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回顧陳東升（2003）、瞿宛文和安士敦（2003）對於台灣產業結構轉型 的看法。本文認為，這二觀點都忽略了台灣產業的在全球商品鏈中的技術地位，
及其對產業結構發展和轉型的影響。
陳東升（2003）的研究，是以組織社會學的角度，來探討台灣積體電路（或 半導體）產業的組織結構，其主要論點是「從整個趨勢來看，台灣積體電路產業 的組織網絡關係，是隨著產業的擴展而增長，很明顯的，產業組織並沒有因為規 模擴大與企業組織的數量增加，而朝向垂直整合的方向發展，而是明確的走向垂 直分工，並且以網絡式組織為主體的產業體系」（頁 18-19）。他特別指出，這樣 的生產網絡，平均地分配在技術合作、金融投資合作和協力生產上，並沒有特別 集中在協力生產上，只不過協力生產網絡是在台積電（1988）設立之後才大量形 成，也穩定的成長。
陳東升的研究清楚地說明了台積電這類具有大量資源、具有網絡核心權力的 公司，對整個網絡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這特別表現在他對半導體產業網絡的權
力分析上（見該書第三章）。他發現，設計公司與製造公司之間有權力的不平等，
但與封裝代工廠則是對等關係。這是由於大多數設計公司與製造公司有長期代工 關係，且資源相當不對等，結果是整個組織網絡的形成，是以製造公司（例如台 積電）為核心。而在設計與與封裝代工關係上，他認為由於後者替代性高，且不 是設計業者生存的關鍵，因此權力關係相對上是對等的。
為何台灣的積體電路產業沒有形成類似美國的垂直整合，而是網絡生產？陳 東升在此點上已指出了「技術」的重要性，並認為積體電路產業的技術特性與網 絡生產之間有密切的關係。也就是，他認為積體電路產業的「創新技術分散化與 資產特殊性技術」造就了該產業的網絡生產模式，因為該產業的競爭是以研發創 新為主，可是該產業的創新是分散的而非任何一家廠商能夠完全控制的。他進一 步認為，積體電路產業的這種技術創新分散特性，使得技術後進國家小廠商，在 掌握關鍵性創新技術之後，當「技術轉捩點」出現時，就有可能超越領先的大型 公司成功的佔有市場（頁 42-44）。
我們認為，陳東升雖然沒有處理為何半導體業沒有形成垂直整合的問題，但 在其討論有關積體電路的「技術」議題時，已經逐漸將技術的因素拉上主要的解
釋變項。我們將會進一步指出，正由於半導體業的技術性質，使得佔據產業網絡 核心的晶圓製造公司，無法真正的形成垂直整合，而只能是虛擬整合。此外，由 於 IC 設計業的快速追趕性質，需要與晶圓製造密切相連，而構成台灣半導體產 業的虛擬整合結構。有關技術性質與產業結構的關係，我們將會在以下繼續討論。
相對於陳東升強調的積體電路產業之網絡式組織，瞿宛文與安士敦（2003）
是以電子業的發展，來說明擴大產能才是後進國家廠商技術升級的主要策略。其 主要論點為「後進國家若要改進他們在中等技術產業的績效，同時進入技術層次 更高的產業，就必須擴大本國企業組織，投資更多於管理和技術能力，並且在國 內及全球擴張生產規模與範圍。第一個做出三管齊下投資──投資於最適化規模 的工廠，投資於技術與管理，投資於運銷──的後進國家廠商，將在世界市場上 取得後起者優勢」（頁 2）。
瞿宛文和安士敦研究的邏輯如下：後進國家沒有尖端技術，必須靠生產成熟 產品來賺取蠅頭小利，因此除了極力追趕累積技能之外，廠商必須依賴擴大規模 來降低成本、以增加競爭能力和從事產業升級；由於本地市場充斥價格低廉的零 組件，組裝廠沒有必要建立網絡關係，只需要以市場競爭方式來獲得標準化的零 組件即可，因此所謂的廠商之間的網絡關係，在電子業是言過其實。對她們而言，
台灣電子業中唯一的網絡，是國家所創建和領導的網絡，也就是藉由工研院開發 和移轉技術給私人公司所建立的技術和生產網絡（頁 19）。
與陳東升不同，瞿宛文和安士敦的觀點強調領導廠商的擴大規模，而較少討 論與其連結的網絡廠商。她們甚至認為，雖然台灣電子業的組裝廠受惠於高度地 理聚集的零組件供應商和周邊設備廠商，但廠商之間卻少有網絡關係，而是市場 交易(arm-length)的採購關係為主。這是因為「從需求面來看，台灣 IT 組裝廠在 本地採購的零組件和周邊設備通常是標準化設計；組裝廠用不著為了採購這類產 品而與供應商建立正式關係」（頁 118）。從供應面來看，由於本地買主並不像國 外買主一樣供給穩定的大訂單，因此零組件供應商與本地供應商綁在一起的動機 也叫很少。這樣的需求和供應面都無法有足夠的理由，來讓組裝廠和零組件供應 商之間建立正式的網絡關係，進一步，她們也推論「在後進國家如台灣，IT 產 業內部網路主要是保持距離的性質。中立性的交易遠超過代工、加工或基於「信 任」（不管是用什麼標準來衡量）的採購。」（頁 120）。
瞿宛文與安士敦（2003）的研究，掌握了台灣經濟發展的特殊狀況，也就是 產業後進者的地位，並予以理論化。但她們沒有問的問題是：既然已經擴大規模 和範疇，為何台灣電子業沒有形成垂直整合的公司？我們認為，瞿宛文與安士敦
