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論愛國情感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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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關係，來作為立法家向人民施行的政治教育和公共說服的對照。

1. 盧梭論愛國情感的運用

盧梭於《社會契約論》開頭，提到自己的書寫角色時，曾如此自評：「假如 我是個君主或者立法家，我就不會浪費自己的時間來空談應該做什麼事了；我會 去做那些事情的，否則，我就會保持沉默。」（Rousseau 1997b, 41），然而「生為 一個自由國家的公民並且是主權者的一個成員，不管我的呼聲公共事務中的影響 是多麼微弱，但是對公共事務的投票權就足以使我有義務去研究它們 。」

（Rousseau 1997b, 41）這一段話，似乎意味著立法家並不應該進行規範層次的爭 辯，而是應該逕行從實踐活動中，秘密落實權利原則；反倒是盧梭因為身為日內 瓦的公民，所以有義務深入探究公共事務的內涵與原則，並以主權者的身分向政 府提出改良之建議。

事實上，盧梭此處乃是由於以日內瓦公民自居，去談論政治問題之故，才會 在此一身份上做文章，因為這段話是為了回應這個問題：「人們或許要問，我是 不是一位君主或一位立法者，所以要來論述政治呢？我回答說，不是；而且正因 為如此，我才要論述政治。」（Rousseau 1997b, 41）換言之，盧梭此言是為了指 出自己身為日內瓦公民/主權者，反而有其表達政治意見以及探究政治事務的必 要性，而非為了指出立法家不該探究政治事務的知識，或是否定公民實踐其觀點 的可能性。據此，筆者試圖於下文說明，盧梭為他國立法的著作，其實已然運用 了立法家的科學當中的諸種技藝。

盧梭分別於 1964 年與 1770 年，接收到科西嘉將領 Buttafoco 與波蘭貴族 Wiehlhorski 的邀請，分別書寫兩部立法建議，即《給科西嘉的憲法計畫》與《論 波蘭政府》。儘管這兩部著作未曾於其身前付梓，該書的閱讀者亦非人民大眾，

而是該國貴族，似乎和古代直接向人民演說，達成說服效果的立法家典範有所落 差，然而，盧梭卻於給予立法建議的過程中，展示了各種面對受限的時空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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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必須有所適應的立法技藝。這一點，恰好是立法家必須具備的能力，如盧梭於

《論波蘭政府》中，開篇就提及立法工作，務要踏實地理解現狀：

除非一個人徹底理解他要為之工作的民族，他為它付出的辛勞，不管 其本身如何優秀，在運用上總會存在欠缺，而在涉及一個完全建成的 國家時，這種情況更為嚴重，因為這個國家的品味（tastes）、倫理風 俗、偏見和惡習都深根蒂固，以至於任何新的種子都無法輕易對他們 加以抑止。適合於波蘭的一種良好制度只能靠波蘭人自己建立，或者 是由一個對波蘭民族及其鄰國進行實地研究的人來建立（Rousseau 1997b, 177，括號英譯為筆者所加）。

如一位詮釋者所指出的，過去的詮釋者如柏克（Edmund Burke）、康士坦

（Benjamin Constant），乃至於 Shklar 等人的理解，盧梭基本上都是一以抽象概 念凌駕於現實的烏托邦主義者（Putterman 2001, 481-482）。然而，此引文所呈現 的思想，卻似乎和這些詮釋產生不小的落差。引文中，可以看見盧梭相當重視波 蘭人自己基於波蘭的理解，以自己制定適合自己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盧梭所 提出的改良芻議，無論是日內瓦、波蘭或科西嘉的著作，皆是為了一國之存續與 政府的良好運作而發，這意味著盧梭探究的主軸，並非主權者的身分界線和重新 塑造，而是如何使普遍意志所追求的公共利益，藉由良好的制度設計以裨益國力。

申言之，Shklar 指出盧梭「並非一位提出政治改革之計畫的設計者」之主張

（Shklar 1969, 14-15），似乎便誤解了盧梭回應當時歐洲歷史的思考方式。筆者此 一論點可從盧梭的書寫的形式與內容來加以理解。關於書寫的形式上，盧梭在兩 部立法建議的文章開頭，幾乎都是以分析該國的歷史、地理、經濟與政治環境開 始「在閱讀波蘭政體的歷史時……」（Rousseau 1997b, 177），以及：「科西嘉島有 利的位置以及其居民幸運的自然品質……」（Rousseau 2005, 124），這意味著盧梭 在給予立法建議以前，並非闡述一系列抽象原則，而是從爬梳當前的政治現況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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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而從內容上來看，盧梭書寫的意圖，都持有一個相似的邏輯，也就是筆者自

《日內瓦手稿》中指出的：「從邪惡裡尋找人類的補救辦法」，這一點亦為多為詮 釋者所支持（Hanley 2008; Putterman 2001; Shaeffer 2012），而所謂的邪惡，即是 社會人自歷史發展出的自重之愛。因為盧梭清楚地知道，儘管人們各營自利的雙 面人狀態，是其公共利益的阻礙，然而，如同前文自《愛彌兒》中所爬梳的：「激 情是自保的首要工具。要消滅這些激情是徒勞無功且又荒謬的。那就是去控制自 然，是去改造上帝的作品。」即便盧梭在說明普遍意志的概念時，也並非要求人 們全然放棄個殊利益，反倒能藉由個人利益的差異，彰顯出奠基於共同生活中的 共同利益（見第二章）。關於盧梭如何從自重之愛中尋求實際的改革計畫，可自

