示，該院仍會持續 參與器捐登錄中心每年度的 器官勸募網絡計畫（H2-B-1；

T2-E-68）。

除此之外，為何參與計畫的其他動機部分則回答較多元，包括對醫院來說因為面臨 醫學中心的評鑑壓力（H3-B-41），特別近年醫學中心任務指標內容中，有關是否積極 配合國家醫療衛生政策的基準，將醫學中心器官勸募、捐贈量等表現都列為評分指標，

又因醫院評鑑結果決定健保支付標準，也因此在健保給付的間接誘因下，身為醫學中心 的勸募醫院在器官勸募上的結果也會很重視；此外，尚包括提升醫院國內外的名聲等，

例如有受訪者表示「有了移植案例累積，才能讓醫院變成前幾大醫院TOP ONE，或者臺 灣有完成幾千例，本院就已占有幾例，不亞於全球」（H2-B-31）等諸如此類的意見；

其他提到的部分尚包括，希望藉由器官勸募網絡的相對優先獲取器官的功能，促使醫療 團隊有更足夠的器官進行移植，雖然部分原因來自移植手術可獲得績效獎金等，但其實 醫療學術專業或實務工作上所帶來的成就感提升，更顯重要（H1-B-2）。前述各項原因，

係為勸募計畫執行者看待協助推動器官勸募業務的信念，亦是勸募醫院願意提撥人力及 資源，來承接器官勸募業務的動機。

貳、誘因機制調整對意念仍有影響，惟造成實務影響已經有限

經訪談結果發現在器官誤植事件發生前，於器官勸募網絡中納入誘因機制確實影響 到勸募醫院的行為關係，最初制度的設計是勸募醫院發現只要合作醫院家數多且具有一 定規模，依當時相對因素之排序規則即易取得移植之器官，致使在制度實施後的幾年期 間，勸募醫院經歷了一段爭取或挖角別家勸募體系的合作醫院，即所謂受訪者敘述的「戰 國時期」（H3-B-9），特別是市立醫院或基督教醫院病患來源較多，會受到許多勸募醫 院青睞，也因此會發生有勸募醫院翌年要再跟某合作醫院續約時，會發現某合作醫院已 經被其他勸募醫院挖角簽署的狀況（H3-B-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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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勸募醫院為了企圖鞏固合作醫院的競合現象，會利用多種方式進行，包括會利用 醫療合作合約，例如小型合作醫院如果需勸募醫院進行代訓醫師、醫療人力資源等情 況，則必須要配合簽署成為其所屬的合作醫院，始可進一步洽談醫療合作合約情形

（H3-B-10）；甚至利用醫療派系或高層間友好等關係來進行鞏固，並以此作為主要增 加獲得器官來源之方法（H2-B-32）。

器官誤植事件發生後，從訪談中了解勸募醫院的計畫執行者，對於透過區域整合關 係，企圖進行誘因機制調整將原 10 家勸募醫院可影響排序進行調整，變成與其他北區 醫院一樣都屬同一個 OPO，器官分配亦與其他醫院排序變的都一樣，雖然制度開始時 產生部分的影響與衝擊（H1-B-11），但在強大的輿論力量及監督下，各勸募醫院不得 不接受此種政策，並試圖慢慢適應新的規定（H2-B-33；H3-B-26）。再者，經訪談發現，

器官勸募業務雖非為醫院中主要核心業務，然而因器官誤植事件發生後，勸募醫院對於 該院勸募計畫執行人力窘迫情形，開始提高關注並進行人力編制上的支援或調整，特別 是已開始聘任固定的專任勸募人員（H1-B-31；H3-B-39），因此即便誘因制度調降對於 意念上有受到影響，但反而受惠於人力配置專任化的因素，間接也促使勸募計畫執行 者，承受本身醫院要求每年勸募捐贈量，必須提高的業績壓力（H3-B-39）。

參、認知器捐登錄中心運用法治增加，惟實質給予可再努力評價

在一個複雜的網絡互動制度裡，網絡中的組織若能明確的瞭解對方的角色定位，就 能彼此進行良好與正面的互動與配合，進而強化其角色所需具備的工作功能，如此以確 保其網絡中各個角色的運用與發揮，能達到勸募網絡欲達成的成效。此外，也能讓網絡 中其他組織產生高度認同，進而給予尊重與信任，對於網絡勸募制度的發揮均具有重要 的影響。

目前從受訪者訪談內容來看，認為器捐登錄中心的角色扮演上，特別是在專業諮詢、

輔導、或統籌事務上應可以再提供更多的協助，而非僅僅將自己設定偏向行政或建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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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資料庫等功能，就像一個包商分派單位，當衛生主管機關有任務交辦時，就由登錄 中心再分包給醫院執行（H2-B-17）。即便在器官誤植事件發生後，勸募醫院雖然認知 在法令賦予下，器捐登錄中心間接上可運作的法律權力加大，但受訪者表示，在感覺上，

功能在制度變遷前後也沒有太大差異，且也更不需要擔負相關責任 或被獎懲得失

（H1-B-21；H1-B-24；H2-B-17；H2-B-26；許舜喨，2011）。故無論在業務或專業的輔 助，器捐登錄中心的角色，似乎仍與勸募醫院實際執行者，認知上的角色功能有所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