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觀幸福感的定義與相關研究

在文檔中 正向心理介入方案對促進大學生 幸福感影響之研究 - 政大學術集成 (頁 18-26)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節 主觀幸福感的定義與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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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正向心理是一種具有正向情緒、正向特質與正向組 織的內涵,且有益於個體在生活上朝正向發展的一種心理特質,根據正向心理 學的基礎,本研究欲測量大學生多面向的正向心理狀態,並以余民寧、陳柏霖

(2014)及陳柏霖(2015)所使用的量表進行施測,了解大學生在數個月內,

其正向心理狀態的變化情形。

第二節 主觀幸福感的定義與相關研究

本節主要探討主觀幸福感的相關文獻,共分成主觀幸福感的定義與其相關 研究二部分,以下將逐一探討並說明。

一、主觀幸福感的定義

上個世紀心理學界向來只關注各類心理疾病、人類負向的行為與心理狀態,

這類範疇的研究結果相當豐碩,然而對於正向的行為表現、優勢等原本人類與生 具有的能力卻不被重視。然而自Seligman與Csikszentmihalyi (2000)提倡正向心理 學以後,心理學過去專注在病態研究那種矯枉過正的發展上,逐漸有了轉折,開 始探索人類的正向主觀經驗、特質與組織環境,像是幸福感、希望、感恩、樂觀 及心流(flow)等,目的在於探討那些能夠促進全人類身、心、靈上的健康 與福祉的因素及方法。

人類也對心理健康的看法也不斷在演變,早在1948年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對於健康的定義中已經提到,健康是一種身體、心理、社交的完全健康狀 態,而不是只有削除疾病與傷殘。其中提到的心理健康則是指人類能夠認識自己 的潛能、應付生活壓力、有效地從事工作,並對社會組織有貢獻;而非狹隘於排 除精神障礙的層面。也因如此,心理健康不再只侷限於解決心理疾患,其意涵逐 漸朝向正向的心理、情緒、社會機能的面向發展 (Ryff & Singer, 1998)。

心理健康的範疇中,有不少是幸福感的研究,其中,Andrew與Withey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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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幸福感是人們評估其對生活品質的滿意程度以及所感受到的正向、負向情緒 強度而成的,不過後來有學者認為主觀幸福感的構念是由情緒與認知兩種成分所 組成 (Diener, 1984; Mohr, 1986),對於人類生活匱乏無虞、滿足物質上的需求後,

會進一步往心理需求的層次延伸,此種無形的心理需求層次被定義成生活品質 (quality of life),而用來測量此生活品質的工具,最具典型代表性的即為總體生活 滿意量(General Satisfactionwith Life Scale) (Diener, Emmons, Larsen, & Griffin, 1985),國內也有針對大學生的生活滿意量表的研究報告(黎士鳴、謝素真,2009)。 由此看來,主觀幸福感的定義指的是人類在認知上對總體生活的滿意程度而 言,卻缺乏情緒方面的研究。除了從認知層面探討主觀幸福感以外,更進一步往 情緒方面著手,像是「長期情意量表」(The Long-Term Affect Scale) (Diener, Smith,

& Fujita, 1995),用來檢視個體的正向與負向情緒頻率變化程度,此也說明光是以 認知角度當作評估主觀幸福感的方式是不足的。邢占軍(2005)則認為主觀幸福 感是一種體驗感受,情緒的表達也包含在內。因此,Andrew與Withey (1976)認為 幸福感是人們評估其對生活品質的滿意程度以及所感受到的正向、負向情緒強度 而成的主張越來越受到重視,既然認知與情緒層面都有其重要意涵,主觀幸福感 的研究方向則逐漸以整體宏觀的角度加以考量(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

更換言之,主觀幸福感的概念涵蓋了認知與情意兩者。國內亦有以認知及情意當 作主觀幸福感之主要構念的研究,像是陳密桃與陳玲婉(2006)、余民寧、鐘珮 純、陳柏霖、許嘉家與趙珮晴(2011),余民寧等(2011)則從結構方程式模型 中發現,主觀幸福感能完全中介健康行為與憂鬱,也完全中介評價性支持與憂鬱。

緊接著,Keyes (2002, 2005)以及Keyes和Waterman (2003)則將以往主觀幸福 感中的認知與情緒兩種因素,以「情緒幸福感」(emotional well-being)命名之,

而情緒幸福感其實就是個體評估自己生活中的情緒狀態,或稱為正向情感 (Keyes, Shmotkin, & Ryff, 2002)。因此,情緒幸福感則成為主觀幸福感的主要構 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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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以生活滿意與正向情意兩者做為主觀幸福感的測量概念實在是難 以堪稱周延,故Ryff (1989, 1995)、Ryff和Keyes (1995)以及Ryff和Singer (2008) 引用正向心理學的理論觀點,像是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階段論的個人成長 (personal development)、Maslow的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Jung的個體化 (individuation)概念等多位學者的理論架構下,又建構出另一種向度的幸福感,

即「心理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不再探討情緒幸福感所強調的正向情緒,而是 強調個體能夠發會自身潛能所帶來正向經驗的程度,此也反應出個人對內在自 我心理調適與對生活的宏觀知覺(余民寧、謝進昌、林士郁、陳柏霖、曾筱 婕,2011)。研究者爬梳多位學者的論述,歸納心理幸福感有六個核心面向,

依序為自我接納(self-acceptance)、與他人建立積極關係(positive relations with others)、獨立自主(autonomy)、環境掌控(environmental mastery)、生活目標 (purpose in life),以及個人成長(personal growth)。此六個核心面向的概念為:

「自我接納」係指個體自我評價其優、缺點,並能以正向的積極態度接納自 己;「與他人建立積極關係」則是與他人存在溫暖、信任和親密的關係、對他 人具有強烈的同理心與關懷他人福祉,並能與人建立深厚友誼的概念;「獨立 自主」或稱為自主性,即個體能以內在想法與個人意志來掌控個人行為,而不 被社會文化所影響;「環境掌控」則是指個體有能力揀選或創造適合自己的環 境;「生活目標」為個體對生活有目標與方向,並能理解與相信生活是有意 義、有目標存在的;最後是「個人成長」,個體能夠持續地發展潛能,對嶄新 的經驗與挑戰抱持著接納的態度,並不斷地成長 (Keyes, 2002, 2005; Keyes &

Waterman, 2003; Ryff, 1989, 1995 ; Ryff & Singer, 2008)。

因此在情緒、心理層面之外,Keyes (1998)認為個人想要遺世而獨立是不可 能的,無法脫離整個社會脈絡,其認為主觀幸福感除了上述探討的情緒幸福感 與心理幸福感以外,社會因素也是促成幸福感的主要來源,即「社會幸福 感」,是以公眾角度與社會標準來評估個體的生活機能,並提出組成社會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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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五個核心向度,依序為社會統整(social integration)、社會貢獻(social contribution)、社會一致性(social coherence)、社會實現(social actualization)以及 社會接納(social acceptance)。此五個向度的概念依序為:「社會統整」是指個人 評估自己與社會、社區關係之良莠,且能認為自己屬於社區的一份子並與社區 互惠往來;「社會貢獻」則是個人對其社會價值的評估,此包含了認為自己是 社區的重要成員之一,能給予社會自已所擁有的某些價值,此也隱含了社會責 任的概念;「社會一致性」是指能夠評估社會的組織運作的知覺,對社會與社 區感到興趣,而且關心發生在社區的事情;「社會實現」是一種知覺社會能經 由社區成員一起努力不斷發展潛能與成長的信念;最後是「社會接納」,是一 種願意以正向積極的態度肯定與接納社區成員的概念 (Keyes, 1998, 2002, 2005;

Keyes & Waterman, 2003)。根據上述文獻探討,主觀幸福感可以說是由心理、

社會、情緒三種向度所組成的概念,其相關實徵研究中,根據Ryff (1995)、Ryff 和Keyes (1995)、Keyes (2005)以及Keyes、Shmotkin和Ryff (2002)等人的研究結 果發現,主觀幸福感具有關聯但概念而有不同向度的結構關係。

至此,本研究認為構成主觀幸福感的因素應該包含情緒、心理、社會幸福 感三種。根據余民寧、許嘉家與陳柏霖(2010)以及余民寧等人(2011)、

Keyes (2002, 2005)以及Keyes和Waterman (2003)的觀點,主觀幸福感是一種個體 根據情緒、心理、社會三種指標評估其對生活品質的概念,並以此一套標準衡 量人們在主觀幸福感的變化程度,以及與其他變項的關聯性。

二、主觀幸福感的相關研究

以下所探討相關研究主要聚焦在以學生為對象的研究論文,也討論性別在 主觀幸福感上的差異性,並輔以其他變項與主觀幸福感的相關性研究,藉以理 解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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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幸福感及其來源,這些定義與理論基礎多半由西方而來,因此 Lu 與 Shih (1997)則以質化訪談的方式訪問受試者對於「什麼是幸福快樂?」與「什 麼事情會使你感到幸福快樂?」的看法,歸納整理出華人對於幸福感的來源與 定義,總共有九大類別與 180 種幸福快樂的來源,在此僅探討這九大類別,依 序是對尊重的滿足需求、人際和諧、物質的滿足需求、事業成就、人生平靜自 在、助人為樂、自我控制與自我實現、快樂與正向的情感、健康。關於幸福的 概念上,中西方也有不同見解,西方強調的是自省、個人滿足,然而華人則是 傾向外在人際關係的 (Lu & Shih, 1997),由此可見,中西方對於幸福感的看法 不同。

目前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越來越多,早期的因素探討研究中,施建彬(1994)

則提出所得較高者、人格外向者、較少神經質特徵者、接受較多的社會支持者、

給予較多的社會支持者、主觀心理健康良好者、社會期待特質較高者,其幸福感 也較高。Richard和Diener (2009)也指出人格特質會影響主觀幸福感,性格外向的 人則有比較高的主觀幸福感,神經質的人則相對有較低的主觀幸福感,國內也有 類似的研究成果相互呼應(施建彬,1994;侯辰宜,2007;陳鈺萍,2004)。此 外,文化差異也被視為一種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但也因為文化差異的不同,

這類研究要在測量與解釋構成很大的挑戰 (Diener, Oishi, & Lucas, 2003)。感恩特 質、社會支持、因應策略皆會正向影響幸福感 (Lin, 2016),其中在感恩特質與幸 福感的關係中,自尊扮演著中介變項的角色 (Lin, 2015)。樂觀與解釋風格也會影 響幸福感,較具樂觀感與對事情做出正向解釋的人則有較高的幸福感,然而年紀 這個背景變項上,成年早期的年輕人與老年人則無顯著差異,但發現老年人在負 面事件或認知上較少有樂觀的解釋風格 (Isaacowitz, 2005)。樂觀、自我效能、壓 力以及因應策略可以有效預測心理幸福感 (Karademas, 2007)。中國有研究指出 身體活動也是預測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的因素之一,能有較多的運動參與,可以 有效提升主觀幸福感(Ku, McKenna, & Fox, 2007)。至此,大致上可以瞭解不管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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