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第二論述》的研究方法與盧梭的寫作意圖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9
168）。然而，Marks 卻不認為盧梭有意區分自然與歷史的概念，他以自然環境的 稀缺作為線索，指出野蠻人受限於地球上自然環境的窘迫，而必然發展出耕種、
冶金及製造工具的技術等等，這意味著自然狀態的野蠻人，就已然發展自然本性 中的自我完善的能力。
兩位學者的扞格之處，其實就在於歷史發展所衍生出的各種人性之惡，究竟 是人類與「偶然」的環境因素互動的過程，還是自然本性所「必然」導致的結果？
而其關鍵所在，就在於如何理解「自我完善」的能力。此間爭議，筆者將於本章 第三節，重新探討盧梭文本中，自我完善的能力和歷史發展方向之間的關係，以 及兩方學者所缺乏討論的另一個重要線索：「預見」（foresight），筆者將主張，預 見和自我完善的能力之間是一體兩面的，其同時開啟了人類不幸的源頭，但也同 時能夠使人類能夠更審慎地判斷既存的文明現況，而理解這樣的能力，則將更深 入理解盧梭對於文明腐化的立場，並非一味地採取譴責的角度，而是透過區分自 然與歷史的概念，釐清人為歷史如何使得人之本性蒙受腐化，而提出社會契約論 和立法家以診治文明的解方，作為盧梭對於其自身融貫體系的回應。
第二節《第二論述》的研究方法與盧梭的寫作意圖
盧梭相當程度地重視到從過去至未來的歷史如何影響人們思考，也意識應該 為哪些讀者書寫的問題，如 Rosenblatt（1997, 159-163）透過爬梳日內瓦政局與 盧梭思想之間的關係，指出盧梭《第二論述》中的〈獻詞〉（Epistle Dedicatory）， 乃有意批判日內瓦貴族的寡頭統治。
盧梭在抨擊現代文明的《論科學與藝術》（Discourse on the sciences and art,下 文簡稱第一論述）一文的序言中寫道：「如果一個人企圖超越他所處的世紀，便 不應該為這樣的讀者寫作。」（Rousseau 1997a, 4）盧梭所稱的「這樣的讀者」，
其實正是那些囿於所處的國家、社會或時代限制，對未來的人類文明發展抱持著 樂觀態度，宛如宗教狂熱分子的啟蒙運動哲學家與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0
此種鮮明的寫作意識在《第二論述》獻給日內瓦共和國，以及偉大與最為榮耀的 主權者（Sovereign Lords）的〈獻詞〉中更加明顯（Rousseau 1997a, 114）。依《第 二論述》英文版翻譯的責任編輯Victor Gourevitch 所註，這份〈獻詞〉的內容其 實並不尋常（Rousseau 1997a, 351）。原因是，盧梭寫作當時的日內瓦，歷經了長 年的內部爭戰，統治者與公民之間的齟齬始終未能消弭，然而盧梭卻諷刺地以公 民的身份署名，稱頌家鄉日內瓦的政治制度與高尚德行。一個不對讀者有所重視，
也不對人世實際的歷史發展感興趣的寫作者，是難以掌握如此巧妙的政治針砭的。
Rosenblatt（1997, 46-51、159-160）指出，盧梭以《第一論述》揚名後，便與數位 因批判日內瓦的貴族（patriciate）而流亡巴黎的中產階級結識，這段期間的交往，
促使盧梭嘗試在《第二論述》中補足《第一論述》尚待深入剖析的經濟不平等與 政治權力的關聯性。自17 世紀末至 18 世紀上半葉，日內瓦中產階級因政治自由 的縮限、政府濫徵稅收等情事，與貴族產生激烈衝突，當時熟悉日內瓦政局的讀 者，很容易就能看出盧梭行文的政治意涵，例如他讚美小議會中的執政貴族的德 行與智慧，以及尊重法律、儉樸的習性等，這些溢美之詞幾乎不可能不是一種諷 刺，因為盧梭所歌頌的內容，正與當時中產階級所批判的社會問題，恰好形成對 照。
弔詭的是，盧梭一方面宣稱他對人性的探究，似乎僅僅只是一種邏輯性的演 繹推理，無分時空的差異，另一方面〈獻詞〉背後卻藏有其對實際歷史的批判。
關於此中在盧梭研究方法上的爭議，筆者認為值得徵引其關鍵段落如下：
我們因而從排除所有的事實開始，因為這個問題完全不觸及事實，我們 所採用的研究方式，其目的不再於獲得歷史真相，在於獲得假設與條件 式的推理。它們比展示事物的真實起源，更能適當地釐清事物的本質，
正如同我們的物理學家每天針對世界結構所作的假設一般。（Rousseau 1997a, 13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1
如上一節所述，Shklar 基於這段文字，認為盧梭是不在乎歷史的政治思想家，
並且強調盧梭清楚地意識到現代不斷流逝、變動的社會所產生的苦難時，他也同 時產生了對抗而逃避的，缺乏空間和時間的烏托邦思想（Shklar 1969, 6）。然而，
若首先從這段文字的上下文看來，盧梭採用這項研究方法的意圖，是為了指出過 去談論自然狀態的哲學家，沒有一個人真正觸及自然狀態本身。由於這些哲學家 輒以文明社會形成後才出現的觀念，如透過權威與政府等等，來理解自然狀態下 的野蠻人，卻疏於解釋他們如何在缺乏社會互動的自然狀態中，掌握這些必須經 過社會制度才會產生的觀念，而這也是後文盧梭批評霍布斯的主要論點。因此，
盧梭不可能不理解到自己已經進入文明社會，已無法回到「真正」的自然狀態觀 察人的起源，並強調他所談論的並非就是人類最初的真正起源，甚至指出自然狀 態可能並不存在（Rousseau 1997, 125）。
