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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資訊自主權，媒體生產新聞的自由自然不包含個人隱私。
大致上，為防止犯罪報導侵害人格權，應以匿名報導處理。若人格權與媒體 報導自由發生衝突，應以「限界確定衡量論」權衡，據此建立實名報導與匿名報 導的法則；若與公眾知的權利發生衝突，被報導人的基本人權則在次之，因而採 實名報導原則。（朱朝亮，2011: 36）為防止犯罪報導侵害正當法律程序，必須遵 循無罪推定原則。所謂無罪推定原則，不是不能報導犯罪，或對犯罪行為視為無 罪，而是不能以報導預斷有罪。原則如下：一、媒體應就被告辯解作適度平衡報 導；二、若非重大案件，即非公眾必要知情事項，為避免侵害被告公平審判，應 採匿名報導或以嫌疑人○○○稱之；三、若有採實名報導的必要，不可以「人間惡 魔」、「高權貪官」、「不肖奸商」、「地方惡霸」等輿論審判用語；四、按程序採「階 段性嫌疑」而非「階段罪嫌」為報導。（ibid., 36-37）
以報導災難新聞而言，學者認為，不是不能拍攝當事人落淚畫面，前提是滿 足以下條件即不構成侵害：徵求同意、節制採訪、報導不渲染與有助社會成員共 同成長。（許瓊文，2011/3/21）不願曝光或接受傳播媒體採訪，是一種「沉默自 由」（freedom of silence）。（汪子錫，2012: 232）為了避免淪為新聞公害生產線的 產製材料，公眾有權利拒絕媒體不當採訪，理當享有免於媒體侵害的自由，是為 情緒不受打擾、隱私不受侵犯、名譽不許詆毀、尊嚴不容踐踏及行動不得妨礙，
此種主張亦是新聞自由的展現。
第三節 享有合宜傳播法制的自由
1861 年，英國廢除「印花稅」，國家箝制報業的力量撤離，從此由市場協調 運作，自由主義學說歌頌這是「自由報業」的勝利。此種論調是將商業報紙由廣 告所得之資金，當作是脫離政黨補助而成為自由而獨立報業。但事實上，商業邏 輯滲透報業，經營成本急劇提升，仰賴廣告維生，彼時以勞工階級為讀者群的激 進報業，本在英國報業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卻因不受廣告主青睞，無力維持運作，
從此兵敗如山倒。報業大亨接手後，提升報紙經營成本，因而提高富有階級掌握 報紙所有權的可能，又屢屢干預編輯方針，新聞自由並未擺脫壓制。（Curran &
Seaton, 1997）
台灣情況亦然。報禁時期，國家權力處處箝制新聞自由，新聞業的唯一生路 是做黨國侍從。（林麗雲，2000）報禁開放，政治干預終於減弱，新聞媒體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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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枷鎖，資本勢力卻趁勢取而代之，從此步入經濟掛帥時代，（李金銓，2004；
胡元輝，2008: 14）諸多問題一一浮現：所有權集中、新聞商品邏輯、新聞從業 人員異化及公民權消逝。（林麗雲，2002: 16-20）顯見國家權力並非唯一影響新 聞自由的因素，商業力量亦是另一重大威脅。（潘家慶，1991）
1993 年《有線電視法》實施後，俗稱的「第四台」就地合法，吸引資本雄厚 的財團掌握先機跨足市場，導致有線電視所有權高度集中，尤其外資大幅入主，
以私募基金為主的操盤手段，不僅衝擊產業生態，更帶有極大風險。（楊艾俐，
2006；陳炳宏，2012）私募基金入主目標在「買低賣高」，因而專買發展成熟且 股價遭低估的公司，收購後積極介入重新整頓，力求降低成本、精簡人力及提升 經營績效，由於著眼點為短期獲利而非長期經營，待一切上軌道，隨即拋售賺取 鉅額價差。（監察院，2011）一言以蔽之，這種「殺雞取卵」的態度，打的如意算 盤是先「買下」（buy），再「剝光」（strip），最後「拋開」（flip）。（Henry, Thornton
& Kiley, 2006/8/6）由於手法惹議，另有「不安定國王」（the uneasy crown）之稱。
（The Economist, 2007/2/8）
就內容面而言，「跨媒體行銷」（cross-media promotion）是媒體所有權集中的 典型表現，媒體企業利用擁有不同媒體的優勢，積極在各媒體平台宣傳，共享再 利用同樣內容，減低成本支出。（Hardy, 2010）若藉由跨媒體經營的優勢，威脅 新聞媒體的自主，干預媒體內容，將造成「綜效偏差」（synergy bias）。（Williams, 2002）實證研究發現，跨媒體行銷的效果遠超越重複透過單一媒體，不但提高閱 聽眾的專注程度，又能增強記憶，提升可信度，甚至持較正面的態度。（Tang, Newton & Wang, 2007）
常見媒體集團替自己說好話，一面倒報導正面新聞，或置入涉己新聞，例如 自家主辦或引薦的商業展演活動，不避嫌在旗下媒體報導刊載播送，甚至當成自 家媒體的頭條報導。（余揚州，2009: 187；吳浩銘、林采昀，2013: 99-100）以《中 國時報》的〈傳教士牽線 路易 14 掀中國熱〉報導為例，內文直接提到：「由國 立故宮博物院、旺旺中時媒體集團聯合主辦……」（中國時報，2011a/11/6）聯合 報系舉辦的「兵馬俑‧秦文化特展」與「印度古文明‧藝術特展」，也是媒體利用本 行輔助經營跨領域事業的案例，不僅能降低廣告成本，又能充實自家報紙內容。
（林富美，2004）該報系 2008 年舉辦的「驚豔米勒－田園之美」特展，透過旗 下媒體鋪天蓋地大幅報導，展出期間又不停刊登政商名流及藝文人士的參展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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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提高曝光率，賺進逾新台幣一億元。（鄭功賢，2008）
