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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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我國推動「器官勸募網絡計畫」迄今已超過十年有餘，並藉由10餘家勸募醫院，採 取結盟關係型態串連起全臺數百家合作醫院，共同執行器官勸募業務的推動工作，然而 2011年8月，國內發生一起愛滋器官誤植事件後1（以下通稱器官誤植事件），凸顯存在 已久的制度上及互動上的問題，遂導致器官勸募網絡的政策變遷。爰此，本研究以2011 年關鍵轉折時間點為主，運用政策網絡隱喻性的動態關係，來分析我國器官勸募網絡之 制度推展的理念背景、器官誤植事件後影響制度變遷的內容，同時事件發生前後，對於 主要行動者間所帶來的互動關係影響，以此來探討我國器官勸募網絡實際動態運作面 貌，並從中發掘本研究對器官勸募網絡所作的特性觀察。本章節首先溯源我國器官移植 發展與長期所面臨的相關問題，並說明政府的因應作為，透過綜述我國器官勸募網絡的 運作，結合筆者的研究動機、目的，闡明本研究研究範圍，並呈現本研究欲探討的器官 勸募網絡的研究議題。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壹、 研究背景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經過程，然而由於疾病的因素，許多病人的死亡主要原因是部 分器官的壞死或衰竭而導致，而近年來隨著醫學科技的進步，多數來自肝、心、肺衰竭 等病灶的病人，事實上是可藉由器官移植而擺脫危及死亡的宿命。其實我國的器官移植
12011 年 8 月 23 日新竹一名患有 HIV（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陽性的男子，於墜樓後腦死，不 知情的家屬決定捐贈患者器官，後續接辦的臺大醫院勸募團隊因為溝通問題，將愛滋病毒血液檢查報告
「reactive（陽性）」誤以為「non-reactive（陰性）」 ，以致於 8 月 25 日器官被移植給含括臺大及成大 醫院在內的五名心、肺、肝、腎受贈者，8 月 26 日當醫院發現捐贈者為愛滋病人，兩家醫院除立即為受 贈者開始使用 HIV 藥物外，並立即檢討與補強相關過程（行政院衛生署新聞稿，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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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自上世紀六零年代起即有成功案例（行政院衛生署，2013），而持續的技術發展與 歷次的移植紀錄，不僅使我國的器官移植研究蓬勃並且技術日益精進，更藉此挽救許多 寶貴的生命，因此造就我國器官移植技術的普遍，而器官移植已儼然成為瀕臨末期病危 患者的唯一生機。
移植器官的短缺，一直以來是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雖然我國的器官移植技術在亞 太地區獲得相當優異的口碑，但是在實務面上卻因為受限於傳統觀念等各種因素，造成 器官來源仍無法滿足需求的現象，從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資料顯示2，2002 年當時我國約有7,000人在等待器官進行移植，而捐贈器官的人數，每年卻只有150餘人 左右，捐贈率約為百萬分之六點六的差距之譜，此一數據即可看出我國器官來源短缺問 題十分嚴峻。而我國器官來源短缺、捐贈率偏低，普遍被歸納的原因主要包括對生命的 態度與觀念保守、不暸解器官捐贈之意義、醫界普遍對於死亡採取逃避的態度等三個主 要因素（黃丕宗，2008）。
有鑑於國內器官來源短缺、捐贈率過低，又未建立等待器官移植病人的登錄與分配 系統，使受贈者與捐贈者間未能有效配對，而造成寶貴器官的浪費實屬可惜，行政院衛 生署3爰於2002年6月捐助設立「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以下簡稱為器捐登 錄中心），協助政府從事與器官捐贈推廣工作、器官捐贈與移植之登錄及資料庫建立，
並致力提升國人器官捐贈勸募率及器官移植成功率4。該器捐登錄中心則再依法規及行 政院衛生署核定實施「器官勸募網絡計畫」，招募符合條件的具有移植資格的醫院作為 器官勸募醫院（以下通稱勸募醫院），並由其分別串連合作醫院，來配合推動我國器官 勸募業務，期望透過網絡的能量及配合計畫的補助經費方式，廣招醫院投入器官勸募工 作。
2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取自：http://www.torsc.org.tw/transplant/transplant_01.jsp（瀏覽日期2014 年 07 月 05 日）。
32013 年 7 月 23 日 已 正 式 改 制 為 衛 生 福 利 部 。
4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取自：http://www.torsc.org.tw/about/about.jsp（瀏覽日期2014 年 0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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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動機
