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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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這也就是說，我即將為你作描述的，是人類的發展歷史。根據你們原初獲得的各 種品質，而在你們文化與習性中遭到破壞，但尚不至於完全加以摧毀。我感覺，
曾有一段時期，有些個人有意中途停止跟隨這發展的腳步。那麼，現在你想尋找 的，就是回到那個所有人尚未啟動發展的時期。你對於現狀不滿的原因，肇因由 此不幸可預見在未來將會出現更多的痛苦，這或許導致你希望能夠回到從前的時 光，這種感覺必然讓你讚揚最早的祖先，批評同時代的人，以及震驚那些不幸活 在之後的人。
──讓‧雅克‧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Rousseau 1997a, 133）
第一節 前言
在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政治思想中，有一個至關重要 的元素，即是歷史。在上述引文中，吾人不難發現，盧梭相當重視過去與未來的 歷史，如何影響人們的評價活動。本文首要的任務，即是以盧梭政治思想中的歷 史性，詮釋盧梭的政治思想。
諸多學者強調盧梭思想中的歷史元素（Gossman 1964; Einaudi 1967; Strauss 1989; Ansell-pearson 1991）。1儘管盧梭本人並未刻意強調「歷史」的概念，然而 從他描述野蠻人的本性（nature）2 ，到一路發展出社會、財產權、自重之愛（l’amour-prore）之間，的確有過一場人性的轉變。Dent 認為許多哲學家易於認為人的力
1 Gossman 認為盧梭的歷史概念，不僅僅只是主觀的意識經驗，而是存在於世界上可以被探知和 認識的，不斷流變的事物和事件；Einaudi 則指出盧梭的作品中描寫出一種歷史悲劇性、辯證性 的景象，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無論人們是出於偶然或是自己選擇而使得文明進步，最終都使自身 處於更加矛盾的情境當中。兩者皆有意說明盧梭的思想，呈現出人類的生活將無所遁逃於時間，
而必須生活在具體而實際，但是又令人不滿的經驗當中。兩者皆指出，盧梭的歷史概念，是獨立 於主觀意識之外，不斷變化的實際經驗。
2 Nature 一詞，筆者有時翻譯成自然、人之本性、本性。盧梭有時將 Nature 視為原初的自然狀態 中，人類尚未經歷人為的改變，由上帝所既予（given）的身體構造和潛在能力，而有時則僅僅指 涉經歷歷史而改變、發展的人類本性，筆者端視上下文文意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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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傾向，僅僅是相對固定的，或頂多隨著環境而有所差異的，但是盧梭則暗示 人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個體和他人之間的互動基礎、個人理解世界 的模式，皆得以在人類的歷史中，經歷根本的改變（Dent 2005, 59）。Strauss 在
〈現代性的三波浪潮〉（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一文指出這層轉變的重要 性，即盧梭視人類從動物般的次人（subman），逐漸獲得社會性（sociability）與 理性的漫長歷程（Strauss 1989, 89-90）。Strass 更特別指出，這樣的歷史發展並非 是目的論式的（teleological），歷史的目標和發展方向，既無法由人類加以預見，
也無從計畫（Strauss 1989, 90）。
因此，盧梭自己雖然沒有做出自然與歷史的區分，但是闡述人性如何、為何 轉變的過程，卻在他批判霍布斯（Hobbes）自然狀態的論述中作為首務3，也因而 牽動其對於現代文明的進步的理解。Ansell-pearson 延伸 Strass 的觀點，稱盧梭
「發現」歷史作為現代存有經驗的核心問題（Ansell-pearson 1991, 4）。正是由於 盧梭將人性視為歷史發展的產物，人既必須在歷史發展中緩慢衍生出社會性、道 德性，以完備其潛在的理性和能力，卻又因此而侵蝕了人性最初的簡樸、誠實的
（transparent）、自足（self-sufficient）的幸福（Ansell-pearson 1991, 5-6）。就如 Gossman 精準道出的，歷史對於盧梭而言既是必要的，卻又是難以接受的，因為 仰賴歷史發展的進程，人們方能在政治社群中找到個人的幸福，然而這過程卻又 使人類一步一步斲喪自然本性，帶來種種不幸（Gossman 1964, 312）。
上述重視盧梭思想中的歷史元素的學者，似乎忽略了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 的起源與基礎》（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Foundations of Inequality Among men，
下文簡稱《第二論述》）一開始就提出的研究方法：「假設與條件式的推理」
（hypothetical and conditional reasoning）。一如物理學家從基礎的假設出發，排除 實際的歷史事實，而得以橫跨時空差異，解釋全人類的文明發展（Rousseau 1997a,