借鏡國外案例，美國媒體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為顧及自家企業的利 益，不顧編輯自主，將旗下媒體當成傳聲筒或攻擊異己的利器。（Baker, 1998）義 大利的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掌控當地三大民營電視台 Canale 5、Italia 1 與 Rete 4，控制百分之四十五的全國電視市場，擁有數家頗具影響力的報章雜 誌。他以雄厚的媒體勢力強化政治權威，再以政治權威掌控媒體，因此三度出任 總理，屢次度過政治難關，這種負面影響學界稱為「貝魯斯柯尼效應」（the Berlusconi effect）。（羅世宏，2011: 1）
隨著商業媒體規模日益壯大，唯有資金雄厚的特定階層能負擔經營成本，一 般人望塵莫及，幾乎沒有進出市場的自由。（Curran & Seaton, 1997）另外，自由 市場營造的「很多選擇」只是表象，實情卻是「很多相同的選擇」，大眾在看似 多樣的選擇中作出極其有限的選擇。所謂「自由報業」其實是「不自由報業」（unfree press）。（McChesney & Scott, 2004）總之，媒體併購在商言商，所有權集中引發 的疑慮不外乎報導內容更容易受外界干預，削弱監督政府職責，故而威脅民主社 會平等參與的核心價值。（Curran & Seaton, 1997; Baker, 2007）
除了媒體集團的掌控之外，廣告主亦是影響媒體的重要來源。1993 年起，電 子媒體逐步鬆綁，數量暴增，發展達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在這樣的產業結構中，
廣告收入是媒體的衣食父母，取決多寡的唯一標準則是尼爾森獨占的收視率調查。
由於此機制是廣告主下單的依據，媒體內部上下齊心奉為圭臬，為搶收視不惜走 偏鋒，無所不用其極。收視率不但影響廣告購買，又主宰部門考績、預算撥款、
新聞取材與排序、生死存亡、新聞守門人的生計、升遷與價值，更左右內容產製，
定調大眾口味，幾乎主導電視文化的一切，如此一來，媒體自然全力追求收視回 饋，割捨新聞專業。商業媒體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就連不是仰賴廣告獲利的公視，
也因需要一定的收看人數才有經營的正當基礎，而日益重視收視率。學者將「收 視率宰制新聞的現象」冠稱為「收視率新聞學」（ratings-driven journalism），強調 收視率為市場中主要的決定因素，甚至是唯一因素。（林照真，2009: 3, 275, 277）
尤其廣告市場僧多粥少，在財務拮据的困境，媒體便不斷降低生產成本，此 時能生存才是關鍵，新聞品質根本無暇顧及。（劉旭峰，2006）於是為了節省開 支，抄新聞的歪風開始興起，電視台更在早晨讀報，失去挖掘新聞的能耐。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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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批評台灣媒體缺乏國際新聞，新聞從業人員的說詞多為「沒市場」或「觀眾不 愛看」，但其實癥結在國際新聞製作成本高，一般媒體少有駐外人員。（吳浩銘、
林采昀，2013: 88-91）
每當新聞公害竄出，官方或民間常會出面呼籲媒體自律，履行社會責任，回 應社會期待。（褚瑞婷，2013；胡幼偉，201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5/2/12）
規勸媒體自律，本是美事一樁，但此舉頂多填補法律的灰色地帶，節制不當報導 的效用十分有限。
當今媒體事業組織分工精細，且業主的事業觸角更廣泛，營利往往才是最大 目的。相形之下，自律並非營運的必要條件，也不具強制約束力，因而削弱媒體 追求的動力，（馮建三，1996；朱立熙，2008）充其量是道德上徒具形式的「約 束」、「守則」、「規範」或「宣示」。（Schramm, 1957: 357-68）此外，憲法並未解 釋自律的具體內涵與其法律定位，僅在大法官解釋文提及：「故享有傳播之自由 者，應基於自律觀念善盡其社會責任，不得有濫用自由情事。其有藉傳播媒體妨 害善良風俗、破壞社會安寧、危害國家利益或侵害他人權利等情形者，國家自得 依法予以限制。」（石世豪，2009: 355）
1963 年 9 月 2 日，台北市報業新聞評議委員會成立。該會成員以國民黨黨 工為主，基於深怕得罪當局，僅以「社會責任論」評議社會新聞，政治新聞並無 仲裁空間。況且當初成立宗旨是為以新聞自律組織取代《出版法》，追求自律並 非初衷。（楊秀菁，2012）其次，欠缺制裁力量，業務側重受理申訴與書面評議，
自律功效屢受外界質疑，即使後來更名為「新聞媒體自律協會」，所謂「自律」
仍限定在監看媒體傳播內容、出版評議月刊及辦理傑出新聞人員獎項，依舊不具 約束力。此外，與受報導侵害者得以尋求救濟的司法審判及行政管制措施之間亦 無聯繫。再者，隨著時代演進，非傳統媒體組織大量出現，規範效力更顯局限。
（石世豪，2009: 168, 352-53）
顯見，自律的有效前提在於：具有制裁效力的規範制度。其配套措施有二：
一是「他律」，由專業組織的外部制衡機制共同建構自律所須的運作基礎；二是
「法律」，透過法制的強制力才能補強規範實效，如合理查證、平衡報導、事實
「法律」，透過法制的強制力才能補強規範實效，如合理查證、平衡報導、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