其次，就盧梭所身處的歷史環境來看，Rosenblatt（1997, 164）指出，盧梭所 批評的對象，乃是當時用以支持日內瓦寡頭政治之統治正當性的自然法理論。當 時的現代自然法學家如Barberyrac 和 Burlamaqui，援引格勞秀斯（Grotius）和普 芬道夫（Pufendorf）的立場，將人性描繪成慾望驅動的、傾向暴力的動物，進而 指出人基於自利計算，將放棄自然自由（natural liberty），以組成一個相互保證安 全的社會。18 世紀上半葉的日內瓦的貴族，則利用這套自然法理論，而限制人民 的參與政治自由，如時任日內瓦當局的發言人J.-A. Gautier 宣稱，如果人民任憑 意願而改變法律，則社會便會退回自然狀態的混亂之中（Rosenblatt 1997, 125-126;
164-165）。因此，吾人並不能忽略盧梭在《第二論述》所提出的批評：「他們談論 野蠻人，想的卻是文明人」（Rousseau 1997a, 132），其實與日內瓦政局的歷史因 素頗有關聯性：霍布斯式的人性的描繪，在日內瓦導致了專制的結果。而這也是 盧梭試圖通過探究真實的人性，以反駁現代自然法學家的人性描繪的關鍵理由。
如此推理，盧梭之所以在文章一開頭就表明「拋開事實」的作法，是為了批 判當時的自然法學家對於自然狀態的錯誤理解，而重新確定人的本性的證據基礎。
盧梭的意圖主要是為了批評過往對於人性的研究方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2
另一方面，盧梭所謂的「拋開事實」，並非拋開所謂的科學或實際經驗的事 實，而是拋開聖經上所載明的人類起源，在暫且擱置此一前提下，推測人類可能 的活動型態（Lanson 2006, 12-13; Staen 2019, 249）。盧梭所試圖探究的，可說是 一種源於經驗觀察而回溯推論的人類演化史。
從盧梭的研究方法視為科學研究的論點延伸，Masters（1968, 111-118）進一 步藉由盧梭對於Buffon5的理解，認為盧梭將人視為動物系統（animal system）的 一部分，並參照嚴謹的經驗證據，建立確定而穩固的人性基礎，可以說，盧梭排 除了基督教信仰和形上學論述，其做法無非是一種現代物理科學（modern physics scientific）。特別是，盧梭之所以多次徵引 Buffon 的著作，乃是基於研究方法上 的理由，尤其 Buffon 的《自然歷史》通過實際的對地質、土壤等等描述和推測 世界形成的博物誌，對盧梭的影響甚深，《第二論述》中他多處援引當時迥異於 歐洲文明的旅遊誌的觀察，藉此向讀者展示人類的自然狀態，很可能就是從野蠻 人（savages）的各種狩獵、育兒、抵抗野獸等等活動開始的。而 Buffon 的《自 然歷史》更是在原先缺乏時間概念的牛頓物理學的基礎上，加入了時間變化的元 素 （Hulliung 2019, 143）。按此，盧梭考察人類活動的研究方法，反而說明了盧 梭採取如此方法，是奠基於具有時空關係的，對大自然的經驗觀察之中。
按此，盧梭在《第二論述》中所採取科學分析（scientific analysis）的研究方 法，是為了避免以文明社會的概念理解自然，而通過啟蒙時代盛行的科學方法，
以取得知識的確定性，以確立自己抨擊現代自然法學家的穩固證據。如此對人類 的「臆測」史，是基於有限的，尚未完全文明化的人類觀察紀錄，去「回溯推論」
人們由於再也找不到，或因歷史流變而殆失的，最原初的人類經驗，而其中的不 確定因素，也是盧梭之所以宣稱自然狀態「可能並不存在」的理由。
然而，儘管盧梭多處援引豐富的物種觀察資料，並不能說明盧梭僅僅將人類 視為動物系統的一員。筆者認為，Masters 與 Lanson 將盧梭研究方法，窄化為類
5 18 世紀法國博物學家，著有《自然歷史》（Natural history）。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3
達爾文（Darwin）式的生物演化史，而忽略了盧梭所欲書寫的主題：
在事物進步的歷程中，何時權利取代暴力，自然順從法律，以及在巨大 事蹟的相互發展中，解釋強者怎能服侍弱者，又人民們如何以實際的快 樂為代價，得到空想的寧靜？（Rousseau 1997a, 131）
首先，無論是Lanson 或 Masters 或多或少忽略了啟蒙時代的科學一詞，和當 代的科學有相當大的差異。1830 年代以前的英國，對於「科學」或「科學家」這 樣的詞彙是聞所未聞，而十八世紀的法文或德文中，科學（science, Wissenschaft）
指的是「知識」，而未必特指自然的知識 （Outram 1995, 94）。就 Hankins 的梳 理，啟蒙時代的科學發展仍屬於自然哲學（nature philosophy）的一部分（Hankins 1985, 3-7），而傳統的自然哲學，探究的是上帝的存在論證、自由意志或物質的 運動等，以理性的邏輯演繹聖經啟示的真理，然而自十七世紀科學革命過後，知 識分子轉而從上帝的受造物中，致力於描述或解釋整個物理世界（physical world）
指的是「知識」，而未必特指自然的知識 （Outram 1995, 94）。就 Hankins 的梳 理，啟蒙時代的科學發展仍屬於自然哲學（nature philosophy）的一部分（Hankins 1985, 3-7），而傳統的自然哲學，探究的是上帝的存在論證、自由意志或物質的 運動等，以理性的邏輯演繹聖經啟示的真理，然而自十七世紀科學革命過後，知 識分子轉而從上帝的受造物中，致力於描述或解釋整個物理世界（physical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