3 盧梭認為霍布斯的確精準地觀察到過去自然權利論述的缺失，指出自然狀態下的人類，並非一 開始就是具社會性的（sociable），然而，對盧梭而言，霍布斯自然狀態下的人性，其實是建立社 會之後才會出現的產物（Rousseau 1997a, 151）。因此，野蠻人如何轉變而成為社會、文明人，是 盧梭批判霍布斯是否有效的關鍵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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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Shklar 就將盧梭「拋開事實」的說法，視為盧梭不關注，甚至迴避歷史 的佐證（Shklar 1969, 6）。她指出盧梭並不在乎因循時間流變的歷史，反而對於
（natural goodness），而非正視作為歷史之產物的人類，如何繼續在歷史當中改造 自身的文明處境。為了釐清盧梭思想中的歷史元素，筆者將於本章第二節，從盧
4 Shklar（1969, 1-3）在《人與公民》（Men and citizen）一書中，指出盧梭思想和古典烏托邦主義 者如 Thomas More 的親近性。烏托邦主義者譴責侷限人類發展社會性之潛能的原罪，以及任何
應當可以活成什麼模式（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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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中有一「融貫體系」（coherent system），而以對話方式寫作的《盧梭評判 讓‧雅克》（Rousseau, Judge of Jean-Jacques）中，得到更清晰地表達：「自然使人 幸福而善良，而社會使人墮落而痛苦。」（Rousseau 1990, 209; 212）以及接下來 指出的：「但是人之本性不會逆轉，人一但遠離了天真（innocence）和平等的時 代，就永遠不可能復返。」（Rousseau 1990, 209; 213）寥寥數語中，盧梭除了將 自然與社會作為一組對立的概念，又言明他之所以批判社會，高舉自然的良善，
並不是為了使人類回歸粗樸的自然。筆者認為可將這兩句話，拆析為以下兩個重 要問題：
1. 是什麼原因使人類建立起社會，從而脫離本性，無以復返自然，而又據 此造成了人性如何的墮落和痛苦？
2. 在一場無可復返的文明困境裡，人類該怎麼繼續發展？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筆者認為，盧梭的要務首先就是找出為人類的不幸負 責任的源頭。然而第一個出現的弔詭是，盧梭雖然明白地告訴讀者，社會是人類 腐化的根源，卻也是從自然狀態之中的人類一手從歷史發展中建立的制度，那麼，
盧梭所彰顯的人之本性中的善，似乎就因此變得缺乏說服力。原因是，如果人之 本性是善的，為什麼會發展出使人變得邪惡的社會？倘盧梭沒有釐清人之本性的 轉變，那麼人類的自然之善不過是一派虛言，因為人性是人為歷史的進展中發展 出各種社會制度的根源，也因而帶來自我腐化的結果。
這項爭議，透露出盧梭的歷史概念，顯然是他「融貫的體系」中不可或缺的 前提，亦即人之本性，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是否即是造成了人類腐化的起因。
因此，人之本性與歷史發展之間的複雜關係，成為盧梭是否能為其所宣稱的「自 然之善」有效辯護的關鍵。
在這個議題上，Kelly 指出盧梭將「自然本性」與「事物和時間的流逝」兩 者區分開來，人類之所以發展出種種的惡德（vice），並非人之本性必然的發展方 向，而是隨著人類偶然地與環境互動，意外地激發自我完善（perfectibility）的潛 能，而漸漸發展出來的產物，人之本性並不必然造成人性的腐化（Kell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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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然而，Marks 卻不認為盧梭有意區分自然與歷史的概念，他以自然環境的 稀缺作為線索，指出野蠻人受限於地球上自然環境的窘迫，而必然發展出耕種、
冶金及製造工具的技術等等，這意味著自然狀態的野蠻人，就已然發展自然本性 中的自我完善的能力。
兩位學者的扞格之處，其實就在於歷史發展所衍生出的各種人性之惡，究竟 是人類與「偶然」的環境因素互動的過程，還是自然本性所「必然」導致的結果？
而其關鍵所在，就在於如何理解「自我完善」的能力。此間爭議，筆者將於本章 第三節，重新探討盧梭文本中，自我完善的能力和歷史發展方向之間的關係，以 及兩方學者所缺乏討論的另一個重要線索：「預見」（foresight），筆者將主張，預 見和自我完善的能力之間是一體兩面的，其同時開啟了人類不幸的源頭，但也同 時能夠使人類能夠更審慎地判斷既存的文明現況，而理解這樣的能力，則將更深 入理解盧梭對於文明腐化的立場，並非一味地採取譴責的角度，而是透過區分自 然與歷史的概念，釐清人為歷史如何使得人之本性蒙受腐化，而提出社會契約論 和立法家以診治文明的解方，作為盧梭對於其自身融貫體系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