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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媒體《沃草》記者早先抵達採訪場合，卻曾遇有主流媒體要求讓位，或 是不時以老鳥姿態指責菜鳥，見《沃草》記者拍攝少追求衝突畫面，也出言批評：
「你們這些小媒體，拍些沒有人要看的畫面！」（胡毋意，2014/7/23）不乏有主 流媒體記者對公民記者嗤之以鼻，稱他們為「假記者」、「冒牌記者」或「山寨記 者」。（關魚，2010: 212-13；張讚國，2013: 4）另有職業記者曾言：「隨著網路媒 體興盛，造就了新一代的網路丐幫記者，讓原本社會地位低落的記者，更加不值 錢，只要成立了一個網頁、部落格，甚至是個人臉書，就能印製名片，變成了記 者。」此文主旨探討「丐幫記者」在採訪場合討贈禮的作為，先不論文中提及的
「丐幫」行為是否屬實，亦不論行為是否正當，但已可見職業記者怎麼想像非隸 屬機構之記者。（李樹人，2015/2/1）
「假記者」的說法亦可見於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學運後期，管理現場秩 序的學生糾察隊僅承認由立法院發給的識別證或臨時採訪證，此舉等同直接排除 非營利媒體與個人媒體，否則要請立委陪同，以防「假記者」混入議場，例如《苦 勞網》就曾遭以「內部管制」為由拒於議場門外，雙方幾經斡旋，才由糾察找來 立委助理出面查核記者身分，最終才同意放行。（陳逸婷，2014/3/28）象徵新秩 序的太陽花學運，對放行記者進入議場的標準，依舊選擇走老路，承襲舊秩序的 陋習。（王顥中，2014/3/28）
第四節 小結
憲法釋字第689 號揭示，採訪權的權利主體不限新聞機構記者，還包括為提 供具新聞價值之資訊於眾，或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政府的「一般人」。另外 更提及，限制採訪自由的前提要件在於法律授權，「惟新聞採訪自由亦非絕對，
國家於不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之範圍內，自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予以 適當之限制。」但立法院制定的《立法院採訪證件發放要點》，卻以內規限定具 營利事業登記的新聞媒體才享有採訪資格，明顯違憲。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訂定的《執行集會遊行與媒體協調之工作守則》，以設置 採訪區劃分記者與抗爭者的界限，卻缺乏法律依據，不具限制人民基本權利的母 法可供檢視。此外，網路新創媒體與自媒體屢遭警方阻礙採訪，常須另費口舌解 釋，承受差別對待，或根本不得其門而入。除了阻力不斷，還要面臨肢體暴力，
並未參與群眾示威活動的採訪記者，即使第一時間表明身分，且未阻礙公權力執 法，警方依舊出手擋鏡頭搶相機，以優勢警力圍堵推擠，強行架離或拖離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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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逮捕拘留至警局，導致採訪工作被迫中斷，更須承擔器材損壞或人身受傷的風 險。綜觀之，公部門及執法單位宣稱維持秩序的手段，實際是試圖牢牢緊握接近 新聞現場的權利分配。
其實，傳統媒體時代，亦不乏有主流媒體遭阻擋採訪的案例，採訪權受侵害 是新聞自由的沉痾，其中 2007 年環保署拒絕《自由時報》記者周富美採訪，隨 後周遭報社調職，最終被迫離職，當時社會廣為聲援，即是頗具代表的事件。（媒 體勞動權資料庫，2010/2/6）步入網路發達時代，依舊不乏有眾所熟知的主流媒 體採訪遭阻，卻以網路新興媒體與自媒體為大宗，同一採訪場合傳統媒體往往更 占上風。進一步檢視這些案例對象，他們多半在社群圈闖出名號，不是能以獨立 媒體機構或公民團體為後盾，就算是個別記者也擁有資深採訪經驗，採訪仍舊屢 屢受阻，挫折連連。相形之下，一般個人勢單力薄，實戰經驗不足，可能無人指 引又無後援，真要行使採訪權，豈非難上加難？
縱然憲法釋字第689 號以「行為」為界定新聞自由主體的依據，但實務上，
公部門及執法單位依舊常以「身分」認定誰是記者。理論與實務的落差，反映兩 造判定標準的差異，當「身分」成為阻擋或限縮採訪的憑藉，即是新形態報導者 未能享有（平等）採訪權的癥結。外加社會整體若懷有敵意，處處提防，就會甘 於沿襲常規。
以「身分」辨識記者的辦法，往往以傳統媒體機構證件為主，雖不公允至少 能摸清頭緒，豈料採訪者的「攝錄器材」與「穿著」也可能成為識別的途徑，籠 罩濃厚的人治陰影。與扛著高單價攝影機的主流媒體記者相比，網路新興媒體與 自媒體的配備相對簡陋，不但機器體積小，更可能只是手持數位行動載具。而衣 著則反映是否有記者的「氣勢」。綜言之，「專業」設備及「得體」穿著成為正統 記者的標記。（柯幸宜，2015/2/6；王祥維，2015/5/7）
顯然即使網路發達，傳播科技大幅躍進，拆除過往重重發言關卡，人心的那 一關卡卻依舊不去。而朝野之所以積習難改，寧可死守記者的身分判斷，箇中原 因分析如下：