《論波蘭政府》得到更實際的闡釋：

此外，不能使用禁奢法（Sumptuary law）來根除奢華。必須通過使人們 的心靈具有更健康、更高貴的品味，來從人們的內心深處根除它。如果 不能首先使人們憎惡、蔑視那些他們不應該做的事情，對它們加以禁止 不過是荒唐徒勞之舉，而只有當法律的禁令能夠支持人們的判斷時，它 才會有效。任何要給人民創造制度的人，應該要知道如何支配人們的輿 論，並且通過輿論來統御人民的激情。（Rousseau 1997b, 189，括號粗 體及英譯為筆者所加）

這裡的引文提供的毋寧是一種審度各國特殊情勢的方法總綱，亦即，盧梭強 調的無非是說，立法家並不是要全然接受當前人民的風尚，以迎合大眾的修辭術 以操縱人民的激情；亦不能為了達成某個公共目的，而忽視了法律無法形塑健康 的共和國所要求的人民，盧梭重視的無疑是在於如何從理解人民之實然開始，以 公共的輿論塑造人民的品味與社會精神，從而能令法律為人民的判斷所許可，倘 若無視了此一關鍵，那麼立法的失敗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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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人與科西嘉人的處境雖不盡相同，然而皆由於強敵環伺，而不得不屈服 於鄰近的國家，如前者必須面對俄羅斯、普魯士與奧地利的蠶食鯨吞，而後者則 是面臨統治者熱內亞人的經濟剝削。幸虧兩國人民對於自由的追求，以及尚未被 文明完全腐化的倫理風俗，成為了兩國猶能命懸一息的基礎。一如盧梭為日內瓦 人民的辯護，他也同樣極力籲請兩國的領袖，務要保存與恢復人民原初的自由之 風尚，而在從事改革時，應以漸進和審度的態度進行，而不宜大刀闊斧的革新。

首先可從盧梭所理解的波蘭境況，來理解引文中的思考。盧梭開篇就提到，

當他閱讀波蘭政府的前世今生時，他大感詫異，因為：

在閱讀波蘭政府的歷史時，令人費解的一點是，一個如此怪異地構建起 來的國家居然能存在如此之長。這個軀體的大部分已經僵死，另外一小 部分也支離破碎，全部的行動都各自為政，非但沒有共同目標，反而自 相殘殺，終日躁動卻無所作為，對任何外敵毫無抵抗之力，在每個世紀 都解體五六次，而每當他試圖有所作為，試圖滿足自己的某個需要時，

就會陷於癱瘓，不過儘管如此，它卻依然存在且保持生機。（Rousseau 1997b, 177-178）

之所以波蘭政府長期以來陷於癱瘓的困境，乃由於以下三者所致，自由否決 權（liberum veto，單個國會議員可運用此權否定任何法律議案）的濫用；選舉出 來的國王並無實權，而受到國內和國外勢力所把持；國家自身亦無可供防衛的穩 定軍隊（貴族握有私兵），一言以蔽之，無論是立法權或是行政權，皆軟弱無力。

儘管如此，盧梭依然盛讚波蘭雖「處於枷鎖之中，卻仍然在討論保持自由的方法。」

（Rousseau 199b, 178）盧梭緊接著指出，波蘭人並非對現狀毫無覺察，且為自由 抵抗外來的侵略者，並提醒道：「安寧與自由不可兼得，一個人必須選擇。」以 激勵波蘭人面臨國家存亡之秋時尚存的愛國氣息。

這也是為什麼盧梭接著馬上論及古代立法家的精神，以及從小開始的愛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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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因為以強力和懲罰為基礎的法律，並無法引導人民的心靈朝向公共目的，「即 使是最完整的正義也無能為力，因為就像健康一樣，正義是那種人們在享受他的 好處時，卻對之毫無感覺的一種善」，倘若人民的激情和判斷皆不認為正義是可 欲之物，那麼以法律作為統治基礎的共和國，便無法穩固存續。可以說，可欲的 社會精神與愛國情感，是一種使人民的意志指向公共利益的激情，這或可從盧梭 論古代立法家萊格古士加以掌握：

萊格古士的使命是為一個已經被奴役，以及被奴役導致的邪惡所敗壞的 民族創制。他將一副其他人民從來沒承受過的枷鎖，強加在這個人民肩 上，但他總是由此讓他們依附並認同這個枷鎖。他不斷地在這個民族的 法律、遊戲、家庭、愛情、宴會中向他們展示他們的祖國。……這持久 的約束因其目標而變得高貴，從中產生了熾熱的愛國情感，這種感情一 職是斯巴達人最強烈的激情，甚至說是他們唯一的激情，而使他們超越 了人性。（Roussaeu 1997b, 181）

筆者不打算贅述愛國情感於盧梭文本中的細節，簡言之，盧梭基本上認為愛 國情感是一項能夠形塑人民重視公共生活的工具，此一激情不僅使人們能夠自雙

筆者不打算贅述愛國情感於盧梭文本中的細節，簡言之，盧梭基本上認為愛 國情感是一項能夠形塑人民重視公共生活的工具，此一激情不僅使人們能夠自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