（2003）對電子業缺乏網絡的看法，並不完全正確。本文將論證在邏輯上，領導 廠商與零組件供應商的地理聚集和網絡關係，正是使得大型組裝廠不必形成垂直 整合，而是透過虛擬的整合，來降低交易成本。
我們認為不論是陳東升（2003）或是瞿宛文與安士敦（2003）對台灣電子業
發展與產業結構的解釋，都忽略了技術特質與台灣廠商在全球商品鏈中的地位二 者之間的關係。本文認為，台灣電子業，不論是電腦或半導體，都處於快速追趕 的階段，其技術和廠商的特質，就是它們無法如先進廠商具有技術優勢來創造技 術租金，而是依賴長久累積的技術能力，進入已開發的產品，並快速改良後大量 生產上市；這需要快速轉換的技術、彈性生產，以及成本低廉的優勢，才能在國 際市場上佔有一定的地位。正因為這種快速追趕的性質，廠商需要與既有網絡廠 商的合作，速度和彈性來面對市場波動，這樣的相互需求，造就了台灣電子業廠 商之間緊密相連的虛擬整合型態。
快速追趕的廠商，為何不形成垂直整合？從 Coase（1937）以來，交易成本 成為解釋為什麼廠商會出現或廠商如何決定「購買」或「自製」的主要論點。他 指出了廠商的擴大規模具有「報酬率遞減」的現象─廠商的規模擴大到「在企業 內部多處理一筆交易的成本，等於在市場交易的成本，或等於由別的企業家來處 理的成本那一點為止」（Coase，1937/1995，頁 53）。換言之，內部管理成本增加 到不如到外部購買時，則廠商組織不再變大，也可能縮小。Williamson（1985）
延伸 Coase 的交易成本觀點，提出資產專屬性、交易頻率及不確定性三項分析指 標。他認為，當資產專屬性愈高，則市場治理成本也會相對提高，廠商將傾向垂 直整合以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相對地，假如資產專屬性低，則市場交易成本相對 較小，廠商傾向市場交易，而不需垂直整合擴大規模。
交易成本理論受到三個主要的挑戰。 第一是來自社會學， Granovetter
（1985）指出，人的經濟行為是社會的產物，是鑲嵌在社會關係之中，經濟理性 奠基於社會價值和規範，而不是由所謂的利益極大化決定，因此廠商之間的濃密 連帶關係可以大幅消彌交易成本，而未必需要擴大規模成為內部垂直整合的組織 結構。這樣的說法不全然與前述交易成本理論牴觸，反而補充了社會網絡何以在 特定地區發揮巨大功效。近年來有關區域經濟的研究指出，區域內企業之間的綿 密生產網絡，由於行動者之間的信任關係，大大降低機會主義和惡意作為，而不 需要層級管理和付出高額的管理和交易成本（Piore & Sable, 1984; Saxenian, 1994;
Storper, 1997; Schimtz, 1995）。
第二，交易成本理論所討論的知識專屬性質─ 即專屬性愈高，愈傾向垂直 整合─過於簡化垂直整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說法。很多研究已指出，垂直整合 的組織，在治理上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Langolis, 2003; Sturgeon, 2002; Gereffi, Humphrey & Sturgeon, 2005)，近年來大量出現外包型態或組織扁平化趨勢，就是 對垂直整合的反動。資訊電子產業在 1990 年代以來形成的「模組化價值鏈」，造 就了「全球生產網絡」或「模組化生產網絡」的形成（Ernst, 2000; Sturgeon, 2002;
Langolis, 2003），挑戰 Chandler 以來的大就是美、「看得見的手」的觀點，而形 成了所謂的「消失的手」（vanishing hands）的新趨勢（Langolis, 2003）或彈性生 產的新組織型態。
第三，制度的路徑依賴，也經常使得組織模式並不遵循經濟理性，而是遵從 過去所習慣的模式。制度理論的研究已經指出，廠商是社會產物，其價值、行為、
管理方式以及廠商之間的關係，深受社會制度影響（Granovetter, 1985; North, 1990/1994; Campbell, 2004)。因此即使是相同科技類型的廠商，在不同國家展現 出不同的發展類型和組織模式。制度學派認為，制度的差異造就了不同的交易成 本，也影響了經濟成就，有些地區經濟制度的特殊性，有利於降低交易成本，創
管理方式以及廠商之間的關係，深受社會制度影響（Granovetter, 1985; North, 1990/1994; Campbell, 2004)。因此即使是相同科技類型的廠商，在不同國家展現 出不同的發展類型和組織模式。制度學派認為，制度的差異造就了不同的交易成 本，也影響了經濟成就，有些地區經濟制度的特殊性，有利於降低交易成本，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