器官勸募、捐贈及移植過程參與單位極多，是必須依賴跨越多個組織在溝通協作下 方能完成，其中含括跨單位組織包括有器捐登錄中心、勸募醫院、合作醫院、移植醫院，
以及衛生政策研擬的行政院衛生署等。然而，我國自從推動器官勸募網絡以來，筆者屢 屢聽聞此器官勸募網絡下執行者，有感於推展與執行器官勸募或捐贈過程中，常發生一 些組織間、執行人員間互動不順的事件（林巧玥，2010），而產生執行與運作上的問題。
但因為器官捐贈畢竟涉及族群少，自然較不易受重視與探究，因此少有研究篇幅完整探 討呈現。然而，2011年8月國內發生一起器官誤植事件，導致五名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 遭逢嚴重傷害、同時也重創臺灣國際醫療形象，此後我國器官移植與勸募網絡問題才開 始到關注與檢討。事實上，器官勸募網絡中執行業務過程的協作關係不良，似乎早有端 倪，從吳青如（2003）當時的研究，甚至迄今器捐登錄中心網頁5都明白指出：「發現 器捐個案時醫院和醫院間常缺乏合作與協調，使得器官摘取工作經常受到程序上的限 制，花費許多人力、物力，卻無法能有效利用」。因此對於目前我國所推行的器官勸募 網絡是否運作順暢得當，與醫療機構間含括專業人員於勸募業務間的互動關係密切，牽 動著器官勸募政策是否能被落實執行，相關的議題非但涉及弭足珍貴的器官資源浪費，
更是危及醫療安全上的問題，實不容小覷。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林忠義（2003a：65）曾於研究中提到一份蓋洛普徵信股份 有限公司於2003年對全國性「民眾對器官捐贈認知度與態度調查」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受訪者對個人器官捐贈接受的比例佔50﹪；有43﹪受訪者希望當自己發生意外判定腦 死後，由家人簽署捐贈器官同意書」，該研究表示從民眾傾向於認同器官捐贈的價值來 看，增加我國器官捐贈率似乎並不是沒有希望。隨後陳振業（2010）更於其研究中提到，
贊成捐贈的人其實不少，但有簽署捐贈卡的人卻很少，此一落差是造成器官不足的重要
5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取自：http://www.torsc.org.tw/transplant/transplant_03.jsp（瀏覽日期 2014 年 0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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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該研究並探討採行不同的器官勸募政策改善此一落差，惟其建議採用「弱家 屬參與式強制抉擇6」（weak mandated choice）之法規律定的政策機制（陳振業、蔡甫 昌，2010）。
因此，縱然許多研究認為器官供給與需求嚴重失衡，主要源於民情、傳統習慣、觀 念等問題，但筆者在聆聽醫學倫理法律學權威 Alexander Capron 來臺演講，就提升我 國更優質的器官移植環境所面臨的器官移植相關倫理、法規與政策之發展等的於圓桌論 壇上所做經驗分享，歸納出有三個層面的因素可能影響整體器官勸募率或捐贈率的成 效，分別包含「民眾意識層面（採溝通宣導方式提升）」、「系統支持層面」及「法規 律定層面（採推定同意或強制抉擇等）7」。而筆者就「系統支持層面」來看，認為器 官勸募網絡之佈建、主要執行者或稱行動者的配合落實（勸募醫院推動是關鍵）、及資 源整合與協作互動等良好與否，皆是有可能造成器官勸募政策難以有效發揮，間接限制 我國器官勸募率或捐贈率提升的因素之一。此不禁讓筆者深思，我國器官勸募網絡在此 10餘個立意良善的器官勸募組織（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 OPO）的支持推動 下，究竟其發展內涵及真實運作與互動圖像到底為何？此為動念探討我國器官勸募網絡 實務運作的始點，並希望藉由研究的過程提出觀察發現作為政策參考，亦是本研究的主 要動機。
對本研究的性質而言，雖偏屬於衛生政策、醫療管理類議題，但從公共衛生或醫務 管理相關研究資料顯見，其各該領域研究多為應用與實務導向，顯少會從公共行政等領 域進行探討，事實上，我國器官勸募網路是串聯醫療組織的協作制度，然而在國內學術
6所謂弱家屬參與式，係指若個體生前經已表達意願，此時只需遵照其意願而行，然而若個體生前沒有表 態，此時將「強要求詢問」或「要求回應」下允許家屬參與，若找不到家屬，摘取與否依所在之國家預 設選項而定，因此決定的優先順序為個體、家屬，再到國家預設選項；相較於強參與式，則是容許家屬 違反個體明白表示或已登記的意願，因此決定的優先順序為家屬、個體，再到國家預設選項（陳振業、
蔡甫昌，2010）
7推定同意即為「假設」捐贈之預設選項；強制抉擇有人把它稱為「強要求詢問」或「要求回應」（陳振 業、蔡甫昌，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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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中，運用網絡觀點進而以政策網絡理論進行此類型的研究，付之闕如，因此本研究 係探究何謂社會科學中的網絡概念，並利用政策網絡框架結合實務採行不一樣整理解析 方式，作為本研究次要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