首先，多數公部門及警方對新聞自由的想像停留傳統媒體時代，仍以專業特 權認定權利歸屬。新聞記者在他們心中的形象，是由頗具規模且人盡皆知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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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新聞機構聘僱，受過新聞專業訓練，跑新聞的攝影配備高端。因此就算傳播 科技進步，憲法明文保障一般人的採訪權，只要這般觀念根深柢固，依舊無法打 破想像局限，當然難以接受規模小的獨立媒體，遑論承認來自不同行業的各色人 物為公民記者，才會脫口而出以「沒有聽過的媒體」為由回絕採訪，或直接否認 其記者身分。
部分專業媒體認為自身才是民主社會扮演監督制衡的「第四權」，自認角色 不可或缺，長期歷練才能養成篩選及報導新聞的能力，自詡專業出身無可取代，
他們以「我者」與「他者」建構身分認同，此區隔機制形成，導致難以想像一般 人如何做得來新聞工作，自然認為公民記者不是記者，其產出報導更禁不起檢驗，
亦不值得信任。因此，當公民記者投入生產新聞的行列，侵犯自身職務範圍，也 就無法接受眼中的門外漢越俎代庖，尤其公民記者出現，象徵傳統新聞式微，鋒 頭不如以往強健，心理難免失落，因而懷疑、側目或排斥。（張讚國，2013: 4, 62-66, 68, 194）更有甚者，以「自利」（self-interested）與「業餘」（unskilled amateurs）
的特質另眼看待，（Bowman & Willis, 2003: 13）不但瞧不起甚至根本不當一回事。
（Shirky, 2008: 59-60）但回顧媒體史，自古至今，每逢技術進步降低言論表達的 門檻，原有既得利益者就會直指新進者資格不符，如英國書籍印刷出版經銷同業 公會對未經批准而發表的小冊子的態度即是一例。（Standage, 2013: 393）
其次，各界對新形態報導者的新聞專業也有所存疑，認為尚且不夠格擔任記 者。一般負面評價不外乎，欠缺新聞專業訓練，報導不成氣候，潛藏誤報或散播 謠言的風險，觀點主觀單一，難有持平之論，反而拉低整體新聞素質。（劉靜怡，
2009: 74, 167, 171-72；胡元輝等，2010: 43; 2012: 60；關魚，2010: 214；姜華，
2014: 224-25；管中祥，2015a/10/9）細究之，這種以專業優劣干擾採訪權的思維，
認為新聞資訊宛如食品或藥品，須經過反覆檢查與驗證才可上市，若貿然推出，
勢必損害大眾健康。若不質疑此說法，反而讓政府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宣稱是為過 濾資訊品質而有插手空間（Levinson, 1999: 221, 226）
再次，不論是網路新興媒體或自媒體，公部門與執法單位往往對其採訪動機 多所揣測，認定與抗爭者同夥，只是冒充記者名義，遂行抗爭活動，或假設在新 聞現場會不守規矩，鬧事搗亂，對安全及秩序構成嚴重威脅。於是，預設立場主 導下的作法就此形成：與其徒增「麻煩」，不如消極應對或硬生生拒於門外，免 得節外生枝，更可杜絕「後患」。因此，公部門以內部行政規則過濾採訪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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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發放記者證的手段，建構傳統媒體記者的採訪特權，遂行不公平對待，或在陳 抗現場劃分採訪界線，規範媒體採訪的動線，執法單位則是採「寧可錯殺，不可 錯放」的態度，在新聞現場阻擋採訪甚至無故逮捕拘留。
又次，人人記者時代，新形態報導者組成背景多元，採訪形式不易捉摸，要 辨識是不是記者不如以往容易。對公部門及執法單位而言，辨識記者只會徒增管 理或執法困擾，若回歸身分判斷，以媒體類型等各種形式條件為區別標準，一翻 兩瞪眼，事情變得輕而易舉，故而樂於因循固守舊有作法。
最後，允許誰能與不能採訪接近新聞現場，其實攸關既有權力的運作邏輯。
主流媒體的報導常常只是捕捉有效果卻無足輕重的角度，獨立媒體或公民記者則 側重多元，時常表達異議，站在不利於權力的角度報導，揭發濫權失當。對某些 欲掩蓋真相的既有權力，保障願意為其擦脂抹粉的新聞媒體才是優先選項，對獨 立媒體或公民記者盡顯防備，甚至無所不用其極阻撓，以免造成威脅。（劉忠博，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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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社會如何回應新聞人權？
網路發達時代，傳播科技卸除過往高攀不上的發言門檻，以網路起家的新興 媒體與自媒體順勢興起，模糊「傳播者」及「接收者」的分野，大幅翻轉新聞行 業的作業方式。當網路媒體湧現，公眾報導新聞蔚然成風，憲法回應經驗事實，
明文保障一般人的採訪權，新聞自由從此邁入重要里程碑。當憲法走在前端，社 會整體的認知尚未完全跟進，寧可因循慣例，緊守記者的身分判斷，認定新聞業 為代理的新聞體制，新聞記者則是專業導向的新聞代理人，新形態報導者卻是擾 亂既有秩序的烏合之眾，或是闖入他人地盤的不速之客，導致時常遭以「假記者」
相待，不是採訪權盡失，就是被迫矮人一截。
自媒體時代來臨，不僅衝擊新聞業，更為社會帶來深刻轉變。大勢終究不可
自媒體時代來臨，不僅衝擊新聞業，更為社會帶來深刻轉變。大勢終究不可